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大国带领各自的盟友在宋国盟会，史称“弭兵之会”。弭兵就是停战，条件是除了齐秦两个准一流国家，“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晋国的盟友也朝见楚国，楚国的盟友也朝见晋国。当然，这些中小国交给大国的贡赋，从此也需要备上两份了。
由于此前晋国的盟友较多，且包括宋、郑、卫、鲁等中等国家，楚国的盟友却只有陈、蔡、许三个小国，所以评论者多认为这次盟会晋国吃了亏。但从晋国的角度说，把自己的盟友交给楚国，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并未减少，维护国际安全的压力却可以大为减轻，损失的，只是天下霸主的虚名，而此时的晋国对此已经并不十分热衷。为长期维持一个晋国主导的霸政体系，晋国国内却是：
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
这种形势下，心态是“晋国是晋国人的晋国”，懒得管国际争端；实际问题是“晋国是哪个晋国人的晋国”，几大卿族忙于内斗，也顾不上国际争端。对外战略上鸽派得势，也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
从结果上说，这次弭兵之会成效卓著，之后差不多四十年中原无大战。这可真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成就。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协议往往是无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签过三十年停战协定；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和迦太基签过和平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至于有人说损话，和平条约就是用来撕毁的。
据说最没有契约精神的中国人，何以做到如此信守承诺？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具有伟大的贵族精神，绝非我们这些后世的堕落儿孙可比吗？好像也不能这么乐观。其实三十多年前的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晋楚已经有过一次弭兵。会盟地点也是在宋国，当时话说得也如唱歌般动听：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同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同坠）其师，无克胙国。
歌词大意是，晋楚两国不但别打了，而且要互相支援，讨伐一切不追随两大国的国家。要保证两国间道路的畅通，使节的往返安全。谁违背了盟誓，将遭到神明的严惩，让它的军队溃败，国家灭亡。然而仅仅三年之后，楚国就又开始北伐。也有脸皮薄的楚国人对此感到不安，而楚国的令尹子反则毫不犹豫地宣言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
其实履践了诺言的第二次弭兵，大家也不是很有诚意。会盟的牵头人是宋国的向戌，他和楚国的执政子木、晋国的执政赵武关系都不错，《左传》说他是想“弭诸侯之兵以为名”，不过是爱慕虚荣罢了。晋国、齐国之所以答应弭兵，也不过是因为别人已经这么说了，自己要是不答应，名声不好听，心里其实是拒绝的。而盟会时，楚国人违背约定内穿铠甲，还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和第一次弭兵时的无赖嘴脸并无什么不同。
大概签订盟约时，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真的预示着长久的和平。和平的关键仍然在于形势。这时晋楚两大国都面临着巨大困境，无力在中原继续争霸。晋国的问题是上面说的矛盾重重的内政，楚国则是内外交困。随着吴国的崛起，楚国高度安全的地缘优势被打破了。从此，它不得不忙于应对来自东南的挑战，而外部的压力又注定会引发和加剧内政危机。
吴国第一次出现于《春秋》，是在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这大概可以看作北方诸夏注意到它的时间。《左传》提及吴国要早一些，宣公八年（前601年）提到楚国的一次东征，最终“盟吴、越而还”，这条记录应该是来自楚国的史料，楚国显然更早感受到了吴、越的压力。
《左传》的作者热爱八卦，所以照例，吴国崛起的最大动力，被描述为一个妖艳女人的影响。郑穆公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夏御叔，娘家姓姬，夏是丈夫的氏，因此被称为夏姬。
