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细胞们
分娩过程很痛苦，经过了最初恐怖的几秒钟，他终于呼吸到了第一口空气。1979年2月1日，迈克尔·托马斯·吉利克在欢乐角医院出生，整个过程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几天后，他的双亲，琳达和雷蒙德·吉利克带着迈克尔回到了邻近汤姆斯河的家中，他八岁大的哥哥凯文正在家等着。迈克尔立刻成了全家人的宠儿。蓝眼睛，长睫毛，天性阳光，再配上他的金色头发，特别招人喜欢。他看上去就像文艺复兴壁画里的小天使，粉嘟嘟，活生生的。琳达·吉利克教了好几年一年级学生了，觉得自己对孩子的评价很准确。这孩子，她暗想，很完美。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她的这个评价从未变过。在母亲的眼中，迈克尔·吉利克永远是漂亮的。
5月份，他刚满三个月，一天早上喝完奶迈克尔吐了，这对他来说不太寻常。当天晚些时候，午睡后父亲将他从婴儿床上抱起来的时候，这孩子的眼睛来回地转，好像在盯着钟摆看。吓坏了的父母立即带着他去看儿科医生，眼睛的奇怪运动停下来了，但儿科医生建议他们去看神经科医生。在那里，迈克尔做了脑电图——大脑电流活动的简单测试。结果正常，但他的呕吐没有停止。从前的乖宝宝也开始在睡觉时翻来扭去，他好像怎么也不舒服。症状开始出现之后的第五天，父亲给迈克尔换尿布的时候发现孩子的肚脐下面有一个肿块。又过了几天，后背和右腿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肿块。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发展的速度极快。
神秘和恐怖经常是癌症的亲密伙伴。这种疾病的原因和进程始终未被完全了解，而它的预后（直到最近几年）基本上很差。癌症的历史比人类更久：1932年，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在肯尼亚的一个湖床中发现了一块人类祖先的下颌骨化石，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南方古猿，骨头上带着恶性肿瘤，可能是淋巴瘤。甚至在八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中也发现过肿瘤。
最早的癌症存活记录被记录于公元前大约一千七百年的莎草纸上，但那很可能是抄自某个当时已有千年历史的文献。1862年，盗墓者从底比斯偷出了一部十五英尺长卷，将它卖给了美国探险家埃德温·史密斯，其中描述了有人试图用烧热了的“火钻”治疗乳腺癌。该卷轴的无名作者说，对于“外突的肿瘤，是无法治疗的”。
到了古希腊情况并未好转。在古埃及和印度，医生有时会试图手术去除肿瘤，希波克拉底则更倾向于通过食物减少“黑色胆汁”，重建人体“体液平衡”。但当他目睹自己的食物和其他更激进的治疗措施都失败了之后，希波克拉底在他的《箴言》中说：“对于隐蔽的（内部的）肿瘤，最好不要给予治疗，治疗将加速死亡，避免治疗则能延长生命。”
他对癌症研究的一个切实的贡献是发现了球状的肿瘤，特别是当它周围环绕着静脉血管的时候，像螃蟹。他用由karkinos演变而来的希腊语单词carcinos和carcinoma，即螃蟹，来描述这种病征。罗马著名医生塞尔苏斯，那位帕拉塞尔苏斯自称超越了他的医生，将这个单词译成了cancer，即拉丁语的螃蟹。
这一描述不单在形状上与实性的肿瘤相吻合，更代表了癌症发展过程中横行无阻的状态。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1891年写的故事《黄道十二宫的孩子》里面写道：“那只螃蟹静静趴在那里，你要不是看到它嘴边那些不停变化伸来扭去的枝桠会以为它睡着了，那些动作永不停息。如同闷烧的火渐渐吞噬朽木，不声不响，不急不忙。”
困扰着古代医生的，仍旧阻碍着现代研究人员。肿瘤根据它着生的六十种不同器官而分成多个种类。一些发展缓慢而另一些速度惊人，常常会随着血流迁往身体的其他部位，这被称为转移。有些成为坚硬的一团鼓出皮肤，有些则深埋于体腔之中。有几种癌症很少形成肿瘤，除非转移到了继发器官中，例如血癌。最令人沮丧的是，不同肿瘤对治疗的反应差异极大。尽管希波克拉底试图将其归为一类，癌症其实并非一种疾病，实际上，详细分类的话会多于一百五十种。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细胞高度分化，生长失控。
第一位掌握了癌症的关键特征的，又是一个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魏尔肖。他1821年出生于德国，个头矮小，一本正经，精力过剩，作为一名医生，他还在很多其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涉猎之广令人惊异，包括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寄生虫生物学。闲暇时间他设计了柏林的排水系统，还协助挖掘了特洛伊古城。
他主要的错误在于帕拉塞尔苏斯似的自负，这使得他难以接受那些不是由他提出的理念，这样的重要理论在他一生中出现过两次：路易斯·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自然选择理论。这个狂热的自由党人在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为柏林建起了防御，又在随后领导了德国议会的改革，他相信社会的进步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实验来实现的，而非纯粹的理论。“医学是社会科学，政治不过是更大尺度上的医学。”他在Die Medizinische Reform（《医学改革》）——他在1848年动荡之际出版的一份激进报纸——上这样宣称。
