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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昨天下午没什么区别的下午，萨拉到百老汇大道721号楼下等本吉下课。本吉昨天睡前多抽了一根烟，萨拉从他丢在床头银质烟灰缸里的烟屁股看出，他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她等着他主动跟她交代，他始终没说。于是她今天早早地从帕森设计学院下了课，特意跑到本吉代课的纽约大学表演艺术中心等他。她猜想他可能会晚出来一会儿，却没想到自己会在721号楼连抽四根烟。她答应他今年戒烟。然而她掏出第五支香烟的时候，她发现那根烟的爆珠怎么也摁不响，坚持捏了几下之后，她看见他了。
本吉跟一个长得很普通的褐发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简直就是自己的翻版，萨拉这样想。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色丁面料衬衣，配了一条宽松的米黄色阔腿裤，脚上穿的正是她一直想买却还没来得及买的乐福鞋。尽管，她眉间的横纹和眼角的细纹暴露了她不再年轻的事实。真正让她保持警惕的是，这个女人正是他喜欢的样子。她像她一样，保持着恰如其分的松弛，与他走在一起有说有笑却又保持着一定余量的距离。他们走到太子街车站，拐进太子街之前，一辆出租车非要抢着黄灯而来，他拽了她一把，但并没有像对萨拉那样直接将女人揽入怀。可这并没有让萨拉打起精神来，她已经足足跟了他们七个街口，本吉竟然还没有发现她。
萨拉和本吉讨论过跟踪狂的问题，本吉当时给出的答案是：首先，他长得又矮又丑，还有一个大鼻子，不会有人愿意花工夫跟踪他；其次，他的职业以观察人见长，他是一个电影摄影师，如果有人愿意当着他的面做一些“场面调度”，他第一时间就能发现。他们彼此都不会想到，萨拉会成为第一个跟踪他的人。
太子街，这条街上所有的商铺他们都去过，无论是店员特别友好的意大利餐厅Sant Ambroeus还是它隔壁的桌布总是脏兮兮的美式餐厅Soho Park，或者是它隔壁专卖给上东区富人子弟的LE LABO浴液。“哦，不。”她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拐进了这条街最吸引人的地方——纽约著名的独立书店McNally Jackson。她在门口迟疑不决，犹豫再三，直到有人跟她借烟，她成功将那根不能爆珠的薄荷味万宝路送给路人的时候，她才决定进去看看。有那么几秒钟，她觉得她什么都不用说，直接迎面赏本吉两个耳光就好。这没什么好说的，她从他搂那女人的动作就已经洞察一切。她跟他在一起五年，对他穿什么尺码的内裤、新买的内裤隔几天才洗、洗的时候会不会和臭袜子裹在一起、这条新买的内裤何时会破洞何时又会开线等等细节，了如指掌。
萨拉还知道他喜欢买一些教人如何训练自己宠物的书，虽然他们计划已久却一直没真正买上一猫半狗。
去年圣诞，本吉原本计划买一只无毛猫回来，但却在梦里不小心说漏了嘴，让有睡眠困扰的萨拉听个正着。她第二天就去网上跟那个卖猫的人留言说，她对猫毛过敏，那只猫他们不打算要了。“宝贝，你要知道，那可是一只无毛猫！”本吉在平安夜才得知他的猫根本不可能赶在圣诞前踏入这个家门，抱着买好的纯棉猫垫，他非常沮丧地说。这时，萨拉端来了她自己调的鳄梨马提尼酒，她抚摸着本吉的前额，看着他一饮而尽。他喝完了，她还在等着他做一个动作，他无奈地拿下那块夹在酒杯上的半片鳄梨，喂给萨拉。萨拉是个素食主义者，在她的眼里，鳄梨就等同于素食界的三文鱼，口感鲜美。她对事物有特别纯粹的要求，她不吃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爱护动物或是敬畏生命，她只是喜欢在餐馆的侍者向她兜售各种肉类菜式时一口回绝他们，仅凭一句“我吃素”。她们学校有些同学是“鱼素食者”，就是除了鱼之外其他肉类都不吃的那些人，她嫌弃他们不够纯粹，便有了不跟他们一起去派对的借口。
“你应该读读这本书。”两年前，也是在McNally Jackson书店，本吉在书架上抽出一本标题是“如何应对你的社交恐惧症”的书给萨拉看。
萨拉怔住了，过一会儿，她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本吉，那本书的正面写着——“如何回应你的混蛋伴侣”。
眼下，本吉跟另一个女人走在书店里。萨拉看见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她好像听到他在对那个女人讲着同样的话——“你应该读读这本书”。那女人笑得酣甜，就是那种会在路上无缘无故冲你傻笑的那种白人甜姐。女人小心地把那本书揣入怀中。从她抱着书的姿势，萨拉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从不读书的女人。因为读书人每天都会碰书，对书的基本重量有所了解，不会像她那么战战兢兢。又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她是故意做给他看的，为了取悦他。
他们转入楼下那一层的时候，萨拉正捧着一本巨大的“狗头”暗中前行。她生怕被他们看到，但却因此迎面撞上一个人。
“嘿，小心点。”说话的是一个男人，萨拉用余光瞥到他的一对擦得锃亮的男士牛津皮鞋。
