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十四岁（虚年龄十五岁），离家去苏州一家织缎庄做学徒。上文说起我的一个嫡堂兄到苏州织缎庄学徒，那是要有人介绍的，介绍人是一位落户在苏州的本家，家里人叫他缺嘴荣堂，我们称为露城叔的。他当过苏州一家有名织缎庄的经理，后来辞职自设缎庄。我伯父在苏州经营过蜡烛店，因而认了本家，伯父死后，是他把我堂兄荐到苏州。我的到苏州学生意，也是他的介绍。
我出门时大概是初夏时节，因为记得在杭州拱宸桥在轮船上等开船时吃过樱桃。到苏州是父亲送我去的，仿佛在浔阳小学门口等夜航船到西兴，过江至杭州，到拱宸桥乘轮船直达苏州。到苏州时只有船过宝带桥的一点记忆。
父亲送我到露城叔庄上之后，自己出去找熟人或干什么去了。露城叔人很长大，满脸红光，缺嘴唇，鼻孔旁黄黄的，原来他是闻鼻烟的，他左手拿鼻烟瓶，时时倒一些在右掌心上，掌心按住鼻孔，鼻孔用力吸气。
父亲出去之后，我一个人在露城庄里，真是举目无亲，很为难受，就走到门口等他，又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得我真要哭出来了。
吃饭（不知是午饭还是夜饭）时主人殷勤，接连给我两大块肥多精少的咸肉。我在家里从来不吃肥肉，现在怎么办？只吃精的留下肥的，不像样子；精的肥的一同吃下去，我怕呕出来；精的肥的都不吃呢，又怕辜负主人盛情，不合礼貌。考虑再三，毫无良策，只对着这两块肥肉发呆。最后还是父亲看出了我的为难，代我吃了它们，虽然他本来也是不吃肥肉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吃过猪肉，这倒不是他信奉什么宗教，而是家里极少吃大鱼大肉。
我做学徒的缎庄，名叫李宏兴福记。李宏兴有两家，另一家叫禄寿记。福记是大房，营业不及禄寿记，我进庄时，这家缎庄实际已经奄奄一息了。所谓织缎庄，是拥有若干织缎机，分由机户织成缎匹，原料由庄发给。我拜主人为师，称他先生。他并不懂业务，年纪只比我大十多岁，人在上海的日子多，李家在上海一家大绸缎局有股本，他在那店里有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庄里有一个经理，四个职员，连我三个学徒。在这种庄里做学徒，本来有几种手艺可学，但我无意学，先生、经理、师叔他们也不督促我学。我热心的是看报，庄里订着一份上海的《新闻报》，这报当天上午可以看到。送报的是个独眼龙，报纸用一块布裹住一半，背在背上，用右手拉出一份，在看缎子质地的“铜台”上一放，我一听到报纸落桌的声音，不管手中有无工作，也不看别人眼色，忙着去看。最先看的是副刊《快活林》。《快活林》每天有署名独鹤的短文、李涵秋的长篇。除了《新闻报》，我还偷空去隔壁“栈”里看一下《申报》。这栈是李家的收租栈，所谓隔壁，其实不是相互隔开而是彼此相连的，不过各有各的大门罢了。《申报》的副刊也是后来名之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天地，写长篇的名毕倚虹。当时的文坛由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独占，市上的种种小说都是他们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名叫《九尾龟》的长篇，很有名气，作者署名漱六山房，不知怎的给我打听到他的真姓名和住址（在苏州），曾经专门拜访过他一次。(1)