夏御叔死后，陈灵公与陈国大夫孔宁、仪行父都和夏姬私通。几个老男人显然对这种关系很陶醉，甚至“衷其祀服以戏于朝”，衷就是衣服内穿，衵服就是内衣，也就是穿上夏姬的内衣，在朝堂上游戏。照例，这里应该有忠臣出来劝谏，于是忠臣就被杀了，不在话下。
鲁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夏姬的儿子夏征舒也已经长大。陈灵公指着夏征舒对一位大夫说：“长得挺像你的。”这位大夫倒也不和国君客气：“也很像国君您。”夏征舒当然觉得受到很大的侮辱，就躲在马厩里，等陈灵公离开时，把他射死了，而那两位大夫逃到了楚国。
楚庄王就杀到陈国，杀死夏征舒，然后夏姬被带到楚国君臣的面前。楚庄王立刻看中了夏姬。这时候，大夫巫臣出来劝谏说，您是为诛杀乱臣贼子，主持国际正义而来，却娶个美女回家，说出去名声不好。楚庄王一代霸主，自律能力当然很强，于是就放弃了。
接下来第二顺位，是楚庄王的弟弟子反，他也站出来要娶夏姬。巫臣又劝子反说，夏姬这个女人太恐怖了，出嫁前就有个情人，然后那个男人就死了；嫁了一个丈夫夏御叔，然后丈夫死了；陈国君臣和她私通，结果死的死，流亡的流亡；他儿子摊上这么一个妈，也被杀死，陈国都因此差点变成我们楚国的一个县，什么样的女人才会不祥到这个地步？
巫臣用一种看透人生的语气说：
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干吗非要自找不得好死？天下美女多得是，何必一定要她呢？子反被吓坏了，也退出。于是夏姬被赐给了不怕死的连尹襄老（连尹是官名，襄老是名字），两年之后，连尹襄老就在邲之战中被射死，尸体也被带到了晋国。夏姬就和连尹襄老的儿子黑要私通，这算是她的性爱史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到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楚国国君已经换成了楚共王。晋楚和好，隐忍了十年的巫臣给夏姬一封信：“归，吾聘女。”回郑国来，我娶你。简洁明了不容分说，真正的霸道总裁范，和前面他腐儒似的议论形成鲜明的对照。夏姬倒也听他的，以去向晋国讨要丈夫连尹襄老尸骨的名义，回到了郑国。巫臣受命出使齐国，当然也要途经郑国，于是两人会合。
这一年，塞之战晋国刚刚打败齐国，巫臣说：“吾不处不胜之国。”便带着夏姬，选择了投奔晋国。当初被巫臣忽悠得没敢娶夏姬的子反当然很愤怒，跟巫臣有仇的令尹子重也借机发难。他们杀死了巫臣的族人，瓜分了巫臣的财产。
巫臣得到消息，从晋国写信给子重、子反，谴责他们贪婪和残暴，并称：“我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直到死亡！”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巫臣为晋国出使吴国，并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担任“行人”（外交官），于是缔结了晋吴同盟，并传授给吴国人车战和布阵之法。
从此，只要楚国一有北上意图，吴国就会从东面发动攻击，楚军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子重、子反真的“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而吴国也从此成为一个威名传播于中原的大国。
以上，是照着《左传》把故事讲了一遍。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夏姬的年龄。她的儿子夏征舒于公元前599年谋杀陈灵公时，至少也该是个青少年了。有的书推测夏姬出生于公元前640年，大约是以夏姬二十岁生子、夏征舒二十岁弑君算的，确实不无可能。当然，为后面的故事看来更合理，也可以把她的岁数估算小一点，但无论如何，她出生不太可能晚于公元前630年。
以古人偏好小萝莉的心态，三四十岁的妇人被带到楚庄王君臣面前，一下子激动得所有人都想娶她，已经颇为惊人。而她与巫臣私奔，又是十年之后，这么说来，巫臣对她的心心念念，倒真的不像是出于性欲，而是爱情了。
其实，和生活中的美女对年龄极度敏感形成鲜明的对照，传说和民间故事里，美女的年纪是笔乱账才是常态。
《圣经》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七老八十，还因为美貌被埃及法老看中；希腊神话里，第一美女海伦被帕里斯拐到特洛伊时，希腊的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尚未出生，《伊利亚特》的故事发生在大战十年后，那海伦起码也该五十岁左右；前面我们说过，按照《史记》记录的时间推算，烽火戏诸侯时，褒姒也已经老得不像话……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不过问题恰恰在于，《左传》总体上说时间线非常清晰，所以人物的年纪，不能像上面那些书那样打马虎眼，反而导致为把夏姬的年龄问题圆过来，古人便编出了非常多的故事。汉朝人就有“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之类的说法，后世文人创作色情小说，关于夏姬如何使自己的生殖器永如处子，如何通过性使得自己青春永驻，以及巫臣如何拥有超强的性能力，所以能独得青睐……简直是发挥了无穷的想象。
