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隔着电话，克里夫·琼斯也能想象出迈克尔的红头发纹丝不乱，一副《绅士季刊》（Gentleman's Quarterly）的做派。他想，迈克尔的长腿无疑会优雅地舒展着，就像他在《蓝色男孩》（Blueboy）和《托索》（Torso）杂志上常常展示的那样。相比成熟世故的曼哈顿人，克里夫更喜欢卡斯特罗街上那些年轻热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不可否认的是，纽约的同性恋创造了一种优美的贵族气质，非常有吸引力。克里夫很高兴自己在频繁去纽约期间被他们接纳，尽管他只是一个贸然闯入者。这也使他认出了迈克尔列给他的那么多名字，这些人都患有同性恋癌症，正处在痛苦煎熬之中。
“好多人病倒了，”迈克尔忧心忡忡地说，“每个人都得了病。”
迈克尔给克里夫讲了1980年他参加的除夕夜派对。所有漂亮的人都在那里，现在这些人当中很多都已经死了。
“派对上的每个人都得了这个病，除了我。”他说。
克里夫没有说话。
迈克尔的声音旋即恢复了自信，“我认为是政府干的。”
克里夫比较听得进这句；这是他熟悉的话题。
“我认识的人都认为政府可能跟这事有干系。”克里夫对他坦言。
到现在为止，各种说法都有，克里夫也都听说了。在纽约，这场疫病似乎是在刻意加害曼哈顿最美的人们。人们称其为“圣人病”，因为得病的好像都是在热门迪斯科舞厅彻夜跳舞的那些男子。也许是谁在饮料、水或空气中投放了什么东西。在旧金山，这一流行病首先在皮革俱乐部蔓延。男同性恋开始怀疑酒吧里用于清除香烟味的空气净化器，怀疑这些小玩意儿在散发某种东西，比如致命物质。各种说法比比皆是，部分原因在于把发生在同性恋身上的这种不幸归咎于外在的某样东西而非同性恋自己，这样会令人心安。
克里夫心想，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很担心。病入膏肓的西蒙·古兹曼那副形如枯槁的样子在克里夫心里挥之不去；有时候，在旧金山凉爽的春天夜晚，他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内心满是对未来的恐惧。
曼哈顿“住院医师吓坏了，”医院办公室主任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不自然，“我们收治了太多这样的病人。院领导不允许我再收了。”
尽管这位主管没有直说，但罗杰·麦克法兰明白他的意思：纽约城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希望因专治同性恋疾病而闻名。考虑到亚特兰大方面预测病患会呈指数级增长，医院估计，要是这里因为治疗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而尽人皆知，不出几年就会被这类病人塞满。此外，坊间传说这种病的传播方式和肝炎一样，医生护士为此惴惴不安。医务人员一直是肝炎传染的高危人群，他们可不想再成为感染这种无法治愈的致命疾病的高危人群。
罗杰只好留下来继续争辩，这是他志愿加入“男同性恋健康危机”以来的又一个典型的夜晚。急诊室里坐着一个惊恐的病人，由于肺部充满肺囊虫几乎无法呼吸。与此同时，罗杰的传呼机上显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热线又有电话进来。他不禁好奇自己是如何卷入这一团乱麻之中的。
“天堂车库”募捐活动后不久，罗杰·麦克法兰开通了他个人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服务热线。第一天，他接了100个电话。曼哈顿的同性恋都惊慌失措，求助无门。活了27年，身为同性恋的罗杰从未觉得自己因此受人歧视，也从不理解那些社会活动家一直鼓吹的激进政治理念。然而现在，他发现有些东西确实错了。有人在受苦，而这座城市无动于衷。全国一半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生活在纽约，可是你几乎听不到市长或卫生官员提及这事。同性恋必须建立自助团体，要不然他们就会在耻辱、恐惧和孤立中死去。在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罗杰开始在脑子里构思服务计划。他向来认为，设计组织结构图表是缓解不明焦虑的最佳办法。
快到家的时候，传呼机又响了，这次是叫罗杰去比克曼医院。罗杰打电话过去，一位母亲吓坏了，因为医生说她儿子疯了，而且出现了幻觉，没人愿意帮他。罗杰打电话给那位医生，希望能在电话里处理此事，但那位医生不想搭理什么同性恋机构的人。当罗杰抵达医院时，病人躺在病房里，显得十分平静。
后来才知道，这位年轻的肺囊虫肺炎患者假装发疯，希望借此离开医院去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再悄悄溜走自杀。罗杰使每个人都平静了下来，最后疲惫不堪地回到了自己的公寓。
几天后，他听说那位年轻人在比克曼医院去世了，不是自杀，而是死于肺囊虫肺炎。
