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清晨，门铃声一响，和衣而睡的我腾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
透过门镜，看到了一大堆人，是他们来了，来抓我了！
“咝——”耳朵里一阵阵刺耳的鸣响。
收拾衣服！收，收拾！
英文书？进去要学英文！在哪里？哪里？平时不是都准备好的吗？
牙刷，牙膏！毛巾！洗脸的？洗澡的？毛巾？快，毛巾！
胡乱抓起来东西又扔下，不对，得带这个！不对！到底该带哪个？
满屋子没头苍蝇似的来回穿梭。
收拾不了，收拾不了了！先下去，得先下去！得先下去见见他们，不然他们就冒火了，肯定，肯定现在已经冒火了！
踩着棉花飘下楼来，阳光照耀下只见全是黑色，满屋子都是穿制服的办案人员，正在展开全面大搜查，其中一位应该是领导，他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了。录像机对准我录像。领导通知我许多事情，脑海中白茫茫一片，依稀听到是要将我带走，让我收拾东西。
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英文书及简单衣物都在楼上小箱子里。我努力发出声来。是我自己在说话吗？
领导说：“带些宽松的衣服！”
我看着他。想起不久前一位曾经蹲过监狱的精英大姐也嘱咐过万一进去要穿宽松的衣服。我说好。
领导看见我手上戴的翡翠镯子。“把它摘了！”他说。
“不，我不摘，我要它陪我。”我反抗。
“摘掉！”领导重复一遍。
迟疑了一会儿，我把它摘了下来，交给接到通知匆匆赶来的大嫂和外甥女的手中。（这只镯子后来卖了1200万元。）
另一位领导问了许多问题，旁边有人做笔录。其中有人问道：“有护照吗？”
我说有。
“什么护照？”
“中国护照。”
“还有什么国家护照？”
“没有。我是中国人！”
我大声回答。这是我的声音！
然后，他们叫我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按手印。只有小时候在电影《白毛女》中看到过女主人公喜儿的父亲杨白劳按手印。不过这几个月的经历都是平生第一次。）
从上午开始一直到黄昏，我等了多久？
不记得。
我吃过饭吗？中饭？晚饭？
应该没有吃过吧？完全不记得了。
再然后，四个办案人员押送我出门，上车。
那天有没有夕阳？想不起来。恍惚间只记得周围魅影憧憧，像一张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
清楚地看见大嫂和她的女儿追出来，遥望我，我挣扎着回头看她们，记得还微笑了好几下。怎么这么像电影里被押赴刑场的情景啊？
汽车，载着我离开了玫瑰园。
车上，三个办案人员和我同坐。前排一个开车，副驾驶座位空着，后排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我坐中间，三个人挤在一起。
摇摇晃晃，不知道要开去哪里。
我的眼睛东看西看，瞪得比任何时候都大。司机也挺有精神，当然他必须有精神。我的左右女警官都疲倦得打起瞌睡来，其中一位不小心脑袋磕在了窗玻璃上。
我心疼地对她说：“你到前面去坐吧，松快一些？”
她摇摇头。
“哦，你去吧，我不会跑的。”我反应过来。
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坐直了身子。
我继续二百五地说：“也是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大案要案，主犯终于被擒了，我们的办案人员也被累倒了……”
没有人出声。我想他们肯定心里骂我：你他妈的给我住嘴！
不对。也许认为我说得很对？也许，说不定也有恻隐之心？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叫我下来。我自己下了车。
哎？怎么不是监狱啊？这是什么地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我的方向感特别差。从来不知道什么东南西北，只知道左拐右拐。一到北京就成名了，公交地铁从没有坐过，也没有开过车，就是坐在司机开的车里也是看文件打电话，头都不会抬起来往外望一眼。
又是录像。又是审问。
应该只是象征性地走走过场吧？
我只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又不是总经理或者会计。关于自己能够说的我全说了。关于别人的我都没说。
对于自己的事我绝对不是江姐，不用严刑拷打，审问者声音一大就狗肚子里放不了二两香油，“夯不啷”全都坦白交代了。其他的事我打死也不说，情愿自己受罪也绝对不能牵连别人。
真的。我挺高风亮节的。
第一次审问直到晚上大概8点才结束。
中间吃晚饭了没有？他们吃晚饭了没有？记忆里完全一片空白。早已经被吓傻了。
