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着手翻译此书，正是2020年下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全球宏观经济自2008年以来陷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困境。该书独树一帜，将其中两大谜题——低通胀和低利率，归结为人口这一长期、缓慢的结构性变量，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随着即将到来的全球人口大逆转，低通胀和低利率也将逆转，而且新冠疫情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困扰宏观经济研究者多年的谜题就这样破解了，谜底还这么简单，就是人口！初读本书，很是吃惊，就连作者也坦承他们的观点并不主流。毕竟，影响利率和通胀的因素众多，仅就通胀而言，译者之一曾专门撰文分析各种主流通胀决定论的不足，货币数量论、单位劳动成本、产出缺口等单一因素都难以决定通胀，更少见将通胀与抚养比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更少的劳动力抚养更多的人必然导致通胀。细细品味，其言或可商，但该书视角独特，逻辑自洽，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在译校的过程中反复再读，体会该书切中了主流宏观经济分析的盲点，那就是过于关注周期性和短期因素而忽视结构性和长期变量，确是一本难得的上乘之作。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聚焦人口问题及其宏观影响。人口的变化和波动要远远小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其他驱动经济的长期变量。这或许是人口因素一直被忽视的原因。尚且不说，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范式在经济周期频率上压倒性的影响力。但本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说服力的论据，人口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慢变量正在发生逆转，加速到来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生育年龄的推迟，储蓄潜力的下降，老年护理需求的上升，都将推升名义利率和通胀。译者之一曾经主修人口与发展经济学，认为本书因其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全球化和结构化的视角，必将成为人口经济学的典范之作；就通胀或利率而言，不管是货币现象还是政治现象，归根结底仍是人的现象。
在本书译稿即将付梓之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的全球极低水平。本书所说的人口大逆转虽然是全球现象，但突出体现在中国。如果说人口红利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全球化红利，最集中体现在世纪之交二十年的中国，那么即将（或许已经）到来的大逆转，中国仍将是焦点，七普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国刚刚宣布了渐进延迟退休和开放三胎等措施，但面临的挑战还很多，比如劳动力的迁徙、城乡之间人口抚养比的差异、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差别等，更包括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给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带来的双刃剑的影响等，这些都将影响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否顺畅有力。更重要的是，只有人的发展才是根本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回到人既是增长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应有之义。作为中国读者，这本书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中国放在全球大背景下来看待，又为我们在未来更加重视研究人口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帮助。
各章节翻译的分工如下：财政部廖岷负责第1章和第2章；南加州大学刘立中负责第3章和第7章；财政部国经中心聂宇程负责第4章和第14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建建负责第5章和第11章；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缪延亮和中央财经大学王帅负责第6章和第8章，中文版序言以及与作者的对话；上海银保监局汤颖男负责第9章和第10章；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周叶菁负责第12章和第13章。廖岷和缪延亮先后两次统校了全书，囿于水平和精力，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疏忽和遗漏之处，责任均在我们。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的胡李鹏对译稿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财政部的栾楠也提供了文字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还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中信出版集团《比较》编辑室的吴素萍和孟凡玲，不仅督促我们完成译稿，还安排了和原作者的对话。我们将这一对话翻译成中文，作为导读，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廖岷 缪延亮
2021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