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水和盐
长久的相安无事之后，汤姆斯河镇和它的化工厂终于有了裂痕，那是在1984年4月12日的上午，贝大街和沃恩街的路口，就在镇中心。一夜之间，路面弯曲了，县里派了修路的人来调查。他们用一个挖掘机挖开了开裂的沥青，发现下面的土壤不是棕褐色，而是深黑色的，满浸着有强烈化学气味的液体。
罗登·莱特博迪也开车去一探究竟。他是欧申县的交通工程师，但这不是他亲自前往的唯一原因。莱特博迪脸庞红润脾气暴躁，在欧申县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汤姆斯河镇也一样。在欧申县共和党机器深厚的文化中，他既是公众的雇员，也是公众的官员。实际上，他是汤姆斯河（官方称谓，多佛镇）的镇长。莱特博迪到达的时候，一个电视新闻小组已经在那了，记者问着一些镇长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他们挖开路的表面，发现里面是各种黑色的脏东西。我觉得那玩意可能是从汽巴-嘉基过来的，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多年以后莱特博迪回忆道。“我们给汽巴-嘉基打电话，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他们最开始说‘那不是我们的事’。”莱特博迪知道公司运营的一条管道穿过汤姆斯河镇，但他不确定走的是哪里，镇上的公用设施图例没标出来。那条管道不能算是秘密，不过也和秘密差不多了。1965年至1966年间的报纸上提到过它，当时汽巴公司完成了管道铺设，开始每天用它将五百万加仑进行过部分处理的废水排入大西洋，而不再排往汤姆斯河。但那已经是老一辈之前的事了，而这个镇子的领导者们对一项技能早已驾轻就熟，那就是遗忘本地历史中那些令人不快的片段，特别是那些与汽巴-嘉基公司相关的。和每个在汤姆斯河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样，莱特博迪与工厂有着深厚的联系。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的兄弟就在那工作。多年来，镇长听了太多故事，燃烧的深井、奇怪的气味、无法解释的疾病——镇上有谁没听说过呢？但在莱特博迪看来，汽巴的环境行为不该由镇上去彻查。毕竟，公司看上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清楚。他回忆道：“以我们的情况，不能对汽巴-嘉基提什么要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从很多方面来看，化工厂在汤姆斯河从来没像1984年初时那么受欢迎。工厂的环境问题貌似总算被甩在了身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固体废弃物总算进了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污水进了新的污水处理厂然后再排海。更重要的是，比起峰值时的70年代，现在污水的总量少了，因为工厂的产品转变了。从1983年开始工厂不再生产最初的产品：蒽醌还原染料，而是集中生产利润更高的偶氮染料、树脂和特殊化合物。1972年的起诉早已成为历史，60年代对河水的污染则完全被人遗忘，而1965年时污染了镇饮用水的秘密仍旧是个秘密。1980年年末时工厂曾有过激烈的罢工——几个罢工工人因为往经理的车下面撒钉子被抓了起来——但自那以后大家都很冷静。尽管罢工后员工总数比峰值时少了几百，化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仍有一千多个，工资总额三千五百万美元，仍旧是欧申县最大的私营雇主。仿佛是为了与过去正式划清界限，1981年年底瑞士人把工厂的名字改了。从今以后，它就叫做“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工厂”，不再是那个长久以来对全镇意味深长的名字——“汤姆斯河化工厂”。
厂名的变更同时意味着公司有意将其他地方的化工生产移入汤姆斯河。1984年1月计划公之于众，汽巴-嘉基公司大张旗鼓地宣布，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公司将把全美的制药工序从罗得岛的克兰斯顿移到汤姆斯河来。汽巴-嘉基没有宣布的是迁址的原因：一场与罗得岛环境部门长达十年的斗争，围绕着公司的废水排放——每天一百五十万加仑，排往帕塔克森特河，再流入纳拉甘西特湾。1983年公司终止了这种排放，因为新建的市政污水处理厂开工了，但当时它在克兰斯顿已经很不得人心了，是抗议和诉讼的靶子。