“哦，让让，我赶时间。”萨拉想绕过那个男人。
可那男人却一把把她的手拎了起来，就像农户从猪圈里抓起不听话的小猪崽一般，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我要你跟我道歉。”
萨拉的眼神落在他挺括的西装外套上，很快她发现那不过是一件校服，因为他胸口上印着一个“瓦萨学院”的标志。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挺起胸上前拍拍这个男孩的大臂，又正了正他胸口的“瓦萨”。她用略带轻蔑的表情笑着说，“小朋友，让让，成年人都他妈在赶时间。你要想玩，回家跟你妈玩。”说完这话，她从他手中夺回那本“狗头”，捂住自己的脸，蹑手蹑脚地往楼下去了。
McNally Jackson书店上下两层，共六百平方米，这对匆忙的曼哈顿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奢侈。一楼的平面空间错落地摆放着包括畅销书、美国文学、建筑、艺术、家居生活、杂志等分类的白色书架，在杂志那一栏的尽头是一个不足五十平的小咖啡店。
萨拉第一次来这书店就是本吉带她来的。那时候她还没考上帕森设计学院，属于闲散的纽约客。至少她看上去像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她喜欢说“kinda”而不是“kind of”，她说“ya knoaw”的时候实际在说“you know”。她故意在美黑中心晒成小麦色的肌肤让她扁平的五官在天主教白人面前忽然有了辨识度，她走在街上甚至比金发女郎更吸引男人的眼球。她唯一一次发纽约音发到让她灵魂颤抖，是在她一个有钱的住在长岛的同学家宴会上。那回她租了一条露背晚礼裙，穿着这条黑色雪纺长裙好不容易上了黄色出租车。黑人司机从后视镜瞥了她一眼，管她叫“honey”并且上下打量着她半敞的胸部。她挺起腰，把手快速地伸进胸前的敞口，使劲正了一下自己的胸托，然后说，“Hea，I’m goin to Lawn Guyland。”司机先是一愣，然后看了地址之后，才嘟囔着说了一句，“原来是去Long Island啊”，接着白了她一眼。她非但没有被黑人司机的这个眼神打消积极性，反而因为他的迟钝而得意起来。在住在长岛的有钱人嘴里，“Long Island（长岛）”向来被念作“Lawn Guyland”，尽管“Lawn”和“Guyland”结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口音是一种咒语，只要讲得好，讲话的语气够拽，别人就不会开口问你“where are you from”。萨拉认为，这种可以瞬间就让对方闭嘴的东西甚至比给小费还要好用。而且使用纽约口音又无需真正入籍美国，有排队等绿卡的时间就已经可以在日常交流中排在说不了纽约音的美国人前面了。
口音就是萨拉的驱魔术，她用它聊过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在话头还没进入女性主义运动之前，她已经俘获了本吉。她还用同样的说话方式成功让帕森设计学院服装设计系的老师误以为她是地道的美国人。那个老师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刚从米兰搬来纽约不久，他一边鄙视美国的意大利菜，一边又常常出现在纽约人扎堆的饭局上，他喜欢他们围着他一个意大利人转的感受，那时，他就会感到自己身上承载了很多“价值”——他代表流行的意大利名牌，最好的皮具和西装，可以代表家乡的斯卡拉歌剧院和威尼斯双年展，他们比纽约人可有文化得多，而纽约人已经是整个美国最有文化的人了。萨拉见到这个意大利人时，只是短短三句话，带着浓郁的纽约音。她只对他说了一下自己去过意大利，还没来得及说喜欢与否，就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在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五的服装设计系，萨拉拿着一本仅有三页纸的简历“通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传为佳话。
此刻，本吉正拿着一个皮面红底金边的笔记本给身边的女人看。他们有说有笑地翻着那个没什么特别的本子，饶有兴致地聊着“新皮装旧书”的讲究。那个女人笑起来时露出晒得黑红的脖子，跟她煞白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脸上的那种白，会被白人嘲笑成“too white”。这种不健康的白，说明她不经常做户外运动。而与日光相关的那些户外项目，无论是划艇、浮潜、出海度假又都往往与富人阶级相关。换句话说，莎拉从那女人不均匀的白与黑肤色就看出她的出身。她理应不如自己，萨拉这么想。
那个黑脖子的女人猛地伸出她那双灵活的手，踮着脚从书架最顶层取下一本黄封皮的厚书。她异常娴熟地翻弄着那本书，并且声情并茂地指着书中的插图向本吉解释。萨拉看得出，本吉听得格外入神，他的脸上泛着月亮般的微光，那种光泽是他们去年在夏威夷度假的时候，某个海边夜晚，本吉向她表白时才会出现的。萨拉本以为那是月亮在他脸上的反光。他们顶光做爱，在一会银一会白偶尔银白交杂的反光下，上半身叠在一起，下半身埋在沙子里疯狂地扭动。那些在她屁股上的细沙随着起起伏伏的海浪，也慢慢漏了下去。有一阵，本吉特别用力。这让萨拉的屁股不小心完全暴露在月光之下，海风肆意地在她的屁股上捕捉着悸动与情人的气息。她觉得那是她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来，头一回感到自己每一条血管里都荡漾着羞涩难耐的欢喜。
