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盟约与瓜分
我个人非常怀疑国联的成功，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怀疑，如果要让它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只有借助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努力把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扩展为世界和平。
米尔纳勋爵，1919年8月14日[1]
［亨利·］西蒙坦承，他没看出殖民地和这种委任统治地之间有什么根本差异。这是法国的看法。如佩雷蒂后来在巴黎对我所言：“在10年内你将会看到这些委任统治地发展的样子。”
乔治·路易斯·比尔1919年8月10日的日记[2]
大象打架，小草遭殃。
东非谚语[3]
1918年12月，在冰冷的大西洋中部，在“乔治·华盛顿”号上，乔治·路易斯·比尔（George Louis Beer）感到整个世界的压力都在他的肩上。比尔，46岁，曾是商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国史教师，是陪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百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其使命是为欧洲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比尔之前是“调查团”里的殖民政策专家，该“调查团”是由战时被聚集在一起规划战后安排的美国学者组成的；他的特别使命是确保兑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第五点承诺，“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在决定一切有关主权问题时，应兼顾当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之正当要求”。兼并战败的德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的领土是不可能的，且1918年的建议书已经把“落后的”或“被遗弃的”人们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但这种国际制度安排到底如何仍然不清楚。
比尔是一个做事有条理、严肃认真的人，除了吃大量的食物并在甲板上进行奇怪的保健运动，他在船上无事可做。比尔希望利用这个航程设计出一个计划，但他发现船上的气氛——他在日记中写道——“非常不民主，也非常不友善”：威尔逊待在他的特等舱里，任何人想见到他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比尔最终设法让威尔逊坐下来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时，他发现威尔逊的想法非常模糊。德国的殖民地应该成为设想的计划，也就是国联的“公共财产”，其实际管理被委托给一些非帝国的小国。威尔逊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能够胜任。[4]
比尔自己的想法也尚未成熟，但他非常肯定这是行不通的。在基本原则上，他与威尔逊是一致的。和威尔逊一样，他也认为不能归还被占领的地区，因为“没有什么比……让成千上万无助的土著受战败的德国的怜悯更不光彩的了”。[5]和威尔逊一样，他也从未考虑非洲人自治这种前景。在给调查团的一份备忘录中，比尔表示，“黑人种族迄今尚未表现出发展的能力，除非在其他人民的监护之下”。[6]他还认为，“监护”（tutelage）工作必须是国际化的，与帝国统治不同，而且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并根据人道的和进步的规范实施。
但比尔认为欧洲小国很难有效地推进这一计划。关于管理殖民地，挪威人能知道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挪威人缺少经验让他感到困惑。比尔认同19世纪的不同欧洲人和文明的相对价值的思想。在巴黎和会上，他很震惊地发现“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为文化价值极其低下的人们做出了牺牲”；他认为，“让波兰人处于德国人控制之下、南斯拉夫人处于意大利人控制之下远比反过来好”。[7]而当谈到殖民地治理时，比尔被说服相信一个国家提供了世界追随的榜样。在英国的殖民地，“当地居民的权利受到细心和有效的保护”，英国也是最认同美国自由贸易经济政策的国家。而美国认为自由贸易对未来和平至关重要。[8]为何不利用国联来推广大英帝国的杰出做法？
毫不奇怪，英国的政客、国际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大都也是这么看的。打个比方说，威尔逊出航时，英国人已经在大西洋中部准备迎接他了。凡尔赛达成的关于欧洲大陆的安排，受到法国的利益和担心的极大影响，法国竭力要遏制德国；然而，殖民地的安排是英美的产物。它看起来和实际一致，因为英国非常渴望得到美国这个盟国，还因为美国的偏好和理想最容易与英国的帝国实践调和起来。但如果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从一开始就对形成委任统治制度产生了影响，那么当美国人退出时，这个制度便会更加脆弱。到1919年底，法国开始公然推翻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精心组织起来针对自己的国际制度。到1920年，在巴黎和会中诞生的委任统治制度几乎已经死亡，这使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成为一个几乎无可避免的杀婴犯的故事。这个制度会存活下来，但会发生变化，其得以维持不是因为美国的理想主义或帝国的合谋，而是由于国联自身非常不牢靠的权威。
战时的激烈争夺没有人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几年里地区易手视为一种新秩序的前兆。它们只是战利品。既然近两个世纪，欧洲的各帝国已经通过全球战争调整了它们的权益和边界，随着权力平衡的不断变化，盛产食糖的群岛和藩属国多次易手，为何这场战争应该有所不同？
在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并在佛兰德和法国北部掘壕固守之时，协约国和英联邦自治领的军队占领了德国的殖民地。1914年8月29日，德属萨摩亚群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向新西兰军队的一支先遣登陆部队投降。9月9日，瑙鲁的磷酸盐岛屿被移交给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墨尔本”号（HMAS Melbourne），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德国控制的新几内亚首府和俾斯麦群岛落入澳大利亚海军手中。然而，澳大利亚人继续向前推进到赤道，不料却发现日本人已派军舰夺取了加罗林（Caroline）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马绍尔群岛。到10月中旬，德国的所有太平洋属地都落入协约国手中。[9]
把德国从非洲驱逐出去花费了更长的时间。英国和法国军队迅速占领了多哥兰和喀麦隆的杜阿拉港（Duala），但遭遇了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的抵抗。直到1916年初，它们才进入西班牙领土。西南非的战役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一些军队宁愿哗变，也不愿拿起武器对抗白人；直到1915年春季才发起新的进攻并夺取温得和克。争夺德属东非的战役对各方都是最棘手的。聪明的德国将军保罗·冯·莱托-福贝克（Paul von Lettow-Vorbeck）和他能征善战的非洲土著士兵把英国及南非军队牢牢困在东非的游击战中整四年。这场战役，以及贪婪的比利时军队伺机占领卢旺达和布隆迪，造成了饥荒和灾难。[10]
所有这些征服者都不认为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南非将其铁路线向北延长，并开始把土地分给白人殖民者；澳大利亚占领的新几内亚椰子种植园里的契约劳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到1916年，当英国政府首先任命一跨部门的委员会来通盘考虑制定被占领土政策时，兼并主义情绪是非常强烈的。尽管来自总参谋部的代表警告说，均势政策需要中欧有一个“强大的日耳曼国家”，如果不给予它一个殖民势力范围，德国将会变得充满仇恨并难以对付，但他的反对很快就被制止了。无论是扩大帝国的租借地（如德国的东非），为自治领提供战利品和缓冲保护（如太平洋领地和西南非洲），或者只是作为给纠缠不休的盟国的好处（为多哥和喀麦隆制订的计划），德国的殖民地都应该保留下来——这是由关于“领土需求”（Territorial Desiderata）的战时内阁委员会在1917年春确认的决定。[11]
“守住我们所有的”：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帝国政策，也赢得法国和比利时的支持。由于法国内阁（French Cabinet）和民众都被西部战线的杀戮吓呆了，对殖民目的的解释成为官员和说客的任务，现在他们的野心无法抑制地增长了。德国的殖民地不能恢复，这是不言而喻的。分别任法国外交部非洲司和殖民事务部非洲司司长的埃马纽埃尔·德·佩雷蒂（Emmanuel de Peretti）和阿尔贝·迪谢纳（Albert Duchêne）在1917年9月邀请比利时殖民官员奥克塔夫·卢维尔（Octave Louwers）和 皮埃尔·奥尔茨（Pierre Orts）访问巴黎时，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要点。一是必须废止在刚果盆地建立自由贸易和共同规范的《柏林法案》和《布鲁塞尔法案》，以便欧洲国家可以全权控制它们的非洲领地。另一个是，由于对国际协定和自由贸易越来越感兴趣，英国可能会成为主要障碍。记住迪谢纳和奥尔茨：我们还会遇到他们，戴着新的、不太合适的“国联”的帽子。[12]
但德国的殖民地不是唯一的战利品。协约国还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吵。1915年4月秘密签署的《伦敦条约》允诺把南安纳托利亚划归意大利，并在非洲对其做出“公正的补偿”，由此意大利被拉入战争，而中东各省划给了英国和法国。[13]然而，所有国家都发现很难兑现这些计划。英属印度军队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攻击了美索不达米亚，结果却发现自己深陷一场持续四年并伤亡9万多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消耗战。[14]它们急需新的代理人，1915年汉志（Hejaz）地区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封建君主统治下桀骜不驯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ayn）愿意为英国提供帮助，作为交换，英国认可他的主权。侯赛因和驻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爵士之间的照会巩固了这一联盟（也开启长达一个世纪的相互指责）。开罗情报部门“阿拉伯局”（Arab Bureau）负责协调战略并支付补助金，侯赛因聪明能干、魅力十足的三儿子费萨尔（Faysal）（图1-1）全身心地投入在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饥荒横行的大马士革培养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危险工作。1916年6月爆发的阿拉伯大起义，袭击了奥斯曼帝国在麦加、麦地那和塔伊夫（Ta’if）及其附近的要塞和补给线。[15]记住费萨尔：他冒险把赌注压在英国的支持上，这为他赢得一顶王冠和一个国家，却不是他或他的支持者想要的。
