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宾商店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领导简历1461
全苏联合公司外宾商店的领导层
米哈伊尔•纳乌莫维奇-阿佐夫斯基
(Михаил Наумович Азовский)
(1900—1938?)
——从1932年7月起担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至少一直到1935年2月(干部个人登记表中的日期)。阿佐夫斯基是所有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也是少数接受过高等经济学教育的副主席之一，比其他人任职时间都要长。
阿佐夫斯基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出生在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最初在工厂做工，之后成为手工业者。在自己填写的履历中，阿佐夫斯基把自己的阶级出身定为“市民”，而父亲的手工业职业为农民一磨坊主。
1914年，阿佐夫斯基从市立学校毕业后，想要继续学习，但世界大战爆发了。父亲被征召入伍，直到1917年才回家并在当年去世。作为长子，年轻的米哈伊尔需要照顾家中的6个人，学习不得不中断。1919年前，他在城市自治系统干了5年水管工，但接受教育的梦想犹在。
据阿佐夫斯基所言，他从1917年起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在辛菲罗波尔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小组”，并成为当地青年联盟的领导。1918年,他成为金属工人联合会管委会成员和书记。国内战争时，在白军占领克里米亚期间，阿佐夫斯基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当红军短期攻占辛菲罗波尔的时候，阿佐夫斯基参加了红军并作为第二共产主义营的普通士兵在战斗中撤出了克里米亚——这是他从军经历中唯一的战斗经验。
很快，阿佐夫斯基被从前线“召回”学习——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把他派往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阿佐夫斯基想成为经济学家,于是在大学里选择了完全社会主义的专业——国家管控专业，但学习没有持续太久。1919年11月，在红军反攻白军邓尼金将军时，阿佐夫斯基和其他被征召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员一起被派往了东南方面军，之后按照其离故乡克里米亚近一些的个人意愿，他被派到了南方面军。不过，他在军中的职位不是英雄式的——投诉局负责人、战地监督军事委员、军事工农监察机关监察员。总之，阿佐夫斯基在军中实践了大学所选的“国家管控”专业。阿佐夫斯基在履历中写道：“1920年11月夺取克里米亚后，我被政治部主任泽姆利亚奇同志召回。”党指派阿佐夫斯基在他的故乡克里米亚建立工会和工农监察机关。当1921年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阿佐夫斯基担任了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
1924年，他请求离职前往莫斯科的李可夫工学院学习，他在那里的经济学专业学习了四年。在学习时，他还在外贸银行管委会兼职：从科室负责人一直干到银行的资深代办。毕业后，他被派往国外工作，担任外贸银行驻伊斯坦布尔分支机构负责人。阿佐夫斯基在土耳其生活了三年多，后来又出差去了埃及和巴勒斯坦。他略懂一些外语——法语和英语。1932年，他回到国内坐上了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的位子。
阿佐夫斯基于1932年7月开始在外宾商店工作。他为外宾商店在饥饿的1932-1933年取得“闪耀”的成绩做出了贡献。饥荒消退后，人民对外汇贸易的兴趣快速下降，外宾商店迫不得已寻找新的外汇收入来源，此后，阿佐夫斯基仍然担任着外宾商店领导。1935年2月——他案卷中最后的文献日期——他仍然担任着管委会副主席。
关于阿佐夫斯基后来的生活，在档案中信息非常少。明确的是，他于1935年在联共(布)哈萨克斯坦谢米帕拉京斯克区委接受了党员证件检查。当时阿佐夫斯基担任什么职务并不清楚，他出现在那里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惩罚。这个推测的依据是，阿佐夫斯基是1935年党的监察委员会调查的“挥霍国家储备”案中的被告之一。该案的主要人物是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1934年8月至11月担任代理主席的格•伊-穆斯特,而其他的管委会领导成员被控唯利是图。1462之后发生了什么？在干部个人登记表上的“1938年9月16日注销”章可以证明阿佐夫斯基已被捕,而且可能在“大清洗”期间被处决。阿佐夫斯基是从水管工成长为合格的苏联经济学家和大型外汇企业领导的，但没能找到关于他的其他信息。
吉洪·伊万诺维奇·阿尼西莫夫
(Тихон Иванович Анисимов)(1895—1934)
——1932—1924年担任外宾商店管委会主席助理。