5月6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接到从国家癌症中心罗伯特·加罗医生实验室打来的电话后，唐纳德·弗朗西斯松了口气。加罗的一位同事说他已经开始培养从一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体内提取的淋巴细胞，使用的特殊培养基是加罗研发的，内含白细胞介素-2。弗朗西斯知道白细胞介素-2是淋巴细胞生长介质的完美添加剂。通过这种简单的培养淋巴细胞的方式，加罗克服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障碍。但一些病毒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只因科学家们不知道如何繁殖它们的宿主细胞。
唐纳德·弗朗西斯、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以及加罗的实验室，现在经常交流男同性恋免疫缺陷问题。3月，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冷泉港实验室召开的研讨会上，埃塞克斯提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可能是由一种新的致病因子引发的，这种致病因子可能是类似猫白血病病毒的逆转录病毒。对此，其他医生礼貌性地表示接受，但加罗敦促埃塞克斯加紧工作并在自己的实验室着手研究。
弗朗西斯很高兴地看到有实验室在开展研究，但他觉得，其他大型逆转录病毒学实验室也应尽快全天候地投入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研究。这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弗朗西斯都在试图让疾控中心传染病中心的病毒学家对此产生兴趣，但这些人就是提不起兴趣，他们认为逆转录病毒导致此症的想法不太靠谱，而且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完成手头现有的工作已经人手吃紧，没人会急着接受新项目。在哈佛，麦克斯·埃塞克斯是在兼职从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他相信疾控中心随时会揭开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谜团，就像对付军团病一样。罗伯特·加罗的实验室在这项研究上投入了一小部分时间，行事拖沓的国家癌症研究所也投入了一点精力，弗朗西斯当然心怀感激，但他觉得一两个实验室是不够的。在他们可能因为方向有偏而阻碍了研究时，人们正在死去。
这时，弗朗西斯决定放下身段拉其他研究人员入伙。人都快死了，难道他们看不出这事有多严重吗？
5月12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亚特兰大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了“男同性恋全身淋巴肿大”一文，其内容主要仰赖唐娜·米德文和丹·威廉1981年初在纽约展开的工作，这是9个月以来，该周刊就这一流行病的相关方面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淋巴结病患者后续会如何，但是文章强调，在1981年6月至1982年1月确诊的病人中，有44%的卡波西肉瘤患者及23%的肺囊虫肺炎患者出现了该症状。这是个坏兆头。
文章写道：“关于上述病患中发生持续性淋巴结病的原因，我们正在研究，但尚不能确定。”最后，它总结说，医生必须警惕某些症状，尤其是乏力、发烧、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以及夜间盗汗。
* * *
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卡波西肉瘤或肺炎患者出现在国内之前没有发现病患的地区，疾控中心派人前往得克萨斯西南部或其他偏远地区调查那里的首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希望能多少得到些线索。截至3月18日，经过活检确诊在20个州发现了355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其中136人已经死亡。纽约有158人，占一半；加州有71人，其中40人来自旧金山。79%的患者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还有近12%的患者是使用静脉注射毒品的异性恋男子——当然，考虑到对公众的影响，疾控中心并未公开讨论这一事实。另有13名患者是异性恋女子。
