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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平定鄂侯叛乱的内容,信息来自禹鼎铭文。这篇铭文宋代《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书有著录,称为“穆公鼎”,但现代研究者结合多方资料,多认为作于周厉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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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战国歧途》齐国军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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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先秦卷》(增订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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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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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参看顾颉刚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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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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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克段在郑庄公二十二年。说实话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就事论事地说,我不大相信庄公从一开始就在给叔段做局。政治阴谋这种事,拖的时间越长,变数也就越多,局面也就越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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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顾起元《说略》卷第十三,引宋人魏了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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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维四《曾侯乙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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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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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一个文夫人激公子元出兵伐郑的故事,一般认为,文夫人也就是息夫人。但那位站在楚人立场上充满斗志的文夫人,和这位哀怨的息夫人,实在不像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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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交一件绣衣给夫人,旧注大多缺乏说服力。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那时贵族男女定情,男赠女以玉,因为玉象征君子的美德;女则赠男以贴身衣物,因为这象征自己,表示我已是你的人。所以归还绣衣,是表示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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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这个说法,古籍中比较罕见。有人认为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三王(因为三王是四个人),也有人认为是三王加上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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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报任安书》里提到,任安曾经给司马迁写信,要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但司马迁自认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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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臧知非《齐国行政制度考源——兼谈〈国语•齐语〉的相关问题》,载《文史哲》199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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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管子》和《商君书》比较,最直观的区别是,《商君书》视工商业如寇仇,《管子》则热衷讨论这个领域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轻重》诸篇,更为现在的经济学家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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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历史上的所谓古典时代,一般是指希腊击退波斯入侵之后,到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的历史。传统的断限,古典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年;结束于公元前338年,亦即商鞅被车裂的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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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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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学者里,齐黑的代表如顾栋高(他是晋粉),齐粉的代表如崔东壁。后来的学者的议论,大概都不出他们的范围。不过最有意思的是童书业先生,写《春秋史》时,他是齐黑;写《春秋左传研究》时,他是齐粉。这大概很可以说明,论据就那么多,是粉是黑,也就在一念之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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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书说另一位秦军主帅西乞术就是蹇叔的儿子,但和上下文意不符,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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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录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篇幅不过一万八千字,如果史官的本职工作是写书,那么工作未免也太轻松了。《左传》里史官经常扮演国事顾问的角色,他们更重要的工作可能是熟记历史并能流畅地讲述出来,给国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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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司马氏世典周史”,西周时代他们家就是史官。这么说司马迁尽管生在帝国时代,《史记》还真是贵族史学的余晖,往后的史官和史书就要面临严苛的审查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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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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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认为夏姬是夏征舒的妻子而非母亲,倒是个釜底抽薪的解释,可以解决所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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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越公其事》,夫差和伍子胥的辩论中,极力强调对越国作战的损失之大,也可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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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表主要收录本书所涉大事,参考冯君实主编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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