但在汤姆斯河，1984年年初时汽巴-嘉基公司仍是社交的中心，与政治精英们联系紧密，并经由政治联盟与市民们相联系。所以，1984年4月12日，当汽巴-嘉基最终承认泄漏的物质来自它的废物管道，并且从工厂派了一队穿白色制服的人到贝大街和沃恩街路口，来接管修补破损和清理污物的工作时，罗登·莱特博迪和在现场的政府官员乐于让路，由信得过的专家来接手。很快追踪到，泄漏来自排污管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锈蚀形成的洞。工厂的高酸度废水蚀穿了钢管和两层本应防漏的厚釉，釉也是煤焦油制成的。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汽巴-嘉基公司派来的小组已经完成了修补，开始拉走浸渍过的土壤。几天之后路面可以重铺了，这个路口即将恢复正常。在汤姆斯河，剩下的一点点不快将被填埋和遗忘。任何其他后果都太过遥远不需要考虑。当然，没有人能想到，在汤姆斯河，一个两英寸大的洞最终引发了强大的汽巴-嘉基的毁灭。
在《欧申县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唐·贝内特的办公桌总是最乱的，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在新闻编辑室工作的时间最长，已经几十年了。他桌子上高高摞起的报纸就是小镇新闻的断层：慈善拍卖公告、县里的立法议题、先修中学受新闻吹捧，诸如此类。他在《欧申县观察家报》待的时间越长，新闻编辑室里他的故纸堆占的地方就越多，因为同事们离职之后大多不会有人来接替。而新雇来的记者，大多年纪小得可以做他的孙子了。
1984年的时候，唐·贝内特在新闻编辑室就已经是一个老古董了，但他无所谓。他和妻子住在汤姆斯河，有六个孩子，从没想过搬去一个大点的城市，去一家大点的报馆工作。他在社区里是个受尊重的成员，曾经的青年商会官员，前教育局长的儿子。尽管他的雄心从未超越欧申县，但对工作他可是很认真的。他想做的是披露新闻，而不单是报道。“我希望这个区域知情。如果我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工作，区域就没法得到它需要的信息了，”他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被这里需要。”他的桌子上放着引自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一句话：“所有好的作品都出自对管束的对抗。”这句话，据他的解释，“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灵魂”。
离他杂乱的办公桌不远的地方，贝内特保存着两个大文件柜，塞满了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材料，从他1958年刚到汤姆斯河以来，那个地方就吸引着他，他当时十七岁，工厂开工刚六年。少年时，他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污浊发臭的河水中游泳。初为人父时，他在附近的冰场做冰球教练，看着他的队员拼命吸下晚间的臭气。当记者时，他偶然从工会雇员口中听说了工厂处理环境问题时的一些危险操作。
但是，要把这些信息变成观察家报上的文章就非常难了。工厂“就像密林深处一个封闭的王国。那里有一千三百英亩，而生产区域在中间，所以四面都是缓冲区”，贝内特回忆道。公司总经理们通常拒绝回答关于工厂健康与安全的问题。县议员和镇委员会成员谈起汽巴-嘉基除了歌颂它对经济和慈善的贡献，其他什么也没有。工厂的蓝领工人们本该是内部情况的最好信源，但唯一一次贝内特从他们那得到消息是在合同协商期，当时工会想对公司施压。新合同刚达成共识，他的电话铃就不再响了。尽管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有着种种的权力和影响，它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个谜，很少出现在《欧申县观察家报》、《阿斯伯里帕克报》，或任何其他本地周报的版面上，除非是要资助童子军或是高尔夫义赛，或者其他慈善活动。
唐·贝内特也写那些正面新闻，那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他一直留心想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关于汽巴-嘉基工厂的安全，或是大烟囱、排污管道、垃圾填埋等对周围社区的影响的故事。多年来，贝内特设法让几个这样的文章上了报纸。比如60年代中期，他报道了围绕十英里排海管道建设的论战。但看上去他的报道从来都没什么影响，记忆很短暂，汽巴-嘉基对本地经济至关重要。