吉洪·伊万诺维奇在履历中写道：“出身工农。”他没意识到，这是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历史上被称为“有份地的工人”。阿尼西莫夫的父亲——卡卢加省卡泽利斯克县卡斯特涅夫斯克乡农民，由于缺少土地前往城市做工——在彼得堡的普基洛夫斯克工厂做车工。自己的大儿子和年轻的吉洪也先后去了这家工厂。从1910年到1916年底，吉洪-阿尼西莫夫在普基洛夫斯克工厂担任钳工、工具制造工，之后去了莫斯科的米赫里松工厂——1918年8月，列宁在此地遇刺。尽管在工业企业工作多年，吉洪•阿尼西莫夫仍旧认为自己是农民，他在1923年填写的干部个人登记表证明了这一点。
吉洪-阿尼西莫夫在普基洛夫斯克工厂和米赫里松工厂先后经历了政治罢工的历练。二月革命时，他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沃列茨区的组织，并于1917年4月获得党员证。十月革命期间，他参加了红色近卫军，在莫斯科进行了街垒战。随着布尔什维克掌权，吉洪•阿尼西莫夫失去了工作——1918年，由于单方面退出了世界大战，苏维埃政府发起了工业复员，解雇了数十万工人。城市里的饥饿和崩溃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农根”：吉洪带着口袋里的两个月薪水回到了农村的父母那里，由此经历了无产阶级失去阶级本色的过程，但他并没有回归农事。在科基谢村，曾在首都工作过的无产阶级立刻引起了关注。村民大会选举吉洪为乡代表大会的代表，之后他又被选为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县城科泽利斯克，吉洪-阿尼西莫夫在执委会担任了财政官员。他创立并领导了工农党在科泽利斯克的组织。他在党内的升迁没有停止：吉洪-阿尼西莫夫进入了党的省委，之后进入了省执委，在这里他参与建立了苏维埃财政机关，以取代已被撤销的旧制度下的财政厅和税务局。应当指出的是，从农村党务工作者走到省党务工作者，阿尼西莫夫只花了大约半年，他只接受过农村学校的教育，但管理了卡卢加省的财政事务。
1919年夏天，应党的征召，吉洪•阿尼西莫夫来到前线——参加了决定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国内战争。但他参战时间不长，他在履历中写道：“由于糟糕的身体状况，我从前线撤下并被送到了疗养院。”但他没有休息——没什么可以“维持治疗”。吉洪•阿尼西莫夫回到了卡卢加省，之后，应县委请求重新回到了科泽利斯克，并当选市苏维埃主席、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党县委委员。
履历中的自述到此结束。吉洪-阿尼西莫夫剩下的人生经历资料来源都是断断续续的。1925年，他来到莫斯科，在机器制造托拉斯工作（指导员）。1929年，他来到图拉（党的中央区委组织处负责人）。1930年，回到莫斯科（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分支机构的高级指导员）。1931年，阿尼西莫夫调到外贸人民委员部（干部部门负责人的助理）并于1932年4月担任外宾商店主席助理。他并没有贸易工作的经验。被派往外宾商店显然与他丰富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经验有关。从文件上判断，吉洪-阿尼西莫夫在外宾商店一直工作到1934年早逝为止。
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柏林斯基
（Илья Яковлевич Берлинский）
（1897—?）
——从1931年7月至1933年3月担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分管邮包业务、进口和往外宾商店汇款的业务。
党员评述（1932年）：“该党员坚定、政治成熟。未受过党内处分。在业务工作方面，他是个精力充沛、坚毅的工作人员。清楚自己的事业,诚实工作。管理细致。一个坚定的行政管理者。”
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柏林斯基于1897年出生在白俄罗斯姆斯季斯拉夫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体手工业者、小商贩：高价售卖移。柏林斯基把自己的社会出身定为“小市民”，但任何情况下都会注明“贫农”。
伊利亚•柏林斯基成年时只接受过3年城市学校的教育。他体验过很多职业:革命前学过钳工活，做过司机，甚至做过电影放映员（当时的新职业）。他作为炮兵引导员在“一战”西线的战壕里战斗时，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在自述中，他没提过参加十月革命。1918年，伊利亚•柏林斯基自愿参加了红色近卫军。显然，他加入了白俄罗斯的一支游击队，并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姆斯季斯拉夫利等城市。柏林斯基的这段履历让我们想起了士兵布姆巴拉什的故事：他从奥地利俘虏营回到了家乡，梦想组建家庭、过上好日子，但国内战争的旋涡迫使他重新拿起武器。1463或许，离开战争的柏林斯基梦想过上平静的家庭生活，但不得不参加了游击队。在国内战争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柏林斯基参加了共产党并成了骑兵——这对犹太人是一个冒险的选择（骑兵军以排犹著称）。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伊萨克-巴别尔和他的《骑兵军日记》。1464我们能感觉到，柏林斯基慎重考虑过自己的从军前程:1919年，他在斯摩棱斯克和鲍里斯格列布斯克的骑兵军学校学习；1921年。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军学校的团级指挥员分部学习，并获得了“红色骑兵军指挥员”的专业知识。国内战争中，他在不同方面军担任过不同职位副官助手、骑兵连副连长、骑兵营副营长、排长、连长和营长，在西线和德国人作战，在土库曼斯坦和巴斯马赤匪帮作战，在“坦波夫前线”镇压安东诺夫暴乱。虽然从军较早，但他从未获过勋章。
