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回家后的开始几个星期，爱迪·克里斯蒂似乎很乐于照看他的两个女儿。贝弗莉和克劳迪娅并不十分了解她们的父亲，但他允许她们在楼上楼下四处乱跑、玩捉迷藏游戏，这让姐妹俩很开心。爱迪给女儿们完全的行动自由，是因为他拿不准自己该跟她们说些什么。她们让他想到佐治亚州的伊齐基尔舅舅家农场上的雏鸟：那些小家伙虽然个头不大，却飞得很快。他能想象得到，她们那翅膀般的双臂变成真正的翅膀的样子。他也能想象得到，假如自己把女儿们惹恼了，她们挥动翅膀飞出窗外再也不回这座砖砌房子的情景。所以，只要他回忆起战争中的某些往事——比如他和杰贝迪亚把纳尔逊·马莫斯军士长扛起来扔下奥林匹斯号时，对方脸上绝望的表情——他都会悄悄避开女儿们，一个人站到墙壁前面，强迫自己静一静。
有一次，四岁的克劳迪娅发现父亲正对着客厅的墙壁念念有词。克劳迪娅问父亲，他在跟谁说话？
爱迪告诉女儿，他在“打破第四堵墙”[19]。
“墙的另一边是什么？”克劳迪娅问。
“是一个舞台。”
“那舞台上又有什么呢？”
“舞台上，当然是戏剧啦。”
这就是爱迪为女儿们表演汤姆·斯托帕德那部《君臣人子小命呜呼》里桥段的最初缘由。这也是克劳迪娅开始笃信“穿墙咒语”和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吞的缘由——她对这些的笃信，就像大多数孩子对于圣诞老人传说的笃信一样。也正是因此，每当爱迪·克里斯蒂感觉自己头脑里的墙壁又在咆哮或是低语的时候，克劳迪娅都会悄悄走到他身后，轻轻地问：“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今天在干些什么？”
“他们只是在投硬币。”
“我赌正面！”克劳迪娅总会笑着说道。
“我赌反面！”爱迪则会点点头，从牛仔裤兜里掏出硬币扔到地上，各式各样的硬币。硬币落到地上，会发出清亮的声响。
爱迪心里清楚，自己最好不要自言自语，也不要冲着墙壁发呆。但只要面前有一堵能够吸引他思绪的墙壁，他就感觉自己比大多数越战老兵要更胜一筹。还有一个原因：每当他表现出不正常的状态，他的女儿们都会及时唤醒他。她们会胳肢他，让他发笑，或是干脆说些没头没脑的蠢话——比如“哦，爸爸快看，我们刚刚把月亮摘下来给你了”之类的——用荒谬的言语来逗笑他，让他恢复神志。这样，他就能暂时忘掉墙壁，假装用双手去捧住女儿们“摘下的月亮”。
* * *
每天傍晚六点，爱迪都会坐在客厅里，看沃尔特·克朗凯特播报的CBS晚间新闻。他会用酥脆的全麦面包为自己做一些三层意大利熏香肠三明治，在里面加上腌黄瓜、芥末和胡椒来调味。奶油硬糖是他的餐前开胃菜。他总是把银色的糖纸扔到圆形玻璃咖啡桌上的糖果盘里。爱迪天生个子不高，但海军的训练让他保持了强壮的体格。不过，守在电视前收看这场“尼克松的战争”的新闻，让他提前长出了属于老年人的大肚子。
“阿格尼斯，”有一天晚上，爱迪坐在家中的大号四柱床旁边，对妻子郑重地说道，“我想我应该为自己做点事情了。”
“你有什么计划吗？”阿格尼斯认为，为丈夫找工作不应该是她操心的事。她觉得，如果自己管得太多，爱迪将来会怨恨她。
“我也不知道。”爱迪说道。
阿格尼斯放下牙刷，走出洗手间，坐到丈夫身旁。她每次刷牙都要默数字母表，从A数到Z，再从Z数到A。这是她小时候，父母教给她的。“那就等着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她说道，“你能在家陪着女儿们，我就很感激了。”
“真的吗？”爱迪问道。
阿格尼斯点点头：“当然，爱迪，当然是真的。”
爱迪伸手去脱阿格尼斯的黑色睡袍。相对于宽松的睡衣睡裤，阿格尼斯更喜欢穿丝质睡袍。当爱迪的手触摸到她的肌肤时，她的身体变得紧绷起来，但她并没有推开丈夫。爱迪刚刚回家的头一个星期，他们曾经尝试云雨，但他的表现很糟糕。或许是因为他在越南嫖过妓女的缘故吧。爱迪想要说服自己，在越南他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性的快乐，那些妓女只不过是他想要散心时找来的玩偶。但肉欲是真实的，那些嫖妓经历让他很享受。
“今晚就算了吧。”阿格尼斯说。她关掉了床头柜上的台灯。
“那就改天晚上试试吧。”爱迪和阿格尼斯算是闪婚。那时两人都还年轻。有时候，爱迪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的婚姻就像一个没有瓶塞的酒瓶，或许那瓶中美酒早就变质，成了一瓶醋。