图1-1 费萨尔·本·侯赛因，叙利亚国王（1920）和伊拉克国王（1921～1933）。
在法国，法国亚洲委员会强有力的而且有良好社会关系的秘书、贵族般的信仰天主教的罗贝尔·德·凯，对这个英国-阿拉伯联盟感到惊恐。法国在黎凡特有重大利益。到1914年，法国已确保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的基督教社团获得自主权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法国的公司控制了大部分的丝绸贸易，法语已经成为受教育阶层的通用语，法语学校登记在册的儿童有4万名。[16]现在，德·凯的帝国游说团体希望把整个叙利亚——如果可能，也包括巴勒斯坦——都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但法国没有多余的军队在中东进行冒险，必须使用外交手段满足诉求。在麦克马洪成功利用侯赛因的同时，法国外交官和殖民主义者弗朗索瓦·乔治-皮科（François Georges-Picot）也与英国的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进行了谈判。这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充满争议的协定最终在1916年5月达成，但直到一年之后才公开。该协定规定，法国将“按照其愿望”在黎巴嫩以及从奇里乞亚（Celicia）到亚美尼亚（Armenia）的大片地区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与控制”，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将拥有类似的自由，巴勒斯坦沿海大部分地区将被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该协定承诺英法两国支持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国家联盟”，但把该地区划分成两个“区域”，其中法国在北部，英国在南部拥有排他性权利。[17]
在1916年，大多数英国官员和几乎所有法国官员都认为，关于阿拉伯国家地位的这些承诺永远都不可能兑现。这是一个广泛、模棱两可的承诺。接下来的11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致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Rothschild）的信中以很特别的形式公布了这些承诺当中最著名的一个。信中写道，“陛下的政府赞同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竭尽全力促进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明确承诺不损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区之公民的权利和宗教权利，且保证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这段话已造成了持续一个世纪的争议。[18]1918年春，就在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率领大英帝国军队进入耶路撒冷数月之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Zionist Commission）到达巴勒斯坦，开始规划新的“家园”。该委员会由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成熟的领导人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领导，此人是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和化学家，出生在俄国，后入籍英国。记住魏茨曼：他也冒险把赌注压在英国的支持上并赢得了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正是他想要的。
所以，到1918年秋季，当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抵抗崩溃以及德国请求停战时，所有德国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省份都已处于协约国的占领之下。它们只是土地的一种不相干的集合：除在为欧洲人利益而战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易手事件外，它们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微小的瑙鲁只有几公里宽，而西南非洲比法国还大。卢旺达和布隆迪人口稠密，但广袤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只有大约400万人，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不足100万人，干旱的西南非洲只有几十万人。它们在气候、资源、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甚至它们之前殖民统治的经历等方面都不一样，而对于中东地区的领地来说，至少还有共同的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阿拉伯文化，德国一直没有按照单一的计划管理其海外领地。西南非洲的土著居民被野蛮地征服，为白人殖民者让路，但那些世故老练、等级意识强烈的萨摩亚人受到非常谨慎的对待，大多数新几内亚人可能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处于德国的统治之下。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些年中，这些毫不相干、距离遥远的领地将会有一种相同的经历。它们将会在国联的监督之下受到管理。
委任统治计划的出现要想了解战时的抢夺是如何在一年之内让位于一项计划，即委托“文明的”人仁慈地“监护”其他人，我们考虑问题必须超越帝国的政治家以及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么做有一个理由。面对布尔什维克的挑战以及美国公众不愿意为帝国主义目的而参与战争，自负且充满书生气的美国总统承诺实现一种新的和平，一种由一个新的全球组织——国联监督的没有兼并和赔偿的和平。如我们所知，这个“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引发了一种威尔逊从未想过的反应，从朝鲜到波兰再到萨摩亚的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更不用说中东已经着手直接解决问题的民众——都认为总统激动人心的言论也适用于他们。[19]
是打虎还是骑虎？这是极其重要的，英国政府不是最后一次决定，它们除了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别无选择。实际上，不但英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已经充分参与了关于创建国联的跨大西洋对话，而且当提到如何改革帝国的实践这一特殊问题时，英国已经超前了。[20]出现这些情况部分是因为英国的政治家也受到既阻碍威尔逊又为其赋能的同一种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驱使。与法国和比利时不同，英国也是在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参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为其参战提供合理化理由的是捍卫弱小国家的权利和国际法的原则。强烈要求议会的监督和更加民主地控制对外政策，公开的兼并主义情绪受到广泛谴责。确实，非洲的征服甚至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欢迎，但只是作为挽救当地人免受德国兵（the Hun）蹂躏的一种手段。早在1916年初，最直言不讳和最有影响力的人道主义游说团体反奴隶制协会就提出了战争结束时如何保护“世界的弱小种族”的问题。如果该协会设想“曼丁戈人、赫雷罗人、波利尼西亚人、菲奥特人（Fiots）、芳人（Fans，疑有误，应为Fangs）以及基库尤人”可能会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官们”坐在一起决定他们的命运是“愚蠢的”，[21]一年之后它已经改变了看法。在1917年和1918年初，该协会、工党以及自由派舆论中非常有影响力的部分一致认为，应该就关于非洲人的愿望以及建立起来保护其权利的“国际共管”制度同非洲人进行协商。[22]
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原则与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完全相容的。帝国监护或“托管”的思想源远流长，英国反奴隶制的历史常被用来作为帝国在推广人道主义规范方面发挥作用的证据。[23]由于对其道德领导的假设感到安全，就像劳合·乔治在1917年6月承诺的一样，英国的政客们自信地宣称，原德国殖民地人民的“希望、愿望和利益”“在确定其未来的政府时必须是支配性的因素”。[24]六个月之后，就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演说之前三天的1918年1月5日的演讲中，英国首相不但认同中东人民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国情”，还确认原德国殖民地的“酋长和议事机构”“有能力进行磋商和代表其部落及其成员”[25]。毕竟，这种磋商只会显示出对英国规则的强烈偏好。英国将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位外交部官员沾沾自喜地评论道：“我们不能期望把世界上所有人都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即便他们愿意加入。”[26]