这个十二岁便能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天才选择了医学道路后很快就被显微镜迷住了。还在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对病变组织进行显微检验，这在当时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医疗手法和他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因为即使已经到了19世纪中期，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仍是主流观点，各种疾病仅仅被视为一种指标，隐藏其下的是同一种问题：体内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失衡。魏尔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在不健康的身体里他看到一群群病态的细胞。他推断，疾病不是机体失衡的信号，它们有特异的、明确的进程，可以通过在显微镜下密切观察畸变的细胞来对其进行监测。这催生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学科：显微病理学，魏尔肖漫长而成绩卓著的一生都在为这门学科奋斗。
这之前其他人已经提出了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单元，但魏尔肖首次提出了细胞也是疾病的基础单元。
Omnis Cellula e Cellula（《所有细胞都源于细胞》），一首并非他创作却因他成名的短诗说，细胞分化是疾病在体内传播的手段。他推断，病理学进程始于健康细胞在某些外因作用下的功能损失。巴斯德认为外界的干扰可能是活的微生物——细菌，魏尔肖犯了个错，他拒不接受这一观点。实际上，两人的观点都是对的，某些疾病源于微生物，某些则不是，但几乎所有疾病都涉及身体中某些特定部分细胞的损伤。魏尔肖和他的竞争对手巴斯德分别以各自的发现向体液学说的心脏钉上了两根木桩，从而完成了三百年前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开始的工作。
癌症正好吻合了魏尔肖所说的疾病的本质在于细胞的论断，而且他对恶性细胞的密切观察帮助他形成了他的理论。1845年，从医学院毕业两年之后，他首次发现某些病人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极高，而血小板和红细胞数量极低。他创造了“leukemia”（白血病）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病征，希腊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白色的血液。随后他注意到左锁骨下的淋巴结肿大——现在被称为魏尔肖氏淋巴结——经常是癌症的早期标志，这一指标被沿用至今。魏尔肖将他所有对癌症的想法和观察记录于一个三卷本八千页的著作中，名字是Die Krankhaften Geschwülste（《恶性肿瘤》），出版于1863年。他的很多核心观点现在已经被证实，比如癌症的细胞学本质、病程发展的关键是细胞的快速分化、启动事件——对健康细胞造成了破坏，进而引发病程的某个“刺激性”事件——的重要性。在魏尔肖的晚年（他于1902年八十岁时去世），研究者们已不再钟情于他的“刺激”理论，转而追随癌症起源的两大竞争性理论：寄生性微生物，或成熟组织中的胚胎细胞。
三种理论最终都被证实部分正确，但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魏尔肖去世的年代太早，没看到他的理论重获活力，发生演变，即便如他这般远见卓识，这些也是难以预料的。
在孩子身上发现恶性肿瘤特别令人难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太罕见了。通常，癌症都是上年纪的人得的病。每年，在美国六十五岁以上人群中诊断出癌症的概率要比更年轻的人群高十倍左右。
实际上，每年在五到六十九岁的人群中得癌症的概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这种上升趋势是增大的：五岁时的概率大约九千分之一，六十九岁时增至五十七分之一。可能有多种原因造成这种情况：老年机体中细胞内的复杂分子变化、随衰老而来的免疫缺陷、某些肿瘤开始生长前需要长时间复杂的生化进程（例如前列腺的癌前病变）。
即便如此，全美一天中大约会有三十八名儿童确诊患癌，全球大约是八百名。这仍旧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占美国每年患病儿童总数的不到六千分之一，但这比过去的概率升高了。1975年至2005年间，儿童癌症病例猛增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比所有癌症病例数的增长高了一倍。