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需要追踪的病人，不仅有同性恋，还有新发现的海地人以及数量不断增长的静脉注射吸毒者和囚犯。他们意识到手头掌握的患者数据落后于疫情的实际发展情况好几个月，有时他们好奇美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患者。由于人手不够，他们不得不依赖“被动报告”，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待在亚特兰大寄希望于卫生官员切实收集了病患信息。他们既没经费，也没人手，无法开展他们所希望的“主动监测”。有时，他们也睡得很不安稳，担心外面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担心错过发现什么的机会。
纽约，西57街死亡的阴霾密布，男同性恋们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丹·威廉医生第一次为此感到震惊。有些人没心没肺不当回事，考虑到《纽约人》对此疫病所做的非常透彻的报道，能这么潇洒还挺了不起的；有些人则风声鹤唳，稍微有点发烧、打个喷嚏或者长颗青春痘什么的，就跑去威廉在上西区的诊所。很快，威廉就注意到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患淋巴疾病的男同性恋人数呈几何级增长，另一些人看起来疲惫不堪、无精打采，而更多人在睡梦中盗汗不止，床单被汗水浸透，头发也咸湿难闻，身体更是疲软无力。盗汗本身似乎尤为痛苦难耐，实际上这正是恶疾进入其体内的一个征兆。然而，威廉根本来不及记录，新的免疫紊乱层出不穷。威廉注意到，口腔念珠菌病（或称鹅口疮）是较严重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身上最常见的，而且怎么治都治不好。过去6个月里，一些病人还突发极其痛苦的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其状如卵石，多发于面部或肩部，继而向全身扩散，即便是极轻地触碰那小小的斑疮，都会引发灼热的刺痛。淋巴疾病患者似乎最常受带状疱疹攻击。1981年底，威廉开始在办公室电脑上记录他诊治的带状疱疹病人。他想知道这些人会怎样，这种病意味着什么。1981年12月记录了11人，1982年6月达17人。6月的某天，早前患带状疱疹的一位病人来找威廉，他身上长了不寻常的紫色斑点。这是卡波西肉瘤。
大概从那时起，恐惧开始降临。18个月后，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令人担心的问题，但威廉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他肯定会弄清楚即将到来的危机。也许这些淋巴肿大的人都会死去。也许这种新病毒就像某种虎视眈眈的丛林猎食者，总是先攻击离群的动物。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早期病例的极端生活方式了，他们犹如在高速公路上跳舞，必然最先被碾压。他们已然不堪重负的免疫系统也经不起什么战斗了。威廉担心病毒还会在其他部位循环，让人疲劳、盗汗，接着引发口腔里这样或那样的酵母菌感染，随后是可能会消失的严重的疱疹或带状疱疹。最后，在未来某个无法预测的时刻，每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消耗殆尽，一死了之。
在疫病早期阶段，大多数医生更愿意抛开对这种最坏的情况可能成真的担忧。西奈山医院(1)的研究人员弗雷德·西格尔医生在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出现之初就做了大量免疫学研究，对于《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的淋巴疾病报道，他在《纽约人》杂志上表达了乐观的看法。西格尔写道：“我的直觉是，大多数这类患者不会继续发展成完全的免疫缺陷综合征。反之，要是我们错了，那将是一场灾难。”
旧金山，传染病控制局通过黑板上的箭头和圆圈，塞尔玛·德里兹医生目前可以找出纽约、旧金山、南加州及加拿大的44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之间的联系。她像侦探一样，仅在旧金山一地就发现6对情人患病。每当她看着这块破旧的黑板，总会想起那些浴场。她从不喜欢那种地方，这倒不是出于道德顾虑；她并不在意他人如何生活，只是好奇那些一心想控制他人命运的人。而浴场就是传染疾病的生物污水池。
“当然，站在老派的教科书般的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最好去把浴场关了。”某天，德里兹对《纪事报》的一位记者说。
“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牵涉到个人自由的问题。”德里兹说。她的语气逐渐减弱，这说明她压根不觉得个人自由是此处的核心问题。
在德里兹和记者以及同性恋领袖交谈的时候，这样的话说着说着就没了底气，他们也听不进去。关掉浴场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也就被搁置了。要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光靠几十个不明原因的病例是没有说服力的。