英国为何发现威尔逊的思想很容易调和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与英国的帝国实践是高度吻合的。英国政治家早已在煞费苦心地寻找能够与之结盟和贸易的“当地统治者”了；对“间接统治”的偏爱在很多时候都是帝国的标志。各王公政要确实应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由英国居民或顾问进行指导，皇家海军维持全球和平：这是最好的（和最廉价的）办法。但帝国的政治家们这么说的意思往往是——就像殖民地大臣米尔纳勋爵在1919年（谈到阿拉伯半岛）很有耐心地向劳合·乔治解释的——这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应该远离欧洲政治阴谋的影响，置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内：换句话说，其独立的土著统治者不应该与我们之外的任何外国签订条约”[27]。确实，已经建立的阿拉伯局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扩展英国霸权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英国官员中有一些开始对威尔逊的说法耿耿于怀。想想威廉·奥姆斯比-戈尔，一位来自贵族家庭的保守的青年陆军军官，他在1916年被临时调遣到阿拉伯局。奥姆斯比-戈尔发现埃及政治是令人沮丧的——“我是靠恐惧而不是爱、感激或忠诚统治这里”[28]——但他与侯赛因建立联盟的工作使他确信，一种新的方法是可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深深地震撼了他。他向比自己级别更高的官员抗议道：“我们的职责是保卫和帮助弱小的受压迫的国家。”如果“我们把不喜欢我们的国家的广袤土地在我们的盟国和我们之间进行分配……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国内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们（Ramsay Macdonalds）、特里维廉们（Trevelyans）和肖们（Shaws）以及我们疑心的印度批评家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29]他（热心地即便不是完全合乎逻辑地）认为，英国应该通过支持民族自决来赢得朋友，为争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应该这么做。回顾1917年的伦敦，奥姆斯比-戈尔是起草设计《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圈子的成员，并在1918年春与哈伊姆·魏茨曼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Zionist Commission）（图1-2）一起被派往巴勒斯坦，尝试“让阿拉伯和犹太领导人就他们各自未来的权利和权力达成某种协定”[30]。记住奥姆斯比-戈尔：我们很快就会再次遇到他，指望日内瓦来推进这些目标。
图1-2 1918年春哈伊姆·魏茨曼（穿白色衣服者）和犹太复国主义委员会赴巴勒斯坦。第一排左起的两位官员为：埃德温·塞缪尔（赫伯特·塞缪尔之子）和威廉·奥姆斯比-戈尔。
当然，英国对民族自决的支持常常受到更多怀疑。当奥斯曼人仍然处于控制地位时，《赛克斯-皮科协定》受到打击，但到1918年整个中东实际上已落入英国手中。胜利孕育了更大的野心，因为一大群决策者开始认为可以把法国放在一边，大英帝国掌握支配从印度到好望角（the Cape）由殖民地和“土著国家”（native states）组成的走廊。当艾伦比在当年12月撤出其军队，让费萨尔骑着白色大马在他之前进入大马士革时，就像英国官员宣读《英法宣言》（Anglo-French Declaration），承诺“全国性政府和行政机构从土著居民的倡议和自由选择中获得权威”，他们也都是企图获得自己的霸权。就像当时的枢密院议长（Lord President of Council）寇松勋爵在一次内阁委员会会议上简洁而有力地指出的，为保护他们的帝国收益，英国人将要“充分利用民族自决”。[31]
由于自由国际主义、帝国人道主义以及纯粹的领土占有欲等强力发酵，英国关于委任统治制度的建议应运而生。[32]但此时仍未达成共识。南非总理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Jan Christiaan Smuts）在其1918年12月的小册子《国际联盟：一种切实可行的建议》（The League of Nations：A Practical Suggestion）中指出，大英帝国为国联树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榜样。但史末资华丽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遏制，他只是想把国际控制限定在中东，因为德国殖民地全部“被野蛮人占据着，他们不但自己不能管理自己，而且对他们来说任何政治自决的理想都是不可行的”[33]。反奴隶制协会的看法不同，甚至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内部有些人准备接受国联应该有权访问各领地、结束委任统治并裁决国家间的争端。的确，如果国联认为这些规定应该扩展到所有殖民地，一位官员指出“英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提出反对意见”[34]。
但法国会提出反对。整个1918年12月，法国官员日益愤怒地注视着正在形成的英美联盟。在他们看来，法国在凡尔登（Verdun）已经赢得了领土补偿之权利，英国试图改变游戏规则等同于背叛。法国需要西非在未来的战争中提供士兵，在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罗贝尔·德·凯认为费萨尔的新的叙利亚国家不过就是英国的一个代理。[35]但当法国外交官试图与英国外交官在美国人到达之前达成双边协定时，他们发现自己往昔的盟友变得闪烁其词、难以沟通。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命运与威尔逊镶铸在一起，他们将会利用这种联盟强迫其他国家接受一个没有人想要的委任统治制度。
威尔逊主义的消长1919年1月，各国代表团在巴黎奢华的酒店安顿下来并开始工作。乔治·路易斯·比尔认为，他们工作差异很大。英国人准备得很好，比尔发现马杰斯迪克酒店（Hotel Majestic）充满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民主精神”，来自大英帝国各地的所有大政治人物一起在餐厅用餐。[36]法国人准备得很差，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乔治·克里孟梭根本不在意他的部长们，完全不理会他们的建议。[37]比尔自己的美国代表团是最矛盾的。威尔逊带着几十位专家和大量报告和计划到达巴黎，可一旦到位，他就忽略了他们。比尔在3月带着失望记录道，一个故事正在流传着，当美国专家有好想法时，他们就带着这些想法去找法国人，法国人再把这些想法传递给英国人，英国人最后把这些想法带给威尔逊。[38]
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显，殖民地安排问题一被提出，英国人就会在不断进行道德说教的美国人和其他人之间进行调解。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很快就在1月24日达成协议，不能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威尔逊的授权国联管理它们的建议仅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但劳合·乔治也建议把太平洋和南非领地排除在外。英联邦各自治领和日本的大臣们在吵吵闹闹中同意了，法国殖民地部长亨利·西蒙（Henry Simon）在1月27日声明说，尽管法国愿意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保护当地人口，但法国“拥有主权”，以实施“其文明教化之工作”。巴黎和会已经开了10天，反兼并主义已经彻底破产。威尔逊非常气愤地插嘴说：“世界各国可能会说，大国第一次划分了世界上非常无助的各个部分，然后建立了一个国联。”没有人会对一个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国联有信心。[39]
劳合·乔治努力争取妥协。他认为委任统治制度是值得挽救的，不仅是为了留住威尔逊，也是为了——就像他对大英帝国代表团所说的——纯粹的帝国原因。特立独行的保守党人和国际主义者，构建国联的计划中的威尔逊在英国的主要伙伴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同意：这些已提出的在大英帝国盛行的标准无论如何都会迫使“法国和葡萄牙治理糟糕的殖民地”进行改革。史末资强调把委任统治制度限定在中东领地，那里的人民能够“为自己辩护”，但现在，1月27日，劳合·乔治认为可以扩大这个制度——如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委任统治。[40]澳大利亚暴躁的威尔士人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仍然吹毛求疵，但依靠威尔逊及各自治领的总理支持，劳合·乔治赢得了协议。
1919年1月30日，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同意，奥斯曼帝国的中东部分和原德国殖民地居住着的“在现代世界的紧张条件下还不能自立的人们”，由“先进民族”根据“这些人民的幸福与发展构成对文明的一种神圣信任”这一原则进行管理。三个层次的委任统治制度得以界定。“甲类”委任统治制度是为之前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群体制定的，它们已经“发展到作为独立国家存在可以得到临时承认的阶段”，因而根据它们的意愿选择的受委任国将会为其提供“建议和帮助”。“乙类”委任统治制度将适用于德国在东非、西非和中非的前殖民地，这些地区将根据各种人道主义原则进行治理并获得经济上平等进入所有国联成员国的机会。最后，一些领地，“由于其人口稀少，或规模较小，或远离文明中心，或与受委任统治国地理上的临近”——和平缔造者们心中惦记着的太平洋领地和西南非——可以根据“丙类”委任统治制度把其作为受委任统治国自己领土“不可或缺的部分”进行管理。法国对禁止军事化仍然感到不快，但当劳合·乔治爽快地向克里孟梭保证如果不是“为侵略目的而训练大规模黑人军队”，他们可以随意征募，法国也原则上接受了委任统治制度。[41]
1月30日做出的决定将会得到坚持。这样将会有一套委任统治制度，有三个层次的“委任统治”，统治国家的责任和被统治人民的权利在每个层次上都各不相同。这一天达成的协定的语言和结构将成为《国联盟约》之第22条的内容。但还有很多问题尚不明确——包括哪些国家将会是“受委任统治国”，中东哪些民族群体将会纳入这个制度（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事实上安纳托利亚本身的形势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受委任统治国统治将要面临的具体形势等。理论上讲，协约国的最高理事会应该就这些问题做出决定，而且它已就此举行了多次听证会。“四大国”——后来意大利退出后的“三大国”——听取了比利时保留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请求、意大利苛刻的要求以及哈伊姆·魏茨曼争取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权利的主张。他们听到了费萨尔埃米尔为其在大马士革的脆弱的政府争取国际承认的请求，美国学者对叙利亚人反对法国统治的警告，马龙派族长（Maronite patriarch）争取法国保护下的“大黎巴嫩”的主张，以及法国外交部组织的亲法叙利亚代表团辞藻华丽的夸夸其谈。3月20日，他们同意派出一国际委员会（后来法国和英国联合进行了抵制）以弄清中东人民的看法。他们让英国反奴隶制协会的秘书长、精力充沛的J.H.哈里斯（J. H. Harris）——竭尽全力使该协会“被视为大国之一”，一位公务员抱怨道——论证严格的国际监督，禁止土地转让，并设立“上诉法院”，以便听取当地代表的意见这些做法。[42]他们没有派一个代表参与W.E.B.杜波伊斯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泛非大会（Pan-African Congress），杜波伊斯主张非洲裔人民的权利，以便就非洲大陆的命运进行咨询，尽管杜波伊斯确实会见了比尔及威尔逊的其他一些顾问。[43]对于来自非洲、中东和太平洋地区各地人民的磋商或自治的诉求，最高理事会都未予承认。[44]
