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是开往文学的直通车

读《左传》，我手边往往会放几部参考书。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不必说了，方朝晖先生的《春秋左传人物谱》，也是常会翻阅的（虽然他的评论，我大多不赞同）。这书的特点，是以人物为中心，把《左传》中某人分散在各年的事迹，抄撮在一起。

这样，阅读体验就好多了。

编年体的书，最大的麻烦就是一年之中，互不相干的事太多，而一个人、一件事的首尾因果，又往往隔得非常远。看到某事的起因，往往要看几十页毫不相干的内容，才能看到此事的后续。

譬如说，《左传》里，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参，第一次出现是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则是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中间整整隔了五十年。伍子胥本人，则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登场亮相，到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再次出现，前后间隔也有十年。

所以，你要把《左传》里老伍家的遭遇组织成前后呼应的故事，读书必须极其仔细，大脑必须高度活跃，才能把这些零散的信息串起来。

但如果你读《史记》，《伍子胥列传》是一篇既神采飞扬又沉郁顿挫的大文章，随随便便就读进去了。

当然，编年体有它的优势，比如《史记》把伍子胥的爷爷伍举，认作楚庄王（？-前591年）时候的人，脑子里如果有清楚的时间线，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不管怎么说，比较可读性，《史记》完胜。

虽然文学批评家倾向于赋予文学各种高大上的内涵，但庸俗地说，应该承认可读性也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

很大程度上，文学是共情的艺术。最容易唤起人的共情的，就是“人”。而纪传体，正是以“人”为中心的。

读《水浒传》，一般读者未必记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出场次序；读《西游记》，孙悟空先打哪个妖怪后打哪个，想必也有很多人弄不清。要把这些捋清，需要有编年体的思维，而常人很难有这个意识。

记住《水浒》《西游》里的一些精彩故事，就容易多了，这是纪事本末体的思维。讲故事比做“大事编年”要亲民。

而就算所有的故事你都记不清了，但武松、林冲、孙悟空、猪八戒的形象，在你脑海中仍可能很鲜活生动，这就是人物传记的思维。所以《史记》对文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发明了纪传体，这是最符合一般人欣赏趣味的体裁。

而且可以说，纪传体不但降低了阅读的门槛，也降低了历史写作的门槛。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股子私家撰著历史书的风潮，纪传体的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统的杂史、杂传数量更庞大。是什么原因呢？纸的逐步普及使书写成本降低；社会上存在一个庞大的有闲阶级；大动荡的时代，张三李四都有反思历史的热情……这种种理由之外还有一条，拿《史记》里的列传部分做范文，写人物传记，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为某个朝代作一部编年体史书，那真是非专业的史官不能作；哪怕是要为某人编个年谱，也需要有很好的随时做记录的习惯。但写人物传记就不同了，你只需要把某人的姓名、籍贯一介绍，再拍拍脑袋想几件他生平有意义或有趣的事，大致做个先后排序，写下来，一篇人物传记也算完成了。

这么写下来的传记当然不见得靠谱，于是干脆以不靠谱为常规，这便连带着刺激了小说创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多少作家一动笔，难免都带着纪传体史书的腔调。

大家都熟悉《史记•项羽本纪》的开头：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

再看几篇小说：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李娃传》）

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霍小玉传》）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慧……（《聊斋志异•婴宁》）

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三国演义》）

都是这样，人物一出场，就老老实实介绍姓名、籍贯，标准的列传写法。

太史公笔下的人是活的

人物传记相对好写，但能不能写好，是另一回事。易学者难工，这个道理还是很普世的。

写人，心里要装着人。尤其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那么多的传记，需要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高位者眼睛容易被蒙蔽，而一般人的社会空间注定很有限，所以这就排除掉了绝大多数人），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是天赋，又排除掉一大批人），能用文字表现出这形形色色的人（这是另一种天赋，再排除掉一大批人）……这么筛过一遍之后，其实还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而司马迁是天才中的天才。他的出身，本来属于士大夫阶层，得过皇帝的宠，受过宫刑后，更被所谓“尊宠任职”，时时可以接触到顶级权贵；但宦者的身份，又意味身边同事有许多来自底层。司马迁看得见许多人，能了解、理解许多人，更难得的是，他能用笔捕捉、描绘到这一切。