阿格尼斯去上班的时候，爱迪并没有去做家务，也没有去做她布置的杂事：诸如把篮子里的脏衣服洗了烘干叠好，去超市采购日用百货（以及必不可少要面对的一大堆叽叽喳喳的妈妈和婴儿车里尖叫的宝宝），吸尘、扫地、拖地，等等。他为自己找了一些更有趣的事情。
他在后院那棵粗壮多瘤的桦树上造了一座树屋，用垃圾桶里和地上散落的边角木材来装饰。爱迪戴着一双厚重的工作手套，嘱咐女儿们：乖乖看着，但是别动手去摸，否则要打破伤风疫苗。贝弗莉和克劳迪娅非常害怕打针。兴之所至，爱迪和他的女儿们一边在垃圾堆里搜寻着可用之物，一边还即兴表演着《君臣人子小命呜呼》里的桥段。邻居家的孩子们会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这个棕皮肤矮个子男人和他两个像苍蝇一样的女儿，听他们背诵类似外语的古怪台词。爱迪花了三个星期才把树屋建造完成，因为他找不到能用来搭建屋顶的材料。一天傍晚吃过晚饭，爱迪发现两个男孩扛着成捆的干草在街上狂奔。一般来说，爱迪不会去抢别人的东西，可那捆干草简直是为树屋搭建屋顶的绝佳材料。
* * *
“阿尔弗雷德，今天天气怎么样？”有时候，爱迪会大声跟对门的老邻居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聊上两句。
当贝弗莉和克劳迪娅学会玩呼啦圈，并且在蜿蜒曲折的小道上说悄悄话的时候，爱迪和阿尔弗雷德则以大声训斥那些偷鸡摸狗的小流氓为乐。他们会站在门廊上，用手抓着护栏，就像是在扬基球场观赛的狂热球迷。他们会用“送你去吃牢饭”或是“老子要拍下你的照片交给警方”之类的话吓唬那些小流氓。而小流氓们则会使出浑身解数反击。这些年轻人觉得爱迪和阿尔弗雷德没什么了不起的。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们从狂野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冷酷的暴力分子。他们向爱迪和阿尔弗雷德竖中指，骂最恶毒的脏话，往门廊台阶上扔板砖，甚至差点砸到克劳迪娅和贝弗莉的脑袋。每当爱迪让女儿们躲到屋里，那些大多未成年的小流氓就会在门前小道上撒尿——那里属于公共区域。爱迪常常警告他们，他会用铁管揍他们，而且他还有个表弟在布鲁克林，能用球拍砸扁他们的脑袋。小流氓们则会威胁他，说他们会再来捣乱，还说要把爱迪和马达罗内先生的房子都烧掉，把他俩都烧成灰。面对小流氓们扔来的板砖，爱迪和马达罗内虽然有所闪躲，但仍然站在原地并未退缩。小流氓们或许明白了，假如他们真敢闯进这两座房子或是偷走什么东西，或许会付出代价。
有传言说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与黑手党有瓜葛。但据爱迪所知，这个老头一直都是可靠而正派的。马达罗内先生曾经在布朗克斯意大利移民区大道旁的亚瑟大道开过一家药店。他以医者仁心著称，经常凌晨3点就打开药店大门，接诊孕吐不止的年轻妈妈，或是被肾结石折磨的可怜大叔。退休之后不久，马达罗内先生就把生意转手出售，资助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儿子。如今，他的儿子尼古拉斯已经在麦迪逊大道当起了牙医。他每隔一周的星期天都会来看望父亲。每当此时，父子二人和爱迪·克里斯蒂都会坐在马达罗内先生家前门廊的沙发长椅上，蘸着醇黑咖啡吃杏仁脆饼。
“你劝劝我爸吧，”尼古拉斯恳求爱迪，“我在纽约州的恩亚科镇买了一座大房子。我爸何必住在这儿呢？看看那些浑蛋移民把这儿都弄成什么样了！那些波多黎各人，简直就不是人。”
爱迪很想问问尼古拉斯，如果你觉得波多黎各人都是浑蛋移民，那老子又算什么？虫子腿？王八壳？不过，他还是和尼古拉斯一起，吃着同一只碗里的杏仁脆饼，看着那些小流氓挨家挨户地捣乱惹事，看着他们让每天把厨房地板扫三遍拖三遍的贝拉·马达罗内几乎心脏病发作。他们每天对着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学校的漂亮姑娘们意淫，嘴上吹得天花乱坠，最多也只敢一边幻想一边手淫而已。可是，此时此刻，爱迪该怎么回应尼古拉斯呢？
“移民，哪朝哪代都有，”爱迪说道，“每隔十年左右，就有新的移民到来。曾几何时你的爷爷奶奶也是浑蛋移民。”马达罗内家族来自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假如说意大利的版图是一只靴子，那么普利亚大区就在靴子鞋跟的位置。马达罗内家族的人的皮肤，在夏天也会被晒成棕色。爱迪用蹩脚杂乱的意大利语对尼古拉斯讲述着这些道理，但眼前这个年轻人却已经不会讲他祖辈的语言了。