当时，她刚刚过二十岁。本吉生在90年代初，比她大了快一轮。而且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在本吉拍摄的电影在“翠贝卡电影节”上映之后，进一步拉开。他的名声就像进入到工业流程的三文鱼罐头，在一个看不见的生产线上快速地被加入了调味料、汤汁和防腐剂，然后在贴标签之前被机器重重地封上口。
公开放映的那部电影是讲述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幕是女主角脱光衣服站在照出全身的立式穿衣镜前，她打量着自己，眼光掠过肩膀上柔软蓬松的暗金色秀发，接着移到那副不够成熟却还算鲜嫩的身体。她的胸，萨拉低头对比过自己的，可能只有萨拉的一半。萨拉脱掉上衣后，没人会不为惊叹——与其说她胸前顶着的是一对乳房，不如说那是一对小猪。她对此相当自信，并且相信即便本吉喜欢上了普遍拥有翘臀的黑人女子，她依旧可以通过这对“好朋友”而有惊无险地胜出。
本吉出名以后，连着接了几个片子，都是关于爱情：一场颓废的爱情，以控诉现任的美国共和党人为背景。片中有一些像极了纪录片的镜头，在纽约街头乱闯红绿灯，追逐拒绝回应“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的党魁。萨拉跟其他的观众不同，她在看的时候忍不住代入本吉的视角。别人都以为追赶党魁的是女主角，只有萨拉，她看到的是一个今晚要加拍两场戏所以熬到凌晨才能回家的本吉。萨拉刚开始还会问本吉，他熬夜拍的是什么故事。他起初还简单介绍下人物关系，但到了后来，他累到不脱鞋就直接爬上床。任凭她怎样伏在他耳边问他问题，他只是说一句“爱情，仍然是爱情。”
说本吉的爱情电影完全不适于观看恐怕有失公允，可要让萨拉自愿向朋友推介本吉的作品，她也觉得有悖良心。她不是没试过。她曾经给移居美国的表叔留票，邀请他们在电影节点映的时候先来剧场一睹为快。她的表叔，一个80年代就来美国打拼的小个子男人，在看电影之前就先跟他在唐人街福州同乡会的朋友们夸下海口——“我侄女的男朋友拍了一部大片，周末在Tribeca放映啊，赏不赏脸？一起去捧场！”他说这话的时候，倒不是在吹牛。因为他对电影的认知仅限于漫威改编的英雄电影，他没看过任何一部文艺片，尽管偶尔会有写影评的《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在他开的中国餐馆吃饭。结果是表叔率同乡会亲临了首映会，没等看到故事的高潮，他们就已经忍不住纷纷离场。为了了解那部片子到底讲的是什么，他事后请教了常来店里吃饭的评论家。果然，评论家了却了表叔的遗憾，直接告诉他说，这是一部烂片。
那个评论家留着黄褐色的胡须，每次进门都会先点一份红烧牛肉面。等面上了，他一手拢着胡须，把头埋进面碗半截，另一只手招呼着表叔过来。表叔甚至都不用走过来，看着这手势就知道评论家的用意，帮他加上一份夫妻肺片。为了伺候好这个白人“回头客”，表叔每次都目不转睛地站在离客人五米开外的地方，细细打量客人的表情。地板原本是赤褐色的，但是因为长时间不打蜡，早已变成了黄不拉几的颜色。表叔会在评论家吃到一半开始擦汗的时候，送上一叠纸巾和一小碟辣椒粉。他从没见过这么能吃辣的白人，直到很久以后他遇到一家四口的墨西哥移民，他才恍然意识到，冰激凌、巧克力和咖啡里都可以撒辣椒粉，美国人可以比四川人还能吃辣。评论家嗜辣如命，每每吃到大汗淋漓之时，才会开口跟表叔搭话，那一刻，他会指着那盘空了的辣椒碟说，“More！”
萨拉在中餐厅见过一次评论家，可她从来没有将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和报纸上的专栏作家联系到一起。某天早上，本吉握着牛奶的手突然一滑，他的短而圆的脸上飞快地集中了痛苦、无奈与不解的情绪。他蹲在那摊再也没办法喝的白色液体前面，头越来越低，笨拙地舔了一口牛奶。本吉以为他的这个动作没被任何人发现，但是萨拉刚从卧室出来就拐了回去。因为，她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个场景。她很快扔掉了那页评论，只瞥了一眼文章的标题——“杀死共和党人的难道是这部屎一样的电影？”这让本吉想要再读一遍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那页纸。萨拉觉得从根本上杜绝本吉做出某些不可控的怪异行为，就要切断他与他所在乎的事情之间的联系。
有一段时间，她出门时会故意上锁。本吉如果要出门，就要等她回来开门后陪他一起。他到底是在为什么而伤心？萨拉一直无法完全理解本吉。他趴在沙发或床或冰凉的地板上，总是做出一副痛惜青春不再的模样。他不做饭，不洗碗，不跟萨拉讲话。他始终在回避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义愤填膺、鲁莽冲动与万丈豪情。他还是个90后，可他却终日揪心自己身上没人理解的才华。她不能质疑他的忧郁，因为这是她自己不具备的“艺术天赋”。本吉因此也不认同萨拉的服装设计，他觉得一切跟设计有关的东西都是功利的。他因为特朗普曾在帕森设计学院的咖啡厅喝过一杯美式，一整个夏天都在抵制美式咖啡。而且他还不让萨拉喝，他讽刺她们学校咖啡厅卖的是“只看假新闻的假总统才喝的假咖啡。”