改进了的病例报告制度和早期诊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病例数的上升，但无法解释为何儿童癌症的增长速度大于成人癌症。孩子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患上了老年人的疾病，这在科学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迈克尔·吉利克的父母来说，他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系统的一种癌症——绝对是晴天一声霹雳，背后一记闷拳。在弄明白向他们袭来的究竟是什么之前，他们已经被击垮了。在他父亲发现第一个肿块一周之后，三个月大的迈克尔就被绑在了曼哈顿的纽约医院的手术台上。手术的切口从他的颈部延伸到腹股沟，试图取出一个垒球大小的肿瘤，肿瘤包裹住了他的左肾、肾上腺和心脏附近的一些血管。医生沮丧地发现肿瘤太大了，无法安全切除，特别是当时迈克尔的血压极高（高压一百七十低压一百，而正常婴儿的血压应该是高压七十低压五十），医生将切口缝合起来，指出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和淋巴结。医生告诉惊呆了的父母，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够活到一岁生日。治愈不大可能（当时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的存活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五），但强力的化疗有可能给他争取一些时间。
迈克尔的癌症和其他癌症一样得名于发生恶性转变的细胞。神经母细胞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天天在发生的奇迹，原始的干细胞从胚胎出现的第一天就形成了，并一步步发展为神经元，或者说神经细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神经母细胞完成它的工作，然后默默隐退，偶尔会在需要的时候再次激活以形成新的神经元。但迈克尔的母神经细胞却永不停歇地在高速运转。当他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疯狂分化，聚集成快速生长的肿瘤，最初形成于他的肾上腺，但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有神经细胞的组织中，比如他的眼睛、脊柱和大脑。1910年确认其起源于神经母细胞后，这种癌症被正式定名。不过早在1864年，根据一个腹部生长着巨大肿瘤的孩子的病例，鲁道夫·魏尔肖就首次对此病进行了描述。迈克尔的癌症很可能在他母亲孕程的第一周就开始了。一年后，肿瘤已经大到压迫了他的很多重要器官，包括心脏、肺、脊柱、肠、眼睛和大脑。它们也破坏了迈克尔的面貌，把他的面孔从拉斐尔的小天使变成了更抽象派的作品。
单凭神经母细胞瘤的各种症状，就足以杀死迈克尔了，而现在，他还要面对化疗和大量使用类固醇治疗造成的各种可怕副作用，包括慢性腹泻和呕吐、严重的发育迟缓、肠胃过敏、剧烈头痛、骨质脆弱和静脉萎缩。这些对吉利克一家来说实在难以接受，当几周的化疗没有减缓那块主要的腹部肿瘤的生长速度后，他们决定带迈克尔回家。他六个月大时，家里为他过了第一次生日，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琳达·吉利克通知了殡仪馆，甚至买好了婴儿大小的棺材，这样，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她就不必再经历买棺材的痛苦。她的儿子已经被医学判了死刑，他被困在了那个绝没机会逃脱的监狱里。
迈克尔·吉利克没有逃出他的囚室
，但他也没有死。他挺到了圣诞节，然后挺到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生日，又挺到了另一个圣诞节……他的肿瘤没有像有些神经母细胞瘤那样自发消失，但它们生长的速度变慢了。和医生的预测相反，尽管有多次紧急入院的恐怖经历，疾病并没有击垮他的任何一个主要器官。放疗毁了迈克尔的金发，却没有除掉破坏他的听力、模糊他的视力、几次让他暂时性失明的面部肿瘤——暂时性失明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三种化疗都同样无效。八岁的时候，在迈克尔的坚持下，熬人的治疗终止了。对他饱受蹂躏的身体有效的药物没几种，除了吗啡，还有一个是控制血压的酚妥拉明。但生产这种片剂药的厂家不再生产它了，这个药厂吉利克一家听说过，汤姆斯河全镇的人都听说过：汽巴-嘉基，掌管着本地一家化工厂的瑞士公司。迈克尔正在慢慢用尽他储备的酚妥拉明。
琳达·吉利克的几个邻居在化工厂工作，但她的心血全都倾注在迈克尔身上，没有注意到偶尔出现在本地媒体上的关于化工厂和附近那个赖克农场——禽蛋场改成了垃圾场——的污染报道。像大多数汤姆斯河镇居民一样，吉利克一家住在化工厂东边——那边是下风向，主导风向是西风；也和很多镇上的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两块水井地：化工厂下游的霍利街井地，和赖克农场以南一英里的公路井地。上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地理位置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吉利克一家或任何汤姆斯河镇居民的关注。空气闻着过得去，自来水看上去还算清亮——虽然夏天的时候水压小得烦人。那么多人搬来镇上居住，水务公司看起来总是在勉力维持。
汤姆斯河的水和空气质量并没有引起吉利克这样警觉的居民们的注意，这毫不奇怪。有的污染是无形的，另外一些是可以掩盖的，比如在夜间排烟。有密林的掩蔽，汤姆斯河化工厂花在污染控制上的钱是能省则省。公司的经理们从1968年起就明确了这个方针，这可以从一份公司的内部记录看出来，这份文件记录了这些人在看到一个描述不同污染处理方法的报告时的反应：“最高管理层浏览了这份报告后，明确了针对这笔支出的原则是仅限于必不可少的。”