伊利亚•柏林斯基官至高级指挥员，但没有继续留在部队中。1923年初，他从红军中退役。最初，似乎想要从事电影事业（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放映工业指导员、电影处处长，之后担任了国家电影委员会第一剧院负责人、第四电影院负责人、“租赁点稽查”负责人），后来又去了读者们熟悉的“信用局”1465,从1925年至1930年，他担任了“征收部负责人”。显然，他在这里取得了最初的外汇工作经验。1931年，柏林斯基到莫斯科市贸易公司工作，但在那里负责基本建设、运输和供给问题。他原计划被外派出国：1931年时，他是“全苏工业出口公司管委会外派出国的后备人员”，不过，他进了外宾商店管委会，而不是出国。
柏林斯基在外宾商店的工作从1931年7月持续1933年3月，也就是贸易网络和大饥荒发展最高潮的时期。柏林斯基不懂外语，但去外国短期出过差，可能和进口采购有关。他到过波罗的海三国、芬兰、德国、法国和英国。柏林斯基离开外宾商店的原因不明，但从履历表看，在他离职的1933年春天，他因为外宾商店的进口采购活动受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处分。显然，他采购了不该采购的东西。
离开外宾商店后，柏林斯基在“信用局”待了几个月（遗产声索部门负责人），然后担任了两年半全苏皮货贸易联合公司的副主席（到1936年夏天为止），后来又转岗至全苏贸易供应公司1466（分支机构负责人、经理）。他在这个岗位上碰到了“大清洗”，但他轻易地躲了过去：1938年1月，联共（布）莫斯科罗斯托金斯克区委给予柏林斯基严厉处分，原话是：“放松了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表现为与人民公敌博什科维奇共事并存在私人关系，掌握了人民公敌伊尔施泰恩（Ирштейн的一系列敌对行为信号，却不敢予以揭发。没有清楚地指出并向党组织报告，其父亲为小商贩。”我没能找出伊尔施泰恩的身份，但博什科维奇是个名人。他和柏林斯基都担任了外宾商店管委会的副主席，后来，在全苏皮货贸易公司时，博什科维奇是柏林斯基的领导。1467博什科维奇被枪决后4天,1938年1月24日，柏林斯基被严厉处分。和人民公敌有联系和未予揭发——在叶若夫时期，这样的“罪行”足以被开除党籍、逮捕，甚至枪决,但柏林斯基仅仅降了职，被派到皮货工厂担任供应部负责人。如何解释当时这么轻的判决？——有可能是因为，柏林斯基被处分时已经离开全苏皮货贸易公司，并非博什科维奇的下属，也可能是因为，罗斯托金斯克区委的共产党员们显示出了仁慈。不管怎样，1939年3月——他党员证中的最后日期——他还活着。已经在皮货工厂度过了混乱时期的柏林斯基从1938年9月起，担任了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部皮货贸易公司的部门领导人。
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柏林斯基的档案资料到此为止。1936年签发的党员证登记卡在1956年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予以注销，原因是柏林斯基未更换党员证。显然，在战争期间发生了点什么。1941年，柏林斯基41岁，他是预备役的高级指挥员，可能被征召到了前线。在1956年注销其登记卡时，伊利亚•柏林斯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也可能不在苏联。柏林斯基的履历中，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认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是工人？
尤里安-谢苗诺维奇-博什科维奇(久拉-博什科维奇)
(Юлиан Семенович Бошкович)(Дюла Бошкович)
(1891—1938)
——从1932年4月到1933年8月担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在外宾商店分管行政和古董事务。
党员评述(1932年)为：“坚定刚毅的党员，政治成熟。在业务上，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政管理者、有头脑的工作人员。管理细致。掌握德语和英语。过去，拥有丰富的领导经验。”
尤•谢-博什科维奇的一生值得专门著书立传。他于1891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卢戈日市，马扎尔人。父亲是酿酒厂工人，母亲为家庭主妇。博什科维奇接受过高等教育：从市立学校和卢戈日市男子中学（公费）毕业后，博什科维奇进了布达佩斯大学医学系，并于1914年毕业，几乎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通过考试后，博什科维奇立刻被征召进了奥匈军队担任初级军医.博什科维奇服役的团在1914年8月被派往塞尔维亚，秋天时被派往俄国前线。1915年3月，在俄军夺取普热梅希尔城市要塞时，博什科维奇被俘。他就这样来到了俄国：最初，他在辛比尔斯克战俘营的伤寒病棚担任医生，之后成了托茨科耶村（辛比尔斯克省）战俘营小医院的医生。博什科维奇在履历中自述称，由于和老医生有冲突，他进行了罢工，为此被逮捕判刑。他说，在监狱中认识了被捕的社会革命党人，并开始阅读反战传单。他写道:“瑞典和丹麦人组成的红十字会代表团来到劳改营，把我从沙俄政府的迫害中救了出来。”
