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世》号称小品文半月刊，这刊物的内容，虽据林语堂所撰发刊词，“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人间世》谈过宇宙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发表过张珏哲先生的文章，张先生当时好像在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间世》有两类文章似乎有些特创性，一类名“特写”，专写某一事或某一物；另一类叫“西洋杂志文”。据林语堂说来，西洋杂志上的文章，内容不拘一格，文笔轻松活泼，娓娓谈来，颇为亲切，可以为中国杂志文作典范。这一栏当然都是译文，黄嘉德(2)出力不少，后来他和他弟弟嘉音合办的《西风》，种根在此。
《人间世》的印刷比较特别。封面的纸张比较结实，正文用纸也似乎比较好一些，最“异样”的是用仿宋字排。用仿宋字，不过是林语堂的想风雅一些的偏见，但苦了校对的人，因为印刷所的仿宋铅字缺字很多，送校样来但见很多□□即所谓铅屁股。印刷和纸张略为与众不同，成本就比一般高了，稿费是千字五元，也比较高些，编辑费定得也相当高，高这高那，售价自然也要高了，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在版权页上，印的是主编林语堂，编辑徐訏和我。徐訏是谁？徐訏真名徐伯訏，浙江慈溪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当《人间世》将出的时候，他从萧山寄一封信给林语堂，信的开头和结尾，当然称师道学生，虽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教过的是英文。我在编《人间世》时没有辞去《论语》的编辑，我一个人顾不周全两个半月刊，于是就请徐訏来帮忙。但他能写诗会写小说，所以是作家而非编辑人才，他后来编辑出版过《天地人》和《作风》两个刊物，都不怎样畅销，寿命也不长久，倒是托西风社经销他自费出版（名夜窗书屋）的小说却风行多时，在解放前出版的《风萧萧》，尤为畅销。
《人间世》停刊之后，曾在生活周刊社主持过书报代办部的丁君匋，请徐訏编辑《人世间》，我亦列名编辑。这刊物在我看来，大有冒牌《人间世》的气味，“人世间”这三个字就是用了“人间世”三字。
我和徐訏共编《人间世》不过一年左右，但从此成了朋友，连彼此的妻子也成了熟人，时常来往。他夫人姓赵，夫妻间发生争吵时，她常来向我妻子诉说。她似很天真，后来上了一个坏人的当，终于和徐訏离婚。
徐訏在我患难时，曾经设法想帮我一个大忙，虽然没有实现。1941年旧历中秋节，我从香港来上海，目的是运一批在上海印刷的书到香港转内地，到书印成运出了，我就打算再去香港，到香港去的船票也在附设于上海银行的中国旅行社定好了。谁知到船期前三两天去旅行社拿船票时，旅行社的职员同我相商，说有一位客人急于去港，我的船票能否让给他，我则下一班船去。我本无非照预定日期动身不可的急事，既然有人有事必须早走，利人而不损己，我欣然答应改迟一班轮船动身。谁知这一答应，后果极为严重：日本对美英宣战，沪港交通断绝，使我陷身于上海。
这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多的积蓄没有，几千元钱是有的。但由于我不会囤积居奇，只知道存款于银行，所以手头所有，只是零存整付和定期存款的银行存折，例如给大儿长女存的所谓教育储金，就有一千多元（后来到期支取，只够买半支铅笔了）。
战争之初，我靠退还船票的钱养家活口，但这支撑不了多久，我知道徐訏有同乡兼朋友魏友棐先生是银钱业中人，我请他转求帮一个忙，拿一新华银行的长期存折，支了四百块钱。我存的是法币，支的却是储备票，而一元储备票，要算两元法币。