尼古拉斯把杯中咖啡喝完：“爱迪，你需要我帮你担保贷款到别处买房吗？只要你搬走了，我父亲也会搬走的。”
“这是我的家。”爱迪说道。
尼古拉斯站起身来，看着门廊外面。大多数星期天，他还是会到亚瑟大道购物。“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有人找我父亲的麻烦，如果有人敢到他的房子里捣乱。如果他门廊上的家具少了一片木头……我发誓我饶不了你。”
爱迪笑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尼古拉斯也笑了：“那就祝你好运吧。”
夏日的傍晚，当水泥地面、砖石房屋和小道上的热浪逐渐消散，空气变得相对清新一些之时，爱迪喜欢跟妻子和孩子们一起仰望布朗克斯的天空。他们会沿着梯子爬上树屋，揭开干草屋顶，挤在一起仰望澄净如洗的夜空。在越南参战时，爱迪看到的天空像中国南海一样湛蓝，两者很容易混淆。爱迪一直很清楚，天上地下，自己不过是一直在受命运的摆布。还有机会回到布朗克斯，望着天上的星辰，透过雾霭欣赏夜景，他很欣慰。
他曾经把女儿们带到克罗托纳公园，将她们扔进池塘。贝弗莉和克劳迪娅很快就学会了游泳。尽管有泳帽，当阿格尼斯抱怨孩子们的头发被池水弄得一团糟时，爱迪只是耸了耸肩：“有人快淹死的时候，谁还会在意他的头发乱不乱。他们的眼里只剩下水。”
* * *
阿格尼斯·克里斯蒂很少把时间花费在烘焙上。每逢生日或是纪念日，家中都是雷打不动地用红薯派来庆祝。她曾经亲眼看到她的母亲把很多精力耗费在烘焙上。年轻时的阿格尼斯就坚信，烘焙食物会蚕食掉一个已婚女人的整个生命。然而每当她怀念南方的家乡，她还是会把筛粉笸箩、面盆和量杯都摆出来——做一些薰衣草饼干或是蜂鸟蛋糕，满足爱迪和女儿们的食欲。
“爸爸和他的朋友们都傻乎乎的。”贝弗莉在青蓝色的厨房里喃喃道。她跪在厨房灶台跟前的长凳上，看着妈妈用擀面杖压出一块又一块的薰衣草饼干。
“真的吗？”阿格尼斯有些蒙。爱迪最近似乎并没有几个朋友。有几次，她劝爱迪给杰贝迪亚打电话聊聊，要么叫上尼古拉斯·马达罗内或者几个战前好友一起去喝上几杯。然而爱迪的回应总是一成不变：“有空了我会去的。”
“爸爸跟你说什么了？”阿格尼斯高兴起来，“跟你谈到他的朋友们了？”
“妈妈，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他那些朋友，但的确有两个说话很滑稽的白人。爸爸说他们会从墙壁里出来，在他面前扔硬币。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他们面前扔硬币。”
那天晚饭时，阿格尼斯一直都充满爱意、温情脉脉地同丈夫爱迪交流着。她的爱意和温情，让贝弗莉感到愧疚。翌日早晨，阿格尼斯并没有直接去上班，而是开了小差回到家中。她悄悄溜进房子，发现爱迪和女儿们都待在厨房里。女儿们坐在摆在厨房桌面上的椅子上，而爱迪则站在桌面上，就在她俩身旁。贝弗莉拿着一个纸巾筒——这是在假装拿着望远镜吗？克劳迪娅敲打着两个煎锅锅盖，像是在敲着婚礼上的钟。爱迪的身躯前仰后合，用脚踩踏着桌面，把桌子踩得如海上的扁舟般左右摇摆。圆点图案的床单摇摇晃晃地挂在厨房墙壁的晾绳上，以胶带固定。床单把桌子围了起来，仿佛一道围墙。水从洗菜池里喷溅而出，打湿了床单。灶台上的气炉喷出火焰。每个气炉上都煮着沸腾冒泡的开水。
“二位，我们好像对你们说过，”爱迪朝墙上挂着的床单布帘瞟了一眼，“有些时候，你们要么干点什么，要么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不，从来没有，永远不会。”女孩们用蹩脚的英国口音喊道。她们的马尾辫摇来晃去，她们穿着凉鞋的小脚丫在桌板上踩出笃笃的声响，她们的双手贴着瘦削的小屁股。
“你们就是一对白痴、笨蛋，”爱迪耸耸肩，“就是两个乘着鬼船的笨蛋。”
“吉尔登斯吞是笨蛋。”克劳迪娅说道。
“不，罗森格兰兹才是笨蛋。”贝弗莉说道。
“可是罗森格兰兹总能获胜！”克劳迪娅得意兴奋地高声叫道。说着，她跳跃起来，手舞足蹈，几乎摔下桌子。
阿格尼斯脱下漆皮便鞋，轻轻放到湿漉漉的地板上。“爱迪，我上班的时候你整天就在搞这些？”她大声呵斥着，逐一关掉了气炉。她生气地盯着气炉上热雾升腾的水壶。
爱迪和女儿们仿佛被冻住了：“你为什么会在家里？”
“据我所知，这也是我的家。”
爱迪从桌子上跳下，环视四周，尝试以阿格尼斯的视角观察整个厨房：“我和孩子们在排练戏剧呢。”
“那你们排的戏可够危险的。”阿格尼斯瞟了他一眼。这一切的确很有趣，但真的有些过火了。她应该把这一切都搞清楚。她怎么就不知道这些事呢。
“我以为你信任我的。”