博什科维奇在1916年初出狱后来到了杜博夫卡（察里津省）的战俘营工作，在这里成了非法小组的成员。他在履历中写道：“我在这里时，爆发了二月革命。我很不喜欢临时政府关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口号，我立刻听从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
1917年6月，博什科维奇成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员，这是他和其他外宾商店领导的不同之处，其他人都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才入党的。根据自述，在十月革命期间，博什科维奇参与了夺取杜博夫卡市杜马大楼（当时正在开会）的行动，之后成了县执委会政治委员和红色近卫军当地分支的组织员。1918年秋天，博什科维奇在萨拉托夫的布尔什维克省委领导了外国共产党员。1918年12月，他在阿斯特拉罕成了“奥匈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席”。从1919年初起，博什科维奇加入红军，历任里海一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阿斯特拉罕，1919年）、第一国际师师长（基辅，1919年）、第44师第3旅旅长、国家军事委员会军委成员（莫斯科，1920年）、第6军外伏尔加独立旅参谋长（1920年）、打击马赫诺军团参谋长（1921年）。他参加了察里津城下的战斗以及进攻弗兰格尔的行动。1919年，“由于消灭了绿匪帮”，他从乌克兰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那里获得了银柄军刀。1921年，“由于在1920年与白匪军的战斗中领导卓越”，乌克兰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授予博什科维奇红旗勋章和若干金表。
国内战争结束后，博什科维奇在马克思主义短训班接受了党的意识形态教育。之后，他进入了乌克兰领导层：1921年，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部首席医生和组织部门负责人；1922—1923年，担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委员、外国机构“饥民救济中央委员会”驻乌克兰全权代表。1923-1925年，担任苏联驻德国柯尼斯堡领事（除了母语匈牙利语外,博什科维奇还会俄语、德语、罗马尼亚语、法语和英语）。之后，党又把他派到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经济工作岗位，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31年春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计量委员会负责人等）。
1931年春天起，尤•谢•博什科维奇开始涉足苏联贸易领域，最初担任化工进口公司副主席，之后转任外宾商店管委会副主席，然后又担任了全苏皮货贸易公司主席。他被选为莫斯科苏维埃成员、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恩斯克区委员会指导员。1933年，外宾商店党组织授予博什科维奇证书和徽章，表彰其对贸易网络的组织工作。其实，在饥饿的1933年，当外宾商店经历快速增长时，要求其工作人员具有张力。
“大清洗”中断了尤•谢-博什科维奇的人生道路。他的干部个人登记表最后的词语是:“1937年11月1日，开除工作、被捕。”档案文献显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会党组在1938年4月14日将尤•谢•博什科维奇“作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按照1938年1月2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命令，博什科维奇被枪决，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外贸人民委员部“大清洗”受害者中的一员。
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1957年6月15日，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以未参与犯罪活动”为由终止了尤-谢-博什科维奇的案件。党内平反过了32年才到来，在改革和公开化导致受害者恢复名誉之后：1989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恢复了尤-谢-博什科维奇的名誉。
瓦西里-库兹米奇-日丹诺夫
(ВасилийЕузьмичЖданов)
(1898—?)