店是摇摇欲倒了，我是整天沉湎于日报，副刊之外，也看通讯。那时恰值直奉战争。吴佩孚不可一世，在四照堂派兵遣将，威风十足。我莫名其妙地反对吴佩孚的讨张（作霖），反对吴的武力统一。我先生的弟弟却是拥吴的，有一个晚上和我争论，他说你反对不反对关云长的用武，我说不反对，他说那么为什么反对吴佩孚呢？我说关公是以仁伐暴，吴佩孚却是以暴伐暴。他没有再说下去，只对我盯了几眼，哼了一声。从此以后，我总觉得他仇视着我，这对我当然不利的。
这位师叔和我先生是同胞弟兄，但出嗣给开设禄寿记的那房。那一房富有资财，师叔和他继父就设了一个丝织厂，名叫三星。庄是招机户承织的，厂却招机户进来织造。庄是木机，厂是铁机，铁机比木机进步。设厂之后，我所学业的庄的全部人员就并入了厂，但又不像是厂里的人，像我这个不精一艺的人，就整天无所事事。这对我可以说求之不得，其时我已在阅读《东方杂志》，读到我所不懂的名词出典之类，一个一个抄下来查考熟记。
北伐了。北伐军打到苏州前夕，我也参加了厂里的一个什么组织，拿了木壳枪站在离厂不远的娄门城楼上。北伐军进城(2)之后，我参加过在王废基(3)开的群众大会，在青年会开的什么会。厂里常常发生工潮，厂虽没有因此关闭，我们福记这几个人却更加成了赘疣。(4)
在三星厂里，我初次接触到新文学。厂里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青年姓江，他不多说话，关于用于缎匹的花样的图案学得很好，因此虽然还不过练习生（学徒的新名称），却受上下人员的器重。他有一个读小学时的老师，会写小说，小说在创造社出版的刊物《幻洲》上发表。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江得到不止一种，他收到之后，我也能一一看到，如《洪水》，如《创造日》。《幻洲》是小本子，形式很特别，精致可爱，内容似乎有点黄，一个署名潘汉年的作者的作品尤为露骨。但这刊物极得人意，记得有一期我从厂里到老远的玄妙观前一家代售书店专程去买，其时已近黄昏，大雨滂沱，竟等不及到第二天去买。
创造社各家之中，郁达夫的作品我最爱读，后来《达夫全集》出一集买一集，读一遍再读一遍，《一个人在途上》，“非关病酒，不是悲秋”（词中两句），我简直会背诵出来。有一个时期，我只是读郁达夫的作品诵李后主的词过日子。郭沫若致成仿吾信的“芳坞哟”，迄今也似乎有余音犹在耳际。后来创造社的普罗文学以及论文如《桌子的跳舞》，我实在看不懂，所以对于冯乃超、李初梨几位的文章没有什么印象。
在三星厂期间，另一个青年朋友订阅着一份《小说世界》。这刊物不能算是新文学，但也不是鸳鸯蝴蝶派。内容有翻译的侦探和反侦探小说，其中有一个长篇名《剧盗樊德摩斯》的，玩大侦探于股掌之上，极为紧张离奇。(5)
在这期间，我开始写起小说来，而且抱有野心，竟投稿到《小说月报》。说也可怜，我哪里有什么文学才能，只知道抄抄看来的“蔚蓝色的天空”之类罢了，当然投一篇退一篇。不过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实在是难得，记得有一篇竟承蒙他详加指导，这句什么地方不妥，那段哪个方面不当。
李宏兴福记终于关了门，但我却没有卷起铺盖回老家，而是留在苏州，食宿于先生家。他答应荐我到上海一家钱庄或他在职的绸缎店。谁知都不成就，结果介绍到了本地的基督教青年会。
这个会非工非商非农，也不是军政或办教育文化事业的，更与青年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几副乒乓球板，成盒乒乓球供应青年学生，但这实际只是点缀品，正如这会所设立的补习学校、暑期学术演讲以及放着几份杂志刊物阅览架一样。青年会真正可以说是专供本地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场所，它有弹子台、西餐室、浴室，更重要的是放映电影、演出昆剧和歌舞等等，这些才是利之所在。