环境提升“全是烧钱”，一个经理这样记录。上世纪70年代初，汤姆斯河化工厂赚的比以前都多。1973年工厂创纪录地生产了一亿三千一百万磅染料、树脂和其他产品——1963年是七千八百万磅。在巨大厂区中的三十栋建筑里，劳作的员工有一千四百名，这也创了纪录。这些现在都属于一个新的公司实体：新成立的汽巴-嘉基公司。
但经历了所有这些成长和改变，公司的废物处理手段几乎没变——除了它现在大部分废物都排海而不是排在河里这一点。化工厂仍在往河边的无防渗膜排污池送液体废弃物，每年仍旧把大概九千个桶“从悬崖边”推到没有防渗膜的井里，任有毒物质四溅。
在1970年州政府正式下禁令之前，工人们都在管状直立着的“烟罐”里烧有机溶剂，在过时的圆顶焚烧炉里烧“各种不可思议的”化学废物。
公司实际上有两个“圆顶”焚烧炉，不过有一个的顶子炸飞了，一个桶在里面爆炸了，和火山爆发一样。他们的一个承包商看到之后迷茫地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没顶子的圆顶焚烧炉”。
还有其他事故，1968年一年扔桶的井里就有三次火灾。
1969年，在给公司经理们做的报告中，新来的工程师威廉·鲍勃森直言不讳地详述了工厂与污染相关的麻烦。十六年之后鲍勃森的职业生涯将急转直下，不过在1969年时他继承了詹姆斯·克兰的职责，做了个内部乌鸦嘴，讲的都是逆耳忠言，却无力改变眼前的问题。鲍勃森告诉经理们，州政府就要出台更加强硬的管理措施了，公司对此却全无准备，他带着他们浏览厂里的毒物之旅，中间时不时插入他称为“肮脏画面”的彩色幻灯片，上面都是“桶山”和“桶墓……破坏着田园景观”，还有屋顶的照片，上面都是工厂烟囱排的“浓烟”。
在汤姆斯河镇，没几个居民知道或在意一系列的环境损伤，大部分时间他们看不到也闻不到。但在外面的世界，态度正在改变。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那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吸引了两千万美国人在上百处聚集，环境保护迅即从无人问津变成了全国最为关注的话题。在汤姆斯河，这个活动很温和——学校的孩子们出去远足然后捡了捡垃圾——而新泽西州议会则在地球日这一天成立了环境保护部，此前污染控制的工作归州卫生部管理，饱受冷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国会和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顺应民意，突然开始极力强调联邦政府在污染控制中的角色，这之前联邦政府是落后于州政府和各个城市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汽巴这样的大公司习惯于围着本地政府转，本地政府在法律、技术专家和资金支持上都无法与这些大公司匹敌。在民意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之前，一争论起环境污染，州长镇长们通常都是被大公司围着，而不是跟他们手下的管理机构讨论。这些罪行通常是隐蔽的，很难确认受害者，而强力执法被视为对商业活动的威胁。即使像新泽西这种几十年前的反污染法条文就规定了可采取刑事处罚的州，破坏环境还是经常做民事调解而不做刑事控告。
不过新成立的美国环保局很难坐视不管。它新雇用的律师和工程师都是接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们中很多人是理想主义者，不像州政府或当地政府的同僚那样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他们都是外乡人，优先考虑的是维护联邦环境法律的地位，而不是保护当地就业。汤姆斯河化工厂开始为摩擦做准备了，它成立了一个十九个人的部门监督环境问题，还组织了一千多名员工接受环境保护“宣讲会”。
1971年7月美国环保局第一次拜访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还雇了个律师以示他们是动真格的。国会当时还没有给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授权管理污水排放，但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根据1899年的垃圾法，美国环保局可以开始执法。
这部尘封的法案在过去的七十二年中几乎无人提及，它以极其宽泛的语言禁止了向通行水域或其支流中排放“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任何废物”，除非经美国陆军或其工程兵队允许。
当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律师们急忙拿他们老掉牙的借口说自己已经尽力削减污染排放时，美国环保局的官员指出，其他工厂做得更好。而当他们宣称他们的排放是合法的时候，环保局搬出了1899年垃圾法。
化工厂总算看出当局这次是认真的，为了免于被起诉，他们承诺整改，但那已经到了1972年，太晚了。位于纽瓦克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成功利用1899年垃圾法对十几个镇提起了民事诉讼，起因是他们将未经处理的污泥直接排海。