当然，也可以把夏姬的故事仅视作一个孱入史传的传说。淡化关于夏姬的元素，相关事件的因果链，也许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24。
楚庄王这样雄才大略的君主，手底下大贵族的日子自然不太好过。根深蒂固的若敖之族，被楚庄王一举摧毁。子重、子反这两位王弟，也被压抑着经常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庄王更喜欢对一些低级贵族委以重任，而巫臣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子灵、屈巫、申公巫臣。子灵是他的字，屈是楚武王之子屈瑕的封地，子孙后来就以屈为氏，如此看巫臣也是楚国宗室，但已经相当疏远。申则是楚国北境最重要的县，县的管理者称为县公，以示足以和中原各国的国君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县公只有治权而无所有权，已经是非常官僚化的身份。
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的楚灭萧之战，巫臣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他及时把楚军受冻的情况反馈给楚庄王，促成庄王亲自巡视三军，拍着楚军将士的肩背说勉励的话，感动得三军“皆如挟纩”，好像丝绵衣服上身了。
三年后，楚国终于逼迫强硬的宋国屈服。子重向庄王讨赏，要申、吕二县作为自己的封邑。楚庄王已经答应了，巫臣却站出来阻止，说这两县是边防要地，而且是重要的兵赋来源，必须由楚王直接控制，不然，晋、郑的势力怕是要直逼汉水。庄王立刻就醒悟过来了。
更可能是，申吕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当封地给人，庄王本来就很明白，不便直接拂弟弟的面子，让手下人劝阻，自己再就坡下驴，好看一些。但这样巫臣和子重就结怨了，他和子反的矛盾，大约也是如此。然后，鲁宣公十八年（公元前591年），也就是巫臣离开楚国前两年，楚庄王病逝了。
子重、子反这兄弟俩升格为王叔，压抑多年的贪欲也释放出来。连尹襄老死后，他的儿子黑要没有能力支撑门户，所以家产被他们盯上。至于巫臣，配合国君打压大贵族的官员，在国君死后是什么下场，不妨参见战国时的吴起、商鞅，当然，考虑到春秋时代整体相对温和，悲惨度可以打个六七折。
所以，夏姬和巫臣这时面临相同的危机，都有不得不离开楚国的理由，也算是同为天涯沦落人。巫臣逃到晋国后，子反、子重还要赶尽杀绝，提议楚共王给晋国送重礼，让晋国永不录用巫臣。楚共王对巫臣却显得很体谅：
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算了吧，巫臣现在为自己考虑，这是不对的；但当年他为我们的先君谋划，却很忠诚，对楚国的贡献也很大。再说，如果巫臣对晋国有用，你送再多礼，晋国能不用他吗？如果他对晋国没用，晋国自然会抛弃他，礼也不必送了。
后半段，是说子反的计划根本不可行；前半段，对巫臣的定性还是忠臣，可见他知道巫臣实质上是被逼走的，这里也可看出国君和大贵族间的立场和利益分歧。但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巫臣也就不可能再做楚国的忠臣，以他的才能，当然也绝不至于“无益于晋”。
情理上说，吴国不可能因为巫臣父子的金手指一点就强大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是，巫臣知道楚国的东方有个潜力无穷的吴国，而晋国不知道；巫臣知道晋国的组织经验和技术能力可以把吴国的力量迅速激活，而吴国也不知道。
现在巫臣要做的工作，就是划出一条神奇的辅助线，促成晋吴联盟。如此，从晋国到吴国路怎么走，就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最顺畅的道路，应该是南下进入楚境，然后顺长江而下，但这显然是找死。
巫臣选择先到东方的齐国，然后折而南下，先渡淮再渡江，于是和建都姑苏（今苏州）的吴国接上头。这条路，应该也就是当年齐桓公伐楚，辕涛涂建议“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的那条路，自然也是后来吴季札出使中原，通于上国的那条路。
所以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巫臣途经今山东省境内的莒国。他非常有礼貌地向莒国借路，莒国国君显然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当然放行。巫臣在莒国的护城河边抬头望了望，说：“城已恶！”城墙已经很破败了。