会里的人员，有一个美国人干事，名叫德鲁蒙；总干事姓尢，本地人(6)；另外三个干事林、苏、张，都是本地大学毕业的，和尢同学。这几位干事干什么事呢？主要是征求会员时拉亲戚朋友做会员。会员分普通特殊两种，普通会员的入会费只要几元钱，特别会员可要几十元，这种会员有特别享受，其中之一或仅有的优待是可以来洗浴。青年会浴室的特点是比较清洁卫生，比市上一般混堂高级。干事们还兼任补习学校教职，补习学校教的仿佛是英文为主。干事下是练习干事，有袁、高、陈、钱四位，袁君英语不坏，常与德鲁蒙“也是拿”(7)很多句；陈君似也懂得一些，但和他要好的却是林干事，高君比较老成，不大说话，钱君不懂英语，爱唱京戏，常常在嘴上作打鼓骂曹的打鼓声。我呢，大概连练习干事也算不上，不过不算仆役罢了。
青年会这个机构，既有基督教打头，又有美国人做干事，大干事又都是本地教会大学毕业生，连小干事也会“也是拿”几句，所以堪称洋气十足的了。但在大干事中，却有着一位不穿西装革履、不操“也是拿”的李先生，他圆圆的脸，黑黑的脸色，不修边幅到连胡子也不常刮的地步。但他的地位并不低，连德鲁蒙洋干事见了他也必点点头，打着洋腔中国话招呼一声李先生早。他的作用似在于联络本地官绅。因为他人头极熟，善于交际。
我是连ABC也不识的，袁君竭力劝我学习英语，理由当然不止一端。他劝了再三，我终于到一个据说沪江大学毕业的范先生处学英文了。大概是想假充不是不识之无吧，学的是《泰西五十（或三十）轶事》。一个连ABC也不识的人学《轶事》，当然学得莫名其妙，而且从青年会到范先生处，至少有五华里，来回奔跑，相当费力，因此学了不多几时就不再继续了。袁君对此表示叹息。他说，你不要学也没办法，但我赠你一句英语名言，作为你的座右铭吧：
Always say yes, never say no.
（只说是而不说不。）
可惜他的金玉良言，我终不能像私塾老师王先生的戒我勿露锋芒终身服膺，以致吃了不止一次小亏。
我在青年会里的工作，主要是卖和收电影戏票。上午大家没事干，美国干事一到之后大家到楼上开个会，有祷告仪式，还唱赞美诗。我不是教徒，又是小职员，不过照样画葫芦罢了。不放映电影不演出昆剧的日子，整天没事做，只坐在一个柜台里边，在下午学校放学时候，给来打乒乓的学生们球板和球就算工作了。闲空时候看看人们打弹子，有时候也学打一两盘，主要是看闲书，阅览架上的杂志，主要是《小说月报》，没有一期不看，没有一篇不看。巴金的《灭亡》、老舍的《赵子曰》或《老张的哲学》，都是这时期看的，不过合我口味感动我的作品，还是郁达夫的。在这时期，我还买过郑振铎编的《文学大纲》，它的上册却给人偷去了。
洋干事大抵上午来了，开过会就走。华干事呢，尢、苏、张是本地人，午饭回家去吃；林是上海人，食宿都在会里。这个人很高大，说是体育健将，眼睛却深度近视，眼镜玻璃厚厚的。衣着很讲究，家里有钱，父亲是电器行买办，原籍广东。但他是“领来儿子”，谁知到后来他父亲生了儿子，但仍旧拿他当作儿子。他在苏州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青年会任体育干事。他和陈君很说得来。有一次本地一家妇产科医院护士借青年会礼堂演歌舞剧《葡萄仙子》筹款，演葡萄仙子的一位女性给他看中了，由陈介绍而认识了，后来终于同去上海，“成了好事”。这位林先生有个玩弄女性的秘诀，他说：“只要你肯花钱，花得她吃惊了，你就成功了。”据他自己说，他带她去一家上海著名绸缎店买衣料，叫她尽量挑华贵的买，直到她连说够了够了，他还是叫店员拿出最贵的料子来尽量剪。这位先生在我进青年会不久之后，辞职回上海去了。