现在，同一位联邦检控官卡尔·伍德沃德将注意力转向了新泽西州唯一一个私人拥有的排海管道。传票很快送到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要求几位总经理去纽瓦克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多年之后伍德沃德回忆：“那是个非常大的案子，并不难，公司证明了它所做的一切，我们传调了相关的记录。”1972年7月13日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对汤姆斯河化工厂两百零六次违反1899年垃圾法向大西洋和汤姆斯河排污提起诉讼。被控的这两百零六次违法行为——1971年至1972年间美国环保局每发现有一天出现了违规排放计为一次——每次最多被课以两千五百美元罚款，如果汤姆斯河化工厂承认了所有两百零六次记录，最高罚款金额将是五十一万五千美元，这将成为当时新泽西州史上最大的一笔环境处罚。
但起诉书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国环保局和检察官办公室本可以要求法庭签发禁令强制汤姆斯河化工厂立即清理它排放的污染。但早在1972年美国环保局就已经在考虑改变最初的策略，他们最开始是打算将违法行为——比如违反1899年垃圾法——直接定罪。当年年底国会驳回了总统尼克松的否决，授予美国环保局以新的法律管理污水排放的权利，这部新法后来被称为“清洁水法”。它基本上取代了垃圾法，并且和垃圾法一样，未经允许禁止对可通航水域排放污染物，不过审批程序更加复杂繁琐。所以，美国环保局没有申请禁令，而是针对汤姆斯河化工厂依据清洁水法获得排放许可的问题，开始了与工厂长达一年的谈判。这期间诉讼一直暂停，而化工厂的行为一如既往——有增无减。1973年，起诉开始的第二年，生产和排放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来说，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用真正的污水处理系统代替他们无防渗膜的排污池——就是那种他们从50年代起始终拒绝建造的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厂利用微生物和氧气来减少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已经应用了五十多年，不过成本也很高：汤姆斯河化工厂后来终于花一千五百万美元建了一个。工厂的总裁们坚持说，设计、建造一个这样的装置，并调试使其适应工厂自身的污水水质，一共得需要三年时间。他们以这个理由向州管理人员解释后，后者最终推动建成了一个焚烧炉和一个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
1974年美国环保局最终停止了与化工厂的谈判，提出了一个排放许可草案，这其中第一次限制了公司向河流和海洋的排污量，汤姆斯河化工厂立即提出上诉。公司的理由是限制太严格，两年内逐步实施时间太短，然后继续为所欲为。
起诉被转入中止状态，最终被驳回，没有认罪或进行任何处罚。1977年9月一个下雨的早晨，在州长布伦丹·伯恩与一群对汤姆斯河化工厂大加赞赏的政客的见证下，工厂斥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污水处理厂建成了。第二年它开始运行，与此同时，公司的第一个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1号室——也开始运行。这一切不过用了二十五年时间。
总体上说，汤姆斯河镇居民的反应很平静。大部分人都认为把污染排到海里可以接受，而且他们现在也在把自己的生活污水通过市政污水管道和污泥船排到大西洋里。1972年，欧申县最大的私营企业受到刑事指控的消息只惊动了一家本地媒体，《欧申县观察家报》写了一篇报道。文章强调了公司官方“令人惊讶”的反应，随即又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汤姆斯河化工厂是“好邻居”，“对当地经济帮助极大”。
很多镇上的人至少是模糊地知道工厂污染控制的手段很马虎，但没有公开的证据显示周围的居民因污染受到了伤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时，霍利街水井的污染仍是个秘密。）
不过，在工厂东北方一公里多以外的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在那块邻居们乐观地叫它“快乐平原”的濒于崩溃的半农业土地上，居民早餐的咖啡是工业污水冲成的。当时那已不是秘密。
快乐平原与这个快速增长的城镇的其他部分不同，那里没有布满街区和购物中心，那些是为大批涌来的有钱人兴建的。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劳工和农民，他们都是些老辈人，用自己过时的方法取水。快乐平原没有供水干管，对此也没人介意：你自己挖口井，二十英尺以下——至多四十英尺——的地下水就够用了，想怎么用怎么用，不收钱。
1974年年初，一位快乐平原的居民第一次发现了水闻着喝着味道不对，他在9号公路旁有三处地产。原因毫无疑问：那三块地在赖克农场的南边，只距离几百英尺，而赖克原来的养鸡场1971年的时候被弗尼科拉当了垃圾场。自从联合碳化物公司雇人清理了那块场地，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两年，据说是清理了，他们运走了五千个渗漏的桶子，弗尼科拉用来简单堆放有毒废物的沟也被填平了。但邻居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欧内斯特·J·内格尔说：“我们都知道那味儿是从赖克农场过来的。”他和父亲一起在9号公路上经营一家肉铺，店里的水有味，附近几个其他铺面的水也一样。1974年春天县里的健康协调员查克·考夫曼决定彻查周围居民的饮水，他把收集来的水样送到了当地唯一知道怎么分析有机污染的机构——汤姆斯河化工厂。头一次不用做本地污染问题的嫌疑人，化工厂乐于协助。工厂的化验员在几乎每一个快乐平原送检的水样中都检出了浓度异常高的有机物。美国环保局确认了这个结果，分辨出饮用水中的两种物质：甲苯和苯乙烯，这两种物质当初在赖克农场都被倾倒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州政府和县政府后来又去过倾倒点，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联合碳化物公司1972年的两次清理行动是敷衍了事。地上还有五十一个桶，臭气依旧熏天，州政府于是在1974年中期勒令联合碳化物公司第三次过来，移走了那些桶，还有一千立方码浸满了化合物的土壤。
