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里红”何佶（吕荧）
抗战一开始，很多青年就满怀热情直接参战。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时，按说三个学校满员的话差不多应该两千人左右，可是到长沙报到的只有八百，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我想那多一半里有一部分是回老家了，但大部分人是直接去参战。其中我想到一个人，何佶，抗战爆发时读北大历史系二年级，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几年后到了抗战中期，整个国家的气氛和刚开始不一样了，一来仗也打疲沓了，二来战局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主要靠美国训练的现代化军队，不需要“前现代化”的那种作战方式，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他们就回来复学。1942年。我见到了何佶。
何佶非常有才华，又喜欢文艺，经常写文章，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笔名“吕荧”。《七月》当时是很有权威的文艺杂志，胡风喜欢提拔青年人——过去有这个风气，一个人成名了以后总要带一批青年，胡风就是鲁迅带出来的，他和冯雪峰都是鲁迅的弟子，鲁迅非常欣赏他们，后来胡风办《七月》的时候也提拔了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何佶就是其中之一，是左派积极分子。比如我们选修第二、第三外语，文科的一般都学德文，或者法文，惟独何佶不是这样，他学了俄文。那时候学俄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表示自己的革命倾向，我曾听到姚从吾先生（北大历史系主任）称赞何佶的俄文好，他还翻译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所以毕业之前就很有名气了，相当于京戏里所说的“科里红”。
虽然何佶只比我高一班，不过我从未和他接触过。因为他们那批同学抗战前入学，学号和我们的都不一样，他们是P字号（北大）、T字号（清华）或者N字号（南开），而我们则是A字号（联大），所以我们叫他们“老北大”、“老清华”。虽然在一起上学，但在年龄上差了好几岁，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知识也比我们多，我们也自视低一等，相互之间交流很少。何况何佶又是有名的才子，我觉得自惭形秽差得太多，不敢高攀，所以我虽认得他，但他不认得我。
5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山东大学的学报上看到有关他的事情。那时何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思想改造的时候批判过他，他不服气，卷铺盖就走了。这在旧社会是常有的事，但在新社会却不行，新社会里人是属于组织的，组织让你走才能走，否则等于潜逃。我看那篇批何佶的文章语气非常重，说：“如果你是反革命，我们就追到天涯海角；如果你不是反革命，希望你不要做革命队伍的逃兵。”由此可以看出，何佶为人的独立性非常强。外文系王仲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向我谈起，何佶后来就在他们那里工作，但非正式编制而属于编外人员，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费，随便他写点什么。
1955年，全国性批判胡风。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在北京召开七百人批判大会，由郭沫若主持。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说：“会上，胡风分子吕荧企图为胡风辩护，受到与会者的一致驳斥。”在那种场合，他居然敢于批逆鳞，一个人站出来为胡风辩护，其人风格可以想见，所以当时把他定为“胡风分子”，成了反革命。几年之后，大概是1959或者196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又看到一篇他写的文艺理论的文章，整版刊登，前边还有一个编者按，称他为“吕荧同志”，我想这就表示对他已经平反了。可是后来到了文革又翻旧账，我猜想他的境况不会很好，周作人不就是死于文革的时候吗？胡风分子能躲过此劫了？后来听说他也是妻离子散，“划清了界线”——凡定了反革命或者右派的，往往都要离婚，只有名演员新凤霞例外。新凤霞的先生吴祖光是右派，文化部的领导出面劝她离婚，但新凤霞硬是不肯，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例外。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国民党当时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我们大多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一言不发，但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而且话里面夹杂着好多德文，“-keit”、“heit”一大堆尾缀。德语里，凡字尾加“-keit”或者“-heit”就是指什么什么“性”，比如主观性、客观性，我们不懂，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之狂妄，年纪轻轻的连学术界的泰斗、文学院院长胡适也敢骂，简直是目空一切。有一次，在路上他向我恶意嘲笑的样子，我大为光火，当面怒声质问他：“你笑什么？”他耸耸肩说：“啊，没什么，Friendship。”然后悄悄走开了，像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当年气盛，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抱歉。
抗战末期，殷福生参加了青年军。那时候蒋介石觉得他的那些旧军队没文化，打现代化战争不行的，于是招了一批中学生、大学生，组成青年军，要建立一支新式的现代化军队。殷福生研究生没念完就从军了。战后我听说，他接了陶希圣的手，任《中央日报》主笔或代总主笔，相当于我们《人民日报》的总编了，不但是笔杆子，还是理论家。出人意料的是，殷海光到台湾以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的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王浩对我说，殷海光在台湾和他通过信，“其实殷海光学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所以他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而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到他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这和我们当年的印象非常之不同了。真是知人论事，谈何容易。
3.大才子王浩
