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魂不能离开“魄”，虽然平时“三魂七魄”、“魂飞魄散”、“勾魂摄魄”、“招魂复魄”之类的词断不了要说到，但对于“魄”之为物，还是不大留意。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幽冥文化中，魂灵及其性质都占有核心的地位。但是这一问题在哲人的诠释中往往并不与这个民族的一般见解相一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关于魂灵的最具影响力的是儒学经典中的几段话，虽然引录古文让人心烦，但却是无法回避，那就先从我国文献中最早的一个闹鬼故事开始吧。
春秋鲁襄公三十年，即公元前543年，郑国的执政是伯有。此人专横嗜酒，与其他卿大夫们的关系处得很不和谐。头一年，伯有派遣子皙出使楚国，子皙不肯去，说：“楚国与我们正关系紧张，你让我去楚国，那不是成心要我送死吗？”伯有说：“你们家世代都是搞外交的，你不去谁去？”子皙说：“能去我就去，有危险就不是非去不可，这和我们家世代搞外交有什么关系？”伯有不肯让步，认定了子皙必须去楚国出差。子皙气急了，就想拉出自己的家丁与伯有拼命，多亏众大夫从中调解，这两家总算没动刀子。
到了这年七月的一天，伯有照例在他的地下室里彻夜长饮，到了天明，醉醺醺地上了朝，又提起让子皙出使楚国这事，而且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回绝。他发号施令已毕，又爬上车回家喝酒去了。子皙知道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而现今伯有正烂醉如泥，恰是先发制人的好机会。于是他率领家丁，又联合了其他几家卿大夫，向伯有发难。伯有醉成一摊，哪里能打仗？结果他被子皙打得一败涂地，最后被家丁扶上车，逃出了郑国。跑到半路，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好暂到许国去避一下风头。
过了几天，伯有听说郑国的卿大夫们开会结盟，一起反对自己，气得火冒三丈；又听说上卿子皮那天没有参加攻打自己的盟军，觉得自己还是能拉回几个盟友的，于是便带着手下那些残兵杀回郑国。郑国的驷带率领国民迎战，结果伯有败死于羊市上。
转眼七八年过去了，到了鲁昭公七年，即公元前535年，郑国的都城闹起鬼来了。大白天就有人在街上喊叫：“伯有来了！”吓得街上的人乱窜。这事连闹了几次，人们便说起去年二月的一件事，说有人在夜里梦见了伯有，他顶盔贯甲，昂然而来，说：“到下个月的壬子日，我要杀死驷带，明年正月壬寅日，我还要杀死公孙段。”结果这两个伯有的仇人都如期而死了。现在伯有又现形于街市之上，看来事情是越闹越大了。此时的执政已经是有名的贤人子产了。子产便采取“息事宁鬼”之策，他认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伯有所以“为厉”，是因为没有把他的后代安排好，让他绝了祭祀，在阴间无处找饭辙，饿了肚子。于是子产就把伯有的儿子良止安排了职位，恢复了贵族身份。结果也怪，伯有的鬼魂就再也没有来捣乱。事情是平息了，但这事却弄得各国都当成了新闻。
不久，子产到晋国进行友好访问，晋国的赵景子就问起这事，说：“伯有犹能为鬼乎？”于是博学的子产说“能”，接着就讲了一段“鬼魂论”。这段话堪称儒学中的经典，就是对中国的思想史也是意义重大，可以说一直影响了几千年的知识分子。原文大致如下：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良霄即伯有之名），我先君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三世执其政柄，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这一问一答，需要做些说明。
先说赵景子之问。“伯有犹能为鬼乎？”——这伯有死了那么多年，怎么还能闹鬼呢？这不是对人死之后能为鬼而表示怀疑，而是认为：人死了七八年，按常理就不能为厉了，可是为什么伯有却还能为厉呢？这里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就是：当时人的一般见解是，人死之后会化鬼，会为厉，但只是在死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时间一长，就不会为鬼为厉了。（其实这个看法从古代一直沿续到现在，历朝的鬼故事基本上都是谈死去不久的鬼。）
为什么呢？赵景子没有说，是因为这是一个“习惯见解”。所有的鬼故事总不能脱离人们的记忆和情感，人之初死，记忆犹新，哀情未绝，就会产生各种与死者有关的异闻。但人死已久，记忆淡漠，或亲情断绝，就少有为鬼为厉的怪事出现。这种日久则不能为鬼为厉的习惯见解，如果稍归于理性的思考，就容易发展为日久则魂灵消散的解释。《易·系辞》所说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也就是这个意思。《周易正义》解释“游魂为变”可不是说鬼魂闹乱子，而是“物既积聚，极则分散”，将散之时，那些漂游于虚空中的精魂，就要改变形态，去离物形。朱熹说得更简捷：“盖精与气合，便生人物，‘游魂为变’，便无了。”而孔子对宰我说的“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礼记·祭义》），就是人死之后，游魂如烟如气地向天上的发散。