同年夏天，新泽西州的环境管理人员采取了极端措施：他们让镇政府禁用了以赖克农场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延伸大约半英里区域内所有的一百四十八口水井。一次关闭的水井数在当时是全州有史以来最多的。居民被告知要以水泥封堵水井，或者买瓶装水，或者去国民警卫队安置在附近的六个便携式水箱取水。北多佛小学正好在封闭区外沿，但校长决定不要冒险，命令食堂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储存一段时间瓶装水。直到11月份，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跟镇上就成本问题争执了好几周之后，终于把它的干管延伸到了快乐平原，受累的住户和商家们用上了水，这场危机才算平息。
1974年对于快乐平原的居民来说是混乱的一年。本已习惯于从自家后院打免费水的人们被告知必须放弃水井，每月交钱从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买水。很多人对此直接拒绝，不服从政府安排。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自来水里确实闻到了化学气味的人们接受了这个转变，但他们的余生都在疑惑：1974年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毒害。“我们家家的井都被污染了，引来城里的水之前我们都喝了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人因此得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在我们的衣服上留下了污渍。”在距离赖克农场两千英尺的地方经营一家汽车车体店的威廉·海耶尔回忆说。
当年夏天县和镇的卫生部门曾经草草调查过快乐平原的患病人数是否有异常，但很快不了了之。6月份当地报纸刚开始报出污染新闻的时候，县卫生部门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健康调查，随机选取了二十三个快乐平原的家庭进行提问。十五家报告近期至少有一个在肾、胃、肝或胆囊方面出现问题的病例，但这些人中有几家水没有被污染；而另有一些喝了污染的水的家庭根本没有患病报告。因为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他们放弃了这个调查，没有再回访是否存在长期的健康问题。多年之后，查克·考夫曼解释说：“我们没有能做这方面调查的专业人士，当时我这儿基本上没有人手。”快乐平原污染事件发生时考夫曼刚刚踏足这个行业，1973年他被委任为县上第一个健康协调员。
二十五年后，当癌症与污染在全镇甚嚣尘上，有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用于探究健康与污水的关系的时候，却没人再回头看看快乐平原的居民们的际遇，尽管那里的污染证据充分。私下里，关于疾病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在那家肉铺，欧内斯特·内格尔的父亲，也叫欧内斯特，1976年死于白血病。老欧内斯特没少喝店里的浅水井打的水，即使1974年开始变味以后他还在喝。第二年内格尔一家加入了对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集体诉讼，案子最终庭外和解，公司进行了适量赔偿——刚够支付居民将公共用水干管引过来的费用。内格尔说：“律师说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了，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
在汤姆斯河的其他地方，快乐平原的痛苦激起了同情，但没有引发多少担忧。1974年整个夏天，当地报纸上对此事的描写全是一个局地污染问题，只要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将水送到周围地区就没问题了。潜台词再明显不过：后院的井有风险，城里的水安全。新闻故事中隐去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水务公司最新的六口井，也是最主要的供水来源——其中有三口只有一百二十五英尺深——离赖克农场只有一英里远，就在它南边，恰恰在污染物羽流南下的通道中。而水务公司为了维持激增的供水需求，每天从花园路那六口水井的地下抽两百多万加仑的地下水，这个令人不安的情况究竟会怎样影响地下污染物的扩散速度与方向？这也没人提及。
实际上，已经有需要担忧的迹象了。1974年6月，联合碳化物公司检测了其中一口花园路井采来的水样，发现其中石油化合物的浓度介于3—10ppm之间，比州政府未正式公布的标准700ppb高至少四倍。于是州环保部亲自做了测试，在四口井中都发现了有机溶剂，尽管浓度没那么高。环保部测出的最高值是42ppb，比当时的标准低十六分之一，不过比现在的健康标准高八倍。