1995年王浩在纽约去世时，曾有两个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纪念文章，大概知道他和我是老友的缘故，但我都推辞了。因为他是数理逻辑家、哲学家，我对数理逻辑和他的哲学一窍不通，无从下笔。随后我在《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写了一篇短文悼念他，但觉得意有未足。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毕竟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记得当年谈到未来自己想做什么，我说：“将来我就做你的Boswell（即《约翰逊传》的作者）。”但是现在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浩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做校长。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因为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以就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也考入这个学校。王浩高我一班，不过那时候已经头角峥嵘了，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历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京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北京师大附中原是我的母校，所以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和我是球场里的“changeside”（交换场地）。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了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
1939年秋天大一刚入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看见他坐在那里看一本大书，我走过去一看，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是哪国文都不知道。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德文本，指着封面用英文说：“TheLogicalStructureoftheWorld（《世界的逻辑结构》）。”后来我知道这是一本经典名著。还有一件事情，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工学院，一次去工厂实习，他托我买一本旁人出让的《数理统计学》，这都是我们初入大学的新生望尘莫及的高级学术，而他已经高出了我们一大截。
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谈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我们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论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的大官僚，大家都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他的字怎么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很激烈，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有理，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前两年他的家乡出版了他纪念册，嘱我题词，我写了如下几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年轻的时候就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且非常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intellectualskepticism（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spiritualaffirmation（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Socrates（苏格拉底）的格言是“Knowledgeisvirtue（知识即美德）”，而F.Bacon（培根）则是“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浩的这一想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至今还记得。一次，我读到T.S.Eliot（艾略特）30年代的一段话：20世纪知识分子面临的思想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做一个布尔什维克，要么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看过这段话以后，我问王浩有什么感想，王浩叹了口气，说：“唉，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只是我不敢说，没想到他居然敢这么说。”
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就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我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tropdecuriosité）。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它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Merck。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S.Eliot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多年以后，我去清华遇到当年哲学系的女同学顾越光，我问她：女同学学哲学的很少，你为什么上了哲学系？她说，她从年轻就想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没有最后答案的。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Quine（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又被全部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BeyondAnalyticalPhilosophy（《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1948年哈佛毕业以后，王浩先到瑞士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后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任助理教授，1954－6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洛克讲座教授”。1958年，中国有个访英的学术访问团，包括作家谢冰心、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许涤新等五六个人，在牛津的时候是王浩接待的。我听美籍学人余英时说，那次接待中王浩和许涤新吵了一架，本来王浩想回国搞计算机，自此变了主意。我向王浩问起此事，他说并没有吵架，只是有点不愉快。因为许涤新说：“听金先生说你念得很好，你回来找我，我给你介绍个工作。”王浩少年才子，也有非常自负的一面，所以这句话让他很生气，后来他跟我说：“难道我还要等他赏我一碗饭吃？”当然，一个人成名之后容易争强好胜，这种心情可能我们资质平平的人不会在意，不过我想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国外也有吸引力，在那里更能做出成绩来，所以又拖了两年。接着是文革，就回不来了。