下面再说子产的答。子产的意思是，游魂并不是一下子就散尽，而是因人而异的：散得快的，就不会为鬼为厉；暂时不散的，可以一时为鬼为厉，但它终久是要散尽的。
为什么有人的精魂很快就散尽呢？因为他不是“强死”的，而是或因衰老，或因疾病，或因饥饿，逐渐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把体内的精力都耗尽，然后才死掉，这时他的精魂已经如耗干的油灯，正如朱熹所说，此时他的精魂“不是散，是尽了”，还能成什么厉祟？
但“强死”者则不同，强死就是现在说的“横死”，即朱子说的“是非命死者，或溺死，或杀死，或暴病卒死”。因为是突然死亡，他的精魂尚未消耗，所以就能为厉，这就是子产所说的“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而伯有呢，他不但是“强死”，而且不是一般的“匹夫匹妇”，是本人生前享用精宏，并且从祖先那里遗传来的素质也比较强盛的贵族。这样，他的精魂就要比吃糠咽菜的匹夫匹妇更强壮，所以他不但死后可以为厉，而且在死后七八年还能为厉。当然用不着多说的一句是：就是伯有这样的强魂，也有把精力耗尽的时候，不会永远为厉下去，终归还是要“无了”。
与本题关系较多的是子产下面的一句：“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这里分别说了魂与魄的关系，但辞简意晦，所以要看唐初大儒孔颖达所做的疏解：
人禀五常以生，感阴阳以灵。有身体之质，名之曰形；有嘘吸之动，谓之为气。形、气合而为用，知、力以此而强，故得成为人也。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亦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是魄在于前，而魂在于后，故云“既生魄，阳曰魂”。
这段孔疏中除了魂魄之外，还谈到形气、灵神等成对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
生人是由肉与灵两部分组成的，肉就是人的形和形中的气，灵就是魂和魄。而这形、气又与魄、魂相对应。形与气不同，所以魄与魂也有异。附于形的灵是魄，附于气的神（这神和灵的意思一样，不过是错落为文而已）是魂。人之初生，手足能够运动，五官能够视听，与这些感性器官相应的就是魄，是魄使得这些器官能够正常运行功能。而随着人的生长，从感性知觉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不仅能视听运动，而且有感情、能思维了，这就是气的功用，而与此相应的神就是魂。是魂使得人有了感情和思维。形、气与魄、魂相对，形气为阴，魂魄为阳。但形、气相对，则形为阴，气为阳；魂、魄相对，则魂为阳，魄为阴。这就是“人生始化曰魄”，魄出现之后，其阳为魂，而魄自为阴。
那么这些体、气、魄、魂是从何处而来并“组合”到一起而成为“人”的呢？先秦诸子大多认为是“天地自然”。《管子·内业》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淮南子·主术训》云：“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其实，凝聚天地之气而生的不仅仅是人，天地之间的众生莫不如此。所以《礼记·乐记》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种本来很唯物的理论在后世的神仙家手中得到了发展，成仙成神、成精成怪的那些人物就靠的是吸收天地日月精气。
正是由于天气为魂，地气为魄，所以人死之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礼记·郊特牲》）“骨肉（体魄）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魂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所以才“鬼者归也”，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人既然是大自然所生，死后就该回归于自然，“从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对这一套理论，此后两千多年的儒者中，或认为无鬼，或认为有鬼，或认为有鬼但终于无，或者是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但对子产的那段话，却少有人公开反对。即便是在说神道鬼的《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说过“人死则魂散，其千里而不散者，性定故耳”的话（《长清僧》）。而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专门嘲弄死不信鬼的腐儒，却也要借蔡必昌的话说：“人之余气为鬼，气久则渐消。”
再说下去就离魂远、离鬼近了，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