录像完审问完，又上车了。天已经全黑了。
我自己先上，然后两位女警官一左一右从两边上车，“砰砰”关上车门，这声音我听着惊天动地。
到达秦城！
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魂飞魄散的了。这个威震四方、让天下坏蛋闻风丧胆的地方。哎呀，我真的来到了秦城看守所。我是犯罪嫌疑人，关押在秦城看守所，如果定性了成为正式罪犯，就得去监狱。
永远不能忘记那长长而空旷的走道里，我们一群人的皮鞋“咯咯”回响的声音。
永远不能忘记干净的墙壁上，用漆赫然写着的大字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永远不能忘记看守所的女警察打开沉重的铁锁，推开监室的铁门，严厉通知我要叫她们“管教”，要好好学习并遵守看押规则，然后“轰隆”几声关门、上锁的巨响之后，高跟鞋敲着水泥地，渐渐远去。
走廊分外静寂。
转头一看，几平方米的监室里，加上我一共关了五个人，其中一个女孩跳起来拍着手大声说：“太好了，连刘晓庆都进来了，我也没有什么觉得冤枉的了！”
另外一个说：“明星不是都出国了吗？你怎么进到这里来了？”
还有一个问：“你什么罪？”
我说：“不知道，好像是偷税。”
大家面面相觑。“偷税？从来没有听说过。偷税还可以关起来呀？这里是刑事犯罪的地方。你打人致残了？杀死人了吧？”
我使劲摇头说：“没有！我是税务模范。进来前我去交税他们不收。”
大家又说：“这里是秦城，凡是来这里的必须得是重案大案要案，首犯不是死刑就是无期。我们这里小偷都没有来过。”
是呀。小偷毕竟是拿别人的钱，我的公司就算偷税也是自己血汗挣来的。
我们一直以来对税法的具体规章就根本不清楚，靖军关押后我立即拿房产抵押去主动交税几次，有关部门根本就不收。我发牢骚的时候总说，这不是明摆着为抓人而抓人吗？
当然一夜无眠。
迷迷糊糊，感觉是在一个噩梦中。我是谁？我是刘晓庆吗？一代影后？第一老板？这是哪里？秦城？是秦城看守所吗？简直相信不了眼前铁铮铮的事实。
确确定定，我现在是被羁押了。我们全家都关在这里，在不同的监室。我们是真正的在押——“犯”。和我一起住的有抢劫团伙成员，有杀人团伙成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私刻公章团伙成员，有妓院老板……
我们挤在一块突起的水泥板上睡觉，水泥板上涂了砖红色的漆。没有镜子，没有钟表，梳子牙刷都被截断，只剩大拇指长短。裤腰带、鞋带全都摘掉，裤子的扣子也被剪掉，站起来只得用手提着裤子。头发夹子更加不用说，没有。一切都是防备犯人们自杀。
卫生间没有门，马桶也没有盖子，大小便都得面对着大家。天花板上还有监控摄像头。在小小房间里，另外一个摄像头肆无忌惮地对着我们，发出荧荧绿光。在一直开着灯的空间里，还有什么尊严？
我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是不是牵涉进了什么骇人的秘密之中？我会不会被公审、游街，然后枪毙？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辈都是川东地下党员，他们为了今天出生入死，打下江山，而他们的红色后代现在却身陷囹圄，生死难料……
看看周围，这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三面都是高墙，厚厚的铁门密不透风。十几根大粗钢铁栅栏牢牢钉在下方，唯一的小窗户接近房顶，九英寸电视机挂得很高，几乎是在天上。
突然间我感觉到窒息，喘不上气，憋得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不断地掉下来，脸上沧海横流。脑袋就要炸了，想呼喊，却喊不出声。我要死了，谁来救我？我要出去，我要出这个铁门，哪怕是一分钟，不，一秒钟！救命！救命啊！只需要一口气，喘一口气……
凌晨5点多钟，我们全体都被叫醒。静悄悄地叠被子起床，排队洗漱，没有人说一句话。
“放饭了——放饭了——放饭了——！”
凌厉的喊叫声在走廊里一遍一遍地震荡。我们都爬起来，轮流把碗伸到铁门最底下的栅栏缝外，只看见勺子给每个碗盛上两勺玉米粥，这是每天的早饭。
我当然吃不下，端着碗愣神。
监室里每个人的心情都极为不好。其中一个号友，已经进来八个多月了，案子一直没有结论，还在调查之中，来回想着自己到底会判几年：七年？八年？还是十五年？平均几秒就要说几句“烦死了，烦死了。”
满满的负能量。是弥漫了整个房间的负能量。
白天的牢房显得更加拥挤，由于监室太小，一道铁门，三面高墙特别狭窄，朝我压过来，压过来……
我感觉我快要疯了，我活不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突然铁门巨响。有人开锁。
我跳起来，被旁边的人拉下坐好。
管教来了，要规矩些。
门开了。大家都叫“×管教好！”“×管教好！”