德里兹没有施压，那样做不专业。相反，她试图让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了解目前情况的严重性。看着这些图表，仿佛看着预测她职业生涯的水晶球，德里兹心想，她的未来已经清晰地摆在这里了。
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如此明显，简直太恐怖了。例如，德里兹绘制了一个图表，有关最初两年，即1980年至1982年纽约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数量，然后将其与旧金山湾区的情况进行对比。旧金山的曲线和数字与曼哈顿的曲线和数字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同步性，两者相差整整一年。她想，纽约现在有150多个病例，这表示一年后旧金山的病例也会达到150多人，接下来的病例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塞尔玛·德里兹的住处位于旧金山太平洋沿岸的沙丘附近，夜晚，她在自己舒适的家里无法入睡，她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她在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台小型录音机——万一某个失眠的夜里她忽然想到什么，也许这想法能阻止那些年轻人如此悲惨地死去。
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马科斯·柯南特是惊醒的，额头冒出热汗。难以置信的失落感和恐惧，揪心的恐惧，又一次占据了他。当这位皮肤病医生在自己舒适的家里走来走去时，他那不安的杜宾犬也在后廊上紧张地来来回回。他没有开灯，努力想从梦中清醒过来。这样的情况现在经常发生。梦中，他身在某处，孤身一人，他看到自己的皮肤上出现了大片紫色斑点，卡波西肉瘤的病灶布满全身。他开始变得和他现在每天工作中接触的年轻病人一样，变成身上长满青紫色斑点的恐怖的丑八怪。
然后，他在一身大汗中醒来，冲动地想要逃离。他想，要是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死，只有傻瓜才会留下。
和全国各地从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治疗的医生一样，柯南特定期去验血，以确保他的辅助性T细胞和抑制性T细胞维持正常比率。这是目前能测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最好的办法。他知道自己的淋巴细胞工作正常，他没得同性恋癌症，但是别的要担心的还是很多。
一天到晚都有人打电话给他，讨论集群研究的事，一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他第一次听说肯·霍恩的病情时想到的各种可怕的情况现在似乎都发生了。一看到“零号病人”，他就认出这正是一个月前到他办公室来的那位温文尔雅的魁北克空乘。柯南特想，他就是每个人都想要的那种人，而这个每个人都想要的人带给大家的则是死亡。柯南特听说这位年轻的空乘，如今是第八大道和霍华德街那些俱乐部里炙手可热的艳遇对象。他想，这个人此刻说不定就在那儿，那儿的人现在可能已经被传染了。
还有其他的担忧。柯南特向美国癌症协会申请的研究经费是5万美元。这些钱仅够付给一个非常忙碌的秘书——来卡波西肉瘤诊所的病人越来越多，他需要一个秘书来协调工作。到后来，秘书还要推荐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悲伤咨询以及许多关怀工作。但是再也抽不出其他人手了。
在贝塞斯达召开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研讨会已经过去9个月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癌症研究所准备发放经费。柯南特不想坐等官方申请报告，他为自己的卡波西肉瘤治疗研究项目做了一份概述，并提交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接着，他迅速给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医生写了封信，恳请他出面说服国家癌症研究所尽快拨款。他收到了一封措辞客气的回信，称美国政府非常关心这场疾病，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在千方百计阻止疫病发生，并对他的去信表示感谢。
柯南特认为美国有技术有资源征服这场疫病。在世界上资金最充足的实验室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准备就绪。大众传媒可以在几分钟内就让千家万户收到警示。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是哪个第三世界国家啊。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斗，可是没人愿意付出努力，甚至没人愿意承认有一场可以打赢的战斗存在。