萨拉短暂地离开过本吉一段时间。其实，她哪儿也没去。她从他位于翠贝卡的公寓里搬了出来，暂时住在她表弟家。为了赶在秋冬折扣季之前攒够钱买一双乐福鞋，她暑假时就在表叔的餐厅里打零工。她负责点菜，一口纯正的纽约音终于派上用场。在遇到评论家的那天，她穿了一件针织的低胸束腰针织衫。评论家一改常态地跟她交谈起来，他主动问她，除了牛肉面和夫妻肺片，还有什么其他好吃的可以推荐。说这话的时候，评论家不小心把桌上的筷子弄掉了。萨拉自然弯腰去够，她捡起筷子后，碟子又掉到地上，碎了。她很快就弄清楚了他根本不想要试新的菜式——她前后报了几道老外通常喜欢吃的菜，像是左宗棠鸡和宫保茄子，酸甜口的，葱爆羊肉和口水鸡，咸辣口的，都被评论家一一拒绝。他在看见萨拉胸前的沟壑之后，心满意足地喝着免费的香片茶，只要了一碗红烧牛肉面。他闷头捞面，吃到一半，习惯性地招招手（他以为萨拉明白这手势的含义）。那一刻，萨拉正在想本吉，掂量着他对她的爱。她原以为本吉会在她离开后立马来找她，但本吉始终没有来，就像评论家的那盘夫妻肺片，因为中文发音不清楚，最后弄巧成拙地上成了凉拌海蜇头。如果点错菜的人是萨拉的表叔，评论家可能早就发飙了。他气急了，就会撩起胡须，唾沫飞溅到有错的一方身上。
上一次他这么干的时候是在《纽约最后一个政客》的首映会上。他骂人的原因很简单——他迟到了，在电影播完前五分之一后，他摸黑走进坐了五百多人的播放厅。他自以为前排还有座位，结果一屁股坐在一个带大檐蕾丝洋帽的中年女人腿上。那个女人随即“嗷”了出来，她嘴里正在嚼着的冰块（她捧着一杯冰可乐在喝）就吐到了最前面一排一个小个子男人的后脑勺上。那个男人抹了一下脑袋，擦干净这湿漉漉东西的手指忽然僵住了，他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了女人一眼。女人不服气，刚要指认“凶手”，却又马上被全场的人给“嘘”住。她将凶恶转嫁到评论家身上，直勾勾地瞪着他，直到评论家往楼上走去，半途不小心打了个趔趄，女人这才稍微平息了一下怒火。随着评论家摔倒在地的闷响，空气才再次从她的奇经八脉里通了过去。在扑街倒地的一瞬间，评论家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他无法用肌肉带动他的身体站起来，仿佛有人在他的后脑勺上使劲敲了一下，直接送他跌入老年。他的四肢按照左腿、右手、右腿、左手的顺序依次着地，随着屁股的一阵剧痛，准确地讲，那感觉像是有人点着了他的尾椎骨。他往后一仰，嘴巴大大张开。
事后，评论家希望没人记得这件事，他试图以自己在电影界的权威来要求在场的所有人都像教士一样保持沉默。旁人不配跟他分享秘密，那些将电影当作政治抨击工具的年轻人根本从未经历过政治。他们最深刻的政治体验，兴许就是与邻居家的犹太老太太争执走廊里到底应不应该堆放纸皮箱。“这是公共空间！”“狗屁，我进入‘公共空间’时你妈都还没出生呢！”他都能想象得到他们吵架的方式。
评论家也年轻过，曾经拿着纸做的话筒徒步到中央公园喊话。他也曾是《纽约最后一个政客》中追问共和党人的年轻人，有过野生动物一般的活力。然而他匍匐在地上的一刻，他分明感受到自己的躯体正在腐烂。即便没摔这个跟头，他最近也常常在半夜痛醒，开灯检查了很久，他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身上的哪个部位隐隐作痛。疾病折磨着他，也一步步侵蚀着他的心理防线，让他变得多疑。更令他沮丧的是，他猛然发现自己早已不是什么“野生动物”，只不过是习惯了吃红烧牛肉面和夫妻肺片的家养牲口。
三天后，评论家又来到中餐馆。萨拉依旧看不懂他的手势，给他上的还是一盘海蜇头。他强忍住怒火，耐心地挑着菜里的胡萝卜丝。就在这时，本吉走了进来。他进门之后就盯着萨拉看，背靠着评论家在一张四人座的卡位上坐了下来。萨拉根本连茶水都没给他上。他们就这样僵持起来。直到评论家吃完海蜇头，跟萨拉开起关于中国人的玩笑时，本吉突然站了起来。本吉一把扯住评论家的衣领，没人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那个评论家就像被吊车忽然抬起的小鼠，整个身子都缩回到衣服里。萨拉捂着嘴巴，离尖叫就差一秒。评论家忽然声泪俱下地恳求本吉不要打他，一边哭一边央求萨拉过来劝架。他嘴里的话囫囵不清，约莫是在讲他即将有本书付梓出版，会有一笔可观的稿费，呜嗷，不要杀他！不能让他老婆知道！不能死在China Town！本吉扭过头看着萨拉，她捂着嘴强忍住不笑。她双唇光鲜，睫毛浓密，头发闪亮，短暂的分开让她出落得更美。本吉原本打算跟萨拉告别，他准备跟随一个导演去摩纳哥拍摄外景。此外，他还准备了一套与萨拉告别的说辞，想要交代一切，包括他对她的疏忽，对工作的倦怠，以及对未来的短视。可他的话就在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为了维护华人形象而当众殴打评论家——给憋了回去。他渐渐松开手，放下评论家。他走到萨拉面前，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默默亲了亲她的手。萨拉有点儿羞怯，眼皮低垂，看上去就像极了一个棕黄色的瓷娃娃。他对她说，“你可真美。”接着，他们当着评论家的面，不能自已地接吻。
