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3日，维也纳的战争结束了。两周后，集中营囚犯维克多·E.弗兰克尔才迎来他的解放日。然而，直到8月他才返回维也纳。最可怕的消息在那里等着他，他回国后的前几周里写给亲朋好友的悲痛的信，反映了他的绝望以及他为活下去而做的努力。4
弗兰克尔一头扎进了工作。这样的描述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接过了维也纳家庭医院神经科的管理工作。几个月里，他写了2本书；在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与他紧密相连的奥塔克灵成人教育学院，他于1945年秋天发表了名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一系列演讲；他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讨论了对当时政治、社会、文化议题的看法。凭借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他会见了一批批因多年战乱以及精神压制而在知识和文化方面饥肠辘辘的观众。
于是，在一个迷茫而又缺乏引导的年代，弗兰克尔成了公共论坛与医疗和精神治疗领域备受欢迎的辩手。他探讨的话题包括罪恶与责任、对生活的恐惧、日常的伦理道德，以及对残暴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不过，弗兰克尔最关注的还是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的心理治疗。1964年，奥塔克灵成人教育学院夏季学期的课程表包含以下内容。
维克多·E.弗兰克尔博士：从精神病学家的角度看待时代问题和日常问题。五次讲座（自杀——迫使湮灭——精神障碍患者的世界——性教育——集中营）。每周六17:00—18:00，3月23日开课。
在第一次开课当日，弗兰克尔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维也纳与精神障碍治疗》的文章。在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但在维也纳，心理疗法的精神仍然存在，而且有希望尽快看到作为精神障碍治疗发源地的维也纳成为精神障碍治疗的重生地。希望重生后的心理治疗能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在这样一个遭遇内外双重危机的年代，认识到自身对于这个等待精神与物质重建的世界的责任。5
在奥塔克灵系列演讲的基础上，弗兰克尔编纂了这本书——《生命的探问》。本书一共包含了三场演讲6的内容。自杀和迫使湮灭这两场演讲包含在“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上下两部分，而关于集中营的演讲目前取名为“十字实验”。透过这些简短的标题，我们再次感受到作者的思想和命运。首先，这些标题传达出作者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1945年9月，弗兰克尔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对生命无条件的肯定。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种说不出的疲惫，说不出的悲伤，说不出的孤独……在营地时，你相信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最低点。出来后，你又被迫要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曾经支撑你的一切都被摧毁了。重新被视为人、成为人类后，你陷入了痛苦的无底深渊。也许剩下的就只有哭泣和翻一翻书中的诗集了。也许你会嘲笑我，也许你会生我的气，但我绝对不会反驳自己的观点。在经历了上述事情后，我对生命的主张毫不动摇。相反，倘若我对生命没有这种坚如磐石的积极态度，我在集中营的这几个月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不过现在我要从另一个维度看待事情。我渐渐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是无限的，以至于即使是处于痛苦和失败中的生命，也一定存在意义。
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也始终包含了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早在1928年，当时还在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弗兰克尔就带着强烈的个人责任感，设立了青年自杀预防中心，致力于预防青少年自杀。每当学校和大学公布成绩单时，自杀事件的发生频率就迅速增加。7
事实上，通过弗兰克尔发起的“成绩单行动”，1931年夏天不曾发生任何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在那时，他就已经让人们相信了生命意义对预防自杀的作用。
虽然自杀的心理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缺乏对生命意义的信仰。自杀的人不仅缺乏活着的勇气，而且对生命缺乏谦卑之心。只有当一种新道德取代我们的新客观主义，只有重新认可人类生命的价值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这一事实，人类才有足够的精神信念来克服心理危机。8
所以，弗兰克尔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即便是面对生命固有的苦难，也要相信生命的意义。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弗兰克尔就已经提出了苦难的意义，他还在这本书里阐释了三种价值类型：创造的价值、体验的价值和态度的价值。9他认为，态度的价值，即一种对难以治疗的伤痛所采取的勇敢的、模范的应对方式，是最高级别的价值。所以他在第一个演讲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如若不行，就接受自己的命运。
这些考量当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游戏，还是对生命与生存的一种具体的援助。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人，哪一个没有遭受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创伤呢？就连弗兰克尔本人，不是也失去了对他来说珍贵的一切吗？
但是他找到了一条回归生命的道路，因为不管经历什么，生命依然充满了有待实现的意义。即便是在不确定的当下，他也想通过书籍和演讲引领他人走上这条道路，鼓励人们找到一条走出悲伤的路。
第三个演讲的标题“十字实验”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弗兰克尔有关生命意义的观点，最早并不是在集中营里形成的（有些媒体这样报道）。他在《医生与灵魂》（Ärztliche Seelsorg）这本书里就形成了人类追寻意义的相关理论，这本书在1941年已经有了原稿。事实上，他在被带离维也纳的时候，就带着这本手稿，期待有一天能出版它。而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他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那件内衬里缝着手稿的外套。10
而在集中营里，他观察到即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在作为青年咨询师和精神病医生期间形成并在书中系统阐释的观点依然奏效。事实证明，那些仍然承认或者至少是期待生命意义的狱友最有可能找到活下去的力量，并最终得以幸存。最重要的是，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情况：他活下去的动力就是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爱的人，并出版那本已经写完的书。
1946年的夏天，弗兰克尔用生动的语言、科学的敏锐性以及自身经历的说服力，在他的演讲中把这些洞察、分析与鼓励呈现给听众。同年，他以图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一系列讲座中最重要、最实用的部分。一经出版，报纸、期刊以及电台11纷纷对这本书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与评述，这是弗兰克尔准确命中那个时代的神经的有力证明。
弗朗茨·维斯利（Franz Vesely）[1]
维也纳
2019年夏天
[1]弗朗茨·维斯利是一位大学物理教授。在他的岳父维克多·E.弗兰克尔去世后，其著作权由他管理。作为维克多·E.弗兰克尔档案馆的负责人，他负责管理弗兰克尔遗产的展示。他也是科学学会维克多·弗兰克尔研究所的共同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