柯南特躺回床上，希望噩梦不再来——至少这晚不会。年轻时，柯南特曾好奇过，在“水晶之夜”(2)之后，作为一个聪明睿智的犹太男人，即使世界上的其他人似乎都没在意，他也能清楚地看到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死亡。那他们为什么不跑掉呢？
现在，柯南特第一次明白了。
* * *
5月底，马科斯·柯南特和保罗·沃伯丁一起去东京参加世界皮肤病学研讨会，他们要在会上介绍卡波西肉瘤的数据。日本东道主非常客气，对这种新情况也颇感兴趣。
“出现这种问题，对旧金山来说是一种耻辱吧？”一位著名的日本科学家这样说。“那是因为你们有同性恋，”他顿了一下，又低声说道，“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同性恋。”
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罗伯特·比格在论文中推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由一种致病因子引发的，而现下国内各主流学术期刊都拒绝发表此文，仅仅因为其观点与主流看法相去甚远。有些医生给老鼠注射精液，以证明导致免疫抑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是精液。实验助理匆匆跑去色情书店买瓶装的“速效”或“闪电”(3)，在老鼠身上大剂量注射这些丁基吸入剂，想通过实验找出别的可能。疱疹专家们似乎对巨细胞病毒重新引起关注颇为得意。还有些医生认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免疫系统崩溃是因为感染超出了免疫系统的负荷。很多人在讨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病因时，完全排除了单一致病因子的理论，认为可能性太小。
比格和同事詹姆斯·古德特把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大批男同性恋放在一起，准备进行长期研究；古德特倾向于催情剂致病的理论。比格为自己的假说被忽视而感到沮丧，但他也明白工作还得继续。他见识过非洲的瘟疫，知道美国人倾向于精液或催情剂这样简单而直接的理论，只因他们太过天真。人类生活再富足再文明，人类终究还是肉身，还是很容易被来历不明的病毒感染。事实上，病毒可能来自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
从前，人类大幅度活动才会造成流行病蔓延。1918年，西班牙爆发流感，2 000万人感染，20万美国人死亡，是伴随着一战期间人员的大量流动而直接出现的。二战动员期间，来自美国各地的人混杂在一起，为病毒的交杂融合创造了机会，最终合成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传到了美国的各个角落，直接导致了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小儿麻痹症的大面积爆发。
随着飞机旅行的普及，散播毁灭世界的种子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国际性事件了。只要某地的某个人把某种病毒传给一群人，疫病就会再次爆发。旁人或许现在还不能看清事实，但时间会证明一切。鲍勃·比格只希望不要太晚。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哈里·哈沃克斯医生想到个点子，把盖坦·杜加斯带到亚特兰大来。疾控中心认为，就算没有别的用处，至少这位空乘的血液里肯定携带了许多病毒。哈沃克斯给他装上了血浆分离机，收集了半升血浆供实验室研究。
因为下个月要发表研究报告，6号楼里的每个人都在讨论“零号病人”和集群研究。比尔·达罗和哈罗德·杰斐想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照片，给新患者看看。他们确信可以在这些病人之间找出更多的关联。疾控中心的高级官员对同性恋的保密问题相当敏感，他们否决了这个想法。
詹姆斯·科伦放弃了跟魁北克“伤寒玛丽”(4)盖坦会面的机会。科伦听说了这位招蜂引蝶的空乘，从心底里讨厌他那些猎艳事迹。同性恋的这类老套故事让科伦生气，就跟他不喜欢那些《阿摩斯和安迪》(5)电影的理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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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坦·杜加斯后来向朋友们抱怨，说他在亚特兰大期间，疾控中心把他当成实验室老鼠，一拨一拨的医生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他说他得这皮肤癌已经两年了，他讨厌做医生的小白鼠；而且医生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布兰迪·亚历山大住进了这家大型癌症中心的428A病房，在床边放了个魔方。有时他会拿起这个立方体，忍着酸痛用瘦骨嶙峋的手拧啊转啊，想把各种颜色都复原。但他一直没找到办法，也从没拼成功。
