从《宇宙风》迁到广州，广州沦陷后名义上在香港出版实际在上海排印以后，我对《宇宙风》渐渐有了“二心”。这大概是由于长期抗战期间，刊物受到经济上损失无疑也是长期的。假如这刊有大力后盾，编者又不是靠它养家活口，或者大义凛然气节高超，可以无所谓萦心于它的经济。我，偏偏又都不是，鼠目寸光，只注意个人和一家生活。若《宇宙风》仍像初创时由我一个人独断独行，大概可以维持下去，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林语堂的胞兄在侧（林憾庐是个大事不糊涂的好人），尽管林语堂声称为了防止他的老兄拆烂污，临时和我订了一份合约，和清先生也不管《宇》务，但是他的不管，比管还令人不愉快，他对职员有点煽风点火，他自己则隔岸观火。上文所记我问管账的为什么多天不记账他竟回说不记就不记，我就怀疑他是受人唆使。这人原是我的亲戚，但因为能力低性气怪，我待他就不及待别人那样客气。平常他并不倔强，现在竟率先发难，令人不能无疑。
《宇宙风》既已摇摇欲倒，人间书屋本是出于一时理想，出版老舍的书虽然销路很好，但实际是为老舍服务，版税特高，书价特低，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漫谈》销不了多少本，我的三百元资本到底能否保全已成问题，想它赚钱盈利供我和一家衣食是不大可能的。于是我办了《天下事》，它虽然是译文杂志，但与《西风》截然不同，一则我不欢喜看人学样，和它抢生意也非道义所许，但是《天下事》的销路不怎么好，仅够保本，这刊物后来我在香港还出了一个港刊，内容和沪刊的不同。香港出版刊物要三千元港币保证金，我无此巨款而竟能在港出版者，是靠旅英的蒋彝（重哑）和熊式一等人的帮助：他们向英国情报部方面说我这刊物完全为抗轴心作宣传，不要别的支持，只要免缴出版保证金，以及寄赠一些英国报刊。
这个《天下事》一出版，终于导致了我和林语堂的分手，退出了《宇宙风》。《宇宙风》和《天下事》港刊都在内地销售，办法是寄纸型到内地，在一家书店付代价若干，印刷发行，盈亏我们不管。这家书店记得叫民生或新生，老板姓戴，店在重庆。他做这笔生意当然在于谋利，我们则以卖纸型所得增加收入以资挹注。我对于民生寄来的纸型费，收入时的确存了私心，虽然并没有舞弊。营私之道，是拿汇来的不说明是《宇宙风》还是《天下事》的纸型费，第一次的作为《天下事》的，第二笔才作为《宇宙风》的。这样一做虽然不过有先后之分，港币不贬值，没有使《宇宙风》损失一点，但我的先私后公、私而忘公是不能否认的，不过因为并不舞弊，所以还是坦然处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接到林语堂一封信，信上谈到《宇宙风》应该会计独立。措辞轻淡，看似闲文，但我看了却另有感触，我疑心林憾庐向他弟弟告了我一状，很可能诬陷我账目不清，营私舞弊，不然的话，为什么林语堂忽然提议会计独立了？我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能再合伙下去，就写了一封回信，说《宇宙风》以区区五百元资本，出版迄今，已赚了不止十倍的钱，这，在我想来，与处处精打细算不大脚大手有关，如今天要会计独立，明天要编辑有部，请问哪来的钱请人聘员，结论是提出拆伙，或者我退出，或者他退出，不退出者负责偿付现在未付的印刷欠账，此后如有盈余，给予退出者三分之一。我自以为这办法是公允的，提出保留盈余分红，在我是为林语堂着想，因为照我看来，《宇宙风》由他老兄经营，只有亏损的，因为和清先生是不拘细节的诗人之类，但如由我经办，虽然形势已非，可能还能够立足甚至于略有盈余。信去后，林语堂来了一信，这次的信却大发雷霆了，说：谈不到什么你退出我退出。这样盛气凌人的信，我当然受不了，当即拟了一个脱离宇宙风社的声明寄给了他，一方面我也应该说我上次的去信是殊欠客气的。