高、陈二君能放映电影，所以青年会放电影时，由我和钱君卖票收票。管放映机实际只需要一个人，所以或高或陈常到楼下来看我们卖票，高兴时也帮忙收票。在电影观众中，有一个年轻姑娘使陈君极感兴趣，不用说他是患的单恋病，我们拿这打趣他，他也只是笑笑，并不否认，也不生气。有一次开映电影，这位姑娘来看时，同来的除她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年轻男子。此后她每次来看电影，总有这个青年相陪，到后来，她母亲却不同来了。看情形，这一对男女大概是在恋爱中了。
这天电影夜场映完之后，高、钱、陈和我照常到浴室洗澡谈天。一谈就谈到了那个姑娘。今夜她来看电影，仍由那位男的陪来，两个人样子越来越亲密了。我们在浴室里谈男说女，钱向陈开玩笑，说癞蛤蟆不要想吃天鹅肉了，说你没有林大干事那么有钱能够花钱花得使女人倾心，今生就别想女人了。一谈两谈，终于谈到我们的薪水微薄。我已不记得我的月薪是几元还是十几元，高、钱、陈也不会比我多多少。最后不知由谁提议而由大家一致同意向总干事要求加薪，如果不允加薪，大家一致辞职。
第二天朝会开完，我们真的向尢总干事提出薪水太低，不够生活，请求酌加。说话的似是高君，他年纪最大，比较能言，平常也比较接近总干事。谁知平常温文尔雅的尢总干事，一听高君的婉转陈情之辞，竟然一拍桌子，说了几句类乎“放屁放屁”“反了反了”的话，美国干事不知听懂了高君的话没有，在尢总干事拍桌之后，拿起皮包走了。张干事人较温和，但也说了你们太胡闹了之类的话。李干事呢，露着笑容作和事佬，说慢慢商量吧。本来也许就此转圜，谁知尢总干事紧接着一句“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人也站了起来，并且满面怒容。在这情势之下，我们没有了落场势，不知是陈君还是我，从袋里抡出开公家门橱的钥匙在尢君面前一放，说我辞职了。一人如此，三人学样，交出钥匙，快步下楼。李干事还是赶着说再想想再想想，但尢总干事大声说：“不用理他们！”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四个人决定下一步是去上海找原来的体育干事林君。高、陈是苏州本地人，钱是苏州乡下人，只有我是外地人。说到林，他原也只同陈比较接近，他现在上海干什么大家不知道，四个人去依靠他行吗？大家年纪轻，勇气足，不大多考虑，况且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我身无余钱，把所有书籍全卖给了牛角浜的一家旧书店，买火车票之外大概还有一元八角钱作零用。去向还在三星厂工作的几位相知的人话别时，路上走过一座桥，俯视河水，曾有跳了下去的一念。
(1) 漱六山房即张春帆（1872-1935），名炎，江苏常州人。据郑逸梅记述，其时张春帆居苏州娄门北街。
(2) 北伐军于1927年3月21日进入苏州。
(3) 苏州地名。元末此地为张士诚吴王府，张士诚兵败，王府尽毁，废为土丘乱岗，俗称“王废基”。今名皇废基。
(4) 1927年10月4日起，三星丝织厂工人为了反对资本家卖机、关厂造成失业而罢工。此后，三十六家丝织厂三千多名工人联合罢工，予以声援。至11月28日，资方和国民党当局答应释放被捕工人，不再卖机、关厂，罢工取得胜利。
(5) 《法国剧盗樊德摩斯奇案》于1924-1926年连载于《小说世界》附刊的《民众文学》上。
(6) 这是指尢敦信。尢敦信（生卒年不详），字符赤。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东吴大学，五四运动时期任苏州学生联合会书记，后任苏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多年。抗战爆发后去香港经商。80年代在香港去世。
(7) “也是拿”，即yes no，指英语中的日常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