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总是夏天。我在路上徘徊的日子，在被阳光漂白的城市中间根据风向站立的时候，因为是夏天，每次我都感觉很热。
八年前的夏天，我买了《语言学史》。我是在高丽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买的。那天是我第一次去高丽大学门前的书店，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我本来想买的不是这本。我想要的是一个名叫索绪尔的名人写的语言学书籍。旧书店里“名人”的书是最多的了，可是那里没有索绪尔，倒是有哥哈特。带我去二手书店的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本大约500页的精装书。《语言学史》，哥哈特·赫尔比希，经文社。手上除了未破灭的时间，还有黑乎乎的灰尘。灰尘很容易沾到手上。我呆呆地望着那本书。哥哈特·赫尔比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本书。即使知道，可能也不会读。
翻开《语言学史》最后一页，上面有关于书的详情介绍。译者的汉字姓名，同样用汉字标记的发行者姓名和公司地址，犹如解开世界秘密的符号一样每次看到都让人感觉神秘的ISBN（国际标准图书号码）89-4-20-0260-9……第一次出版是在1984年。这本书是由1975年成立的公司在1984年介绍到中国，1999年落入我手中。这个过程可能经过几位主人。买完书没多久，我就忘了自己买过《语言学史》这件事了。买的时候就有强烈的预感，觉得我不可能阅读，然而那天我并没有把它丢掉，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无从知道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
买《语言学史》的前几天，我坐在学校的休息室里。那里放着一张古铜色的沙发。一张人造革制成的三人沙发，海绵从裂开的缝隙里露出来。我不知道这张沙发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这里，只知道开学以来从未有人清洗过它。剧创作室所在的老建筑里只有一间休息室。很多人在这里坐过，又离开。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在这张沙发上停留过，不一会儿又起身去往别的地方。八年前的初夏，我和朋友们瘫在那张古铜色沙发上。我不知道当时是下课时间，还是没有课的时间。我问和我同班、比我年长好几岁的B：“我想去二手书店，应该怎么去？”那时不像现在，网络和卫星地图尚未普及。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看过的书最多的是来自“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同学当中一半以上比我大六七岁，那正是我在智商方面的虚荣肆意汹涌的时候。那么多人，我为什么偏偏问B呢？回想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正巧在我旁边，处在偶然和必然相遇的连接点，脸上带着对即将到来的人生和巨大叙事浪潮一无所知的天真，茫然地站在同样表情的我旁边。B是首尔本地人，懂得多，行动也敏捷。不过他这个人比较善变，而且冷漠，所以我不敢面对他。他稍作迟疑，决定约个时间，和我一起去书店。面对出人意料的好意，我感激又内疚，约好了请他吃顿美餐。
那天夜里，我把想买的书在纸上列了目录。大概有三十多本。多半是在酒桌或课上听说的名字。包括《性欲》《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我和你》《现代诗创作》等书籍，还有弗洛伊德、尼采、索绪尔等作者的姓名。一看就知道不是想看，而是觉得必须要看的书。看着希望购书目录，我的心里混合着自信和压力，像预感到乌云的昆虫一样混乱。我没去过二手书店。对我来说，去二手书店就像去动物园、游乐园一样令人兴奋。仿佛只要去了二手书店，我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世界上所有的书。
B设计的路线是这样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清溪川——首尔站——首尔大学，我们一大早见面，乘坐地铁和公交车出门。我从农村来，觉得首尔太大，太复杂。B知道那么多二手书店，这让我有些惊讶。B和书店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我莫名地对他生出几分敬畏。那天B一本书也没有买。为了我这个试着去学习的同学，他完整地腾出了一天时间。比我年长八岁的B，平时对同学都很照顾，但并不是很温柔的那种，所以我欠了人情，不得不看他的脸色。那天B没怎么说话。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翻看《资本论》上下卷时的面孔。B仔细看了看上卷，露出严肃的表情。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没买，走出了书店。离开之后，他又反复说了几遍，《资本论》从头到尾满满的都是下画线和标注。那本书已经离开了画下画线的人。