我们就细讲一个例子。有些事情，未必每个细节都可靠，但司马迁写来，还是使人感觉真切可信。譬如经常被争论的秦始皇遗诏问题。篡改千古一帝的遗诏这种惊天大事，应该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胡亥、赵高、李斯三个关键人物里，最活跃的必须是赵高。因为胡亥迟钝，没想过要哥哥当了皇帝，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李斯是技术官僚，而且相对比较有安全感；赵高最紧张，他没有其他政治基础，价值就体现在能够待在权力核心，而扶苏一旦即位，他就要被踢出去了。

这时候，赵高有三个选择：第一，先说服胡亥，再去做李斯的思想工作；第二，反过来，先劝李斯，再劝胡亥；第三，约两个人一起谈清楚。

赵高选择了先劝胡亥。这个选择特别有道理。第一，是先主后次：说通胡亥更关键，如果胡亥本人不配合，说通李斯也没用；第二，是先易后难：赵高和胡亥本来就是师生，比较亲近，胡亥又傻，这事成了他好处又大，说服胡亥比李斯显然容易很多；第三，是独揽劝进之功。先说通了李斯，然后和李斯一起去劝胡亥，那支持胡亥当皇帝这事，两个人就同等重要；自己先把胡亥说服，然后找李斯，自己才是唯一的大功臣。

所以赵高去找胡亥，说你爸爸传位给你哥哥了，你看怎么样？

胡亥很呆萌，说很好啊。

赵高说不对，那你就完了——对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一定要跟他贩卖恐慌，然后才能把他的行动力激发出来。赵高又举了一堆古代犯上作乱还有好结果好名声的例子，很顺利把胡亥说服了。

赵高这才去找李斯，跟李斯，赵高说话直接多了：现在遗诏就在我们俩手里，公开出来的会是什么内容，我俩说了算。

这是因为，李斯是绝顶的聪明人，你要是跟他兜圈子试探，到时候被他一语道破你的内心，反而被动了。跟聪明人就得打开天窗说亮话。

看李斯拒绝了，赵高也给李斯贩卖恐慌。

赵高先拿李斯和蒙恬将军比，你有哪里不如，一二三四五……总之，一旦公子扶苏即位，你的丞相之位就完了。但李斯说，没关系，我可以不做丞相。

赵高就提醒李斯注意历史，秦国退休的丞相有好下场的没有？不做丞相没关系，命你也不要了吗？

李斯就说了特别高尚的一段话，我受先帝大恩，我宁可死，也不做这种事。

说到这里，赵高知道，事情已经成了。你李斯这么多年脏事臭事干得还少吗？你是舍生取义的人吗？这就是知识分子，矫情，干坏事需要人给个台阶。这个姿态摆出来，是跟我要台阶呢。

于是赵高就啪啦啪啦说了一大堆，文辞华丽之极，把改遗诏的问题，上升到“无常”的哲学高度。如果是劝别人，说这些属于莫名其妙，但对李斯这种既热衷名利，又喜欢感慨人生的知识分子，就得这么劝。

就这么，李斯流着眼泪叹着气，终于从台阶上下来，同意配合赵高。

当然，你要去问司马迁，这么秘密的事怎么写得跟你在现场一样？他估计没法回答。但必须承认，这段确实写得好。把赵高、李斯、胡亥三个人，都塑造得形象鲜明气韵生动，每个人物的行为逻辑，都非常符合他们的身份、性格和处境，而通过对话描写捕捉人物的心理，尤其展示了极高的艺术手腕。

这里就不得不引用亚里士多德老师那段著名的论述了：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学》）

秦始皇传位给胡亥，各种迹象都表明可能有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大概永远没有办法说清，而且，即使说清，那点子破事又能有多少意义呢？司马迁的这段记述，则把宫廷政治的黑暗、阴毒、卑鄙、下作……都揭发得淋漓尽致，可谓直达问题的本质，后世无数宫斗那点猥琐的小算盘，都可以作如是观。

相比较而言，出土文献如《赵正书》里对这件事的记录，真是单薄乏味透了。这些年出土文献那么多，很多研究者都想从其中发掘蛛丝马迹挑战《史记》的经典叙事，从历史学的角度说，这种挑战是否成功姑置不论，但在竹简上这些磕磕绊绊的表述衬托之下，太史公的文学之笔，倒肯定是越发显得熠熠生辉了。

