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金属器的引进和环壕部落

2.金属器的引进和环壕部落 铁器的传入和农具、武器

水稻农耕与石刀等石器一同进入九州北部的前后，铁器也传入日本。我们可以说，人们几乎是在开展稻米生产的同时开始使用铁器。这些铁器有斧头、刀子、凿子等工具，镰刀、铁锹头等农具，大刀、剑、箭头等武器。不过，铁器的正式引进，是在弥生时代前期的晚些时候。通过被称为“弥生时代的技术革新”的铁制农工具的引进，生产效率明显提高。铁器还作为武器发挥了优越的性能，因此，各地因抢占铁器而争斗不断。

引进到日本的铁的原产地是朝鲜半岛南部，此事见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史学界通称的所谓“魏志倭人传”是其倭人之条目。据《东夷传·韩传》“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可知，铁在产地弁辰地区广为流通。

铁器很快在九州地区普及，中期近畿地区也普及了铁制工具并开始生产。到了弥生时代后期，铁器已基本取代了石制的农具和工具，且都实现了国内制作。但在有些地区，石器仍被长期使用。

在弥生前期晚些时候，已经有了采用进口材料的铸造作坊。但是铁制品是贵重物品，而且可以再利用，因此很难作为遗物留存下来。发掘出来的铁器数量很少，人们便根据石器的出土量来分析铁器的普及情况。弥生后期石镰、石刀等的出土变得极为稀少，其背后有一种观点就是设想铁制的镰刀和割穗工具（也有木制刀）的普及。但是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应该以考古学资料为依据，而且认为铁器中斧头等工具的普及较快，镰刀等农具则相对滞后。

要制作铁器，就必须有海外，主要是朝鲜半岛的原料供应。但是从弥生中后期广泛普及的铁制品数量来看，仅靠原料进口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有研究者据此提出了在日本国内炼铁的假说。然而到目前为止，最早只发现了六世纪后叶的炼铁遗迹。这些遗迹显示，由于没有朝鲜半岛那种优质的铁矿石，当时都是采用沙铁作原料。

这样看来，依赖进口的铁器与各地都有可自产的石器不同，前者是从朝鲜半岛进口，后者为日本列岛内交易。交易流通途径的不同，带来了新的问题。在铁的流通方面，开始出现各地政治势力介入的情形，换言之，围绕铁的进口产生了地方纷争。

如后面所述，二世纪后叶的中国史书《后汉书》中记载了“倭国大乱”这一纷争，那时卑弥呼还没被各地拥立为倭国国王。关于纷争的原因，有观点认为是围绕朝鲜半岛的铁矿资源，九州北部与濑户内海沿岸及近畿地区各势力产生了纠纷，冲突中近畿的政治势力获得胜利，掌握了霸权。

关于这一说法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进入弥生时代后叶，铁器的普及由西向东推进，其生产的先进基地在九州北部，还不能说近畿的政治势力一手掌握了铁的流通权和分配权（村上恭通《倭人与铁的考古学》）。青铜器方面近畿处于优势地位，但是铁的方面却不一定。从史料来看，政治问题和铁也许没有直接联系。

青铜器和祭祀

青铜器从朝鲜半岛的传入较铁器略晚一些，且主要是作为权威象征之信物或祭器、装饰器皿，铜铎和铜镜是当时的代表。虽名字上有一“铜”字，实际上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最迟在弥生时代中期就有了青铜器。

以工具的材质变化为标记，可将人类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若照此方法，日本列岛经历了从石器时代一举进入铁器时代的急剧变化。根据成分分析可知，青铜原料产地开始是朝鲜半岛，后来的公元前一世纪，改由中国直接进口。

青铜器中最为常见的铜铎原来在中国用作铜铃，传入朝鲜半岛后成为小型的朝鲜铜铎，传入日本列岛后，人们将其大型化，再刻上人或动物的花纹。一九九六年，岛根县加茂岩仓遗迹一次性发现了三十九个铜铎，成为热门话题。铜铎一般都是在埋藏的状态下被发现，其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要有意埋藏这些铜铎？有的人提出铜铎在祭祀时间以外需要埋藏的“地下保管说”；有的人提出铜铎是祭祀活动的贡品，即用完后丢弃的“废弃说”等。但这些假说都欠缺说服力。