萨拉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自己完全颠倒了热恋时的处境，成为一个追踪恋人的疯子。她上午还在学校听了一节“后后女性主义”的讲座，下午就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干着还不如原始女人的勾当。如果是在母系社会，女人根本不用拴住男人。相反，男人要时刻围着女人转。她想着就算一万个不凑巧，他们三人迎面撞上，她作为被劈腿的受害方，不怕撕破脸跟他们一争高下。她还想到了分手，以及分手之后两人要如何处理二人的共同财产，一张二手沙发、一个滴漏咖啡壶和一张印着猫图案的地毯。
她的思虑一下子撞到“瓦萨校徽”的身上，撞到了他流线型的脸上，很白，极瘦，日耳曼人才有的高挺鼻子。这不还是刚才那个小男孩？这小子身上散发着汗味和高档柔顺剂的味道，乳臭未干的感觉呛得萨拉打了一个喷嚏。她想继续骂他，但再一次忍住，她知道自己必须不声不响地出现在那对狗男女的面前。大敌当前，敌人的耳朵又是那么敏锐，她断不可松懈。瓦萨男孩在楼梯上挤住了她，两臂一伸，又露出了无耻又无畏的表情。
“让我过去。”萨拉说。
“你先告诉我你在躲什么，我就让你过去。”他盘着手，仰着下巴，大声地问。
“嘘！”萨拉用画册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Ouch！”男孩格外用力地“哎呦”，引得店内的客人都往他们这边看。
这些纽约人有一种特有的悲悯性格，他们天生就是“地球人”，不仅关心身边所有人的具体生活，反对独裁者、资本家的剥削，同时也为地球上别的地方发洪水、出海啸、爆发疫情而忧心忡忡。
男孩完全不顾周遭的目光，笑着一把抢过萨拉手中的“狗头”画册，把书放在他们一侧的“畅销书专区”，补在售罄的名人自传书那一栏，不偏不倚。
萨拉想从书店快速逃脱，却发现评论家从对面的街道走了过来。他安全地穿过马路，小心地四面看看，在有滑板少年从他面前飞过的时候，抬高了手臂，做出一个“投降”的姿势。他看着年轻人的背影，耸耸肩，然后走进了McNally Jackson书店。在他过马路的这一分钟里，萨拉给自己做了上百次心理暗示。她在评论家推开第一道门的瞬间，决定下楼藏在哲学区最角落的书架后面。但在他推开第二道门时，她发觉自己完全没必要躲藏，她应该上前跟他打招呼，毕竟他们只是聊过几句的交情。握手就免了，打个招呼吧。
那天，评论家的气色很不错，他步履轻盈，带着久违的舒展和惬意，来到报刊架上寻找最新出版的《纽约时报》。他撩开报纸，故作不经意地仔细寻觅着自己的名字，一页，两页，三页……萨拉出现的时候，他还没找到，可是脑门上的几滴汗已经淌到了他胡须的位置。他急忙翻弄裤兜找他清早才掖进去的一块小手帕，萨拉则盯着他的报纸开口问他，“嗨，这么巧。”她没办法佯装两人很熟，因为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评论家紧张地观察着她的反应，他在将她对号入座，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但又十分怀疑地看着她。他原本打算问“你怎么在这”，又怕这话显得政治不正确，毕竟中餐馆的服务员怎么就不能到书店买书？也许她要买的正是他写的这一期影评呢。他只好折中一点儿，习惯性地说了句“你好”。可能是因为头先过于激动地找寻自己名字，他犯了一个错——他用了德国南部和奥地利人见面打招呼时才会说的“你好”——音调崇高昂扬，尽管萨拉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能猜个大概——这个词跟上帝有关，直译的话应该是，“上帝问候你”。
萨拉愣住了，她以为评论家是故意为之，用带着口音的家乡话跟她示好，就像她儿时跟着父母在四川看大熊猫时，爸妈会临时学两句四川话，专门用来逗大熊猫。她缓过神来，准备把“瓦萨”男孩介绍给评论家的时候，一回头，才发现那男孩不见了。评论家的目光随着她在书店绕了一圈，慢慢变回了纽约口音，说，“你在找谁？”他瞥了她一眼之后，继续翻起那份报纸。萨拉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从来没见到有谁跟自己一起。她嘟囔了一句：“刚刚有个瓦萨学院的男孩跟着我呢。”
“瓦萨？”他不止一次地问，“你怎么会认识瓦萨学院的人？”
“撞上的，也不算认识。”她能说什么呢，她总不能说自己正在跟踪男友。
评论家接着往下说，试图用说话来掩饰他的愤愤不平，“那个学校培养的所谓精英，在我看来，都是垃圾。新教徒，像罗斯福那样面相刻薄的家伙。大部分谄媚没脑子的纽约中产听到‘瓦萨’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的都是罗斯福在成为总统之前，曾在这所学校做理事的事。他们鼓吹这所学校，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罗斯福的虚荣心。罗斯福可能还跟他讨厌的胡佛一起啃过鸡蛋三明治呢，按道理，该分析的岂不成了这块三明治？它作为一块三明治，怎么能同时取悦了一个民主党总统和一个共和党前总统？它有什么政治立场？可美国的历史就是愚蠢的三明治历史，讨论到最后，全是精英们自己的手淫，射完了还不擦手，用这脏手再捞一块鸡蛋三明治。油腻，猥琐，恬不知耻！所以，你说，政治有个屁用？”说罢，他重重折上报纸。
“您手上的报纸是今天的吗？我能看看吗？”她问。
“不，这没什么好看的，我都替你看过了，不值得你浪费时间。”他慌忙地将报纸放到了杂志货架最高的一层，他转过头去，看着咖啡厅的区域，目光落在一个肥胖女人手中的黄油曲奇上，他再不愿多看这报纸一眼。