“贝弗莉、克劳迪娅，从桌子上下来，帮你们的爸爸把这一堆烂摊子收拾干净，”阿格尼斯说道，“爱迪，从某个特定时刻起，我谁都不相信了。你也不应该再相信别人了。”
阿格尼斯并未要求爱迪停止对墙壁自言自语。不过，她给贝弗莉和克劳迪娅弄来了数学和拼读练习册，要求她俩在她下班回家之前完成这些作业。她找到了爱迪的母亲弗朗西斯·克里斯蒂，说服她每周从长岛乘火车过来两次。阿格尼斯还拜托马达罗内先生继续陪爱迪在门廊聊天，并且每天一起喝咖啡。
这是爱迪和阿格尼斯结婚以来，两人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不确定因素。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直接对女儿们产生了影响。贝弗莉和克劳迪娅会为了“谁年龄大了不该再用塑料杯子”“谁在棋牌游戏里作弊了”或是“肯尼娃娃的发型怎么了”之类的问题争吵。一个炎热的下午，感到疲惫却又不想睡觉的克劳迪娅拿走了父亲爱迪的那本《君臣人子小命呜呼》，撕坏了封面。爱迪把克劳迪娅倒吊着拎起来打屁股。突如其来的震荡和视角转换，让克劳迪娅感到恐惧，也让爱迪颇受启发。他意识到，自己有能力让克劳迪娅永远感到恐惧。
剧本封面修复之后，爱迪将它扔进了一只鞋盒，跟他父亲的护照，以及那张“杰布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清单放在一起。他认为，阿格尼斯不再信任他，是正确的选择。
每周日上午十一点一刻，爱迪都会去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参加弥撒。阿格尼斯总是睡过头。贝弗莉和克劳迪娅会陪伴她们的父亲一起去参加弥撒。但经历了被父亲倒吊着拎起来的那一次之后，克劳迪娅更愿意踏踏实实待在家里。对贝弗莉而言，去教堂参加弥撒，成了她独占父爱的机遇。每当走过那些颜色像沙子一样的废弃建筑，爱迪讲起那些已经消失的房客的故事，她就紧紧抱住父亲的手臂。在弥撒过程中，爱迪会叫贝弗莉用一个小号塑料容器盛上足够的圣水，为她的芭比娃娃们做洗礼。父女二人将之称作“圣水香水”。
爱迪给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的四位神父都起了外号。“那位是‘风度’，”他低声对贝弗莉说道，“那位是‘受难’。这位是‘讽刺’。贝弗莉，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评价那个‘浮华’。”他决定不向贝弗莉讲明，那个“风度”是他唯一信任的、可以靠近他两个女儿的神父。
弥撒仪式间歇，“风度”神父在教区大厅里找到了爱迪。享用过信众们捐奉的咖啡和点心之后，“风度”神父说道：“爱迪，我听人说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想要招募一位管理员。如果你能来干，我们会感到很欣慰的。”
钢琴厂倒闭之后，爱迪的父亲曾经在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做过兼职看门人。爱迪始终没能看惯父亲手拿扫帚和拖把的样子。如今让他也来教堂做事，这是怎样怪异的轮回啊。还好，“受难”“讽刺”和“浮华”神父没来这样劝他入伙。否则他没准儿会揍他们。要是当真揍了某位神父，他该如何自处？
“你们这儿的老管理员出什么事了？”爱迪说道。他克制着情绪，尽量避免表现出自己的不悦。
“是他的个人原因。”“风度”神父说道。
爱迪与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一起调查了这件事的真相。“是生活作风问题，”马达罗内先生抛出了结论，“有人抓到他在清洁工具间里对一个姑娘动手动脚。”
爱迪开始算计，有了这样一笔外快，他能做些什么。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阿格尼斯之时，他拿了一份美国地图。他把地图铺在厨房那张有时会剐破他皮肤的四叶草桌子上，在尼亚加拉瀑布和阿迪朗达克山脉宿营区的位置画圈做了标记。或许明年还可以去看看胡佛大坝或是去大峡谷公园逛逛？或者更现实一些，全家去华盛顿游玩一番？爱迪说，这些外快可以花在度假上。
阿格尼斯把豌豆放进冰箱里，停顿了一下，又给女儿们倒了两杯冰牛奶。贝弗莉和克劳迪娅必须每天喝一杯牛奶。强壮的骨骼可以让你站得更稳当，到了关键时刻还可以让你逃得更快。
“爱迪，”阿格尼斯倚到丈夫怀里，“当初我说从某个特定时刻起就不信任你了，并不是出于我的本心。不要因为我而去接下这个工作。”