但是，1984年年初，贝内特总算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引起轰动的新闻。这次，他的线人是他母亲。一天早上，她在美容沙龙里听到几个汽巴-嘉基雇员的妻子们在谈论她们的丈夫带回家的有趣的消息：工厂的污水处理厂不单处理自己的污水，还接收周围其他工厂的废水，而且这么做好多年了。这可是新闻，贝内特想，因为公司把所有的废水都通过管子泵到了海里，离奥特利海滩不过三千英尺远，那里可是公共浴场。
贝内特和爱德华·波斯特谈过之后，这个新闻变得更棒了。波斯特为州环保部工作，负责州内工业污水管理的执行。原来，汽巴-嘉基一直在违反州内颁发的许可，从外界引来各种废物：雀巢在弗里霍尔德的速溶咖啡厂的苛性钠，山德士在东汉诺威的清洁废物，威肯在纽约州胡格诺边界附近的止汗剂工厂的铝盐。总计起来，至少有十二家公司向汽巴-嘉基的污水处理厂运送液体废弃物。波斯特和州里的同事认为该公司明显违反他们的排放许可，并于1983年通知汽巴-嘉基，如果它继续输入废物，将受到起诉。州政府的要求没有实现，公司的律师辩称——绝不是在反讽——外来的废物没有任何一种像汽巴-嘉基自己送去污水处理厂的毒性那么大，这些外来的混合污水实际上很有用，它们帮助中和了工厂自己的高酸度染料和树脂废水。
贝内特知道，这个故事有料。汤姆斯河镇忍受一个雇用着几千位当地居民、给童子军赞助、拥有乡村俱乐部的企业，这是一回事。而当地的海岸线成了遍布新泽西的多家工厂的垃圾场，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4月12日清晨唐·贝内特听说在贝大街和沃恩街的路口公司的废物管道破了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让汽巴-嘉基吃点苦头了。
早在唐·贝内特动笔写这家公司的废物处理行为之前，这次泄漏当天一早出现在那里的电视新闻小组就是第一个迹象，预示着汽巴-嘉基的这次清理活动不会一如既往地顺利。汤姆斯河虽不是环保主义的温床，但1984年时这里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对拉夫运河事件的宣传已经提升了人们对有毒化学品风险的意识，也因此强制关闭了快乐平原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后院的水井，那些都是这个小镇过去的乡村生活的遗产。琳达·吉利克还没成为一个活动家——她正忙于应付五岁大的迈克尔那些无尽的健康危机——但她和邻居们开始注意到镇上的水质问题，他们听到的传言让人不安。1983年新泽西的报纸上都是美国环保局对新的超级基金管理不善的丑闻披露。局长安妮·戈萨奇·伯福德被迫辞职，她的下属丽塔·拉韦尔被认定欺骗国会。这桩丑闻对于拥有最多超级基金废弃物点位的新泽西州来说是个大事件。詹姆斯·弗洛里奥，伯福德的一名主要对手，是一位来自南泽西的强硬派国会议员，1980年时曾参与起草超级基金法案，他现在正以检察官的热情对伯福德进行追讨。
汽巴-嘉基管道破裂之所以能成为汤姆斯河的大事件，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镇上的一个污染事件确确实实不能被忽视了。过去，这个区域的环境损害往往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养鸡场后面的角落里，橡树林深处的工厂的土地上，或是在大西洋水面下四十五英尺处的管道末端。这次，却是在繁忙的路口，恰在镇中心，这条路再下去就是新的欧申县购物中心，那里取代了河边的商业区成为汤姆斯河和整个地区真正的中心。
“直到发生了泄漏，这之前很多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房子下面的管道，”多年之后，汽巴-嘉基的总裁豪尔赫·温克勒懊悔地回忆道。“就这样，排污管和公司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这都是因为泄漏。而此时整个大气候变了。”当地律师，后来成为公司重要对手的丹·卡鲁齐奥对此表示认同，他回忆道：“镇上太多人都是新来的，对于当地的过往没有太多了解。人们刚刚来到这里，默认一切都是新鲜、洁净、友好的。发现有一个泄漏化学废弃物的管道，这让他们极为震惊。”而废物是被泵往大西洋的——那是欧申县
身份的来源，也是它经济的基石——这一点尤其让人气愤。卡鲁齐奥说：“人们南下来到泽西海岸会说：‘这里有化工厂吗？那都在林登（临近纽瓦克），而这里是天堂。’所以这件事让很多人震惊。”