莒国国君不以为意：“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我国处于偏僻荒陋的蛮夷之地，谁还会算计我这块烂地方呢？他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位温和有礼的客人，此行将促成天下兵戈的东移。
本来晋楚争霸，角力的焦点比较偏于西方，所以最惨的是郑国，而东部国家都相对安全。现在晋、吴要想结盟，使节就会频频从莒国往来。而楚国要切断晋吴同盟，在这里则有所必争。仅仅一年之后，楚国伐莒，残破的城墙在强大的楚军面前显得毫无防御力，莒国崩溃。大国的战略调整，有时对小国本无恶意，但于小国而言，一样是灭顶之灾。
巫臣这次使吴，打开了吴国的崛起之门，也预示着楚国人才奔赴吴国的开始。当然，这个大趋势也不可能是一人之功，事实是春秋中期以后，楚国人才的外流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
前面说过，理论上效率最高的体制，就是握有绝对大权的君主操控绝对服从的官僚系统。但理论归理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当然复杂得多。官僚系统不会丧失自己的意志，也很难克制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倾向。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和中原诸夏相比，楚国封建化程度最低，相对最接近理想中的君主－官僚体制。《左传》中经常有楚王处死或逼死令尹（最高行政长官）的记录，这在别国就很难想象；譬如县制这样的新型管理模式，也最先出现在楚国。
但问题是，当时楚国这些半贵族半官僚的人物，可不会有本国体制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概念。他们只会觉得，和别国贵族相比，自己的待遇差得多。随着华夏化程度加深，这种感受还会越来越强烈。而正是因为没有或少有封地，地位或处境不满的楚国人可以说走就走，绝少羁绊。
本来，就有所谓“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晋国的卿当然都是晋国人，但晋国的大夫中，楚国籍的人数多过晋君的亲族和姻族。现在，吴国又成了楚国人新的选择。从此楚国的英杰俊彦犹如滔滔江水，源源东去。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伍子胥和太宰嚭。终于，在这两个楚国叛徒的帮助下，吴楚柏举一战（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获全胜，并进而攻破楚国的郢都。强大的楚国竟被打得生死存亡未可知也，这可是春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之后，吴国又北上与齐、晋争霸，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艾陵之战，吴国大破齐军；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吴、晋黄池之盟，吴国很可能也占了晋国的先机。此时吴国气势之盛，天下无双。仅从这个角度看，说吴王阖闾或夫差也是霸主之一，并不为过。
然而，吴国的辉煌只如流星划过。很快，吴国就为越国所灭。越国灭吴在公元前473年，《春秋》经文到公元前479年为止，但《左传》非常体贴地写到公元前468年，就是说越灭吴还在它的记述范围之内。
《春秋》和《左传》中，关于吴国如何北上争霸，相关文字很多，但对吴越之争显然比较冷漠，仅对大事记一笔而已。自然，西施的故事不会有，甚至没有范蠡，而范蠡在战国文献里被提及那么频繁，事件或许有假，人物本身不大可能虚构，所以，这应当是中原视角的偏见。
但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正因为没有那些精彩纷呈、悬念迭起的故事，所以关键性的信息反而较为突出。和很多人的印象相反，自从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吴越第一次在《左传》中联袂登场以来，越国入侵和击败吴国的记录，就多于相反的记录，即使在吴国最强盛的时代都是如此。
当然，也不能由此推论越国一开始就比吴国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吴越本是一对苦哈哈的兄弟，现在吴国崛起，发了点小财，所以在越国看来，就成了很好的打劫对象。而吴国却没有去进攻越国的理由，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也就难免被越国攻其不备。