王浩从牛津回到哈佛做教授，1967年转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主持逻辑研究中心。1972年中美建交，他参加了第一批中国访问团回国，团中包括清华学长任之恭、林家翘等人，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们刚从信阳干校回来，没过两天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我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信的内容很简单，告诉我他到北京了，住在北京饭店，这次行程安排得很紧，希望我跟他联系，见一面。以文革的厉害，哪能随便去见一个美国人？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工宣队。按理说，当时毛泽东希望打开美国的局面，凡是这种机会应该安排会见，可是工宣队一直不回答我，我也不能问，结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在这一点上，工宣队大概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大陆和台湾关系有所缓和后，吴大猷（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邀请王浩到台湾讲学，他也去了，不过他对台湾没有好感，许多人骂他。后来我问王浩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对台湾的学术不欣赏，说了些“台湾成名也容易”之类揭短的话，弄得台湾学术界对他大有意见。此后，王浩又几次回国，邓小平接见了他。文革末期，我们已不必上班了，整天待在家里。一天传呼说有电话，我赶忙跑去接，一听正是王浩。我说：“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来了。”他说：“你家住在哪里？离北京饭店远不远？”我说不远，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坐车只要三五分钟（当时路况还不拥挤，没有堵车现象）。他说：“好，你等着，我就来看你。”这次给了我个措手不及，无法像过去那样事先请示领导，只好说：“你来吧，我等着你。”挂上电话，我马上又给历史所打电话，那时候这种事所里做不了主，得请示社科院。还好，院里同意了，闹了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天还闹了一个笑话，王浩和一位年轻的女士一起来，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时候我们都五十多岁了，可是她才二十来岁的样子，我以为是他的女儿，谈话中，我忽然发现那是他新婚的夫人。王浩一生，婚姻是很不幸的。1948年第一次结婚，据说他的夫人很贤惠，第二任夫人比他年轻得多，而且性格刚烈，所以又搞不到一起去，第三次他娶了一个德裔美国人。离婚对他打击很大，沈克琦兄就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健康和病情。
1993年底，我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的时候，他和他的新夫人回德国探亲，我们相约在柏林的一个旅馆里见面。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我们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那时候他的身体还非常好，我在车里打瞌睡，可是他整天开车，一点倦容都没有。有一次游海德堡，我告诉他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我和他夫人HanneTierney在休憩处小坐，他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我问他这条路怎么样，他说：“Fromnothingtonothing.（一无所获）”王浩一生走的是一条哲学家的路，是不是终于在晚年也有这样的一丝遗憾呢？
从德国回来以后，他经常打电话给我，他说打电话比写信省事，可是我从来不给他打，因为我知道给美国打电话太贵，他就每隔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一年以后，他告我得了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正在进行化疗，口气也信心十足。忽然他连续两个月都没给我打电话，我疑心他出了事，果然，不久便去世了。
王浩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不过国内对他介绍的不多。最近，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准备出版他得文集，大约不久可以问世，但收入的只是他的专著，而他大量的文章，尤其是论鲁迅、论时事、论中国的生活与学术的文章都未能收入，令人遗憾。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5．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他也有细腻甚至脆弱的一面，为一点小事，可以背上沉重的感情负担，甚至儿时的小事，成人以后还满怀歉疚。他向我背诵过卢梭《忏悔录》里的一段文字，大概那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出国后，有一次他给我信说：小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中国在地球上是美国的另一侧，真想有一个长管子插过来，就可以和国内亲友见面了。感情细腻是经不住狂风暴雨的。大概是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保护了他，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后来也下了干校，也被抄家。虽然没有正面向我谈起，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情很伤他的心。林生也爱好古典音乐，尤其喜欢芬兰Sibelius（西贝柳斯）的作品，从美国带了很多唱片回来，可是抄家的时候都给砸了，这让他很伤心。再有就是把他的小孩说成是狗崽子，对小孩的内心伤害非常大。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70年代王浩回国，我请他吃饭，邀林生作陪，他坚决不肯出席，这使我多年引为遗憾，两个好友自此终生不再见面。当时的法网和文网既严且密，陈良壁就叫我不要见王浩，文革末期，外文所的袁可嘉（九叶诗人之一）学长即因为见一美籍老同学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历史，袁可嘉近年常居美国，身体健康不佳，恐已无再回国的可能了。
6.高干子弟？
旧社会跟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问思想。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兼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毓汶（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出来在展览馆展览，可是后来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过，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王民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最安全可靠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