劳动节之后的星期二，爱迪开始去教堂工作。阿格尼斯重新安排了自己每天的日程表，以便每周三次将贝弗莉和克劳迪娅送到日托所去，因为爱迪早晨七点半就要开始工作了。接孩子们回家由爱迪负责。他并没有穿着制服去上班，而是每天早晨提前到教堂的更衣室换装。下班之前，他会换下制服，这样孩子们大老远就能认出她们的父亲。
大多数时候，如此安排都能妥当运转。不过，阿格尼斯偶尔会在傍晚和城市规划局的同事们小聚玩乐一番。如果回家晚了，阿格尼斯都会带着笑脸与爱迪相见。看到丈夫穿着干净的睡裤、衬衫和拖鞋，她感到很愉快。
就在这一年，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学校聘请了一位剧院的客座戏剧家，让他帮忙给学生们导演《第十二夜》[20]。除了之前学生们表演《第十二夜》时积攒下来的数不清的戏服，这位在九月第一周到来的、名叫巴雷特·巴斯的戏剧家还带来了欧式花呢服装，以及崭新锃亮的黑色皮革便鞋。爱迪总是对它们嗤之以鼻（因为爱迪上班时间必须穿亮面牛皮鞋）。
爱迪扫地用的笤帚，跟他的身体一样短小精悍。如果他按照自己的心情去干活儿，忙到满头大汗，别人要花一小时才能干完的活儿，他大概十五分钟就能完成。每当他从六楼开始扫地，一直扫到一楼，最后都会在门口靠近礼堂的地方收尾——那正是巴雷特·巴斯每天下午带着学生们排练戏剧的地方。
“我亲爱的小演员们，”巴雷特·巴斯说道，“此时此刻你们所面临的困局，是在布朗克斯的土地上演出伊丽莎白一世时代那股味儿来。我们必须在舞台上对抗自己的土方言。这可是‘屡屡’[21]被搬演的莎剧。把你们的舌头捋直了，别给莎士比亚抹黑。”
“屡屡”在这里是指“经常”。爱迪愣了几秒，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他径直去了教堂学校的图书馆，想要查阅《第十二夜》的剧本。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位兼职志愿者，也是家庭教师协会的联络员。他热心地帮助了爱迪。
当年正值一九七一年，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学校里的学生大多是黑人和波多黎各裔移民。整个学校里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学生，爱迪用一只手就差不多能数过来。许多学生家中都有在越南战场打仗或是躲在某处逃兵役的亲戚。每天早晨或者傍晚，在打扫厕所隔间、收拾垃圾桶里污物的时候，爱迪常常跟学生们打招呼。趁着擦拭旋转阶梯或是重新粉刷冬天漏雨的教师休息室天花板的工夫，爱迪会在脑海中默念《第十二夜》的台词。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提词器”。无论他们喊出哪一句台词，爱迪都能背出下一句。爱迪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现在所做的，不正是阿格尼斯曾经要求他做的“家务”嘛。他每天要给卫生间消毒，擦洗员工厨房，擦拭食堂里的桌椅……这些活儿足够两个人干，但爱迪并没有抱怨。他的身体又健壮结实起来了，肥腻的大肚腩也重新被肌肉取代。
七年级学生们在礼堂排练《第十二夜》第一幕第四场，一个叫加布里埃尔·鲁伊斯的学生忘记了台词——他们已经在这儿排练了好几个星期，但加布里埃尔总是在同一场戏忘词。他实在搞不清为什么那些台词在他的脑子里总是颠三倒四的。后来，他被诊断为诵读困难症患者。
扮演薇奥拉的学生[22]：
殿下，要是她真像人家所说的那样沉浸在悲哀里，她一定不会允许我进去的。
扮演奥西诺的加布里埃尔：
你可以跟他们吵闹，不用顾虑一切礼貌的界限，但一定不要毫无结果而归。
扮演薇奥拉的学生：
我想不见得吧，殿下。
扮演奥西诺的加布里埃尔：
好孩子，相信我的话；因为像你这样的妙龄，还不能算是个成人：狄安娜的嘴唇也不比你的更柔滑而红润；你的娇细的喉咙像处女一样……处女一样……那个？
爱迪当时正在礼堂里维修椅子扶手。他干得很慢，为的是听孩子们排练戏剧。学生们坐在舞台的折叠椅上，脱稿排练。加布里埃尔环顾四周，希望有人能帮他一把。巴雷特·巴斯抱着肩膀，不耐烦地用脚轻敲地面。
“你的娇细的喉咙像处女一样尖锐而清朗，”爱迪站在礼堂后排，字正腔圆声若洪钟地说道，“在各方面你都像个女人。我知道你的性格很容易对付这件事情。四五个人陪着他去；要是你愿意，就把他们全带去也好；因为我欢喜孤寂。你倘能成功，那么你主人的财产你也可以有份。”
巴雷特·巴斯笑着走下舞台：“嘿，有人记得台词呀。也许你该来我们这部戏里演个角色？”他对这个号称“提词器”的看门人有所耳闻，想要亲自了解一下此人的本事。