持续的负面新闻报道开始侵蚀汽巴-嘉基正直的公众形象。真正令这些报道充满破坏性的，不是管道泄漏这个消息本身，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唐·贝内特这样的记者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出质疑。即便测试证明破裂点附近的水井并未受到废水的污染，其他的街区有的是，可供记者们探查。每天，贝内特都在写有损汽巴形象的文章，内容包括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和州政府的管理人员的争辩，还有从别的工厂收污水。很多汤姆斯河的居民听说汽巴-嘉基公司和赖克农场位列超级基金名单之中都非常震惊，它俩与拉夫运河还有纽瓦克、卡姆登同属全国最大的危险废弃物排放场之一，而那些地方在本地居民眼里都是正在衰退的城市，不是他们美丽的家乡。
更大的打击是——尤其对那些坐落在海边的村镇——近二十年来，汽巴-嘉基都把处理过的污水排到海里。拉瓦莱特和锡赛德帕克这些海边小镇的经济和身份全都仰仗着清洁的海滩和洁净的海水。那里基本没人在汽巴-嘉基工作，海岸经济的支柱是夏日的旅游业，不是化工厂。自从60年代阻止建造排海管道的斗争失败之后，海岸村镇的负责人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他们怕把游客吓跑了。但1984年春天管道泄漏的报道来势汹汹，不可能再假装那根管子不存在了。奥特利海滩是多佛镇的一部分——镇长罗登·莱特博迪和汽巴-嘉基关系不错——但在镇北边的拉瓦莱特有它自己的政府，镇长拉尔夫·戈加尔心直口快。现在，排海管道重新成为新闻，戈加尔开始抨击化工厂是一个失控的污染源。
突然间，在这个汽巴-嘉基从前一向随心所欲的地方，它第一次需要全力应对公共关系危机。公司使出了玛丽·安托瓦内特
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各种谦逊与技巧来进行回应。最初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是豪尔赫·温克勒，当时他是工厂生产与环境事务的主管。温克勒是一位有着浓重德国口音的工程师，他说话在美国人听起来比他话里的本意更加傲慢。几年之后他这么解释：“我接受过优秀的科学教育；从没上过公共关系课。”他告诉记者、政客，每一个愿意听的人，管道泄漏是小事，别人谁有其他说法都不要当回事，只有汽巴-嘉基的化学家够资格做风险评估。之后温克勒做了一个后来在汤姆斯河饱受唾弃的声明。他说，公司每天向海里排放五百万加仑经处理的污水，那是无害的，因为那些水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水，还有一点盐”。也就是说，公司做的，不过是往大海的咸水里加入盐和水。
这个声明不单是误导，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坦白地解释——处理过的污水里含有少量公司生产染料和树脂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副产品——或许能在争论引爆成燎原大火之前将其压制下去。而温克勒荒谬的说法，还有他拒绝说明“盐”里面究竟有什么（汽巴-嘉基公司宣称废水中的化学成分是商业秘密），这些只会刺激到一些人，比如《欧申县观察家报》的唐·贝内特，或是拉瓦莱特的镇长戈加尔。他们瞄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公司的废水里有哪些化合物？它们有什么危害？他们会认为，这样一个讳莫如深、居心叵测的公司，一定在隐瞒一些重要的事情。
直到20世纪，这之前工业化合物可能致癌的证据基本上还因为它的支柱——流行病学观察——摇摆不定而在沉睡着。它们是伯纳迪诺·拉马齐尼、珀西瓦尔·波特、约翰·艾尔顿·帕里斯的传奇故事，后来受到沃尔瑟·赫西等人更有条理的分析支撑。他们注意到某种癌症在特定人群中异常高的发病率——扫烟囱工的阴囊癌、钴矿矿工的肺癌、苯胺工人的膀胱癌——这些人同样是暴露在异常高剂量的危险混合物之中，它们通常成分复杂。但他们的报告仅能证明暴露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一种相关性，不是因果性。他们的观察，对于从这上百种可能的“嫌疑”物——扫烟囱工、矿工，或染料工人能接触到的——中确定究竟是哪种化合物可能诱发癌症没有帮助。
要加强对环境致癌作用的调查，研究人员必须从外面的世界进入实验室，从观察变为实验。几个世纪以来，在施内山这样危险的地方，人们已经进行了未加控制的诱癌实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环境能否在实验室严格控制的装置中再现出来。19世纪末，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也有过类似转变，其结果叹为观止。因为其微生物成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各自成为法国和德国的民族英雄。基于约翰·斯诺和其他流行病调查者对现实情况的观察，他们在皮氏培养皿中培养出了致病菌，从大鼠到鸡，他们感染了形形色色的动物。通过实验，科赫分离出了致霍乱、炭疽、肺结核的微生物，与巴斯德一同为疫苗等战略打下了基础，在欧洲和美国，这些战略最终控制住了那些古老的瘟疫。在巴斯德和科赫的成功的召唤下，很多他们的追随者将注意力转向了癌症，寄希望于能取得同样的成果。