管教看向我，我站起来。
她朝我点点头，没有叫我的名字。应该是怕其他监室听见。
我询问地把手指向自己，管教说：“提审！”
动作迅速地穿上鞋，没忘记自己当过十年兵。我跟着她出了监室门。
一出门就听管教说：“蹲下！手抱头！”我立即蹲下，双手抱头，和前面几个也被提审的嫌疑人姿势一样。
“哗……哗……哗……哗！”只看见手铐脚镣从我面前蹒跚划过，后面是两个管教的四只皮鞋。
这种情况不是死刑犯就是杀人犯，只有他们才每分每秒都得戴着手铐脚镣。戴着这些，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己吃饭，冬天穿不了棉衣，连长袖衬衫及外套长裤都不能穿，只能套在手铐脚镣的外面。如果在冬天戴上的手铐脚镣，到夏天也脱不了，只有把衣服裤子剪开。
犯罪了就得受罪。这就是天网恢恢，一报还一报吧。
不记得穿过多少门，我被带到一个屋子里。差不多整整坐了两排专案人员。
在专案人员对面，放着孤零零的一把椅子。我被命令坐在里面。面前一个木头横板“啪”的一声放下来，又“咔”的一声一把锁锁上，我被框在椅子当中，不要说跑，连站都别想站起来。
气氛浓重。
少顷，一位问讯的人开口说：“印度圣雄甘地，被抓过很多次，前后总共被关了2089天；张学良，被关了54年。现在你进来了，你的人生就完整了。”
“那咱俩换一下行吗？”我哽咽着嗓子说，“我不想那么完整。要不你进来，也完整完整？”我惊讶自己怎么那么好意思，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办案人员开这种玩笑。
此时，气宇轩昂地又走进一位问讯的人。他坐在前排中间，正对着我。我肝胆乱颤，脸色死白地翻眼看着他。他没看我，抬头看着天花板。
我见过他。在靖军刚抓进去不久的时候，我去了有关部门，就是他接见的。当时他的座位高高，气势恢宏。我坐在下面，巴巴地仰望着他。他也是这样昂首说话，眼珠一下都没有朝我转过来。
当时我是去交税的。颤抖着在纸上写下我名下所有的房产，恳请将它们全部抵押取得申诉的资格，同时保释靖军出来，戴罪立功。
自始至终他没有瞧过我。
我站起来把申请书双手递上他的办公桌，他没有接。我小心翼翼地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走出接见室，我赶紧跟出去。
门外，他和另一位工作人员在前面快走着并低声交谈，神态步伐“高大上”得简直无可比拟。我在后面一路碎步小跑着，感觉自己怎么挺像电影里的“狗腿子”“汉奸”。
我的房产抵押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今天，第二次见到意气风发的他。只听见他的声音传过来，很是庄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了罪是逃不出法网的……我经手的案子，第一个是×××，第二个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现在，就是你。”
我面部痉挛，浑身筛糠地听着。
不知多少分钟，他起身走了。
静场。
问：刘晓庆？
答：到！
问：性别？
答：女的。
问：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答：……不知道。
一刹那间，几个月来的委屈失意，惊恐愤怒……全部爆发了！我“嗷”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倾倒苦水，一边哭一边控诉委屈，一边哭一边替自己求情：“都是我自己挣的钱，每分钱都是干净的！你们凭什么这样？我那么多公司，就这个小公司招你们惹你们吗？我那么多会计，每个会计我平均一年三句话都说不了，怎么吩咐他们偷税啊？偷税是要有水平的，你以为我数学那么好啊？现在税法本来就不规范，拍戏群众演员千军万马，一天几万几十万劳务费，谁给我们发票证明？我可以坦白告诉你们，不仅我个人不偷税，我的公司也不会偷税，从小到大我就没干过一件违法乱纪的事！就算是我们税务上有些缺点，为什么不批评不教育，让我们进步？在朝阳区连续几年评为税务标兵是怎么来的？我去交税为什么没有人收？你们可以把我教育好，放出去戴罪立功，为国家交更多的税，何必要杀鸡取蛋？！这就是冤假错案……”
边哭边喊，鼻涕眼泪横七竖八地在脸上、嘴里、脖子里，奔腾乱流。当然没有纸巾，只有用袖子到处擦。
撩起衣襟，擤了人生中最浓最多的一泡鼻涕。在那一抬眼间，突然电光石火，透过层层泪光，我看到一个一辈子想起来都历历在目的表情。
那个办案人员甩着二郎腿，带着幸灾乐祸的欣喜看着我的“表演”，他的眼神分明带着成就感，像是在说：想不到这么大的明星还会有这样不成体统的狼狈相！
顿时，我就不哭了。揪着左右衣袖，擦干自己脸上的泪水，又擤了好几下鼻涕，刨了刨自己的头发，我平静了下来。
全场静默。时间仿佛停止了几分钟。
然后，我问：“我犯的到底是什么罪？”