——外宾商店“创始人”之一。1930年12月，开始担任副经理，当时外宾商店还是莫斯科市贸易公司下属的一家小办事处，而且仅向外国人提供服务。他在外宾商店负责商品采购和销售。
党员评述(1932年)：“懂政治、党性坚韧。在业务方面，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坚决的人。领导工作经验不够丰富。在工作中得到了成长。作为行政管理者，缺乏韧性。未来可以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经济部门领导。”
瓦西里·库兹米奇·日丹诺夫出生在瓦尔代戈戈列沃农村的农民一渔民家庭。“父亲的财产从来没有超过一头牛和一匹马。1468贫穷、饥饿迫使姐姐们去城市做工，夏天时按日计工。在所有孩子里，我最幸运，我是唯——个受过教育的。”日丹诺夫在自述中写道。少年瓦夏-日丹诺夫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参加过革命运动，没有加入过什么小组，也没有被沙俄政府迫害过。他想学习，显然，他具备这样的能力。1914年，他通过了竞赛，赢得了奖学金，这使他不用增加家庭负担就能成为教师。他读书的愿望得到了姐姐们的支持，因为她们到过彼得堡，看到了教育是摆脱农村贫困的机会。
日丹诺夫进入诺夫哥罗德地方中等师范学校时还是沙皇统治时期，等过了4年毕业时，已是布尔什维克掌权的1918年。此后，他在瓦尔代的一个农村当了一年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都避开了瓦西里-日丹诺夫，国内战争之火也没有烧到他:1919年秋天，在莫斯科，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校外教育指导员和组织员培训班的学员，日丹诺夫加入了共产党并自愿前往前线，但并没有参加战斗——他成了北方面军的营指导员。1920年3月，学员们被从前线召回继续学业。1924年前，日丹诺夫在文化部门先后担任了不同职位，之后进入了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经济系夜校，并于1928年毕业，成了持证“内贸经济师”。就这样,前教师登上了贸易舞台。最初，他在莫斯科农产品加工联合公司工作(法律部书记、初级法律顾问、贷款业务部门负责人、糖果部负责人)，之后转到莫斯科市贸易公司工作(工业出口部负责人)。1930年12月18日，他被任命为“外宾商店”特别办事处副经理。在外宾商店获得全苏联合公司地位后，日丹诺夫成了管委会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至少干到了1932年11月——保存在档案中的党员证上的最后日期。个人履历显示，日丹诺夫的妻子是一名演员。
瓦西里•库兹米奇・日丹诺夫——来自瓦尔代的农民的儿子，以前的农民教师，在人生巅峰——首都外汇贸易企业的负责同志，似乎前程不错。关于他后来的人生经历，我们未能找到，但是凭一个情形可以推测出，他没有留在莫斯科。日丹诺夫于1935年在亚速一黑海边疆区济莫夫尼科夫斯克区委员会接受了党员证检查。当年所有共产党员都换取了1936年版的党员证，我没能找到日丹诺夫的。
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领导层
本书中，常常提到外贸人民委员阿-帕-罗森戈尔茨及其副手梅•安-洛加诺夫斯基的名字。虽然，这两人人尽皆知，他们的信息在出版物中都能找到，但我还是决定在本书中加入关于他们生平的简短说明。罗森戈尔茨和洛加诺夫斯基是外宾商店史的积极参与者。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
(АркадийПавловичРозенгольц)
(1889—1938)
——1930年10月至11月担任苏联外贸和内贸副人民委员，之后一直到1937年担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出生于维捷布斯克。他的父亲是一个二等商人，有七个孩子。三个小儿子死于国内战争，另外两个儿子——阿尔卡季和他成了苏联微生物学家的兄弟都死于“大清洗”，唯一的女儿叶娃被流放到古拉格：她是画家、雕塑家和格拉费卡艺术家、法尔克和戈卢布金娜的学生——她的作品被保存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造型艺术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流放期间，她在油漆车间工作，为驳船题字。
在其一份履历中顺便提到过，阿尔卡季-罗森戈尔茨的“主业”是医师，而在1914—1915年，他曾供职于保险公司，但事实上，他的主要职业和人生起点是革命。1905年，他在少年时就加入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他在家乡维捷布斯克、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莫斯科开展党的工作。1917年，他成了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成员。他积极参与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是红军的缔造者之一:1917年10月，罗森戈尔茨供职于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1918-1919年，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东、西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1920年，获得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履历作者指出了罗森戈尔茨和托洛茨基的亲密关系：从1923年到1927年，罗森戈尔茨都属于“左翼反对派”。1469