癌症有自己的一套。和过去一样，对传染性疾病有用的对癌症束手无策。霍乱弧菌这样的微生物可以在培养皿中培养，但癌细胞不行。（1951年情况有所变化，海拉癌细胞被成功培养为持续生长的细胞系，在此之前培养癌细胞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科赫和巴斯德已经证明，某些致病菌可以在鼠类间迁移，甚至可以在人鼠之间迁移而不失去其活性，但经多次尝试证明，肿瘤的迁移极为困难。
到了1900年，已经很显然，癌症研究不会像科赫发现霍乱的秘密那样，出现那样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某个锲而不舍的科学英雄在实验室中揭开了癌症的奥秘。
肿瘤移植研究的失败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曾被广泛认同的理论：癌症由人体中活的寄生物引发，致病的可能是传染性疾病中涉及的同种病菌。如果不是神秘的寄生物，那是什么呢？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对肿瘤的形成至少提出了三种互不兼容的假说，三种理论都和这个伟大医学年代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鲁道夫·魏尔肖有关。
魏尔肖自己的“刺激”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外源创伤只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重复发生，都可能诱发肿瘤。他下了这个结论——慢性的刺激会引发炎症、细胞损伤，进而是上皮细胞肿瘤，牵连到肌腱、骨骼和软骨等相关组织——但他无法证明。1875年，一个与之竞争的理论出现了，魏尔肖曾经的助手朱利叶斯·孔海姆提出，肿瘤出自一群“胚胎残余”——它们由干细胞组成，未分化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成熟细胞，是存留于成年个体内的残余胚胎组织。孔海姆认为，这些长期休眠的细胞如果被外界刺激激活，随之而来的就是肿瘤，他的假说部分源于一个事实：显微镜下，胚胎组织和癌变组织看上去很像。他的想法后来被修正为去分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癌症始于特异化的细胞意外地退回到它们更原始的状态，开始快速分裂。
上述这些竞争的理论最终（经过重大改良后）被证明至少对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部分正确，但它们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某种未发现的微生物致病，癌症为什么会发生？什么类型的诱因可触发魏尔肖的细胞刺激，激活孔海姆的胚胎残余，或是使特异性细胞开始退化？在20世纪初，还没人能回答。癌症像是一个幽灵，似乎凭空出现，没有可辨识的诱发物。将癌症研究由野外观察转为实验室验证所获无几，除了挫败感就只有几种癌症形成的优胜理论之间激烈的争论。
日本人山极胜三郎亲身经历了这些争论。
他1896年生于一个破落了的武士阶级贵族家庭，他因为医科成绩优异，1892年和另两位年轻科学家被日本政府送去罗伯特·科赫的实验室学习结核病。他们不太受欢迎，确切的原因很难说清：也许是代表团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了科赫家门口，科赫可能因一位朋友受到日本政府的不公待遇迁怒于他们，或者他们可能觉得工作没有意思——也许三者兼而有之。年轻的科学家们来自一个在当时的欧洲看来尚未开化的国家，这点显然也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不过没有证据显示科赫也带着这种态度，他后来访问了日本，还穿着和服照了张相。无论是何原因，日本人很快分散到了别的实验室，这对癌症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山极最后去的是伟大的魏尔肖的柏林实验室，细胞刺激理论的领头羊，对新贵科赫和他关注的微生物不感冒。