“我还得去检查锅炉呢。”爱迪总是在锅炉房吃午餐。在那儿他可以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一番评判。如果感觉情绪有失控的趋向，那他就会对着墙壁说话。在海军战舰上服役的时候，他可忍受不了锅炉房的闷热。
“来吧，就占用你一两分钟时间，”巴雷特笑着说道，“就当是帮帮我们。”
爱迪抱着金属工具箱，沿着铺有红毯的过道走了过来。他并没有走上舞台。
“嗨，鲁伊斯，”他打了个招呼，同时避免与巴雷特·巴斯目光相对，“小伙子，你喜欢橄榄球吗？”
“不，”加布里埃尔·鲁伊斯耸了耸肩，他留着迈克尔·杰克逊式的发型，脸上的粉刺都带着迈克尔·杰克逊的风格，“我喜欢棒球。”
“那就更棒了，”爱迪笑着说，“当你感觉要忘词的时候，想象一下，一只棒球正拖着那些台词飞过你的脑海。紧跟棒球飞行的轨迹去记台词，你就能记得多忘得少了。”
爱迪离开了礼堂。这一周接下来几天，他都刻意回避了学生们的戏剧排练。这是他受雇于克莱蒙特圣母天主教堂学校期间最沮丧的几天。每一天他都感觉度日如年。
* * *
“你在越南杀过多少人？”巴雷特问道。爱迪正跪坐在教师休息室，打磨铸铁装饰上的掉漆痕迹。校长正在给他自己倒咖啡，另外两位老师则在饮水机旁边闲聊。
起先爱迪装作没听到这句提问。他当初在航母上是负责给飞机装炸弹的。他见过很多飞行员起飞离舰之后再也没能回来。在一个侥幸返航的飞行员身上，爱迪闻到过凝固汽油弹的气味。
“我没上前线。”爱迪说道。
“但你还是杀过人吧？”巴雷特·巴斯追问道。
“算是间接杀过吧，”爱迪站起身来，“不过我大概也直接杀过一个人。”
“只杀过一个？”
“一个就不少了，”爱迪说道，“一个就够了。”
教师休息室登时一片寂静。巴雷特·巴斯一脸怀疑地微笑着。他那张长脸上的笑容并没有惹恼爱迪。他把手搁到爱迪制服的肩部、仿佛是要掸掉灰尘似的动作，也没有惹恼爱迪。真正让爱迪恼怒的，是戏剧家为他掸去“灰尘”的时候，校长与另外两位老师一起爆发出的笑声。实际上他们的笑声并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在精神紧张或是其他一些情况下，一个人有可能失去理智，做出不明智的事情。另外，巴雷特·巴斯的个头比他高出四英尺，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作为一名戏剧导演，他的浮夸扮相是不是太滑稽了？爱迪从柜子旁边抄起一根扫帚，开始在巴雷特周围扫地，就像他儿时看到的母亲和贝拉·马达罗内所做的那样。他使劲扫着巴雷特·巴斯周围的地板，用扫帚划过后者的黑皮鞋。爱迪试图用扫地的方式解除自己的尴尬。他扫地的动作越来越大，扫帚上沾的灰尘渐渐把巴雷特那亮闪闪的皮鞋弄脏。爱迪每扫一下，巴雷特都会向后躲一步。当爱迪扫到第六下，巴雷特重重地仰面摔在了地上。
这一回，校长和老师们憋住没再笑。爱迪躬身伸手想要把巴雷特·巴斯拉起来。而巴雷特却在硬木地板上打起滚儿来：“我想我的脚受伤了！”
第二天早晨，爱迪来到教堂学校，看到校长正在员工更衣室门口等他。
“爱迪，”校长说道，“我们还算幸运，那家伙不打算起诉。”
“那家伙就是个混球。”爱迪说道。
“我真后悔雇了他。”校长说道。
“那么，事情怎么解决？”爱迪还没来得及进入员工更衣室。他注意到，校长挡在了员工更衣室门口。
校长脸一红：“你应该另谋高就。”
爱迪把手抄进衣兜，把里面的钢镚儿搅得叮当响：“也就是说，我没机会看今年冬天的《第十二夜》公演了？”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情，”校长点点头，“我不得不要求你离职了。”
* * *
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通过一位表亲的关系，拜托到后者的一位表亲，在亚瑟大道的罗纳尔多花店为爱迪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爱迪，”马达罗内先生提醒道，“竖起耳朵来听好了。那些家伙，他们彼此都串通好了。有些人会给你使绊子。永远不要向任何人借钱。贷款都要付利息，而且没人给你交医疗保险。不要盯着他们的老婆或者女朋友看。如果他们的女人把视线转向你，你一定要抬头看天，即便是大白天也要装着数星星，否则到了晚上你就会被那些人打得满眼金星。不要去交什么朋友。你不是他们的朋友。你只是一个雇员。只有在婚礼、葬礼或是洗礼的时候，他们才会假装你是他们的朋友。别指望用纸笔记录什么，那些都没用。永远不要把任何东西写下来。很多人就是因为别人留下的笔记什么的，被杀掉灭口了。”