过了不多天，徐訏来告诉我，他要到内地即抗战后方去了，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同行。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在中央银行有着一个“挂名差事”，即只拿薪水不必去工作的职员。我对他说，我当然要到内地去，上海现在还怎能生活，但我没有旅费，拿定期储蓄到银行支取现金，是可一不可再的吧。他说，旅费由他去想想办法看。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他已为我借到了两千块钱，作旅费是够了的。我因为同他总算熟朋友了，忘乎所以，告以心事：请他再给我设法一千元安家之费。他说，好吧，我试试看。那时候我正是一家八口：家乡两老，上海四个小孩，加上妻和岳母。我到了内地，找个工作大概不至于没有办法，但月薪所得，自己生活之外能否再赡养八口之家，实在没有把握，如果不能，我不能不想到一家人饥寒交迫的惨状，我不会不心乱如麻惶急不安的。我想起了老舍到内地后给我的信，说他月薪所得仅够一己生活，妻儿衣食之费，望我千万勿忘了应该给他的版税，如无版税可付，千万代为设法即借他些钱汇给他夫人胡絜青。以老舍之名与才，在内地工作收入还仅够他一人糊口，我是什么人，能比他赚更多的薪金吗？当然听说不少人连不识之无的也大发其国难财，但我无此本领。
过了好多天，不见徐訏来。我有些焦急，就和妻同到他寓所看他。谁知走到他门口，只见他的佣妇在把书装进一只箱子。一看见我，就说先生已经走了。当时我一听这句话，不觉凄然，简直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木立了几十秒钟，一拉妻的手臂（她还在问几时走的）返身就走，也不回答佣妇一面装书一面说坐也不坐一坐么。在路上，我很怪徐訏的不告而别，但后来细细一想，应该责怪我自己才对。我的心的确想离开上海，但是我的行动却很可能使徐訏认为不想离开上海，否则既已为我筹借了二千元旅费，怎么还要他再想办法借安家费呢？换了我，也许不会不告而别，但徐訏的能够忍心出此，适足见他的过人之处，能够当机立断，不婆婆妈妈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再为我借到千元，是负我之托，那时如竭力劝我离家，似乎强人所难，借到了呢，我会不会得寸进尺，要求再多借些呢。还有，到了内地之后，倘我的收入不够养家活口，他是认识我在上海的老幼妇孺的，他也许不忍想到她们的啼饥号寒，负起使她们冻馁的间接的责任。
徐訏的做事为人，自有他的计算筹划。例如他以夜窗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几种小说，像《荒谬的英法海峡》《鬼恋》等等，全交西风社代理发行而不交宇宙风社发行。《宇宙风》是我独断独行的，《西风》我也是名义上的发行人。他是怕我代他发行会得账目不清或推销不力吗？我想都不会，我对钱财向来一清二楚，他是知道的，至于推销，其实无所谓努力和不力，一本书的销路好坏，归根结底，在于读者的欢迎与否，经销处是无能为力的。当然，他之拿书交西风社经销，很可能是那些作品多在《西风》上先发表过。不过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拿这事情放在心上，倒是不来烦我正好使我省事呢。
他“不告而别”之后，直到抗战胜利后两年我才和他重见。当时他住在淮海路上的一个公寓里，家中养着一条灰色大猎犬，生活很有些洋气。他已和赵琏离婚，后娶的一位是个天主教徒，他自己本非教徒，同天主教徒结婚是否可以不是同教，我不知道。这位教徒夫人后来听说又离婚了，他所付赡养之巨，听说惊人。这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曾在纽约见过林语堂几次，林的《吾国与吾民》，有不少种文字译本，销路很好，版税收入不少，但一则美国所得税高，二则他生活较阔（为了维持身价），三则他为改良华文打字机耗费可观，所以经济上并不怎么富裕，而精神上的意外打击，特别使他难受，他为他的大女儿择婿，已定了订婚日期，料不到订婚这天，她竟离家出走，同一个美国人私奔了。林语堂和徐訏谈这件意外事故时，痛苦得至于泪下。
徐訏过去曾经去比利时留过学，时期不长，欧战结束联合国在美国纽约成立时，他是《扫荡日报》的去美专访记者。我不知《扫荡日报》属于什么派系，以报名论，似乎应该是军方报纸，难道他已经弃文就武投笔从戎了吗？但我没有问他。