花园路的井有问题，但里面到底有什么，从哪里来，全凭个人猜测。当时新泽西州的标准测试程序的灵敏度仅能指出大类，比如“石油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或者“有机物”。1978年成为汤姆斯河镇第一位全职健康主管的赫布·勒什科回忆道：“我们当时的检测方法非常原始，不能测定具体的化合物，低浓度的也测不到。”多年之后水文学家推测，1974年在这几口井中检测到的应该就是工业溶剂，但那也不能确认就是从赖克农场过来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苯，这些有机溶剂——现在都被归为可疑致癌物——是1971年时弗尼科拉倾倒在赖克农场的化学废弃物中的主要成分，但加油站、机械加工厂、干洗店和其他场合也会用到这些物质。它们的来源可以是很多地方，一英里外的赖克农场只是一种可能。
无论这些溶剂来自何方，它们最终出现在了镇上最倚重的井里，这让县卫生部门的首席管理员查克·考夫曼担忧。他要求州环保部给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下令，让他们给所有受影响的水井加个炭过滤系统。但水务公司因五十万美元的成本而犹豫不决，而州政府也没有坚持——后来证明，这是致命的。没有记录显示有任何人曾提出关闭水井，或是减少水量，或是购买精密仪器来识别低浓度的特定污染物。至于那几千户用水来自那几口井的水务公司客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1974年的时候水务公司还被吹捧为快乐平原的救星——它的干管延伸到了这块四面楚歌的土地上——全然不像弗尼科拉那次非法倾倒的下一个受害者。
直到1975年1月，公用水井被污染的消息才被爆出，《阿斯伯里帕克报》披露了1974年夏天的水质检测结果。州环保部和水务公司迅速出动否认这一消息。
在后续的报道中，州环保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驱散了人们的担忧：“我们绝不会给大家喝任何有风险的东西的。”
本地政府没质疑他这个说法，实际上，他们迫切想要忘掉这整件事。涉及污染问题，他们听从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水务公司安排的传统历史悠久。“你要知道，除了在汽巴工作的人，欧申县里没人知道这些化合物会在土壤中移动，”县健康协调员考夫曼回忆道。实际上，在他1973年到这里工作之前，县里没有专职的健康官员。只有几个镇有健康调查员。欧申县的很多镇根本不费心去做这种调查。汤姆斯河县的调查员是高中学历，大部分时间就是看水管子。考夫曼有农业背景，在获得卫生调查员执照之前他是一个养蛋鸡的农民。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基本上都把活儿留给了警察——它的重点一如既往，保证快速增长的用水需求。当污染物从赖克农场向南扩散的时候，水务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动摇公众对饮水安全的信心。即便到1976年春十三个家庭后院的水井中检出苯酚后，公司的自由主义态度也没有改变。这次，离赖克农场以南足有一英里远的地方，离大道以西的水井只有几百英尺的地方，苯酚的浓度达到了6ppm。这次的行动大家都知道了：十三个水井关闭，国民警卫队向当地派了水车（载的水取自花园路水井），供水干管延伸到了两个受影响的街区。往北一英里远的赖克农场是否该对新发现的污染负责？州政府和水务公司坚持说没有证据。到了这时候，是不是该给花园路水井——它们离新发现的污染只有几百英尺——加炭过滤器或者汽提装置了？不，不需要，继续监测即可。
无论快乐平原发生了什么，都已经尘埃落定，至少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监管者是这么认为的。曾在1975年年末起诉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尼克·弗尼科拉的州环保部，在1977年的时候悄悄把这个案子和解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同意支付州政府六万美元作为地下水检测的费用。弗尼科拉答应支付区区一百美元，并且永不涉足化学废弃物处理业。这些微不足道的赔偿换来的是州政府不再对弗尼科拉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这次污染提起诉讼，他俩也不需要认罪。
没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饮用水绝对安全。
1978年夏天，琳达·吉利克怀孕的头三个月，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供到她住处周围布鲁克赛德高地的饮用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来自花园路水井。周围地区另外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水源来自霍利街的水井，自从汤姆斯河化工厂秘密地污染了那个井，十年已经过去了，它还在使用。汤姆斯河镇的其他区域里，特别是一些偏北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供水来自花园路水井，而南部的一些区域用水几乎全部来自霍利街水井。吉利克一家住的位置接近汤姆斯河的地理中心，所以水源来自多处，花园路和霍利街的水井承担了主要的部分。当然，当时琳达·吉利克对此一无所知。没人知道，包括操控着错综复杂的供水系统的水务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哪个井给哪些人供水。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事实才被摸清楚，即便如此，也没人能确定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