然而，直到5月7日最高理事会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决定。相反，首长们转而依靠其助手们在幕后解决问题。对于委任统治问题的谈判，威尔逊把责任留给了比尔及其信任的顾问“陆军上校”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克里孟梭留给了其殖民地部长亨利·西蒙，劳合·乔治把责任留给其殖民地大臣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子爵；米尔纳被召到巴黎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所有各方都能同意的制度。米尔纳对此感到五味杂陈。作为英王爱德华七世时代一位伟大的帝国殖民地总督，在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负责战争政策的集团的一分子之前，米尔纳曾是驻南非的一位奉行扩张主义的高级专员并赞助了一群有才华的帝国青年官员。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确信只有英国的帝国权力才能保护世界免受无政府状态的伤害，尽管他愿意为“国联”博一把，但和史末资一样，米尔纳基本上是把它作为普及英国规则和实践的一种机制。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和一个爱国者，他已经“不无焦虑地”读过劳合·乔治胁迫自治领总理的报告，相信无论其他地方怎么解决，西南非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应该被无条件地移交到英国的旗帜下”。[45]
因此，米尔纳决定大英帝国代表团的首要工作是在担心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复杂性之前“努力弄清我们想要的东西”。在3月8日的一份至关重要的备忘录中，他把这个制度重铸成英国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他把“甲类”委任统治搁置在一边，因为中东战争仍在继续，除了等待观望什么都做不了。然而，当涉及非洲时，米尔纳开始推动不再讨论国联的最高统治权——在威尔逊的设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他非常不老实地争辩说，最高统治权对律师来说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益问题：关键是“实际的权威”将完全由受委任统治国行使，这就如同“人在遭受某些奴役的情况下得到一种财产”。这是一种仍暗含着把最高权威授予帝国权力的方案，确实，米尔纳认为在“丙类”委任统治情况下，这些奴役如此轻微以至于这些领地可以被并入对其进行管理的国家。他也不会看到把一个处于“乙类”委任统治的地区（这里他想到的是东非）与一个邻近的殖民地合并到行政联盟中的特殊障碍。完全不同于反奴隶制协会的计划，米尔纳没有试图界定国联的权力，因为他清楚说得越少越好。[46]从早期与亨利·西蒙和阿尔贝·迪谢纳的会谈中，米尔纳知道法国很不喜欢国联监督的想法，但至少在他确定的制度中，几乎没有他们可能会反对的“监督”。[47]
5月7日，最高理事会最终分配了非洲的委任统治地。一点都不奇怪，每一个地方的占领者都被确定为委任统治者，尽管德国的整个东非（包括卢旺达和布隆迪，现在由比利时占领）被分配给英国，英国和法国还被要求就多哥和喀麦隆提出联合建议。[48]然后，米尔纳试图解决所有遗留的问题。他和西蒙一再会见意大利人，并一起抵制他们在北非的过分要求。[49]他会见了比利时代表团，被皮埃尔·奥尔茨无可挑剔的准备说服，同意比利时继续拥有卢旺达和布隆迪——而比尔、他自己的副秘书长利奥·埃默里、寇松勋爵（不久后接任外交大臣）以及反奴隶制协会都不可能同意比利时的殖民统治。[50]他与西蒙就多哥和喀麦隆进行了双边会谈，最初非常愉快地同意把多哥的“小条块”地区并入邻近的法国和英国殖民地，“不存在授权问题”，[51]只是由劳合·乔治告知最高理事会西非不适用委任统治机制。[52]如果让米尔纳和西蒙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行事，他们可能很快就全部解决了委任统治制度。
但就像劳合·乔治所意识到的，协约国需要委任统治制度，因为这是对它们赤裸裸吞并指控的唯一辩护手段。5月7日，也就是各领地被分配的那一天，德国代表团得到和平条款的草案，这激起了群众集会、抗议和持续一周的“全国哀悼”。[53]“战争罪责”条款和在东方的领土损失可能是最严重的打击，但要求德国声明放弃海外殖民地也是一种打击。两个月前，德国“常胜”将军保罗·冯·莱托-福贝克率领刚刚被遣送回国的、身穿其殖民地制服的东非防卫军（Schutztruppe）穿过柏林欢呼雀跃的人群（图1-3）。德国代表团坚决主张，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德国的殖民地，它们提供了对于新的满目疮痍的共和国来说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市场和殖民空间。此外，“作为伟大的文明种族之一，在落后种族的教育方面，这是文明人的共同任务……德国人民有权利，也有责任进行合作”，也愿意“以托管形式”进行治理。[54]协约国反驳说，德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文明人的地位。它已经发起过一场战争，这是“对人类和人民之自由所犯的最严重的罪行，任何称自己为文明人的国家都不会故意犯下这种罪行”。德国殖民统治的记录使得不可能“把训练和教育其居民的责任托付给它了”。[55]这可能是最让人耿耿于怀的言论。
图1-3 1919年3月2日东非防卫军在柏林游行，由保罗·冯·莱托-福贝克率领。第三个穿黑色制服者是海因里希·施内，德属东非最后一任总督。
与此同时，在1919年6月28日，也是国联成立的庆祝仪式上，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政府被迫签署和约。尽管《国联盟约》包含在和约文本当中，但委任统治制度并未包含其中，因为米尔纳之前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尽管从7月到8月初，一个由他任主席的委员会一直在伦敦开会，但未能取得什么进展。[56]一个问题是，日本人坚决反对从“丙类”委任统治制度文本中删除“门户开放”条款——这一决定使澳大利亚能够维持其排斥非白人的做法[57]，但第二个更棘手的问题是，法国现在希望完全废除这套制度。就像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法律顾问所解释的，法国是想让整个法属西非普遍承担兵役但又不想受到任何可能会使之变得困难的协议的约束，[58]他们根本也不会讨论“甲类”委任统治制度。[59]在8月5日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法国拒绝参加这次会议，米尔纳放弃了努力。[60]法国人决心去做“擅自居住者，”他私下里向外交大臣A.J.贝尔福报告说，“和其他擅自居住者一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就会成为主人。”[61]
米尔纳没有太在意。相较于国联的支持者，他更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如他所言，也是少数几个认为英国不应该试图“把法国骗出叙利亚”者之一。[62]但对于致力于国联，更不用说对费萨尔作出承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来说，法国人的推诿搪塞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罗伯特·塞西尔、贝尔福以及新任命的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都敦促米尔纳继续举行委任统治委员会会议，起草中东的委任统治制度——塞西尔积极地建议包含一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每一领地现在都是“国联担保下的独立国家”，这种说法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63]8个月前，法国在中东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威尔逊也处于支配地位，英国粗暴地拒绝了法国的建议；现在，美国明星黯然失色，轮到法国搪塞英国了。米尔纳准备去埃及，设计一种新的宪政安排，而塞西尔现在建议他通过把埃及置于委任统治之下来为此确立标准——米尔纳的书信当中有一封正体现了此一精明要求。
“我……一直是赞成‘委任统治’原则的”，米尔纳告诉塞西尔——在米尔纳看来这种原则“只是一种具体形式的外衣，实际上为我们在埃及一直试图实施的制度赋予国际权力”。确实，如果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已经被置于委任统治之下，英国可能会考虑是否通过同等对待埃及而“结束这种体系”。但是这种委任统治制度尚未被创造出来，而且：
我们确实也不能完全靠我们自己继续玩这种委任统治的游戏。在我同意把世界上目前我们控制的地区置于委任统治之下之前，我应该更加确信委任统治制度将会是有效的。目前，除了我们所做的（我几乎可以说是我做的），没有什么能使它成为现实，我们尚未成功地对任何人施加限制除了我们自己。
米尔纳特别指出，法国人已经“坚定地拒绝接受令他们不满意委任统治制度的根本条款”，而且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完全不会接受在西非的委任统治。
谁会让他们这么做呢？只有英国和美国真正希望国联成为现实，而美国“在我看来越来越不愿意为国联发挥作用而出力”。因而，英国既不愿意与法国争吵，也不愿接受因赋予“反对委任统治的人……有权在国际法庭进行严厉谴责”而造成的所有麻烦，除非这么做能够“全面”确立国联的权威。米尔纳很想努力“以我所称的委任统治路线为基础”为埃及制定一部宪法，但不会允许国际会议讨论埃及，除非这种机制有可能被其他大国接受。[64]带着这一目的，他动身前往埃及。
当然，米尔纳未能认识到的是，法国所反对的“根本条款”——关于军事征募的禁令——会削弱法国的安全而英国的实力却完好无损。西非是法兰西帝国军事人员的主要来源地，就像印度（而不是非洲）之于英国一样——如果法国提出印度次大陆实现非军事化以促进世界和平的建议，人们可以设想英国的反应。随着右翼的国民联盟（Bloc National）在1919年11月议会选举胜出，威尔逊以及令人烦恼的比尔先生返回美国，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的军队到达黎凡特地区，法国更没有理由作出妥协了。
在这一年冬季，委任统治制度的前景陷入最黯淡的状态。《凡尔赛和约》在美国国会遇到麻烦；尽管没有几个人知道，威尔逊患上了严重的中风，其体力再也无法恢复了。万幸的是，国联的支持者无法预料美国会报复性地攻击自己的创造物：1922年和1923年，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的共和党政府对寄给它的信件视而不见，同时又迫使每个委任统治国单独谈判条约，以确保美国在每一个领地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一令人疲惫的过程进一步延迟了委任统治制度文本的批准。[65]但1920年3月更是糟糕透了，因为美国参议院最后一次否决了《凡尔赛和约》，乔治·路易斯·比尔——被提名领导设在日内瓦的委任统治部（Mandates Section）的人——突然去世了。作为一项英美计划，委任统治制度结束了。
创造既成事实美国的退缩使这一点非常清楚了：英国和法国不得不进行协调。对美国在亚美尼亚或安纳托利亚之存在不抱期望，英国很快就得出结论，它们面包上的黄油与法国的面包上的一样，都是涂在同一边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再次提供了框架，英国官员同意不干涉法国的“区域”。作为交换，他们明确表示巴勒斯坦与法国无关。在1919年底和1921年初之间的一系列通常非常激烈的闭门会议中，通过造成“既成事实”，两个帝国达成了妥协（图1-4）。
图1-4 意见不一的协约国：1920年5月海斯（Hythe）第一次会议。从左至右：菲利普·沙逊（Philip Sassoon）、魏刚将军、福煦（Foch）元帅、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佚名、大卫·劳合·乔治、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亚历山大·米勒兰、弗朗索瓦·马萨尔（François Marsal）、奥斯丁·张伯伦、G.卡梅奎克（G.Camelqueck）和莫里斯·汉基。