山极在魏尔肖的指点下进步神速，全盘接受了导师的癌症刺激理论。魏尔肖知道，施内山矿井和苯胺工厂的病例研究显示，某些污染物可能有致癌性。他同时认识到有可能化合物的暴露会激起他认为会导致恶化的刺激作用。但魏尔肖从没用实验验证过这个想法。看起来，他的新门徒山极逗留柏林期间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就要试一下。1894年山极回到东京，最初被分配去研究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疾病。但1899年他染上肺结核后——山极一度曾以为自己七年前离开科赫实验室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疾病甩在了身后——停止了服役。他的余生都在忍受干咳、气短、慢性疲劳等症状。经历了漫长而时断时续的恢复期，只能在自己东京的实验室活动的山极重拾了在魏尔肖身边时的那股无法抗拒的激情：研究能够通过细胞刺激作用诱发癌症的诱变剂。
通过多种方法，山极确定了要研究的可疑致癌物，一个很明显的答案：煤焦油，最早的工业污染物——扫烟囱工的灾星，也是自1856年威廉·珀金在父母家的阁楼上创造了第一个合成染料之后，化工革命最重要的仙丹。从波特的扫烟囱工到同样依赖焦油衍生物的染料和煤油工业工人的癌症报告，基于一系列观察研究，焦油已经是首要嫌犯了。1907年，尚无任何实验室证据证明煤焦油的致癌性之前，英国政府已正式将阴囊癌列为职业病，宣布“从事沥青或柏油产品处理的工人”如果患上阴囊癌将有资格获得工作补偿。
然而当山极1913年开始他的煤焦油实验的时候，欧洲的科学家们已经放弃了用它在动物体内诱发癌症的尝试。往狗的耳朵里涂抹焦油，向小鼠体内注射焦油，在小鼠皮肤上涂抹偶氮染料或煤油，这些实验均告无效。大部分研究都在试验部位诱发了损伤，但没形成肿瘤。煤焦油的研究看上去进了死胡同，特别是1913年哥本哈根出现了一则激动人心的公告：曾经师从科赫的约翰尼斯·菲比格宣称，经过六年的研究，他发现了一种致癌的寄生生物。菲比格解剖感染肺结核的野生大鼠时注意到，它们很多生有胃部肿瘤。他最终认定病因是一种极小的线虫，它们生活在蟑螂的消化道内，然后被大鼠吃掉，他将其定名为癌螺旋虫。（这种线虫起源于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后经生满蟑螂的运糖船带往欧洲。）菲比格在实验室给小鼠投喂经感染的蟑螂，然后宣布他可以准确地在啮齿动物的胃和食管诱导出肿瘤。菲比格甚至宣称已经成功地将胃部肿瘤从一只小鼠体内转移到了另一只身上。看来这位丹麦科学家已经赢了确认首个致癌物这一战——而且它还是致癌微生物，不是化学污染物。
菲比格做出重要突破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山极已经和他的助手市川厚一开始了他们的煤焦油实验。山极没有忘记导师魏尔肖关于上皮细胞慢性刺激的理念，他设计的实验有两点不同于那些失败了的前辈：他选择在兔子身上实验，因为它们的长耳内侧有足够多可接触的上皮细胞，另外，他决定在几个月中给兔子耳朵涂抹煤焦油，不是只用几周的时间。1913年9月1日起，市川每两到三天就给实验动物耳朵涂抹焦油。（山极身体虚弱无法进行实验室工作。）一百一十二天之后，肿瘤出现了。1914年4月2日，山极兴奋地对东京病理学协会报告了这一结果。但他的听众知道那些失败的欧洲实验，对他的结果有怀疑。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山极在兔子耳朵上看到的肿块只是炎症，不是恶性的。
不屈不挠的山极和市川申请到了一笔资金又买了六十只兔子，开始重复他们漫长的实验。本来一切顺利，但夏天的雨季里笼子里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兔子们几乎都被杀死了。但仅存的几只活下来的兔子，有两只出现了之前见到的肿瘤，于是山极决定不能放弃计划。他又买了更多兔子。当1915年9月25日他正式向东京医学协会介绍研究结果的时候，市川往一百三十七只兔子耳朵上涂煤焦油的日子已经有两百五十天了，已经记录到其中七只的耳朵上出现了恶性肿瘤。这次山极收到的反应比较友善。为了庆祝成功山极写了一个俳句，被译成英语流传，大意是：“癌出现了！意气盎然，走上几步。”他将结果写成论文，以此纪念1902年去世的导师魏尔肖。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注意到的科学家却很少。
当菲比格的盛名迅速传开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偏远，山极的成就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包括菲比格）在小鼠、大鼠和狗身上重复了山极的煤焦油实验，确认了焦油的致癌性，并形成了一套测试其他可疑物质的流程。而菲比格的线虫实验却没有被重复出来。尽管如此，它仍被称颂为融合了致癌机理的两大流派：菲比格的线虫是微生物，但据说它的致癌作用是通过刺激宿主的食道和胃实现的，所以无论是科赫或是魏尔肖的信徒都因这一结果而兴奋。菲比格一再被提名诺贝尔奖，192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由他和山极共享当年的奖项之后，他终于获得了该奖。