回答说：“目前是偷税罪，你是公司法人，是犯罪嫌疑人，其他的还在调查。”
我再问：“我会不会被枪毙？”
回答说：“偷税罪根据法律及金额大小，判刑最高七年。”
“七年？”我突然轻松了许多。甚至有一丝欣喜。
只要不死，什么都好办。关键就是——得——活——着。
人生下来就是零，虽然靠自己双手打下江山，只不过是到名利场上去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原处。大不了再去养猪、摘棉花、种地、缝被子，这些我当知青的时候都干过，还干得很好。可是看他们这个架势，我不像光是偷税的样子。我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呢？
看不到边的牢狱生活开始了。这牢狱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自我懂事起，就没有过哪一天，感觉时间这么漫长。我和这些特殊人群一起，在地狱之火中烹烤。天天想着：五年？七年？无期？死缓？不会死刑吧？不会吧？！
每天在绝望的期盼中苦苦耗着宝贵的生命。
每天看着太阳的影子，猜测现在几点。
每个“号”里都有监控，一举一动管教都看得见。
自进去之后，时常有人去管教室参观我。洗脸刷牙、拉屎撒尿、脱光衣服、洗身上洗下体，全都出现在监控器的画面上，秀在参观者面前。
也时常有管教大开铁门和我说话，我毕恭毕敬地站在监室里听取训斥，门外满满的一大群各色人等。
晚上九点睡觉，早晨五点起来。
除了早、中、晚放饭，就是一天的“坐板”。
“坐板”非常辛苦，几个人在小小的监室坐成两排直线，不能偏一下倒一下，一有不规范就有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129号，坐好！”
我的腰椎有劳损，坐板对我来说就是最难熬的酷刑。坐板给我带来的折磨让我感到生不如死。与其这样慢慢蒸熟，还不如一下子给烫透算了。
最折磨的还是心理。与世隔绝，监室里不能互相说话，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除了办案人员没有任何人来看我。
这一天，在专案组人员的全程陪同下，刘少雄律师来看我了。不过已经是我进来这里N天之后。
他说，他来过秦城两次。一次是见江青，这次是见我。他说是受我大表哥的委托。
我说你不怕吗？还是不要陷入我这摊浑水的好。
他说不怕。自己的税务清爽得很。他告诉我，审问时要实事求是。还告诉我，不知道的要明确表示。最后按手印时要看清楚记录上的所有内容。
他来晚了。
在此之前，我该说和不该说的话早已经全部竹筒倒豆子给专案组了。尽管在审问的时候，美国许多电影里的相同画面相同台词反复在我眼前出现：
警察举枪对准嫌疑人：“不许动！举起手来！”
嫌疑人没动。举起手了。
警察紧接着就是：“你有权保持缄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我的一位香港朋友，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她犯了点事儿，警察来了。她打电话给律师，律师说马上赶过来，让她什么都不要回答。警察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的性别？”“不知道。”就这样不知道下去，直到她的律师到来。然后她歇着，由律师回答问题。或者是在律师陪同指引下回答问题。
我为什么没有说“不知道”？尤其是问我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我不敢。
我为什么不要求保持缄默，在我的律师到来之前？
我不懂。
还有，我为什么没有律师？为什么请不到律师？
我不能。
再者，怎么自己什么都不清楚就先被关押起来，然后再审问？
我不知道。
要是我没有犯罪怎么说？我可以保释吗？
我看见香港对犯罪嫌疑人都是当天传票到庭，几个小时后就可以保释回家，直到证据确凿，法院判决后再锒铛入狱。
英国《1976年保释法》第1条规定：因为某一罪行被逮捕或正在被签发逮捕证的犯罪人可准予保释。
意大利法理学家贝卡利亚说：“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
再再者，妇女怀有身孕者不能关押，家有不满18岁子女需要抚养者，也不能全家关押吧？为什么外甥靖然17岁在澳洲，而他的亲人们全在这里？
再再再者，那天，靖军被关押的第二天，我就亲自去有关部门补交税款及罚款，见到领导表示了态度，当面写下自己在中国所有的房产做抵押，请求获得宽大处理，可是有关部门却没有收？
再再再再者，没有证据就先把人抓到看守所做有罪论定，这又是何道理？为什么不能做无罪论定？是要制造出一起轰动海内外的事件吗？
再再再再再者，为什么被抓的偏偏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