这一协定是在1920年4月举行的圣雷莫（San Remo）会议上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最高理事会最终分配了中东的委任统治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被分配给英国，叙利亚（包括黎巴嫩）被分配给法国；两大国还临时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把伊拉克四分之一的石油给予法国。然而，在圣雷莫达成的方案不同于威尔逊和史末资共同设想的方案，而是更像一个同意保留分歧的协定。因而，尽管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憎恶，且对承诺仅仅保障非犹太人口的“公民和宗教”权利而非其“政治”权利的语句强烈不满，但他们接受了寇松牵强的说法，“在英国的语言中，‘公民权利’包含所有普通权利”。[66]出席圣雷莫会议的魏茨曼心情愉悦：这个协议“和《贝尔福宣言》一样重要”。[67]作为回报，英国人确保他们从叙利亚撤离。
这两大国于是按照它们的期望创立了中东的国家和边界。法属区域的安排基本上是按照罗贝尔·德·凯的设想进行的，现在他被任命为新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摩洛哥战役中虔诚信仰天主教的老兵亨利·古罗（Henri Gouraud）将军的秘书长。古罗和德·凯一起在贝鲁特的基地开始重新确定叙利亚的地图。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确保黎巴嫩的独立存在。费萨尔曾告诉于1919年7月被派去了解当地看法的美国委员，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是受正在占领着该地的法国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一种不自然的想法”：“叙利亚”是一个国家，黎巴嫩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成为“黎巴嫩”居民的人都同意，特别是黎巴嫩山区的马龙派教徒群体（Maronite community）特别担心费萨尔的议程。1919年11月，靠哈威克族长（Patriarch Hawayik）熟练的游说，克里孟梭承诺给予黎巴嫩独立；在古罗的坚持下，“我们黎巴嫩的受保护者……我们在叙利亚影响力的主要基础”所要求的主要由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包括贝卡谷地、贝鲁特和的黎波里）也包含其中（图1-5）。[68]1920年9月1日，古罗宣布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下建立“大黎巴嫩”。[69]
图1-5 叙利亚委任统治制度设计者：古罗将军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前排中部，1919年11月23日在贝鲁特拉丁教堂前的阶梯上；穿着黑色外套的罗贝尔·德·凯在皮科的正右后方。
到这时，费萨尔的国家也已经被清除了。美国人亨利·金（Henry King）和查尔斯·克兰（Charles Crane）领导的委员会曾于1919年夏季访问过叙利亚和黎巴嫩，早就得出叙利亚人坚决反对法国统治的结论，但其报告从未公开过，而且——除了在动员当地民意方面——没有任何影响。[70]在整个1919年，艾伦比在叙利亚维持着大约4.5万人的英国军队，而法国军队只有8000人，[71]但到这一年年底，这些军队都开始撤出了，由费萨尔来与法国谈判他能得到的结果。费萨尔在10月时被召唤到巴黎，听取了法国宣读的条件。法国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但作为交换，法国顾问团将组织其政府、军队和警察；法国将保卫其边界并管理其对外关系；并把经济上的特许优先给予法国——这一要求与第22条本身是相悖的。[72] 费萨尔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最后通牒——“他是被捆住手脚送到法国的”，他对一位英国官员说[73]——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没有接受。1920年3月8日，也就是美国参议院拒绝《凡尔赛和约》的日子，大马士革举行的叙利亚国民代表大会（Syrian General Congress）宣布叙利亚是一个“在其自然边界之内的”独立国家——也就是说，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并任命费萨尔为其国王。[74]次月，费萨尔拒绝了圣雷莫做出的把委任统治权授予法国的决定。[75]
古罗和德·凯不会容忍这种违逆行动。法国外交部已得到英国绝对不干涉的承诺，无论法国采取什么行动。[76]就在这一年5月，德·凯与土耳其谈判达成了停战协定——这一举动，费萨尔在致寇松勋爵的信中写道，表明古罗的意图是“为反对我在大马士革的政府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图1-6）。[77]他（费萨尔）是正确的：在一份关于叙利亚之计划的长篇备忘录中，德·凯已经决定驱逐费萨尔政府。“谢里夫的君主政体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与这个国家传统的抱负和分歧完全格格不入”，还被“英国的阿拉伯同情者”凭空想象成用来反对法国的武器。德·凯非常愤怒地写道，英国人的目的一直是在叙利亚唤起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同时保持美索不达米亚不受损害，“从而利用它把法国从叙利亚驱逐出去”。妥协是不可能的：相反，法国必须罢黜费萨尔并分割这个领地。黎巴嫩和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的地区将会单独管理，而叙利亚本身将会被分割成8个或9个松散联邦州。这完全是一种分而治之的计划。[78]
随着法国军队增加到8万人，几天之后结局就出现了。伦敦方面已经指示艾伦比不要对费萨尔的请求做出反应，[79]1920年7月24日，谢里夫的部队与由塞内加尔人和摩洛哥人组成的法国部队在大马士革外的梅萨伦（Maysalun）平原上进行了大约8个小时的战斗（图1-7）。古罗向巴黎报告说，战斗中大量使用了火炮和飞机，费萨尔的战争部长被发现死在战场上。[80]
图1-6 1920年6月，费萨尔国王骑着白马在阿勒颇巴龙酒店（Hotel Baron）前检阅军队。
图1-7 1920年7月，古罗将军骑着白马在梅萨伦战役前检阅法属塞内加尔人军队。
英国方面收到这些消息后非常震惊。奥姆斯比-戈尔和塞西尔几天前在下议院已谴责法国的行为与《国联盟约》的原则绝对是冲突的，但很快被告知英国没有理由抱怨，法国只是寻求维持秩序并确保委任统治得到尊重——这与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采取的政策是相同的。[81]刚刚取代贝尔福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勋爵私下里对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菲利普·贝特洛说，英国对费萨尔负有责任，不会“毫无关切地……看着他消失”——但除了这种警告，英国不会进行干涉。[82]费萨尔及其支持者逃走了，几天之内就到了巴勒斯坦。
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因为在1920年夏季英属地区也处于烈焰之中。就像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一样，英法在1918年11月承诺地方自治的宣言在巴格达已经被宣读过，但是这儿的民事专员、陆军军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爵士被说服，认为当地的阿拉伯人没有自治的愿望，因而实施了“印度”式的直接管理。这一年夏天，幼发拉底河地区的什叶派部落联合城市（主要是逊尼派）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大规模起义，目的是赶走异教占领者。到11月，英国已重新确立了控制，但是通过大量使用空中力量并花费了4亿英镑才得以实现。[83]
然而，正当开支攀升、战斗激烈之时，英国关于“独立”的独特思想再次占据上风。“东方人满足于由一个欧洲国家培养出自治能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国外交部一位顾问在1920年5月如此写道；考虑到那些已经被唤醒的民族情感，在中东实行“直接管理”是毫无可能的。[84]其代价过于高昂：军事上和财政上的过度扩张，爱尔兰、印度、埃及和东欧都在为战争寻找经费和人力了。英国伦敦的大臣们——更别提难以驾驭的英国下议院——现在已经把英国对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责任视为一种巨大的浪费。在法国向叙利亚派出大量军队时，英国的大臣们以及在伊拉克的官员们在寻找另外一种模式。[85]
对费萨尔的愧疚感也影响了英国人的思维。“所有阿拉伯的君主中只有费萨尔知道管理一个文明政府的实际困难，”阿诺德·威尔逊爵士在这位君主被驱逐出大马士革一周之后写道。作为替代，可能会把美索不达米亚给费萨尔吗？[86]寇松同意这么做，并在8月初与劳合·乔治一起把这一计划通知新任法国总理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和菲利普·贝特洛。可以预料到，米勒兰非常震惊。英国应该理解“对于法国政府来说，让背叛法国的费萨尔一世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是多么不可能的”。然而，英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劳合·乔治非常坦率地告诉米勒兰，他们向伊拉克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富，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而且，尽管他们在法国把费萨尔从大马士革驱逐出去之时没有进行抗议，认为这事不关己，但他们已经承诺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并打算支持它。[87]古罗在叙利亚发起的强烈抗议没有产生影响。[88]在伊拉克，英国的政治官员开始组织他们地区的重要人物发表宣言，支持费萨尔作为候选人（这在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有人非常不高兴地回忆道）。[89]1921年8月23日，穿着军装而非传统的阿拉伯服装，费萨尔被加冕成为伊拉克国王。
在1920年春天，巴勒斯坦也是难以驾驭的地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城市人口的敌对动员模式已经为其公共生活打上了烙印。4月初，穆斯林拿比牧撒节（Nebi Musa）的庆祝活动演变成残酷的大屠杀，犹太人的自卫部队动员起来做出回应。[90]
《贝尔福宣言》适用于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消息在巴勒斯坦几乎90%的阿拉伯人中引起“极大兴奋”，艾伦比在埃及警告说，穆斯林会把“任命一位犹太人作为首任总督，即使他是一位英国犹太人，视为把国家转交给一个永久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府”。[91]随着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前自由党的内政大臣和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曾出席圣雷莫会议以确保在委任统治制度中包含《贝尔福宣言》的内容），抵达巴勒斯坦接任高级专员，英国争取阿拉伯世界同意犹太移民的长期且徒劳的努力开始了（图1-8）。但塞缪尔另一项调解努力更加持久：外约旦（Transjordan）的形成。