解放之前不久，他办过两个出版社，第一个在愚园路，老板或合伙人姓陈，年纪很轻，还在大学念书，家庭似乎是资产阶级，他是代他叔父出面的。办了不久，散伙了。第二个在外滩一所旧大厦里，老板或合伙人是经商的，但与音乐家相往来，到过他的写字间的，有歌唱家周小燕、词学大家龙沐勋、写有关音乐文章的钱仁康。钱君曾寄不少文章给《论语》，但以前未曾见到过。这个出版社也存在不久。徐訏怎么找到这两个老板或合伙人，我不知道，也不晓得他有这样的资本家相识。他拉我做这两个出版社的经理，虽然月薪有限，盛情总令人感激不尽的。惜乎这两个出版社都出书极少，第一个似乎没有出过一本书，后一个至今记得的，也只有王予(3)的一本小说集。所以，我的名为经理，实在徒有虚名，而且那时节我正大难之后，神经麻麻木木的，百事无兴趣。幸而不久上海就解放。出版社还在解放之前就解散了。
徐訏在国内印行的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就在这时出版，同时还出了诗集两册，本子很大篇幅很多，我怕销路不好劝他不印，他却满有把握地毅然排印，结果如何记不得了。为了《风萧萧》，我老婆迄今骂徐訏小气鬼，因为她要他送一部，而他口惠实不至。
解放之后，他来看我，说是从故乡来，要去香港了，问我去不去，有人约他在香港编一本画刊。我说当年我不离开上海，犯了一个大错，现在如果离开上海，那就要犯特错了。香港这个地方，我从1938年初去到1941年离开，前后足足呆过一年多，它比上海更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像我这种既与国民党反动派无一丝半缕关系，又非英美留学生的穷汉，是绝对大不易居的花花世界，我若要去，除非打算去做饿殍，做白华我是没有资格也非情愿的。我以直言相告，他不说是与非，我也没有劝他不要去，因为照我猜想，他的打算肯定比我精明。我知道他在解放区不是不可能安居乐业，他的熟人中不是没有革命文人，他之决心去香港，总有他的考虑。
从此一别不再重逢，曾听人说他随林语堂在南洋一所大学教书，他的一个姐姐就住在离我家不远，他的姐夫我也认识，不止一次在小菜场相见，我偶向他问起，他总回说彼此不通音问，虽然徐訏的老母和赵琏所生的女儿就住在他家。
后来我知道徐訏在香港，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注释处知道的，那是这个处忽然给我来信，问我的生年和徐訏的生年，在信上说“此人（指徐）现在香港”。我不知道要他的生年月日何用，为什么要来问我，我不知道他在香港，更不知道住在香港的哪条道上，门牌几号。我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个处一封复信，老实不客气地说：既然你们知道他在香港，何勿直接去信问他，为什么来问我这个实在不知道他在哪里的人，我自己的出生年月日也记不大确切了，哪里还会记得徐訏的。
徐訏的生年其实我可以算是知道的，因为我记得他和我同岁，月日却的确不知。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要知道徐訏的生年，我本以为大概是为注释鲁迅先生给他的信，现在翻遍《鲁迅书信集》却不见有致徐訏信。我本不知道鲁迅先生有过信给徐訏（实在是我曾经知道而忘记了）。在1980年吧，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友雄先生突然光临敝寓，出示鲁迅先生书信抄件一文，上无收信人姓名，说是从由徐和我署名编辑的刊物《人世间》抄下来的，问我是不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我一看信的内容，就回说不是我的。那么只能说是给徐訏的了，但我不敢断言。后来陈先生探听得了徐訏在香港的住址，写信去问，答复确是写给他的。到1981年上半年或80年的下半年，陈先生转来徐訏给我的一封信，陈先生还附言劝我复徐訏一信。(4)
徐訏这一封信，写得相当长，也流露不忘我这个贫贱老友。他说他在教书为生，因觉三不足而名斋为三不足斋，经济不足，精力不足，时间不足。他告诉我林语堂已经去世，他的长女也死了，二女儿在香港编华文版美国杂志《读者文摘》，三女儿在美国研究生物化学颇有些成就，未结婚。他问到我妻儿近况，又说他曾经向他和我都认识的何君问我情况，何君复信推说不知道。这封信写得有感情，末了还希望我给他回信，至盼至盼云云。但我却没有给他回信，虽经老婆儿女力劝，我还是置之不复，使我老婆骂我“冷酷无情”。我之所以不复，理由是没有什么可复的，如果泛泛说几句贱体粗安妻儿无恙之类的话，我不大愿意，但如果大谈我的三十年经历，不大可能而且我也无意于此，事已过境已迁，诉说片段又何苦呢？我想他迟早总会归来，到那时再倾积愫也不迟。后来听说他还请托过归国来的黄苗子先生路经上海时来看我一下。大概是黄君没有经过上海或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始终没有见到过他。