再次“开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太子街披萨店的门外排起队来。萨拉手里抱着几份被评论家折坏（折的时候过于大力，纸边都损坏了）的报纸，她还没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要花这钱帮他“善后”。她明明可以凭借着纯正的纽约音跟那个过来找他们麻烦的拉美裔店员理论，但那一刻不知为何，她什么都没说。披萨店的绿色招牌在忽然亮起的路灯映照下，无处不倒映着她的尴尬。藏在她心底的中国人才有的敏感与胆怯，有时也会毫无征兆地跑出来。她通常不会跟别人发生争执，即便她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吵赢，但她依旧希望自己在这社会中无声无息，作为微生物那样存在。所以她更不能理解，沿着太子街，从书店出来到此刻排队等位，评论家竟然能全程不停嘴，他还在讲他接触过的瓦萨精英们，从上世纪60年代盘说到今年。等到这些人都被他扣上了“屎盆子”，他又像他做文章那样盖棺定论地给他们下罪名，例如：“鸡屎诗人”、“猪粪小说家”、“屎壳郎导演”等等。他就是这么坚持己见，依旧火力全开地骂着那个可怜的“屎壳郎导演”，比头先骂诗人与小说家更卖力。
“没有一部片子比《纽约最后一个政客》更糟，毫无意义的手摇镜头让这部歌颂胆小民主党人的片子无比刺眼，是难看的那种刺眼！你以为你是谁，纽约是巴黎吗？姑且不说美国人与法国人的不同，就说这破披萨店，巴掌大的地方，还要搞这种不要脸的‘饥饿营销’，让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等位子？就是因为花了太多心思在不该花的地方，政府的这帮家伙才总能够草菅人命！你还手持相机去拍那些连路都走不好、话都不会说的政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去年爱荷华初选，民主党延迟公布选举结果这就是美国民主政治一个尴尬时刻。那感觉就像你今天好不容易洗了头发出门去，想买一份刊出你作品的报纸，结果这期的报纸竟敢替掉你的文章，换上什么名不见经传的瓦萨学院毕业生的戏剧评论，简直是，滑宇宙之大稽！”
萨拉翻开报纸，对照着找到评论家说的那篇文章。作者有一个奇怪的德文姓氏，是她怎么也读不出来的那种。果然，名字下面写着作者的背景——“瓦萨学院戏剧社”，年龄：20。评论家几乎毫不费力地就发出了那个德文姓氏标准的读音。那是他最友好的一瞬间，萨拉听到那发音就觉得有人在她吸烟的时候把火送到她面前，舒服好听。
萨拉还在翻看那篇小文，《你会不会跟政见不合的人上床？》。她把这篇短文拿给评论家看，向他解释，“这句话好像是这两年搞艺术的人聚会时经常会谈到的一个问题，要是在特朗普上台前，奥巴马当政的日子，一个异性恋者假装成同性恋来博取投资人的青睐，还有可能。但如今，没有人愿意伪装成敌对阵营的样子。他们宁可不上位，也不愿睡自己的敌人。”
“别傻了，这个小孩，”他故意站到她的对面，点起一支香烟，置若罔闻地说，“我敢跟你打赌，这孩子之所以能在《纽约时报》上发东西全凭他老妈的关系。他们住在上东区的联排别墅里，屋子的装潢黄灿灿的，椅子和沙发用的是橙黄色，墙壁和窗户用的是难看的紫红色。墙壁上挂满了巴洛克的画，天花板对应这些画故意做成高耸的穹顶，不堪入目的女神和表情造作的小天使在你头上乱飞。这房子唯一可取的就是桌面的那盏灯，灯罩是用浅绛色纱纸做的，就跟你们中国绘画用的那种纸差不多薄厚，非常漂亮。一看就知道，那盏灯并不属于那个家。你还年轻，你不明白，这世道什么都会变。有的人连自己的家人都可以牺牲。所以你问我，家是什么？”
“我没问……”她正要辩解。
他掐断了烟，用鞋底狠狠碾过，挥手示意她不要解释，同时继续说：“你没有回家的必要，你完全可以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你住在纽约，讲着皇后区的人才听得懂的俚语，睡着布鲁克林的男人，为什么非得回中国？你可以漫游各地。”
“纽约也是各地之一，”她回答，“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游历的地方。另外，我要说，我不住在布鲁克林，我们住在Tribeca。”
“谁他妈在乎？它不过也是你周游世界的一站。再说了，住在Tribeca就了不起吗？人家小男孩可是住在公园大道的联排别墅。”接着，他又道，“我希望在你厌倦了旅行之后看到你。那时，你肯定不会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来自哪个区。”
终于轮到他们了，这时，一个全身红色唯独胸前的围裙是白色的店员招呼他们进店。狭小的店里充斥着大蒜罗勒和芝士腊肠的味道。评论家的大鼻子发挥了作用，他恨不得将鼻子伸到每张座子面前，探探别人盘中的披萨究竟是何滋味。他的目光，先后从店面墙上、外卖打包台上的餐盒转移到刚刚迎他们入店的男人身上。无须这男人开口，他就已经知道他的身份，而且讽刺他作“满脸流油的资本家”。
萨拉不同意。