图1-8 1920年6月30日，赫伯特·塞缪尔作为首任高级专员抵达雅法。
1920年，约旦河东岸一大片土地的分配还未确定。这个地区人口稀少，大约一半的人口，估计约有23万人，是游牧的贝都因人。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该地区位于英属地区，原本处于国家控制之下，费萨尔通过提供调解、补贴和服务而得到当地谢赫们（shaykhs）的拥护，统治着毗邻叙利亚的北部地区。[92]费萨尔政权的崩溃导致部落权威的重新确立，法国人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施加影响力。塞缪尔渴望建立英国的权威，得到伦敦勉强同意后，他在1920年8月前往索尔特（Salt），以争取重要人物支持英国向这一地区派出政治官员。[93]但哈希姆王室（Hashemite）的利益也必须考虑。这一年11月，侯赛因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拉（Abdullah）带着300人的武装部队到达马安（Ma‘an），以捍卫其家族诉求。由于他的出现、对法国之影响的担忧以及降低开支的迫切需要等因素的驱动，第二个“谢里夫解决方案”成型了。[94]
* * *
1921年3月，几乎所有影响英国中东政策的重要人物都到开罗开会了。新任殖民地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与一大群英国高级军事将领一起参加了会议，分别担任驻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珀西·考克斯（Percy Cox）和赫伯特·塞缪尔带着他们最重要的官员。在这里，“谢里夫解决方案”得到正式批准。英国将会支持伊拉克的阿拉伯政府；皇家空军将受委托承担保卫职责，从空中“安抚”库尔德人和部落成员；将会谈判一个《英国-伊拉克条约》（Anglo-Iraq Treaty），规范两国之间的关系；王位将会给予费萨尔。这群人对于阿卜杜拉不太确定，但他们同意在外约旦地区考验他一下，由英国政府补贴和英国官员为其提供支持。[95]
当然，罗贝尔·德·凯正在贝鲁特关注着这一进程，3月底他前往耶路撒冷与丘吉尔进行沟通，当时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之后正与塞缪尔及阿卜杜拉进行会谈（图1-9）。他应该去抚平英法关系，但在两国的政策如此截然对立之时，他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与阿拉伯人联盟，德·凯警告说，“英国是在玩弄一种它无法掌控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影响法国。丘吉尔反驳道，法国驱逐费萨尔已经导致英国自身的困难，英国在其所属地区有组织政府的自由，就像法国在他们所属地区所做的那样。[96]
图1-9 1921年3月28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制度设计者在耶路撒冷。包括阿卜杜拉一世、赫伯特·塞缪尔和温斯顿·丘吉尔。
现在我们只能指望按《赛克斯-皮科协定》互相虎视眈眈地敌视着对方的两个帝国了。最终，他们达成了妥协，接受了在非洲根据占领情况、在中东根据秘密条约确定的相对范围。但它们共谋的看法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它们几乎不愿进行太多交流，它们应该管理的制度——委任统治制度——也几乎没有出现。这一制度的英美基础已经坍塌了，法国对整个计划极其反感。但其支持者们——在这一阶段是通晓数国语言的、各种各样的（大多数是英国人）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以及律师，还有投入其中的怪异的国联官员——仍然有锦囊妙计。“两人之间的对话能够为其中一位谈判者展现无理性创造机会，有外部参与者在场时就不会表现出来，”罗伯特·塞西尔精明地建议：到了让更多人加入谈判的时候了。[97]应该从哪里找到这些人呢？如果要想让委任统治制度成为现实，英国就不得不依赖日内瓦。
[1] Bodleian，MSS Milner 46，“Extract from a letter written by Lord Milner of August 14th，1919”.
[2] LC，MSS 4954，Diary of George Louis Beer，entry for 10 Aug. 1919，131.
[3] Quoted in H.A. Byatt，Administrator，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22 March 1918，in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ishes of the Natives of the German Colonies and to their Future Government，PP 1918，Cd. 9210，25.
[4] Beer diary，9 and 10 Dec.1919.关于比尔在和平会议中的作用，见Wm. Roger Lou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frican Peace Settlement of 1919：The Pilgrimage of George Louis Beer”，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4：3（1963），413-33。
[5] Beer diary，3 June 1919.
[6] George Louis Beer，African Question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London：Dawsons of Pall Mall，1968），179.
[7] Beer diary，16 March 1919，41.
[8] Beer，African Questions，182.
[9] 关于日本海军在这些岛屿征服中发挥的核心和独立作用，参见J. Charles Schencking，“Bureaucratic Politics，Military Budgets and Japan’s Southern Advance：The Imperial Navy’s Seizure of German Micronesia in the First World War”，War in History，5：3（1998），308-26。关于西萨摩亚，Mary Boyd，“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Western Samoa，1914-1919”，Th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2：2（Oct. 1968），148-64。
[10] NA，Cab. 16/36，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Committee on Territorial Changes，“Brief Summary of Colonial Campaigns in the Present War”，March 1917；关于全文，见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对于士兵们在比利时人指挥下进行的大规模抢夺的描述已传到伦敦，关于这一点见Bodleian，Milner 46，“Belgian Administration of East Africa”，Secret ［1916］。
[11] NA，Cab. 16/36，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Sub-Committee on Territorial Changes，esp. Memorandum 4，“Note by the General Staff as to the Policy to be Pursued in Regard to the German Colonies”（8 Sept. 1916），关于该委员会之工作的讨论，见Wm. Roger Louis，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s Lost Colonies，1914-1919（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70-4；NA，Cab. 21/77，Minutes of the Imperial War Cabinet Committee on Terms of Peace（Territorial Desiderata），and “Report”（28 April 1917）。
[12] 这些非正式讨论的记录可以在Archives Générales du Royaume，Brussels，Orts Family Papers，file 433中找到，关于法国殖民游说团体在非洲的更加野心勃勃的和不切实际的战争目标可参见C. M. Andrew and A.S.Kanya-Forstner，“France，Africa，and the First World War”，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1（1978），11-23。
[13] 关于意大利的主张，见René Albrecht-Carrié，“Italian Colonial Policy，1914-1918”，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8：2（June 1946），123-47。
[14] 关于灾难性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见Charles Townshend，Desert Hell：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5] 大量历史著作详细记述了战时英国-阿拉伯的关系和谈判。最近的三个非常好的综合性成果是Jonathan Schneer，The Balfour Declaration：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Random House，2010），David Fromkin，Peace to End All Peace：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New York：Henry Holt，2001），以及D. K. Fieldhouse，Western Imperialism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5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但参与观察者的时间较久的描述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特别是George Antonius，The Arab Awakening：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London：Hamish Hamilton，1938）和Stephen H. Longrigg，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最有用的可能是下面引用的关于各个委任统治地的深入研究。
[16] Meir Zamir，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esp. 38-45.