论林语堂这个人，就对我而论，我要诚心地说：他是一个好人，至少不是糊涂人（鲁迅说他糊涂，恐怕是指他的对大事）。第一，他大概知道他和我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从将《论语》交付给我起到会计要独立的信为止，他对我从来没有颐指气使呼幺喝六过，当然，这也可能由于他知道自己吃的是现成饭，所以即使心里有许多不高兴的地方也隐而不发。还有，他可能看出我是“穷人大肚皮”，不怀疑我在金钱上作弊。《宇宙风》第一次结账时，两人大数目平分之后，有几十元零数我给了他，他客气了一下，但到后来还是为此送了我两盒雪茄烟。还有两件事，我以为是他对我无恶感的表示。第一件是抗战时他第一次海外归来，经香港逗留几天时，众多访客中有我的友人周新，据他后来告诉我，他亲耳听见他问憾庐：“亢德不在香港么？你没有通知他我回来？”第二件事是我已经“附逆”之后，在重庆的友人吴铁声(1)曾同又回国来的林语堂谈起设法使我到重庆的事情。林说：“政治上我可以负责，你叫他放心来好了。”吴君写信给内人，她写信给其时在东京“研究日本文化”的我。结果我辜负了他们的盛情，没有去重庆，不去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迂腐脾气，既已附逆有据，有何面目再见。次要的原因是安家之费无着落，林语堂除了政治上外，在经济上他也是可以帮助我的，但是我知他这个人沾别人的便宜不会有心，要他资助别人他可也无意的。而我呢，虽然已经做了汉奸，还是只赚薪水过活，没有捞到一大票横财，可以离家远走再去抗战。总而言之，说林语堂认为我是一个好伙计，大致不会错误。他有一次去苏州访沈三白墓，在苏州读书陪他找坟的周君问亢德怎么不来时，他的回答是他是讲经济实惠的，哪会做这种无谓之事。他的实际意思是说我是不懂风雅的俗人。
我对林语堂可以说自始至终没有什么恶感。他为人不奸诈不霸道，倒是他的风雅，我却有些反感。他的钦佩沈三白，拜倒李香君和芸娘，特别是爱芸娘，不免使人有些感到所谓肉麻，但是您若细细一想芸娘的为人，再知道一些林语堂夫人，就不难明白。林语堂夫人是留学生，说得一口英语，称丈夫总称为Y. T.，对他的生活等等也照顾周到，例如林语堂的雪茄烟总由她置备。然而这位林夫人绝不是中国书上称赞的佳人，外文尽管好，中国古文恐怕不大行，虽能接待外宾或周旋名公巨卿，却不能吟诗作赋，相貌虽非丑陋，却欠妩媚婀娜。总而言之，她不是中国书上的佳人，而林语堂则渐渐地以中国古才子自居。不过他的教育和郁达夫所受的不同，所以才免于闹出风流事来。不敢钟情于活美人，只好寄柔情于古人了。
我并没有把林语堂当作东家或主人，也不能拿他做朋友，他创办了三个杂志，都是我负的责任，我只忠于我的事务，勤于职守。它们的销路在当时说来，都可以说很好，这，应该归功于给它们写稿的有名无名的作家，同时林语堂的牌子和才智也有关系，至于负编辑责任的我，既乏才又无学，说不上有什么贡献。世界上没有编辑学校，我在接编《论语》之前，虽在生活周刊社工作过二三年，做的并不是编辑工作，所以对于编辑之道、怎样做好一个编辑，我没有经过学习，有什么心得诀窍？我只知道要对写稿者恭敬殷勤，不管他有名无名，来稿赶快看，能用的马上通知，不能用的立刻退还，对于未成名作者的文章，我采取先宽后严法，就是文章虽不能说很好很好，但若显露着哪怕一二处好的苗头，例如文字好，有巧思，或者作者的生活特殊，就立刻告诉他可以发表，并希望他源源赐稿。但是对于第二篇来稿如不比第一篇出色，我就马上退还，也不再说仍望源源赐稿了。
我这个编辑方针的好处，是可以鼓励有才华者继续写作，不至于初出手就被冷淡，从此无意动笔。
(1) 吴铁声（1908-1989），字亮臣，又名岳彦。浙江嵊县（今浙江嵊州）人。1930年进入中华书局编辑所工作。1940年曾与朱雯合办《国际间》杂志，后为日军拘捕，脱险后到重庆，仍在中华书局工作，兼任国立编译馆编审等职。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