当阿格尼斯问起爱迪的新工作时，他告诉她，自己在花店当经理助理。夫妻俩都认为，比起教堂学校“管理员”，这已经是进步了。爱迪的薪水变少了，但阿格尼斯并不介意。她告诉自己，无论爱迪能挣来什么，只要他还能挣点钱，而且心情暂时还不错，那就足够了。
打眼初看，罗纳尔多花店显得平淡无奇。然而多看一眼，你或许就能发现一条通往楼上的阶梯。花店楼上，是一家墙上装饰着壁画的西西里风味餐厅。这家店不接受预订，想来吃饭必须有邀请函。爱迪曾经到这家餐厅去过一次——给罗纳尔多的母亲搬运一箱罗马式洋蓟，因为罗纳尔多的母亲就是餐厅的主厨。
餐厅顶层是一处温室，罗纳尔多长年在那儿种植特定的植物和花卉。每周有三天，他会派遣爱迪去曼哈顿的花市弄些新鲜花卉来。爱迪由此练就了选购花卉植物外加讨价还价的本领。每周五，爱迪都会给阿格尼斯和女儿们带回新鲜的玫瑰。这年夏天，他在自家后院开辟了一处花圃，种满三色堇、紫罗兰、迷迭香和茴香——都是那些莎剧里出现过的花花草草。由此，爱迪再次赢得了女儿克劳迪娅的信任和喜爱。
对爱迪而言，这段日子是平和的。他开始对着花花草草背诵《君臣人子小命呜呼》里的台词，因为在罗纳尔多花店，他没时间冲着墙壁念念有词。爱迪觉得，那些玫瑰花和马蹄莲好像都能听懂他的话似的，而每当他精心培育照料的植物被别人买走，他也感到心情愉悦。在身着华服、驾着豪车的顾客们看来，爱迪的脑子似乎有些问题，是一个笨蛋。爱迪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就因为他是黑人，那些白人顾客就自然判断他是一个蠢货。与巴雷特·巴斯和纳尔逊·马莫斯军士长的共事经历，让爱迪坚信，白人更喜欢黑人又聋又哑、直冒傻气的样子。
* * *
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子弹如雨般倾泻到罗纳尔多花店。爱迪对那情景久久不能忘怀，因为报纸记录下了当时亚瑟大道上人山人海的样子——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星期六下午，许多家庭在街边的咖啡馆和餐厅用餐，或是在商店采购。爱迪刚冲洗完店门口的步行道，正在借着水管里的水洗手。这时一群人从花店里走了出来。爱迪知道，这些人之中有一个，是外号“萨尔”的黑帮老大萨瓦托雷·加利亚诺。萨瓦托雷每周六都会到罗纳尔多花店楼上的餐厅吃饭，饭后会到花店里短暂逗留一番，欣赏各色花卉。他从来不买花，即便是妻子或是情人就陪在他身边，他也一毛不拔。但这一次，萨瓦托雷似乎对天堂鸟产生了兴趣。
“这花多少钱？”他问爱迪。
那段时间，罗纳尔多开始让爱迪当收银员。爱迪把手擦干，走到萨瓦托雷面前。
“一枝三美元，一束四十美元。”爱迪说道。
萨瓦托雷的手下都穿着休闲便装。他们的装扮与星期六的慵懒气氛很搭调。他们站在老大的左右。萨瓦托雷把手伸进衣袋，想要掏出钱包，却什么都没摸到，便咒骂了一句。他刚才在楼上吃双份开心果芝士饼的时候，把钱包忘在了餐桌上。就在他派一名手下上楼去拿钱包的时候，一辆黑色豪华轿车从路对面拐了过来。一刹那间，时间似乎凝固了。一个身穿白色三件套的男人从豪华轿车里溜出。萨瓦托雷·加利亚诺的手下们还没来得及掩护老大逃走或是做出自救动作，白衣男子手中的枪便向他们倾泻出无数子弹。爱迪一直盯着枪手。是幻觉吗？枪手是个黑人？一个比爱迪大不了几岁的黑人？谁能理解这一刻爱迪脑海中的冲突，理解那杂糅的骄傲与嫌恶、爱与仇恨？怒火在他的心中燃烧。肾上腺素在他的体内奔流。爱迪抱起那束天堂鸟，左扑右挡，又拉着萨瓦托雷·加利亚诺一起趴下，躲过了枪手的子弹。
“我是一名越战老兵，”晚些时候，当警察和记者追问枪击案细节之时，爱迪说道，“我见到过很多东西在墙壁上进进出出，很多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在墙壁上进进出出。”
他突然转过身背对摄像机镜头，开始与几乎被摧毁殆尽的鲜花进行“心灵沟通”。枪击案造成两人丧生。萨瓦托雷·加利亚诺毫发无伤。被警方确认无法有效做证之后，爱迪决定开车回家。让他来做证，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专程前来拜访爱迪，对他在枪击案中的英勇表现表示祝贺：“换成是我，做不到你那么勇敢。”