文学家写出来的比他想到的多

具体展开说《史记》的文笔有多么精妙，叙事手腕有多么高明，会把这篇文章拖得太长，而且这种分析方式，实际上也会拉低《史记》的格调。毕竟这是一个随便什么不通的浮夸文字，都有一帮子人在后面叫“好文采”的时代。

倒是不妨说一下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不同：优秀的史学家，是能够精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的人；伟大的文学家，则是表达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多的人。

比如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知识非常贫瘠，许多见识也可说近乎庸陋，但他的戏剧，就是创造了一个能给人无穷启发的世界，这才有了所谓“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司马迁也称得上“说不尽的太史公”，有今天的信息搜集、检索手段，我们掌握的知识不难比司马迁更多；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认识，两千多年来不断讨论，研究方法越来越科学，也应该说比司马迁更清晰深刻。但是《史记》的光辉，不会因此黯淡。

比如《史记》里有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问题：司马迁究竟是更同情项羽，还是更赞赏刘邦？

司马迁对项羽的态度，《项羽本纪》最后的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了：率先起兵反秦，了不起；但政治上没什么见识，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到死还不觉悟，真是荒谬得很了——这差不多也是两千年来的定评。

可是，司马迁笔下的项羽，给人的印象却绝不仅仅如此。一写到和项羽有关的战争，《史记》字里行间，就仿佛尽是金戈铁马之声。项羽用兵，仿佛天神行法，自带滚滚风雷烈烈掣电，看得读者也热血沸腾；诸如“鸿门宴”这样的场合，写到项羽的犯傻处，蠢则蠢矣，却仿佛充满了萌点；而到兵困垓下，悲歌别姬，又仿佛满纸呜咽，不知道使多少文人才子扼腕叹息，多少多情少女泫然泣下。

这真是天生的偶像。所以项羽生前，有江东八千子弟为他舍生忘死；而项羽身后，一篇《项羽本纪》，又不知道为他暴涨了多少粉丝。

刘邦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人认为，司马迁遭了宫刑之后，痛恨汉武帝，连带也痛恨上了汉朝的太祖高皇帝，所以写刘邦时，在使劲泼脏水。

确实，《史记》写到刘邦的种种劣迹、丑行，毫不避讳。可是，沛县起兵，没有人敢于领头的时候，挺身而出的那个人，是刘邦；秦兵攻势极盛，反秦大业岌岌可危的时候，率领一支孤军勇猛西进的人，是刘邦；军事、后勤、权谋……所有的才能都算不得顶尖，可是却能和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有效沟通，并把每个人都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的人，是刘邦；经常做出愚蠢决定，可是一听到正确意见，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立刻改正的人，是刘邦；曾经百战百败，可是始终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人，是刘邦……这样一个杰出的领袖形象，也正是《史记》提供给我们的。

最后，《史记》还特意补了一笔：那个唱《大风歌》，说我死之后，魂魄还会思念自己家乡的性情中人，是刘邦。

后世无数史书，写到开国帝王时，极尽美化之能事，可是写出来，却像是一个个假人。要说把本朝的开国史写得如此英风锐气激情澎湃，也就是司马迁了。看见写了一些污点就以为是“黑”，这种一根筋的“饭圈”思维，不足以谈论复杂的人类社会。

所以，司马迁写下来的，远远不是几个概念所能概括的历史。他笔下的世界，英雄气洋溢又血泪悲情，豪情慷慨又众声喧哗，一个个人物缺陷成堆但仍然光芒四溢……他能够让两千年之后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仍然为自己拥有这样的历史为荣。

在司马迁的时代，文学和史学本来就没有分开，甚至于在司马迁的脑子里，根本就既没有我们今天史学的概念，也没有今天文学的概念。以用今天的历史研究方法，指出他写的某件事，太注重文学性而未必是事实，这是自然不过的也理所应当的，但对他当时这么写，也要有理解之同情。

而且，严密精确的考据后自然会筛落掉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换另一个角度看，也许自有价值。就像今天，只看知网上的社会学研究论文而不逛淘宝不看抖音不刷朋友圈，对当代中国的了解一定大有缺陷。实际上我们正应该感谢司马迁脑子里没有今天的学科标准，才为我们保存了如此丰富的资料。

或者可以套用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著名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所以，即使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而言，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也许比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留给我们更多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