华夏偏见当然也是一种有力的解释：巫臣使吴之后，吴国算是逐渐进入诸夏的视野，而越国就只是被大家知道而已。吴国北上了，大家会喊疼；吴国挨打了，大家能看见；吴国打越国，大家就不关心了。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携伐楚大胜的余威，准备解决越国不断在背后骚扰的问题，就有了吴伐越的樗李之战，槜李也写作醉李，看来只是用华夏文字记录的一个越语发音，其地大约在今天的浙江嘉兴附近。
大概是因为这一战吴王阖闾战死了，还算比较被关注。《春秋》有记录，《左传》有描写：
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
从这句描写看，吴国军队比较善于利用整肃的阵型来取得优势，所谓巫臣到吴国后，“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阵）”，这可能就是表现。而越国仍然比较擅长发挥个人武勇的乱战，所以能否扰乱吴军队形就是胜负的关键。
越王勾践几度派出死士冲击，抓获了若干吴军前排的将士，但吴军非常稳健地保持住队形，一旦冲锋，仍非越军所能正面对抗。
（勾践）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到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于是勾践派出一伙刑徒，排成三行走到吴军面前，表演抹脖子。这么多人整齐干脆地自杀，把吴国人惊到了，都专注地看。越军趁机发起冲击，大败吴军，杀死吴王。不管是自己还是敌人的命，总之不把人命当命，从来都是野蛮的优势。
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左传》写，夫差安排了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见自己出入就大喊：“夫差，你忘了越国的杀父之仇吗？”与吴越争锋差不多同时，在欧亚大陆的交界处，希腊和波斯也激战正酣。据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波斯王薛西斯也安排了人这么大喊：“你忘掉雅典人了吗？”这个细节不知道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文学家创作思维的共鸣。
于是，就有了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之战。这一战，问题就大了。后来的传说，都说越国被打得命悬一线，最后以非常屈辱的方式签订了和约，越王勾践被带到吴国去当奴隶，三年后才被放回。至于吃了夫差的粪便才换取信任，送去西施才换得自己回国之类的故事，都是在此前提下才成立的。
但是首先，夫椒据旧注说是在“吴郡吴县西南大湖中椒山”，已经距离吴国都城姑苏不远，那这一战根本就不是吴国找越国报仇，而是越国主动伐吴了，所以越国虽然战败，还有战略纵深，可以跟对手继续耗。
然后，《春秋》对这一战根本就没提。《左传》解释不提的原因：“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吴国没有通报胜利，越国没有通报失败，所以《春秋》就不写了。有学者于是提出，越国不通报也就算了，以吴王夫差之好大喜功，打了大胜仗怎么会不广为宣传？可见战果应该并不怎么辉煌。而《国语•吴语》记录这一战说：
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大夫种乃献谋曰：“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
于是讲了一通直接把吴国忽悠走的好处，勾践同意了。照这说法，这一仗根本就没好好打。
《史记•越世家》也只说越国战败，勾践让范蠡去吴国当了两年人质，没说自己也去了。我疑心，是《史记》里有“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返）国”的说法，所有后人就拿来大做文章，编了勾践在吴国忍辱负重的种种故事。但实际上，《史记》所谓“反国”，不过是从会稽山上下来，回到国都而已。至于《国语•越语》中有“身亲为夫差前马”（亲自在夫差马前带路）的说法，那显然也不过是盟会时自我贬低的表现，并非真的到了吴国长期当马夫。
但夫椒之战后，吴国的内部争论倒是所有文献都一致。太宰嚭主张留下越国，把注意力转向北方，而伍子胥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灭越。最终，夫差接受了太宰嚭的意见。由于后来的结果是吴在北上争霸的过程里耗尽国力，最终为越所灭，而伍子胥屈死的故事又很引人同情，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伍子胥的主张是对的。
但实际上，夫差肯定不会听伍子胥的。一方面，这确实是夫差的虚荣心作祟。这时吴国统治阶层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粉丝，和越国打个没完，只是野蛮人之间的战争，北上争霸才能求关注。伍子胥作为一个外国人，说什么吴国“介在蛮夷，而长寇仇，以是求伯，必不行矣”，这等于是断言吴国只配在蛮夷当中混，又断定北上争霸一定不能成功，简直是对吴国的民族歧视。夫差能够不当时发作，回骂“你个楚国人难道不是蛮夷”，就算很克制了。