枪击案后，罗纳尔多花店关了六个月之久。爱迪得到了六千美元的离职补偿金。他和阿格尼斯一致认为，要是拒绝接受这笔封口费，那就太愚蠢了。夫妻俩把这笔钱存进了家里的长期备用金账户，用以支付克劳迪娅上大学之后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当阿尔弗雷德·马达罗内对爱迪提到另一个工作机会的时候，爱迪想到了一句话：自助者天助之。他曾经不止一次申请过MTA[23]的职位。一年零四个月后，他开始为桥梁隧道部工作，作为收费亭管理员，被派往乔治·华盛顿大桥。爱迪慢慢适应了每天或是每周都看到相同的人驾车过桥，当然，有些过桥的人他也就只见过一次。他白天根本没时间诵读《君臣人子小命呜呼》里的台词，晚上回到家中，也经常过于疲劳，懒得从鞋盒子里拿出剧本一阅。他试图将战争经历和纳尔逊·马莫斯军士长忘到脑后，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确做到了。他也尝试着与阿格尼斯重归于好，享受床笫之乐，相比于对过去梦魇的遗忘，在这件事情上他做得更好一些。有些时候，爱迪会说梦话。通过聆听爱迪的梦话，阿格尼斯记下了许多她丈夫的事情，不过她从未对爱迪提起过这些，也从未提出任何疑问。爱迪在乔治·华盛顿大桥的收费亭里存了一些零钱。如果有驾车过桥的人没带零钱，但态度诚恳或是有正当理由，爱迪都会花点时间给对方进行一番“快速补课”——你知道吗，建造这座桥花费了六千万美元，这座桥建成于一九二七年，桥的下半区，哎，自然是以玛莎·华盛顿[24]命名的——然后他就会笑着示意对方可以离开。他会从他自己那堆私房零钱里拿出几个钢镚儿，跟其他票据和零钱一起扔进柜台钱箱。
[1] 位于“海上高尔夫圣地”长岛的南岸。——译者注（文中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 1英尺约等于0.3米。
[3] The Supremes， 20世纪60年代美国流行乐坛盛极一时的黑人女子三重唱组合，黛安娜·罗斯为其主唱。
[4] Nothing But a Man， 1964年上映，由美国爵士乐女歌手阿比·林肯主演。
[5] Baby Love，至上女声1964年发行的一首热门歌曲。
[6] 威诺娜的昵称。
[7] 美国有名的连锁商店。
[8]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种濒临失传的冷僻语言。
[9] 德国作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所著反战小说。
[10]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同名短篇小说里的人物。
[11] 汤姆·斯托帕德于1968年创作的荒诞戏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中的两位主角。该剧是对《哈姆雷特》的一次荒诞解构。两人是《哈姆雷特》中被派去杀害哈姆雷特的配角，如同牵线木偶一般，任由莎士比亚，或者是荒诞的命运本身，一步步将他们带向毫无意义的死亡。
[12] Finnegans Wake，詹姆斯·乔伊斯所著小说。
[13] Chanukah，犹太教节日。
[14] 活跃于1966年至1982年间，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激进黑人民权组织。
[15] 越战期间，为了方便空袭北越军队，美国海军第77特混舰队在北部湾地区设立的航母舰队集结点。
[16] Project 100000， 20世纪60年代美国麦克纳马拉牵头发起的计划，意在招募按原有标准不符合体能或精神要求的人入伍参军，以满足美国入侵越南的人力需要。
[17] 杰贝迪亚的昵称。
[18] 爱默特·提尔（Emmett Louis Till， 1941—1955），非裔美国人，1955年因同一名白人女子说话，而被该女子家人绑架、谋杀并抛尸河中，此事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19] 戏剧术语。第四面墙是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中虚构的“墙”，观众透过这面“墙”可以看到戏剧设定的世界中的情节发展。打破第四堵墙，则指剧中人意识到戏剧和观众的存在，与之直接交流。
[20] Twelfth Night，莎士比亚戏剧。
[21] 原文为oft，常用于诗文。
[22] 以下《第十二夜》节选均出自朱生豪译本。
[23]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大都会运输署。
[24] 乔治·华盛顿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