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非你不幸生活在快乐平原，靠后院的水井吃水，其他汤姆斯河镇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饮用水来自哪里，也没人在意。只要拧开龙头，水就在那儿。当然，琳达·吉利克的心思没在这上面。她小儿子的健康是她生活的焦点，而当琳达·吉利克“聚焦”的时候，她就像一只阳光下的放大镜。她是一个强大而疯狂的守护者，保护着迈克尔的利益，她虽不愿提及，但她比大部分为迈克尔治疗的医生和护士更了解孩子错综复杂的情况。她特别注意尽量给两个孩子的生活带来快乐。本地报纸开始报道迈克尔的情况时，她掌握了记者们工作的方法——这项技能日后至关重要。她发现，鼓励或者至少容忍宣传活动使得她成了其他家庭的榜样，迈克尔也可能得到独特的经历。吉利克一家去参观了洋基队的球场，瑞吉·杰克逊给了迈克尔一支他的球棒，然后他们去了巨人队球场，迈克尔在那儿假装和跑卫明星乔·莫里斯举重。
1986年他们还在现场观看了巨人队夺得他们的第一个超级碗，遇到了演员迈克尔·福克斯，并参加了胜利狂欢。巨人队的忠实粉丝，兴奋的迈克尔·吉利克“像一只人形橄榄球一样从一个队员手里被传到另一个手里”，他的母亲后来写道。
对迈克尔来说，暮色深沉。尽管有视力损伤，迈克尔聪明又体贴，他知道人们怎样看待他的容貌，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比绝大多数同龄人胖，个子则矮了一半。身体太弱不能去学校，他在家接受教育。他认识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是住院时期的病友，很多人都不在了，而那些康复了的通常不愿和迈克尔这样的朋友待在一起，以至于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他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成年人，比如演员迈克尔·J·福克斯和当地律师约翰·F·罗素。罗素在当选新泽西州参议院主席后为他们安排了那次超级碗之旅。从迈克尔有记忆以来，死亡如影随形。多年后他回忆道：“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直截了当告诉我，我的身体里在进行一场战争，她不知道谁会获胜。”有时他会想，如果战斗停止了会是什么感觉。八岁时在一次可怕的疾病发作时，他体验了一次灵魂出窍——后来他这么叫它。从上方俯视他的病床，他看到母亲在无助地抽泣。“看到这情景，我无法离开，不能那样做。”
不单是迈克尔·吉利克因他母亲的努力而受益。在儿科肿瘤病房的日日夜夜让琳达·吉利克有充足的时间认识其他家庭，她不像丈夫那么拘谨，天生擅长交流。她没有在候诊室干等着，充分利用了那里的空间，用不停的交流把那里的每一平米点亮。迈克尔五岁的时候她已经同很多家长推心置腹地谈过——在他们等待着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能从又一次疾病发作中挺过来的时间里。她没料到自己后来懂了这么多儿童肿瘤知识。除了神经母细胞瘤，还有攻击肾脏细胞的维尔姆斯氏瘤，从脑开始发展的星形细胞瘤，骨头中的骨肉瘤，白细胞中的霍奇金氏症和淋巴瘤。还有似乎无所不在的、从骨髓中滋生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科肿瘤中四分之一都是这种病。生病的孩子和惊恐的父母是那么多。琳达·吉利克意识到，她给迈克尔的那种支持他们也都需要。她在当地癌症慈善机构找了份工作，投身到了筹集资金支持科学研究和帮助患病家庭的工作中。
没有等着天上掉馅饼，琳达·吉利克把自己变成了欧申县儿童癌症信息的中心。得益于她刚强的性格、筹集资金的工作性质和关于迈克尔的文章，以及她在医院度过的时间，她几乎认识了每一个病儿的家庭。有时她的电话响起，另一端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家长，对方有一堆问题。一个病例就已经够令人心碎了，现在她知道的有几十个。她觉得欧申县，特别是汤姆斯河镇拥有的不幸似乎格外多。但吉利克没有办法明确病例数是不是确实有异常。她对肿瘤流行病学一无所知，只是一位警觉的母亲。
至于迈克尔的神经母细胞瘤，吉利克一家很少推测它的病因。有事情做的时候干什么还要纠结过去呢？医生告诉他们，每年在美国大约有两百五十名儿童患上神经母细胞瘤，而这些细胞在其余四百万孩子身上沉寂着。这没有医学解释，他们听着，并不争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吉利克一家将迈克尔的病视作上帝的意愿，日复一日，这种坦然接受的态度帮着他们度过煎熬。
但一天深夜，在纽约医院，琳达·吉利克听到的一些东西让她陷入了思考。那天她一如既往去和一位家长聊天，这人60年代在汤姆斯河做过建筑工人。他告诉她一件乍听起来很古怪的事。他曾经帮汤姆斯河化工厂铺设运载有毒废弃物的管道，路线正穿过镇子。管道始于化工厂，经过位于布鲁克赛德高地的吉利克家附近，那里也住着很多工厂的经理们。这事让吉利克很吃惊，但她当时忙于照顾迈克尔，没时间深究。但这事确实让她感到惊讶，这个镇子里，究竟还有多少事她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