另一方面，夫差也有很实际的经济考量。在当时，作为鱼米之乡的苏北，对贫困的苏南人是个很大的诱惑（和近世的苏北人下江南刚好相反）。《禹贡》对淮北徐州的评价是，这里土地是红色的，又肥又黏，草木不断滋长而丛生，在天下的土地里可以算第二等；特产除了自然出产之外，还有黑色的丝绸和白色的绢，都是高档手工制品。而江淮以及扬州的土地却被评价为最差，只有自然物产，人工产品就剩下“卉服”，就是草编的衣服。
更不消说，北边还有繁荣富庶的中原诸夏，尤其是当时富甲天下的齐国，从吴国笔直北上就可以到。伍子胥说：“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夫差心里大概也直哼哼，那样的锦绣繁华地你说是石头田，那苏南浙北的穷乡僻壤算什么呢？
所以对吴国来说，北伐收益是很明显的，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有这样一条记录：
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
吴国向鲁国要牛羊猪各一百头，并声称之前宋国已经给过自己牛羊猪各一百头。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又称自己交给吴国的贡赋更超过给晋国的，是按照有八百辆兵车国家的标准定的额度。当然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个额度究竟是多少，但绝对非常可观。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据说是吴国的将军，他提出过“因粮于敌”的思想，显然，对中原诸夏或者楚国的富庶地区作战时，这都是可行性很高的好办法。对越战争却不同了，当时越国太落后，从敌人那里抢不到粮，吴国只能动用自己的财政储备。战事拖得越长，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勾践已经败退到了会稽，这就到了宁绍平原的边缘。接下来，如果勾践不决战而是扭头往山里一钻打游击，吴国要想继续推进扫荡，就成了一个无底洞，有限的国力很快会被拖垮；但如果收兵回国，那么勾践还是随时会从山里出来继续对吴国骚扰劫掠。所以，当时接受越国的求和，实在是最合理的选择25。
但伍子胥所说的灭越方案虽然不靠谱，他说的不灭越的危机却非常精准实在。所以这种合理选择，大概也就注定了吴国的强大只能是昙花一现，正如越国灭吴之后，也很快会在战国争雄中出局（参看《战国歧途》中《战国无八雄》一章）。东南地区要在天下格局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能是在遥远的将来。
各种文献记录都表明，吴越两国是同族，和中原的诸夏有明显的区别。《史记》里说，越王勾践是大禹的后代，也就是说，属于颛顼系统（大禹是颛顼的孙子）。这么处理很正常，在华夏的观念里，颛顼是天下蛮夷的共同祖先。
吴国的情况却比较奇怪。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吴国进攻郯国，郯国只能求和。鲁国的季文子评价说：
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
中原国家不修军备，蛮夷入侵，没人忧虑这件事，这是缺乏善人的缘故啊。这话说得很清楚，吴国是蛮夷。
但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吴国国君寿梦去世，鲁襄公“临于周庙”，就是到周庙去表示哀悼，《左传》并且强调说，这是合于礼的，因为哀悼同姓就该到周庙去。照这么说，吴国也是姬姓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黄池之盟，吴国和晋国争着先欷血，吴王夫差更是强调说：“于周室，我为长。”俨然是以周朝宗室的老大哥自居。
司马迁显然是接受了这个说法的。《史记》三十篇世家，《吴太伯世家》是第一篇，力压功勋卓著的齐太公和德艺双馨的鲁周公。司马迁笔下，吴国始祖的故事是这样的：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明，又生了个大圣人姬昌，所以太王就有了传位给季历，从而传位姬昌的心思。但是老爹和弟弟很厚道，不忍心废长立幼，好在两个当哥哥也很自觉，就离家出走，而且剪短了头发，刺上了文身，表示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绝不配当继承人了。