国内战争结束后，罗森戈尔茨最初从事恢复交通运输的工作，之后建立了苏维埃税务机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交通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4年12月前，担任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红军空军管理总局局长和政委。1925年，被派往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驻英国参赞和大使，一直到1927年。苏联活跃的间谍破坏活动导致1927年苏英关系破裂。罗森戈尔茨回到了莫斯科，担任工农监察副人民委员近两年（1928年12月至1930年10月），随后担任外贸和内贸副人民委员，从1930年11月起担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在深思阿尔卡季•帕夫洛维奇-罗森戈尔茨的命运时，会不由自主地为一些貌似不相干的事件、事实感到震惊，一些此前知之甚少的人突然和他的生活密切和悲剧地联系在一起，而有时又成了我自己经历的一部分。正是罗森戈尔茨的驻英国外交一间谍机构导致了众人皆知的“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案”——苏联贸易代表处和苏联一英国合资股份公司办公室遭到搜查，英国警方没收了有损苏联名誉的文件。罗森戈尔茨及苏联职员必须在10天内离开伦敦。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他乘的火车停靠华沙，罗森戈尔茨在车站咖啡馆会见了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彼•拉-沃伊科夫(1Т. Л. Войков)。正是在站台上和罗森戈尔茨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沃伊科夫被鲍里斯-科威尔达(Борис Коверда)刺杀。科威尔达时年19岁，1994年，当我在华盛顿凯南研究所访学时见到了他的女儿。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学长安纳托利-雷巴科夫和阿尔卡季-罗森戈尔茨与第一位妻子所生的女儿列娜是好朋友。他在自己的书《爱情一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爱情没有结果。从学校毕业后，我们见过几次面，后来有人跟我说，她去工厂做了焊工，然后就嫁人了。战后,回到莫斯科后，我得知，列娜早在30年代中叶就在苏护米的宾馆里被人射杀。为什么到现在我才知道。”
1937年夏天，阿•帕-罗森戈尔茨被免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的职务，很快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这是斯大林最惯用的手段：在被消灭前先调离重要岗位，派到不太重要或不重要的岗位。1937年10月，罗森戈尔茨被捕。他成了1938年3月莫斯科审理的所谓“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件的被告之一。除了罗森戈尔茨，遭此命运的还有20人：前政治局委员、“党的宠儿”尼•伊-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前政府首脑阿.伊.李可夫(А.И.Рыков),前内务人民委员亨•格•亚戈达(Г.Г.Ягода),前中央委员会秘书、后来的外交副人民委员尼-尼-克列斯京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等苏联领导人，以及一些最知名的医生。他们的罪名是叛国，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恐怖、危害活动，动摇苏联军力，挑动外国军事力量进攻苏联。阿尔卡季•罗森戈尔茨在这个虚构的案子中被视为苏联托洛茨基地下活动的领导者之一、德国和英国间谍。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调查显示，罗森戈尔茨以及此案的其他被捕者一样在被捕的头几个月里都否认有罪，但在恐吓、心理和肉体摧残下，开始给出“感激的”供述。
在法庭上，罗森戈尔茨承认了所有罪状，包括利用外贸挥霍国家资金，用于资助托洛茨基个人及其组织，并准备行刺斯大林。和其他人不同，他没有祈求怜悯。在供职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时，罗森戈尔茨不止一次地亲自把人送去受死，当他自己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这些。根据法院的判决，他于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