高丽大学门前的书店是一栋二层建筑，幽深得像陈旧的面包房。四周堆积的书籍岌岌可危，却又看上去很平稳。B拿着我写在纸上的目录，熟练地在书柜之间游转。偶尔像发现宝物似的把书递到我面前。B的眼睛像沉默寡言的猎人，闪烁着微微的光芒。我不懂书店的结构，也不懂得书的排列规律，表现得很是被动。当他劝我放弃《普通语言学教程》，塞给我《语言学史》的时候，我无力反驳。他也不可能读过《语言学史》，然而很奇怪，当时我就是无法拒绝。《语言学史》和别的书籍一起装进黑色的袋子里，然后就忘到了脑后。即使那天放到我手里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结果也是一样。我想请B吃顿美食，可他坚持要吃拉面米饭。我们在面食店里面对面吃完饭，接着去往下一家书店，日落时分尴尬地告别。二手书店全部看过之后，我很沮丧。与其说是宝库，倒不如说是用眼睛努力挥动锄头的砂砾地。我买了不同于计划，不在计划之内的书。那天我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书、《性学词典》《当亚当睁开眼睛》《侏儒射向天空的小球》、创批社和文知社出版的几本诗集、首尔大学出版社文艺思潮文库版系列。这个目录没什么价值取向，也不成体系。书价共计10万元左右，这笔钱是我鼓起勇气找妈妈要的。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自己囤积了10万元的知识，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虽然只有一天，但是那天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首尔时看到的风景却久久地留在我心里。我把这段时光放在胸口揉碎，做成拓本，力量大概来自于对B的感激。朦胧的画面中融入了晴朗而炎热的天气、滚烫的柏油路、炎热、眩晕、被阳光漂白近乎破碎的干燥风景。还有夏天里，我用手遮挡阳光的身影。
直到三年之后，我才翻开《语言学史》。整理书柜的时候，突然心生好奇。书的封面用厚塑料包得漂漂亮亮，由此可以感受到买书人最初的心情。要不要看看目录？怀着这种心情，我翻开第一页。无数的“目录”接连出现。布拉格学派、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论》、布龙菲尔德行为主义的发端、泰尼埃尔的从属关系语法、香农的计算生成模型……那一瞬间，我终于放心了，“以前从没想过读这本书是多么正确”。尽管这样，我却没有把书合上，这是因为随后进入视野的某种痕迹。书的第一页写着“期中考试10月16—29日”，同时还反写着“朴善美（化名）”的名字，就像在玻璃窗对面看到的一样。她在其他地方应该也会经常这样写自己的名字。我明白了，这是某人的专业书籍。我怀着好奇翻到第二页，又看到了另一个名字。“89220——张春植（化名）”。我猜这本书是从张春植手中经过朴善美到达我这里。这中间不知道是否还经过其他人，不过感觉应该没有沾过太多的手。我漫不经心地翻开正文。那里保留着书主人刻苦学习，但是有些“急于”刻苦的痕迹，而且仅限于前100页。大概这前面是考试范围，或者曾经下定决心，到这里终于放弃了。正文一看就让人觉得乏味。眼睛看到的词是这样，密密麻麻的版面也给人同样的感觉。正文下面的画线究竟来自89级的张春植，还是来自92级的朴善美，我不得而知。用了各种颜色的笔，形状也从直线到波浪线，多种多样。我看了看画线的部分。“语言不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创造出来的活动”“语言是单纯的诸多关系的网，是形态，而不是实质”。我给“网”这个字画了圈，给另一句中的“Langue”画了方框，在“language”下面画了小波浪线。我不知道“诸多关系”是什么意思，但是想起有人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学习这些陌生的词汇，我的感觉就很奇妙。不过，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夹在书页间的两张纸。“听课申请（最终）通知书”。两张薄薄的行政文件像合掌的夫妻，整齐叠放。听课申请书的主人之一是男性（90级，姓名黄振久），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朴善美（92级）。我看了看这两个名字，忍不住笑了。我确认这两个人是恋人关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对这种事非常感兴趣。文件里还有几样证据可以支撑我的猜测。听课者的个人情况、科目、登录次数、总学分等等。我仔细观察听课申请书，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男生学习很差，1996年就已经做了第九次听课登录。临近毕业，他申请了看上去是大学一、二年级必修科目的德语练习和作文课。这意味着他没有按时上完必修科目，或者考试没有及格。那么他作为90级德语系学生荒废专业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呢？会不会是在街头呐喊？这里需要一点儿与韩国近现代史相关的想象力。不过，我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对校园情侣的恋爱方面。黄振久（或许已经退伍）在毕业之前申请了包括“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在内的十门课程。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忙碌，他却申请了“现代美术理解”这种看似与振久君完全不符的素质课程。直到看了朴善美的听课申请书，我才明白黄振久的选择。因为朴善美申请了同样的科目。我猜测在1996年的秋天，朴善美和黄振久都听了“现代美术理解”这门课程。他们并肩坐在老旧的教室里，落叶的气息从窗缝袭来。