太伯、仲雍跑到了“荆蛮”，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指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后人一般认为他们是到了今天苏南太湖区域，甚至精确到无锡。在这里，太伯得到了当地土著的拥戴而建国。按照当地越语的发音，国号是“句吴”，就像越国国号是“於越”一样。照这么说，吴国的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不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这种情况倒也都不罕见。
太伯、仲雍让天下给季历，这个故事当然中原诸夏一直在讲，问题是他们谦让后究竟跑到了哪里？争论就比较多了。中原有个虞国，向来自认为，大家也承认是仲雍的后代。司马迁解释这个问题说：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对这两个伯祖父很感念，寻找他们的后代，于是找到了仲雍的孙子周章，因为周章已经是吴国国君了，所以只是给予封号，但不必赐土。周武王就在中原地区又封给了周章的弟弟一个国家，叫作“虞国”。所以仲雍的后代有两个封国，“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其实虞就是吴，两个字古音相同，可通。这个解释倒也很圆满。
有人不相信太伯谦让的故事，更倾向阴谋论，就是季历、姬昌父子谋夺继承权，太伯、仲雍这两个继承顺位在前的只好逃亡，一路逃到了苏南，至于断发文身，是为乔装改扮避人耳目。
还有传统文化的热爱者（比如钱穆先生），认为太伯的故事展现了西周创立者的眼光高远、气魄瑰玮。选择最优秀的下一代继承祖宗基业，而指派虽然不如继承人，但也非常优秀的下一代向长江流域开拓，从而西北和东南呼应，对商王朝形成一个Ｃ形包围圈。没想到最终周武王灭商太轻易，所以埋伏在东南的这记厉害杀招反而成了闲棋冷子，一下子就被遗忘了整整五百年。上述说法看起来花样百出，其实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承认吴王是太伯之后。
还有一派观点，就是认为当时吴国和越国一样，不论君臣百姓，相对华夏而言，就是另外一个族群，自称太伯之后，是攀附。他们认为，以商周之际的地理认知和交通条件，太伯从关中一路跑到苏南太湖去，根本不现实。
另外，《史记》里的吴国世系也显然有问题。从太伯开始的头五代是华夏风格的名字，第六代开始就画风大变，熊遂、柯相、鸠夷立、馀桥疑吾、柯卢……这些名字一看就很蛮夷。很可能，这些蛮夷的名字才是真实的吴国世系，头五个反而是为了拉关系后补上去的。
至于所谓考古上的证据，也不能作数。因为吴国贵族既然仰慕中原文化，所以器物制作模拟中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采购收集中国货，一定也很积极。正因为吴国是蛮夷，所以它在《春秋》里第一次出现时，《左传》才会哀叹“中国不振旅”。
至于鲁襄公认吴国是同宗，那是有政治考虑的。当时晋国衰落，鲁国怕被齐国欺负，于是开始抱大腿（这种事鲁国向来眼贼手快），给了吴国国君最想要的华夏身份，以换取新的强权的庇护而已。也正因为知道吴国其实并不是姬姓，所以后来鲁昭公才敢不管“同姓不婚”的原则，娶吴国之女为妻。
这里面许多细节，当然均属猜测，但确实很合乎人情事理。太伯的例子相关材料太少，吴国到底是不是太伯之后，现在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直到在受到西方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之前，华夏周边的少数族群把自己想象为，也被华夏指认为华夏的一个流落在外的支系，一直是非常流行的现象。那些传说形成、演变、完善的过程，是可以清楚梳理出来的。
也不只是中国人如此。前面我们提到过希腊－罗马的传说人物埃涅阿斯，他本是《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英雄，荷马只说特洛伊城破时他没死，跑到其他地方建立了城邦。但到公元前六世纪，就有了埃涅阿斯到了“西土”的说法，希腊人说西土，就类似华夏人说荆蛮，辽阔而含混，但再后来就精确到意大利。因为希腊文明是众人仰慕的对象，所以生活在意大利的不同族群，都喜欢和希腊人套近乎，也就往往喜欢以埃涅阿斯的后裔自居。然后罗马人崛起，罗马人在意大利众多城邦的竞争中胜出，也垄断了自称是埃涅阿斯后裔的权力。再后来罗马征服希腊，就可以称之为“为特洛伊的祖先报仇”（换成《左传》式的表达，可以叫“修先君之怨”）。
总之，文化落后的族群从文化先进的族群的传说里，找个人物认作祖先的攀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直都很流行。但是，好像确实很少有哪个族群，把这种思维运用得像华夏这样成功。有了关于共同祖先的彼此认同，就可以不断走向未知世界，变成华夏边缘；而年深日久，边缘也可能变成新的重心，比如吴国所在的苏南太湖区域，唐宋以后就成为天下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