罗森戈尔茨的妻子卓雅·亚历山德罗夫娜，旧姓里亚申采娃(Зо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Ряшенцева)在丈夫被处决后两周被捕，于1938年4月被枪决，享年38岁。罗森戈尔茨的第二次婚姻留下了两名年幼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娜塔莉亚后来成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
1988年2月，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了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于1938年3月13日做出的关于“反苏右倾托洛茨基集团”案的判决。
梅奇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洛加诺夫斯基
(Мечислав Антонович Логановский)
(1895—1938)
——1931年担任贸易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从1932年至1937年，担任外贸副人民委员。
洛加诺夫斯基出身于波兰凯尔采市的律师家庭，但他没有步父亲的后尘，还和他断绝了关系——在1936年编制的联共(布)党员登记表上，在“1917年后父母职业”栏中写的是“律师”，而且明确已经断绝关系——“没有联系”。梅奇斯拉夫-洛加诺夫斯基于1914年中学毕业同年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他决定不再继续学习，而是把生命献给革命。1914年被捕，1916年3月前，先后在华沙和下诺夫哥罗德的监狱服刑。刑满释放后前往莫斯科，在1918年2月前，他先在“俄罗斯水表公司”的工厂做杂工，随后在“克拉梅尔”工厂担任“火炮检验员”。在莫斯科的这家工厂里，他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年6月，他未经预备期就加入了俄共（布）。在莫斯科的红军指挥员炮兵班结业后，他于1919年1月参加了国内战争。他先后在西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中作战（炮兵连连长、炮兵营营长、情报处处长和政委）。因“前线的表现”，他被授予红旗勋章。1921年2月，他开始担任契卡特派员，并被派往国外从事情报工作：从1921年5月至1925年5月——担任苏联驻华沙和维也纳的全权代表秘书。回国后，他短暂担任了格别乌外国局局长助理，随后调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7年9月前，洛加诺夫斯基一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政治部门负责人，之后在1931年1月前担任苏联驻德黑兰的代办。随后，洛加诺夫斯基从情报一外交岗位转到贸易岗位，进入外贸人民委员部。
随着“大恐怖”的开始，洛加诺夫斯基头上的阴云开始浓重起来。厄运的先兆是降职：1937年4月，洛加诺夫斯基转任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1937年5月16日，梅奇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洛加诺夫斯基被捕。1938年7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他犯叛国罪。同一天，洛加诺夫斯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卡穆纳尔卡”镇被枪决。党的官僚机关的工作甚至都赶不上枪决的速度，直到1938年12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设的监察委员会才开除洛加诺夫斯基的党籍。因此，在他被枪决时以及之后数个月，洛加诺夫斯基仍旧是党员。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党的监察委员会党组为“了解洛加诺夫斯基”于1938年12月17日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去了会议纪要的摘要。这意味着，在1938年12月，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还不知道，洛加诺夫斯基在大约4个月前已经被枪决——这一事实证明国家安全机关日益独立于党的中央机关。
梅•安·洛加诺夫斯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是因为外宾商店管委会前主席阿-卡-斯塔舍夫斯基被控为“波兰军事组织”成员，该组织在1920—1930年代为波兰情报部门开展过针对苏联的颠覆和间谍活动。因为这个虚假的案子遭到镇压的有很多波兰政治移民、在苏联安全机关和红军中的波兰人以及和波兰有联系的其他民族的苏联领导人。1470
1956年12月1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恢复了梅奇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洛加诺夫斯基的名誉。没有发现有关党内平反的信息。洛加诺夫斯基的妻子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也和他殊途同归——于1938年被枪决。死后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