谁知这个多才多艺一切条件都比我好的老友，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我即使极想写信给他，也无从投递了！不过后会总有期，一切届时面罄吧。
徐訏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这个文学门外汉不敢开口。我只感觉他的为人，能待人善接物，和他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他坏话，特别是女性。他对一个较肥胖的妇女，见面时的第一句总是：“近来身体怎样？您好像瘦了一些。”这句话好像是关心对方的健康，实在是变相地博得好感的巧妙辞令，发胖的女性恐很少不希望减肥的。徐訏也可以说是一个风流才子，也听说过他的一些韵事。不过他的言行，即使在女士云集的场合，也并不极形极状，而是微笑着说几句您瘦了一些之类的风趣话。他人生得颀长，背微佝，面色不大好，头发中分，穿的总是西服，但不讲究，总而言之，他并不漂亮，不过也不讨人厌。
他去世不久之前，报上还登过他去法国出席一个什么会。当时我曾想到，他身体大概比过去好了，否则怎么经得起坐十来个小时的飞机长途跋涉呢？
徐訏去了，我时常想起丰子恺先生送给他的一幅画，题为《游春人在画中行》的。徐訏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游春的人，行走于游春的仕女群中。
(1) 手稿原题“《人间世》和周作人五十自寿诗”，据文意改。
(2) 黄嘉德（1908-1992），笔名蓝萍心、默然。福建晋江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二十年。1936年与弟弟黄嘉音、林语堂、陶亢德等人在上海创办西风社，出版《西风》《西风副刊》《西书精华》等刊物，积极介绍西方文化。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1951年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晚年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译有《萧伯纳传》《萧伯纳情书》等。
(3) 王予，即徐淦（1916-2006），原名光玉，笔名王予、齐甘等。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早年就读持志学院，八一三事变后，被迫前往内地，借读四川大学毕业。1938年经由香港回到上海，1942年开始在袁殊主持的伪江苏省教育厅供职。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报界任编辑。1949年与董天野等人组成绿叶社，编绘连环画脚本，同年年底到北京。此后历任大众图画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后半生从事连环画脚本编辑工作。
(4) 上海鲁迅纪念馆1979年6月出版的《纪念与研究》（未标期号，实为该刊第一辑初版，1984年4月该辑曾增订再版）发表了陈友雄的文章《关于〈人世间〉刊载〈鲁迅致××〉信的考证》，文中提及他为《人世间》刊载鲁迅书信，“近来访问了在沪的丁、陶二位，承告知：鲁迅先生的这封信，他俩都不是收信人。因为《人世间》一、二期编辑，实际以徐訏为主，因此这封信当是写给徐訏的。为了确切搞清谁是收信者，又写信问了徐訏先生，承他在百忙中回答：‘鲁迅先生的那封信，确是写给我的。’”则陈友雄访问作者的时间应在1979年6月前。徐訏写给作者的信，落款为“三月二十二日”，应为1979年所写。此信详细内容，后文还会提到，请参看第439-441页。徐訏去世于198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