老的铜铎上都有一个穿绳用的吊把，内部有鸣音用的铜舌。而新型铜铎在吊把位置加了饰耳，不方便吊起。因此，一般认为可能是铜铎从“听音铜铎”演变成了“观赏铜铎”。遗迹出土的铜铎都已生锈，符合青铜之名，但当时都是金光闪闪的，其式样和颜色都非常适合祭祀的场合。

铜铎上铸有图案和花纹，图案多为鹭鸶和鹿等动物，少数有野猪图案，似乎不像是在描绘日常狩猎情景。据考古学研究者考证，所描绘的是与水田有关的动物。鹿是土地的精灵，鹭鸶是稻谷的精灵，蜻蜓带来丰收，这些动物的象征意义随同祭祀等一起传入，被画在了铜铎上（佐原真《祭祀之钟：铜铎》）。据说鹿骨多被用于占卜（称为鹿卜），与神有很深的关联。

环壕部落和吉野里遗迹

水稻种植引进九州北部后，像板付遗迹那样（参见60页板付遗迹的遗址图）建起了环壕部落。朝向玄界滩的各处平原都发现了一两处环壕部落，这些都是各地核心区域的中心部落（山崎纯男《弥生在各地区的开始》）。日本西部在稻作开始以后不久，也形成了环壕部落。基于水稻种植的农耕生活落地生根后，大概就会形成环壕部落。

在吉野里遗迹，从弥生时代前期至后期一直都有部落和墓地。这里前期可以看到有环壕，但中期以后逐渐向大型化发展，不同时期环壕的规模也不一样。最大规模的部落是弥生中期至后期，南北长一公里以上，东西最大宽度五六百米，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这是覆盖丘陵南部全域的大型环壕部落，也是该地区的大型中心部落。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陆桥、门柱、栅栏、瞭望台以及干栏式仓库、竖井式住处都已被复原出来，北边的坟丘墓在遮蔽屋中按当时的形制公开展示，很多读者也一定已经参观过。最近有报道说南边有一个祭坛，该遗迹预计不久将建成吉野里历史公园。

环壕部落除了作为防御设施，显然也提供了有关战争的资料。很多教科书中都登载装有无头尸骨的瓮棺照片，还有插着箭头的尸骨，毫无疑问，这都跟战争有关。之所以无头骨也许是被对方取走了头，因为福冈县还有仅仅埋了头骨的瓮棺墓。在弥生人的环壕部落之间，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在已有的数百具尸骨的调查之外，相信今后一定还会有关于弥生人的更多发现。这些男性尸骨平均身高一百六十三厘米，女性超过一百五十厘米，典型的弥生人特征。除了有瓮棺的集体墓地，北侧还有一个由弥生后期的坟丘墓构成的特别墓区。墓中有豪华的陪葬品铜剑、管玉等，显示出部落中身份、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在坟丘墓南侧以三重环壕划分出来的地方（北内郭）发现了三间（约12.5米）见方的大型全木柱干栏式建筑物的遗址，极有可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设施，此外还发现了中期的青铜器作坊遗迹。据此可知，环壕部落不是由居住、储存、埋葬等设施构成的单纯的农村部落，而是附设了政治性设施和生产作坊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基地，也许将其称为“城塞部落”较为合适（都出比吕志《都市形成与国家论》）。

大阪和奈良的中心部落

近畿地区著名的环壕部落——大阪府的池上曾根遗迹和奈良县的唐古键遗迹，向我们传递着弥生文化的具体信息。池上曾根遗迹是横跨大阪府南部和泉市池上町、泉大津市曾根町的巨型环壕部落，面积达六十万平方米。如今在指定为史迹的遗迹两侧建起了大阪府立弥生文化博物馆，因为限定为弥生文化，其展品又带有故事情节，博物馆很受欢迎。

建于弥生中期的环壕长轴为二百八十米，短轴为二百六十米，最盛期在其外围还有比长轴和短轴大四十米的壕沟。中心位置出土的大型建筑物，是南北一间（6.9米）、东西十间（19.2米）的大型干栏式建筑物历经数次改建而成。而且该遗迹的实际建造年代已经确认：按照年轮年代法推算，其中一根残存木柱为公元前五十二年砍伐的木材，另一根为公元前五十六年加若干年；建筑物南边相邻处有一水井，推定是树龄七百年、宽约两米的楠木挖空而成。