第一个斑点出现之前，布兰迪是个招摇的变装艺人，他演唱的《彩虹之上》《也许这一次》《纽约，纽约》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随着病灶的扩散，他的棕色卷发变成了灰色，人也瘦了20磅，骨头从他松松垮垮、遍布紫色斑点的皮肤下突了出来。曾经英俊的脸庞，因为疱疹病毒肆虐而结满厚痂。常规治疗根本无法阻止疱疹，他满脸的疮都在流脓。除了卡波西肉瘤和疱疹，这位38岁的病人身上还有一系列常见的机会性感染，包括严重的肝炎和骨髓结核。
在唐纳德·弗朗西斯跨进布兰迪·亚历山大的病房前，主治医生告诉他布兰迪在这些病人中颇为典型。唐纳德·弗朗西斯觉得有点尴尬，尽管他和詹姆斯·科伦来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是为了别的事，但他研究这场疾病已经快一年了，却还没见过一名患者。医生把他带到布兰迪·亚历山大面前，后者散发着一种优雅的魅力。他把手伸向弗朗西斯，似乎想要年轻的金发科学家亲吻它。弗朗西斯一眼就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一大片紫斑。
布兰迪低声说，这绝不是他喜欢的颜色。和他所有的箱包颜色都不搭。
弗朗西斯一个人留下了，听布兰迪讲述自己的生活。布兰迪也看得出弗朗西斯对他说的事并没有特别震惊。
“性是不可阻挡的。”他说，与此同时，眼睛在空洞塌陷的眼眶里茫然地打转，似乎想找到答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孤独，我总是想和别人亲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厌倦了正常的性生活，所以总想尝试新的、更刺激的，比如拳交，或者更厉害的。”
布兰迪的喃喃自语让唐纳德·弗朗西斯得出了一个结论，这让作为科学家的他有点恼火。布兰迪试图为自己如此痛苦地躺在428A病房里等死找个理由。弗朗西斯心想，老套的道德教条太难破除。
“我认为你得的是种传染病，”弗朗西斯实事求是地说，“你没有受到天谴。你生病是因为某种病毒。”
* * *
随后，唐纳德·弗朗西斯回到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医生中间，开始谈他此行的目的。美国只有几家逆转录病毒实验室，其中一个就在这家癌症中心。就连疾控中心都没有，现建的话则要耗时数月。因而亚特兰大的实验室无法研究长期潜伏的病毒性疾病，只适于对付迅速爆发且要立即解决的疾病，弗朗西斯说。他们在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上陷入困局，需要帮助。
弗朗西斯提醒道，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要赶紧开展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不能再拖了。
医生们耐心地听着，都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会考虑一下再找他。当然，弗朗西斯知道他们不会打电话给他的。
* * *
在阴云笼罩的1982年，在那些漫长而沮丧的夜里，唐纳德·弗朗西斯经常会做这个梦。就在他触不到的地方，悬挂着一盏橘色的灯，闪烁着黯淡的希望之光。这是答案，是解开谜题的办法。他伸出手去够那一点光亮，可是它越飘越远，无法企及。答案就在那里，在他眼前，离得那么近，可又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唐的妻子在这一刻往往会把他叫醒，以防他那哀伤的呻吟吵醒孩子们。
(1) 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教学医院之一，以临床治疗、教学和科研而闻名。——译注
(2) 亦称“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译注
(3) 即Rush和Bolt，均为吸入式助性药物。——译注
(4) 即Typhoid Mary。爱尔兰人玛丽·马龙，1883年移民至美国，是美国首位被发现的伤寒健康带原者，因此被称为伤寒玛丽。作为厨师，她造成53人感染、3人死亡，但她对此坚决否认，也拒绝停止下厨，因此两度遭到公共卫生部门隔离，最后在隔离期间去世。——译注
(5) 即Amos n'Andy，是1928年开始播出的一档美国电台节目，每晚7点播一集。演员只有2人：一个扮演阿摩斯，一个扮演安迪，全程为这两人的对话。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