事后回头看，这是诺贝尔奖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1926年的时候已经很明显了，菲比格的线虫并非导致大鼠身上所观察到的肿块的直接原因。到了30年代，研究证明菲比格在大鼠身上看到的胃部损伤是良性的，而且只会在动物饲料中缺乏维生素A——这才是主要原因——的时候才会出现。
总之，线虫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可以造成组织刺激（这一迟来的认识对魏尔肖的刺激理论给予了支持）。微生物致癌物，无论寄生物或病毒，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确认。
到上世纪50年代，菲比格的名字已经从很多癌症研究史中消失了。谈及他的工作时，往往是将其当做实验失误的案例。
另一方面，山极的发现开启了现代癌症实验研究工作，为识别上百种在足够剂量下可以对实验动物致癌的化合物铺平了道路。山极之后，癌症不再是可以被忽视的模糊的威胁，仅限于矿井和工厂这些危险的地方；也不再是无法控制的疾病，随意出现没有明显的病因。致癌物的时代到来了。
当斯蒂芬妮·伍特斯听汽巴-嘉基的豪尔赫·温克勒把工厂污水的化学组成说成“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和一点盐”的时候，她怒火中烧。曾是高中的理科教师，1984年刚进入法学院（她后来成了检察官，然后做了法官）的伍特斯可不是个怯懦的人。她和丈夫约翰，一位会计师，住在图恩斯布鲁克大街，泄漏点以西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和周围很多邻居一样，伍特斯家后院有自己的水井，斯蒂芬妮听说孩子们的饮用水和泄漏污染的水来自同一层浅水层之后非常生气。她担心那管子破了有多久了。然后她听到了豪尔赫·温克勒的那段评论，在她看来根本是胡扯。多年之后她回忆说：“我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保护我们的孩子。后来听说废水是汽巴的，汽巴声称那只是稀释了的污水。但那怎么可能只是水和盐呢，特别是如果他们真的违规从别的工厂接受污水？他们不诚实，我觉得我们必须更多地介入。”
她和丈夫，还有一些邻居，请了四位懂科学的朋友来喝咖啡。其中三个是高中理科老师：威廉·斯克朗斯基、彼得·希巴德和苏珊·希巴德。第四位是斯蒂芬·莫雷罗，在镇子南部的牡蛎溪核电站工作。他们决定组成一个团体，斯蒂芬妮·伍特斯做首领，后来他们给自己起名“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团体的任务是促进更严格的水质检测及推动汽巴-嘉基全面公开排放入海的、深埋进土的和烟囱排出的化学废弃物的种类和量。
以汽巴-嘉基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对保守秘密的嗜好来看，这个目标很艰巨。几周之后，这个团体有了更大的抱负。伍特斯从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文章中了解到，汽巴-嘉基的排海许可证已经到期了，州环保部将举行听证会确定是否续签，以及如果续签应满足什么条件。这个许可证对汽巴-嘉基至关重要，公司没有其他的途径去排放每年约二十亿加仑的污水——制药工艺从罗得岛移到汤姆斯河之后污水的总量肯定还要上涨。没有许可证就没有排海管道，没有排海管道汤姆斯河化工厂就得关张。
斯蒂芬妮·伍特斯和她的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期满的许可证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汽巴-嘉基没什么动力去关注几个科学教师，却不得不听命于州环保部。如果这个群众团体能够促使政府机构对汽巴-嘉基采取强硬措施，公司将不得不妥协，否则将威胁到他们在汤姆斯河的整个事业。在“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这个团体里，没人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想法，但他们准备试试。团体的核心成员都是在汤姆斯河习惯于局外人角色的民主党人，所以他们采用了局外人的手段，绕过了罗登·莱特博迪和其他当地的权力人物。反之，他们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信件，从记者中寻找同盟。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贝内特以对他们活动的详细报道来声援他们。而在海边的村镇，镇长戈加尔发布了新社团的消息。很快，几十人拥到了伍特斯家的客厅开会。