有人认为该建筑物是一座“神殿”，但是从古代的祭祀方式来看，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祭祀设施的可能性，例如在三〇〇年之后的三世纪前叶，女王卑弥呼的邪马台国就建有“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等建筑物（《魏书·东夷传》），但是从文献中见不到“神殿”的字样。而开始建造神殿，要等到之后的时代。

按完整发掘整个部落的神奈川县大冢遗迹推算，每个环壕部落的平均人口大约是四百五十人（也有人认为有一千人）。经常有人会采用“弥生都市”的说法，照此来看，其实并不是什么“都市”，应该说是“城塞部落”吧。

唐古键遗迹的唐古池发掘工作中，不仅出土了木锹、木锄等木制农具和土器，还有炭化米。根据这一点，确定了弥生时代是稻作社会。该遗迹位于奈良盆地中央的田原本町，东西宽六百米，南北长七百米，总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是弥生中期形成的大型环壕部落。该遗址出土了许多绘画土器，其中刻有二三层楼阁纹饰的土器引发了学界轰动。

这样的中心部落分布在全国各地，组成一个网络。酒井龙一认为，多个中心部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地域社会，多个地域再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广域社会。后来成为“畿内”的近畿地区和九州北部就相当于这样的广域社会（《弥生的世界》）。随着农耕社会的发展，九州北部到日本中部地区无疑通过网络联合了起来。

令人担心的是大型环壕部落的命运。吉野里的环壕部落到了古坟时代就不见踪影，池上曾根遗迹变为分散的小部落，唐古键的环壕部落在弥生后期填埋了壕沟变成小部落，到弥生时代末甚至消失了。考古学研究者认为，这时在巨型环壕部落中处于内壕中心区域的首领开始到别处修建以壕沟或栅栏围起的居所，这就是古坟时代的权贵居所（首领居所）。外侧的环壕消失，普通民众则建起了小村庄。

首领的政治权力与战争

有关环壕部落的研究将“和平的弥生农村”变成了“战争的城塞部落”，戏剧性地改变了弥生时代的形象。历史事实是，弥生时代到处都进行着战争。其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以水稻农耕为核心的农耕社会的形成，然后是经济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政治权力的冲突。

与完善的水稻农耕形式一起进入日本的，还有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移民们。吉野里遗迹出土的人骨高个子、长脸形，显示出不同于绳文人的样貌特点，用演艺界人士来比喻的话，男性形似演员藤田真，女性形似歌手由纪沙织（七田忠昭《吉野里遗迹》）。这些人移居后逐渐与当地人混血繁衍，但是有多少人移居过来，很难进行数量上的分析。有一段时间新移居者传播水稻种植的观点很受重视，最近开始有人认为是当地绳文人的主动接受（金关恕《考古学的新规范》）。问题在于，移居者与当地的绳文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二者在开发水田时一定也有冲突。

其次是伴随着水稻种植而产生的利害冲突。我们从部落首领的权力角度来思考一下。要想维护水田的灌溉设施，对部落内部成员的管理就很重要。因河流引水等水利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部落之间很容易引发纷争。人口增加，就要建新的部落，开发水田就成为问题，为此就需要长期协调部落之间的利益。而且，进行祭祀和法术时首领的宗教职能也不能忽视。这样，部落首领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就更加重要了。一旦协调失败，很快就会影响到居民的实际生活。

接下来又产生了如何获取农耕所必需的铁制农具和工具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铁资源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当初九州地区北部的首领们是进口的主体，围绕着铁资源的分配，团体内部和团体之间一定也出现了利益冲突。

水稻农耕带来了可以储存的富余产物，跟以前的储存物品相比其数量之多不可同日而语。管理这些稻米也是首领的职责所在，于是围绕这些富余产物又产生了纷争。一旦出现饥荒，部落之间储存物品的不平衡就会升级成为政治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仅仅依靠首领政治协调的和平方式并不能解决。一旦政治协调失败，便会爆发军事行动。环壕部落的环壕就是为了防御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