[17] “Arrangement of May 1916，commonly known as the Sykes-Picot agreement”，in BDFA，pt. II，ser. I，vol. 11，26-7；and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Anglo-French negotiations，Christopher M.Andrew and A. S.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The Great War and the Climax of French Imperial Expansi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87-102.
[18] 关于《贝尔福宣言》的研究是最能达成一致的，本研究不会再次讨论这个争论。关于以最近的研究为基础做出的很好的、负责任的描述，参见Schneer，The Balfour Declaration。
[19] 在非西方世界，Erez Manela已经撰写了关于“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的非常有影响的著作The Wilsonian Moment：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但很明显，这一“时刻”不但出现在他研究的亚洲和中东国家，也出现在被占领的非洲和太平洋领地。
[20] 整个图书馆的书架上都充斥着关于国联之建立的著作。关于威尔逊之作用的两个可靠的标准描述是 Thomas J. Knock，To End All Wars：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和 John Milton Cooper，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George W. Egerton，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8）从英国方面追溯了这一进程，Peter Yearwood，Guarantee of Peace：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British Policy，1914-192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特别关注了罗伯特·塞西尔爵士的关键作用。Mark Mazower最近描绘了美国和英国对国联项目的特殊贡献，见Governing the World：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York：Penguin，2012），esp. 116-41，并在No Enchanted Palace：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中特别关注了Jan Christiaan Smuts的作用。这只是大量学术成果的一小部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诸如Thomas Parker Moon，Pitman Potter，James Shotwell，Quincy Wright以及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仍然值得一读。
[21] “Native Races and Peace Terms”，ASRAF，V，6：2（July 1916），34-5.
[22]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German Colonies”，ASRAF，V，7：3（Oct. 1917），50-9，and 7：4（Jan. 1918），89-95；and “The German Colon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trol”，ASRAF，V，8：1（April 1918），1-4.关于反奴隶制游说团体对委任统治机制的影响，特别参见Kevin Grant，A Civilized Savagery：Britain and the New Slaveries in Africa，1884-1926（New York：Routledge，2005），ch. 5。
[23] 关于这一系谱，特别参见William Bain，Between Anarchy and Society：Trusteeship and the Obligations of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和 Kevin Grant，“Trust and Self-Determination：Anglo-American Ethics of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in Critiques of Capital in Modern Britain and America：Transatlantic Exchanges，ed. Mark Bevir and Frank Trentmann（London：Palgrave，2002），151-73。
[24] “Mr Lloyd George and the Peace Terms”，The Manchester Guardian，30 June 1917，5.
[25] “The Premier and War Aims”，The Observer，6 Jan. 1918，7.
[26] NA，FO 608/215/955，Comment by Spicer，29 Jan. 1919.关于这些证言，见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Wishes of the Natives of the German Colonies as to their Future Government，PP 1918，Cd. 9210。
[27] Bodleian，Milner 46，Milner to Lloyd George，16 May 1919.
[28]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Brogyntyn manuscripts，PEC 10/1/10，Ormsby-Gore to his mother，12 June 1916.
[29]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Brogyntyn manuscripts，PEC 11/1，Ormsby-Gore，note，n.d.
[30]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Brogyntyn manuscripts，PEC 10/1/11，Ormsby-Gore to his mother，2 Feb. 1918.
[31] Curzon，in Eastern Committee Minutes，5 Dec. 1918，Secret，Milner Papers，quoted in Wm. Roger Louis，“The Repartition of Afric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in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The Scramble for Empire，Suez and Decolonization（London：I. B.Tauris，2006），205.
[32] 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委任统治计划之出现的著作。最权威的著作包括：Wm. Roger Louis，“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andates System，1919-1922”，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3：1（1969），73-96（本文以及Louis的其他关于该机制之建立的开创性的成果已经被收入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chs. 6-10）；Michael D. Callahan，Mandates and Empire：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Africa，1914-1931（Brighton：Sussex Academic Press，1999）；Andrew J. Crozier，“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dates System，1919-25：Som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4：3（July 1979），483-513。
[33] J. C. Smuts，The League of Nations：A Practical Suggestion（New York：The Nation Press，1919），12.
[34] LNA，R13，1/2372/2372，G. S. Spicer（Foreign Office），“Some of the principal points concerning Africa to be dealt with at the Peace Conference”，17 Jan. 1919；and NA，FO 608/240/1408，“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in Lord Robert Cecil’s Room on Jan. 20，1919”.
[35]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170-2.
[36] Beer diary，15 Jan. 1919.
[37]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180-2.
[38] Beer diary，18 March 1919.
[39] BDFA，pt. II，ser. I，vol. 2，Supreme Council Minutes，24 Jan. 1919，9-15；27 Jan. 1919，19-29；28 Jan. 1919，29-42，Simon at 36-7，Wilson at 38.
[40] BDFA，pt. II，ser. I，vol. 3，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Minutes，27 Jan. 1919，338-41，and 28 Jan. 1919，342-4.
[41] BDFA，pt. II，ser. I，vol. 2，Supreme Council Minutes，30 Jan. 1919，51-68，draft resolutions at 56，Lloyd George’s statement at 61.
[42] NA，FO 608/219/919，note by Sir Charles Strachey，29 Jan. 1919；and Travers Buxton，Honorary Secretary，Anti-Slavery Society，to Balfour，14 Feb. 1919，enclosing ASS to delegations of France，Italy，United States，Belgium，and Portugal.
[43] David Levering Lewis，W. E. B. Du Bois：Biography of a Race，1869-1919（New York：Henry Holt，1993），574-8.
[44] 杜阿拉人的诉求已被提及，见Richard Joseph，“The Royal Pretender：Prince Douala Manga Bell in Paris，1919-1922”，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14：54（1974），339-58。Mary Boyd讨论了萨摩亚人在1919年申诉要求把委任统治权赋予美国而非新西兰的问题，见Mary Boyd，“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Western Samoa，1914-1919”，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2：2（Oct. 1968），pp. 148-64。巴斯特人争取在西南非洲内部自治的申诉在1919年2月14日经由特奥·施赖纳（Theo Schreiner）提交米尔纳，但被置之不理（见Bodleian，MSS Eng. Hist. C. 702），关于向和会提出的关于多哥的申诉书，特别参见Octaviano Olympio to Colonial Secretary telegram，FO 608/216/6643。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的申诉书也充斥着和会。
[45] Bodleian，MSS Eng. Hist. C. 700，Milner to Massey，30 Jan. 1919.劳合·乔治，关注的是英帝国自治领之不满的影响，已经让Philip Kerr 秘密写信给他，指出威尔逊已希望得到处于国联直接控制之下、根本没有指定受委任统治国的所有领地，并指出为自治领接受委任统治地的决定保护了这些领地的安全并使英国能够防止日本人兼并北方的岛屿。见Bodleian，MSS Eng. Hist. C. 700，Philip Kerr to Milner，31 Jan. 1919。
[46] Bodleian，MSS Milner 389，W.C.P. 211，“Mandates. Memorandum by Lord Milner”（8 March 1919）.曾任殖民地部副大臣的利奥·埃默里反复强调了主权取决于仅受制于“某种使用权”的受委任统治国的观点（由于当地人口缺少能力），in Bodleian MSS Milner 46，Amery to Philip Kerr，14 March 1919.Note，by contrast，that the Anti-Slavery Society’s draft mandate allowed for the territory to be reassigned if the mandatory power abused its position. 参见Bodleian，Milner 390，Anti-Slavery Society，“Memorandum on the Colonial Mandates for the Late German Colonies”，n.d。
[47] NA，FO 608/215，Memo by Strachey，7 March 1919.