癌症当时还不是批评汽巴-嘉基的主要攻击点，但它总在幕后若隐若现。镇上很多人都听人念叨过关于卡迪纳尔大道或是临近化工厂的其他地方的疾病，工厂的工人中也有，但总体的感觉是没什么能证实的。公司甚至都不愿意透露废物中化合物的名称，又怎么会有人指望建立起工厂与疾病的特定模式之间的关系？伍特斯回忆：“从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了社区中的癌症，但我们没有做这种调查的资源。我们挑战的是公司、政客和政府部门全部的社会结构，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再同时挑战癌症了。”
尽管如此，有关癌症的新消息仍在不断流出，没有一个是对汽巴-嘉基公司有利的。早在1981年公司申请新的排海许可证的时候，美国环保局的一组调查人员去了工厂，采集了处理过的污水水样，将它们带回了局里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盐水水箱中，有一群长着暴眼的海洋生物等在那里。它们是糠虾，通常用于测试污水会不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
多年来汽巴-嘉基公司一直拒绝进行糠虾测试，要求用抗性更强的羊头鲦鱼代替糠虾测试废水。（抨击公司的人后来将鲦鱼称为“海里的小强”，因为即使在高毒环境下它们也能生存。）美国环保局的技术人员将不同量的汽巴的污水倒入糠虾水箱，当他们按规程等待四天时间再看动物的反应时，公司为什么抵触检测的原因就很明了了。环保局的结论是，汽巴-嘉基的污水对糠虾有“高毒”，所有环保局测试了的混合溶液中都有超过一半的糠虾死亡——包括只加入百分之六的污水和百分之九十四的海水，稀释比例最大的水箱。
环保局还做了另外一个汽巴-嘉基一直拒绝做的测试，一个与致癌性直接相关的测试。
目的是确定公司处理后的污水是否能诱发细菌基因突变。这很重要，因为突变——DNA的改变——往往会导致癌症中的细胞不受控生长；具有致突变能力的化合物时常——虽然不是每个都是——也是致癌物。第二项检测的结果对汽巴-嘉基更不利。从州环保部的测试结果看，它的污水对DNA的损伤比以往美国环保局新泽西实验室检测过的任何污水都大。报告总结：不应允许汽巴-嘉基公司排放“这样明显有致突变能力的污水”。
自从汤姆斯河有了化工厂，工厂的总经理们始终拒绝公开废水中有什么。通过美国环保局新的测试，政府官员终于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确认公司所说的——排海的只有盐和水，排海之前公司新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去除了所有的危险成分——都是谎言。监管者现在知道了，即便经过了处理，甚至被稀释后，汽巴-嘉基公司每天排入大西洋的五百万加仑以上的废水仍旧非常危险，足以杀死生物，干扰它们的遗传信息。这很令人震惊，因为以传统的管理污染物的方法——分析单个化合物——公司的污水通常是达标的，或者差不多达标。现在，很显然，这个混合体系，即使经过了稀释，是有毒的。
当政府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想当然错得有多离谱的时候，公司已经向海里排放了三百亿加仑以上的污水，1966年之前还向河里排放了数十亿加仑。
1981年的这个测试结果对汽巴-嘉基是一场灾难，但公司管理者们聊以自慰的是，除了管理机构之外没人知道。公司仍有机会在不受到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排海许可证，从而继续在汤姆斯河生产化合物。但1984年4月12日，随着贝大街和沃恩街交叉口泄漏的发现，所有平静地调解的希望都消失了。一个州政府的信源给唐·贝内特透露了1981年糠虾和诱变实验的结果，他随即将其刊登在了《欧申县观察家报》的醒目位置。1984年夏天，贝内特报道了工厂使用的所有化合物。多亏有公司在申请新的许可证时被迫提供的信息，废水的组分不再是商业机密。现在，欧申县的居民们每天都在读这些东西。贝内特甚至写了一个两天的连续专题，详细描述了工厂污水中的二十二种危险化合物和使用的其他一百零九种物质。
化合物的名单极具破坏力，但当它发表出来的时候，比起本地报纸上这又一篇化学致癌物的报道，汽巴-嘉基公司另有一件更令人担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