这惹得评论家更生气，他再次强调自己的批评有根有据，“不是资本家是什么？你看他把自己和父亲、儿子一起印在披萨饼上，这种做法跟特朗普和自己老爸站在一起合影有什么区别？资本家有选择性地呈现给你他们希望你看到的东西，卖披萨的要你吃的不是饼，而是‘家庭和睦’‘共享天伦’这个念头。所以，这跟特朗普的父亲硬把自己说成是‘瑞典移民’，用这噱头租铺头给犹太人有什么区别？他想隐瞒的东西，那些纳粹遗风，最后不还是在他儿子身上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点餐的时候，萨拉注意到评论家不停地竖起他焦虑的耳朵——他等着她先说话，想要参考她点的东西。结果她跟老板要了一块素食披萨，彻底掐断了评论家的幻想，搞得他只能再问老板，有什么其他推荐。老板故意矫正他说（他的口气明显是听到了他们刚刚的对话），“特朗普也来吃过，他最喜欢我们家的辣味香肠披萨，要不要来一块试试？”评论家想拒绝，然而环顾四周发现大部分人点的都是这一款之后，作出了让步，但他妥协的时候仍旧昂着头，“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可是谁让你们品种太少呢，就这个吧。另外，来两杯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他转头问萨拉。
“今年是第五年。”
“那你是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吃素了，中国人吃素吗？所以你是一个佛教徒？你看上去可不太像一个佛教徒。”
“佛教徒应该长什么样？难道他们头上都被开过光，顶着一层金色的圈？”
“哈哈，你很有趣。我就随口一问。我太太也吃素，所以我根本无法理解你们素食者的想法。对我而言，吃素并不能阻止杀戮，只会加剧民粹主义情绪。我太太就相信我们的世界会因为吃素而向着一个和平方向发展，那怎么可能？至少在我们家就没戏，她吃不吃素，我们都是见面就吵。”
两块披萨被盛在纸托盘里，端了上来。评论家又跟服务员强调了一遍，“两杯水。”
经过一阵沉默之后，水上了。评论家递给萨拉一杯，“吃吧。”
“男人是不是只会变老，不会长大？大部分时间，你们都是自说自话，根本听不进去女人说的任何内容。哪怕是对你们有好处的话。”她自嘲地咕哝道，说着已经把手中的披萨饼咬掉了一半，“本吉跟你在这方面完全一样，他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做什么都是对的。”
“喔，就是上次在你们餐馆被我揍了一顿的小子。说真的，我一看就知道他不行，配不上你。”
萨拉跟服务员要了两杯利口酒。
“不行——我不能喝酒。”评论家刚要拒绝，可酒香飘了出来，他抵挡不过——他拿过酒杯一饮而尽，结果引发了一阵咳嗽。
“不行——我不能喝酒。”萨拉学着评论家的腔调，重复着他的话。
披萨店老板用带着疑惑和半分关切的眼神看着他俩。一个小时之后，非常识趣地端上了一整瓶酒。
“我痛恨我的职业，文字工作者不能救社会，纽约人不会看你写的东西，特朗普更不会。我用我超过三十年的从业经验告诉你，就算他们看了，也看不懂！我们文明的内核就是满目疮痍的粗鄙，非常拙劣。”他继续说，给萨拉和自己的杯子填满酒，“我太太投资了一些独立电影，可她的‘独立’等同于浅薄无趣。他们背地里是怎么运作的，然后表明上还贴上‘独立’的标签，这一切我都再清楚不过。实话实说，聪明人都去商学院和法学院了，剩下的哪里都去不了的，比如我，才写写东西。”
“我男朋友很有可能……”萨拉叹口气说，她伸出手背擦了一下颤抖的嘴唇。她刚要交代自己的事，却被评论家的一声哀嚎打断了。
他没有哭。他拿过空酒杯大力扣在桌上，底部微微凸起的杯子恰好扣住一只苍蝇。这个动作引发了店内所有人的关注。他秉着某种巨大的情绪，由此开始讲话，仔仔细细地讲，翻来覆去地讲，讲他的婚姻，他的孩子，很少有人像他讲得这么乏味而悲惨，教人觉得他的生命长久以来绝不缺乏这样的故事。他再翻开盖的时候，沿着手肘滑下一个腕表模样的黑色塑胶手环，他赶快将这玩意藏回到衬衣里面。苍蝇在他这两个动作之间缓了过来，就像缺氧的人慢慢恢复了意识，抖抖小翅膀，又嗡嗡地飞走了。
“您结婚了？”
“当然。”
“那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那你找对人了，跟我咨询过的人都离婚了。”
“你太太出过轨吗？”她说，“人在背叛另一个人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从哪个角度？”
“这种事还分角度啊。”
“‘太太’这种生物，跟‘女朋友’可不同，她绝不会轻易赞许你的行为，即便你做的事本身非常值得赞许。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她不再小气、顽固、斤斤计较，反而嬉笑连连，当着外人的面夸赞你的文章时，那你就要当心了。”
“你太太最近一次夸你是在什么时候？”
“很遗憾，她从不夸我。一次都没有。”
“这不是挺好的吗，至少说明她没有背着你跟别的人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影评吗？”
萨拉的下巴垫在酒杯上。
“所以我说这是角度问题，没法从她不夸你反着推导出来她不跟别的男人睡觉。”评论家继续说，“我几乎评论了她投资的每一部烂片。这样，我就可以随时跟她在首映礼上偶遇，看看她究竟在搞些什么鬼。有时，我也会感到厌倦，不是讨厌她，而是厌倦自己的所作所为。等你哪天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我所说的话，你会感到，有那么一天，你的青春就像过期的牛奶一样……平静地倒在了马桶里。”
“可能你太太也有同样的感觉。”
“对婚姻吗？不，你们女人总是占便宜的一方。跟你分享个小故事吧。我有个朋友出轨了他的女秘书，结果被他老婆知道了。你知道他老婆是怎么处理的吗？”