我看了看黄振久的联系方式。映入视野的是“祭基2洞”几个字。地址在学校附近，可以推测黄振久应该是在别的城市长大。我想象着位于祭基洞某个地方，朴善美的听课申请书要简明得多。登录八次，包括毕业论文，申请科目也只有三种。这意味着大多数必修科目都已经修完，最后一学期过得悠然自得。朴善美的总学分是136分，比黄振久高出13分。地址是京畿道╳╳市。看来朴善美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住在家里。她可能在外过夜吗？我猜测黄振久是在退伍之后遇到后辈朴善美。两个人的入学年度，以及在那么忙碌的时候仍然陪在朋友身边听“现代美术理解”课程，都可以看出这点。黄振久的听课申请书为什么会在朴善美之手？善美小姐会不会帮振久君写报告，对于她先听过的课程还会不吝指导？偷窥某人带着私密而又公开面孔的过往之后，我感觉自己很俗气，同时也生出几分歉疚。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看到比我年长十岁的黄振久变成比我年少的青年，坐在教室里。父母在乡下辛苦劳动，自己却不好好学习，黏在女朋友身边听美术史打盹。高丽大学黄振久君那年有没有顺利毕业？两个人之后也继续联系吗？还是分手了？想到这里，我有种略带伤感的冲动。这种冲动最终化为想要确定他们近况的放肆。听课申请书下端写有两个人的电话号码。我稍微有些犹豫。这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个无礼而奇怪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的确无礼而又奇怪。只是当时我或许是因为独自沉浸在戏剧性的想象中，又或许是稚气作祟，很想对其中某个人说：“我无意中发现了你们十年前的听课申请书，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们。”如果回到过去，我会阻止自己，不过当时我决定先给黄振久打电话。信号音响起，我心跳加速。不一会儿，那边传来上了年纪的阿姨清晰的声音。
“喂？”
“你好。”
“请问是黄振久君的家吗？”
“什么？”
啊，打错了。我顿时失去自信，低声问道：
“黄振久君。”
对方没有说话，随后我听到阿姨和旁边的男性商议什么。接着，阿姨大声说道：
“啊啊，振久？找振久有什么事？”
啊！振久，她说的分明是振久。我掩饰住喜悦，努力让对话听起来自然。
“我是高丽大学的后辈，联系不上振久前辈了，他在家吗？”
“振久吗？搬出去很长时间了，他现在不住这里。”
失望和安心感同时涌上心头。不，其实安心感似乎更强烈点儿。我问阿姨他什么时候搬走的。阿姨说他搬出去好几年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有东西要还给他，搪塞几句，道了谢，然后挂断电话。我知道黄振久不是自己开火做饭，而是寄宿在别人家。寄宿家庭出出入入的人很多，但是阿姨记得他的名字，可见他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不论怎样，我联系不上黄振久了。朴善美倒是还有可能。我呆呆地盯着另一张听课申请书。我决定不再联系了。因为我觉得已经足够。“很久很久以前，朴善美和黄振久在安岩洞学习《语言学史》，相亲相爱。”这是真的，现在应该依然生活在某个地方。
最近，我试图在某个网站通过“寻人”功能寻找两个人的足迹。这样或许可以得知停留在1996年的两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最后，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还是不要寻找为好。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本书卖到二手书店，不过在我的房间里保存一本像《语言学史》这种有着无聊题目的书似乎也不错。我还没有读完，还不知道这本书是好是坏。
这篇文章开始于一张沙发，从来没洗过的人造革沙发。那张沙发就是我认真地看着某个人，问“我想去二手书店，应该怎么去？”的场所。开始于沙发的故事经过索绪尔，经过10万元和《资本论》、现代美术、祭基洞，来到了这里。一切都突如其来，鸡毛蒜皮，同时又有所关联。生活在遥远大陆的学者（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哥哈特看到这种情况会说什么呢？会不会手捋胡须，从“语言这种东西”开始，来一场精彩的讲座？或者对自己的书以这种方式在韩国流传感到痛惜？
最近当我乘坐公交车去自炊屋的时候，偶尔会想起放在我内心最底部黑暗处的空沙发。有时不由自主地独自坐上去，孤独而陈旧的地方。打开车窗，冷风吹进来。司机开着收音机，里面传出从明天开始天气彻底变冷的消息。也就是说，今天是告别夏天的日子。这段时光再也不会重来，这样的夏天恐怕也不会再有。这预感使我伤感起来。回到住处，我把这件事讲给老朋友，比我心思缜密的朋友在电话那头低声说，这种感觉以后会有无数次，不用担心。我思考了今后可能经历，以及小说外面的语言和立场，于是决定不再回忆太多。和夏天还要告别很多次呢。就算我每天坐一张沙发，也不可能把全世界的沙发坐遍。我坐在房间里的小书桌旁，打开网络书店窗口，寻找题目为《语言学史》的书。没有搜索结果。我又输入哥哈特·赫尔比希这个名字，出现了以哥哈特为姓氏的十几个名字，但是没有哥哈特·赫尔比希。我猜测这本书可能已经不再出版。我静静地念了“网”这个字。这是《语言学史》的旧主人十几年前画圈的词，大概是个很重要的词吧。我又念了一遍哥哈特·赫尔比希。嘴角流出一股风，这是一个陌生又温情的名字。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