[48] Bodleian，Milner 46，WCP 745，Hankey，“Mandates. Note for the British Empire Delegation”（7 May 1919）.
[49] 关于这些会见，Bodleian，Milner 46，Colonial Committee meetings of 15，19，and 28 May 1919，and Milner 389，Milner，“‘Equitable Compensation’ for Italy in Africa”，30 May 1919。
[50] 关于许多方面对割让卢旺达和布隆迪给比利时的强烈反对，见NA FO 608/216；以及 Bodleian，Milner 389，Amery to Milner，27 Feb. 1919。米尔纳和奥尔茨之间非常复杂的谈判在Wm.Roger Louis，Ruanda-Urundi，1884-1919（Oxford：Clarendon Press，1963）中得到充分解释，最初比利时试图通过谈判以其在东非的地位交换刚果河入口处的葡萄牙属领地。奥尔茨关于这些交换的记录收于Archives Générales du Royaume，Brussels，Orts Family Papers，File. 434；关于米尔纳对这些谈判的总结，见Bodleian，Milner 389，Milner，“Memorandum. Negotiations with Belgium about German East Africa”。
[51] Bodleian，Milner 389，Milner，“Memorandum. Cameroons and Togoland”（29 May 1919）.
[52] Bodleian，Milner 46，Milner to Simon，29 May 1919.
[53] Christoph Kimmich，German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20-1.
[54] “Observation of the German Delega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29 March 1919，BDFA，pt. II，ser. I，vol. 7，298-349，here at 324.
[55] “Reply of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to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German Delega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Peace”，16 June 1919，BDFA，pt. II，ser. I，vol. 7，374-80，here at 378.
[56] 该委员会的完整记录见LNA，R1，1/2366/52；另一副本见NA，FO 608/152/15892。
[57] LNA，R1，1/2366/52，Commission on Mandates，Minutes，8 July 1919.
[58] LNA R1/771/161，Sir Cecil Hurst，legal advisor to the Foreign Office，to Balfour，20 July 1919.
[59] LNA，R1/563/52，Simon to Milner，1 Aug. 1919.
[60] LNA，R1/1223/161，Milner to Dutasta，6 Aug. 1919.
[61] NA，FO 608/152/17580，Milner to Balfour，8 Aug. 1919.
[62] Milner to Lloyd George，8 March 1919，转引自John Fisher，“Syria and Mesopotamia in British Middle Eastern Policy in 1919”，Middle Eastern Studies，34：2（April 1998），129-70，here at 144。
[63] Bodleian，Milner 390，Cecil to Milner，11 July 1919；and see NA，FO 608/152/17578，Drummond to Balfour，7 Aug. 1919；LNA，R1，1266/161，Drummond to Milner，23 Sept. 1919，and Milner to Drummond，25 Sept. 1919.
[64] LNA，R13，1/1970/1970，Milner to Cecil，2 Nov. 1919（copy）.
[65] 美国的许多国联支持者对美国的蓄意阻挠感到窘迫，并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关于这种批评，见Quincy Wrigh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ndates”，Michigan Law Review，23：7（May 1925），717-47。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关于雅浦岛（Yap）所有权的激烈和持久的冲突（日本人坚持认为它已作为他们的委任统治地的一部分被授予他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阐述，但可参见Sumitra Rattan，“The Yap Controversy and its Significance”，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7（1972），124-36。
[66] DBFP 1919-1939，ser. 1，vol. 8，169.
[67] Sokolow and Weizmann to Zionist Bureau London，27 April 1920，in The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henceforth LPCW），vol. 9，ed. Jehuda Reinharz（New Brunswick，NJ，1977），p. 342.关于圣雷莫更一般的讨论，见Tom Segev，One Palestine，Complete：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0），pp. 142-4，关于寇松不情愿的默许，见David Gilmour，“The Unregarded Prophet：Lord Curzon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25：3（Spring 1996），60-8。
[68] MAE，SDN 564，Gouraud to MAE，26 Jan. 1920.
[69] 关于这一历史，见Zamir，Formation，and Zamir，“Faisal and the Lebanese Question，1918-20”，Middle Eastern Studies，27：3（July 1991），404-26；及Kais M. Firro，Inventing Lebanon：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under the Mandate（London：I. B.Tauris，2003）。
[70] 《金-克兰报告》最后于1922年发布（并被提交到国联）；“King-Crane Report on the Near East”，Editor & Publisher，55：27（2 Dec. 1922）。尽管它被禁止而且未对和平安排产生影响，该委员会——和国联的那么多行动一样——帮助培养和引导了叙利亚对抗性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一点参见James L. Gelvin，Divided Loyalties：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71] Zamir，Formation，55-7.
[72]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203-4.
[73]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204.
[74] Andrew and Kanya-Forstner，France Overseas，216.
[75] Allenby to Curzon，13 May 1920，DBFP，ser. 1，vol. 13，257.
[76] MAE，SDN 564，Gouraud to MAE，17 March 1920.对费萨尔和法国人之间冲突的全面但不够精细的分析描述，参见Dan Eldar，“France in Syria：The Abolition of the Sharifian Government，April-July 1920”，Middle Eastern Studies，29：3（July 1993），487-503。
[77] Faysal to Curzon，5 June 1920，contained in Allenby to Curzon，19 June 1920，in DBFP，ser. 1，vol. 13，289.
[78] Gérard D. Khoury 已经对德·凯关于1919～1923年这一时期的极其重要的备忘录进行了非常好的分析和编辑，见Gérard D. Khoury，Une Tutelle coloniale：Le Mandat français en Syrie et au Liban：Ecrits politiques de Robert de Caix（Paris：Belin，2006）；参见 De Caix，“Equisse de l’organisation de la Syrie sous le mandat français”，248-70，quoted 249。
[79] Hardinge to Allenby，16 July 1920，DBFP，ser. 1，vol. 8，313.
[80] MAE，SDN 565，Gouraud to MAE，24 and 27 July 1920.
[81] “House of Commons”，The Times，20 July 1920，16；and MAE，SDN 565，Gouraud to MAE，20 July 1920.
[82] Curzon to Grahame，28 July 1920，in DBFP，ser. 1，vol. 13，321.
[83] 关于这次起义，见Townshend，Desert Hell，463-78，and Amal Vinogradov，“The 1920 Revolt in Iraq Reconsidered：The Role of Tribes in 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3：2（April 1972），123-39。
[84] H.W.Young，‘Memorandum on the Future Control of the Middle East’，17 May 1920，DBFP，ser. 1，vol. 13，here at 264.
[85] 关于伊拉克之形成的最好的论述是Peter Sluglett，Britain in Iraq：Contriving King and Country，1914-193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86] Wilson to Edwin Montagu，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31 July 1920，in DBFP，ser. 1，vol. 13，323-4.
[87] “British Secretary’s Notes of an Anglo-French Conference，held at Lympne on Sunday August 8，1920”，DBFP，ser.1，vol. 8，718-19.
[88] MAE，SDN 565，Gouraud to MAE，15 Aug. 1920.
[89] D. K. Fieldhouse，ed.，Kurds，Arabs and Britons：The Memoir of Wallace Lyon in Iraq，1918-1944（London：I. B.Tauris，2002），94-5.
[90] 关于拿比牧撒节暴乱，特别参见Segev，One Palestine，ch. 6。
[91] Allenby to Curzon，6 May 1920，DBFP，ser. 1，vol. 13，255，并参见Faysal’s protest in Allenby to Curzon，9 July 1920，in DBFP，ser. 1，vol. 13，284-5。
[92] Yoav Alon，The Making of Jordan：Tribes，Colonialism and the Modern State（London：I. B.Tauris，2007），14-20.
[93] Samuel to Curzon，22 Aug. 1920，in DBFP，ser. 1，vol. 13，342-3.
[94] 关于外约旦的建立，特别是阿卜杜拉的作用，请特别参见Mary C. Wilson，King Abdullah，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ch. 4。
[95] NA，Cab/24/126，“Report on the Middle East Conference held in Cairo and Jerusalem”（June 1921）.
[96] MAE，SDN 565，De Caix to MAE，3 April 1921.
[97] Cecil’s statement is referenced in “Memorandum by Major Young”，6 Nov. 1920，DBFP，ser. 1，vol. 1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