萨利摇摇头。
“她老婆找了一个中国同事，在什么宝上买了五盒雌激素浓度特别高的药。”
“淘宝。”
“管它呢。反正这女人的招数太狠了，那玩意宁可自己不用，也不让别的女人用。这个故事是我太太跟我讲的，你说她这是什么用意？”
萨拉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笑，接着她转口问道，“能问问你太太投了哪部电影吗？”
“这部，稍等，”他翻着条绒裤的口袋，从早前掏出手帕的裤兜里又翻出了两张电影票，“就是它，《纽约最后一个政客》，你要看吗？我一点儿都不想再看一次。我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了，够了。”
萨拉拿过那两张轻型纸印刷的电影票，许多念头在她脑中浮现，她觉得这票理应是本吉拿给她的，而不是由眼前这个陌生人。如果评论家都能有两张票，那么本吉拿到的只会更多，他难道带着刚刚书店里的那个女人一起去了？评论家看见一丝忧虑的阴影掠过萨拉的脸庞，他借着酒劲扬声讲了几句德语。再度引起萨拉的注意后，他不乏骄傲地说：“人生不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事情想不透，但你依旧在矛盾的陈述中找逻辑，等别人给你一个答复，最终的审判，殊不知，那些你所期盼的东西不过是电影一样的假象，都是假的，审判不会到来，没人能给你答复，你抓紧的只是一些自己脑子里头……”他这时用手响亮地连拍两下头，“这里头的……幻象！”
“或者，也许你太太会回来，她会……”但她没把话说完。
两小时后，电影在格林威治村的“翠贝卡放映厅”如期上映。评论家在萨拉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坐到了预留席后，认真地扫了一圈他周围的椅子，他们坐的这一排只贴着“留座”，而他们前头一排都贴着来宾的名字。他在哈欠连天之前，耗尽所有力气对现世进行了最后一次讽刺，“咱们今天来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吐但是又把酒气强行吞咽了回去，“我们是来检验这地儿能不能让酒鬼进入——当酒鬼就是他们所谓的狗屁嘉宾，他们到底是将他看成是‘酒鬼’还是‘嘉宾’。”在影片正式开始播放之前，评论家就已经昏睡过去。
萨拉一个人对着屏幕，对这部每天都听本吉提起的电影原本没什么期待。可是等到其中一幕出现，男主角用手指在一道无人踩过的雪上写下女主角“Sarah”（萨拉）的名字，她忽然觉得这就是本吉拍给她的，这么一个举动让她的名字变得很美，两个轻柔的元音“a”被两端的辅音隔了起来，和落满寂静白雪的大地相得益彰。
没有人的冬天，太子街的边边角角，从东向西的这条大道横穿曼哈顿下城，向西可以跨过荷兰隧道直达泽西市，向东过了曼哈顿大桥就是布鲁克林。片中的女主角总是在奔跑，沿着太子街到运河街，一直跑到人看不见的地方。后来，她的男朋友为了跟踪拍摄敌对阵营的党魁，忽视了她的感受。他们就像纽约城里许多个不欢而散的情侣，散了。
男主角在片中被问及女主角的时候，先是叹了口气，讲了一些她的优点和好处，又如释重负地叹口气。他觉得恋爱与政治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最后一幕，他望着镜头，毫无意义地笑了笑。这一笑让萨拉心旌摇曳，她转过身去，配着片尾曲中哼着的歌，飞快地瞥了一眼正在沙发座椅上酣睡的评论家。歌词在唱：“这里是纽约，我们都爱这自由的地方，大摇大摆走在街道中央，没人会问我的国籍、宗教和血统……”
片子结束前十分钟，她离开了座位。临走前，她去了一趟剧院的卫生间。她洗手时，不小心把皂液弹到面前的梳妆镜上，正准备要擦，扭脸看见从隔间走出来的中年女子。那女人顶着一头漂亮的褐发。就在她们相视的刹那，萨拉立即认出了她，她就是下午与本吉逛书店的女人。她看着她，她也看看她，她们同时掏出粉饼盒补妆。然后，褐发女人拿出粉扑向自己的后脖子拍了几下。萨拉看到她脖颈后面黑白交界处怎么也扑不到的地方，她站到她的身后，帮她扑了几下。
黑白之间的地带，逐渐变成灰色。她向她微笑道别，她却没有理会。她知道自己应该心不在焉地回个微笑，这样才不显得窘迫。出门后，那女人越过了萨拉，逐渐走近评论家，他们俩人又在门口迎上书店里的瓦萨男孩，最终三人结伴离开电影院。
评论家走在妻儿中间，紧紧搂着他们，说着德语。他的妻子，本吉的那个女朋友，左手戴着一个评论家同款的黑色塑胶手环。他们的儿子嘴里嘟囔着什么，极不情愿地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在上出租车之前戴到了手上。
她有话要跟本吉说。这个念头在她凌晨回到家的时候，像一滴水掉进潜意识，有什么东西溢了出来。她吻了一下本吉的额头。看他的模样，应该在沙发上睡熟很久。她的嘴唇咀嚼般地上下动了动，好像在演习她要说的话。许多个操着乡音的人在她身后催促着她，替她说着心声，却没有一个来自纽约。她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她最后鼓起了勇气说：“等你有空，一起去旅行吧！”本吉揉揉眼睛，搂住她的腰，稍显得不知所措。接下来的话，她用中文讲。她的声音很小，却如沉雷轰响而过，直到把他完全吵醒，“我大概一辈子没有回去了，你，起来，跟我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