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在城市，你不能没有工作。尤其是在像纽约这样的超级大城市，你忘记刮胡子出门都有可能被当成是失业者，你可以说你是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艺术家，可这并不能让追名逐利的人因此而正眼看你。
我上班的公司在华尔街，它一直保持着“只出不进”的规矩。因此，我的辞职让我的主管经理林肯更加诧异。这个美国人反复跟我确定，“You sure？（你确定？）”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现在离职，让我在美国立足的H1B签证也就打了水漂。我进他办公室之前“哐”的一声撞上他的屏风，这吓了他一跳，以至于他打量我的时候还以为我在“诈”他。他的眼睛一会看向我，一会滑向我身后的屏风，在他就要提起加薪的事时，我告诉他，我连在时报广场租的公寓都退了。“你想好了，灵玉，我向来是喜欢你的，”他说，“好吧，我得去开会了，老板找我。你也许该把公司楼下的信箱名换一下。”
信箱上有我的名字，“Ling yu Qin（覃灵玉）”。
纽约下了三天雨。第三天的傍晚，我路过曾经住过的那幢公寓。悬在暮色里的街灯在雨中亮了起来，时报广场上的灯牌每一块都投下一个倒影。我拐进第42街，影子没有追上来。这时，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自从他住进我的公寓之后，我们每天早、中、晚都有联系。他发了一张从我的卧室拍摄的街景照片，照片的角落里一个打着黑色折叠伞、穿卡其色风衣的女子就是我。我始终觉得我们之间有种用语言说不清楚的东西。我骗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纽约一个朋友的，她现在回国了，正好空着。
城市中没有一个影子是免费的。大到帝国大厦，小到广场上的一块方砖，一道边，一个角，都有它的价格。他初来乍到，待久了就会习惯这里的冷漠，喜欢上这种冷漠。纽约人甚至都不怎么谈论天气，好像早已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日子。这时，他刚好发短信过来，告诉我他正准备去吃饭。我向他推荐了我常去的那家咖啡店，必点的是他家的招牌——蓝莓派。趁热吃，蓝莓裹着枫糖浆从派的顶端流下来，流到满盘子都是。那种甜需要舌头配合着把胃里的欲望都勾出来，留下一个大洞等着被糖浆填满。他说他照我的推荐，已经点了这道“镇店之宝”。
他上周来找我的时候，丝毫没有提字幕组的工作。他起了一个头，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接着，整段对话就由我来主导，我既紧张又焦灼，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些关心他的话，却都避开了对他的直接关心，始终在问他室友的事。即便聊天的时候，我只能看见一条对话框，但我从时断时续的回复看出他的难过，他仿佛面对着我点点头，垂下睫毛浓密纤长的眼睛。他是该不好意思啊，换作是我，向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会觉得难为情。他问：“你在纽约有金融圈的人脉吗？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了无数遍。我幻想着他真的来了纽约——一个穿浅灰色西装的瘦高男生坐在我家街角的咖啡厅，他看到我，他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着彼此。
最近一次拉轴，我发现时间之于我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我开始模仿剧中人的说话方式，研究他们的神态、动作，我将他们身上最好看的部分用想象力截取下来，再拼贴在一起——他理应有一张教人安心的方脸，尖尖的鼻头与稍微隆起的鼻梁之间呈一道好看的弧线，他细长的睫毛就像他的手指一样，符合他这个人执拗冷酷又柔情似水的性格。我做完了基本的翻译之后，就会用他的时间帮自己做一遍校对。一些难翻的短句，例如“Waltz with me”，我的粗翻是“与我共舞”，但我再用他的眼过一遍时却改成了“与我打交道”。哪怕是最优秀的字幕组译者，也很少有一个人扛下一整套剧的。我就这样做了，而且乐此不疲。我翻得很快，希望电脑上的时间轴可以比现实时间更快，这样，我就能预计他在什么时间上线跟我打招呼。如果一个人没有肉体，将她的全部寓居在时间轴上，那么她是否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越过时间，一桩桩小事静静消失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具体。
在字幕组这个圈子里，成员的真实身份都属于机密。他可以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一个来自皇后区的家庭主妇，或者一条会听英文会写中文的狗。我从没问过组里其他人的身份。一部剧集出来之后，我们组里的成员都像秃鹫捕食一样争先恐后地打开下载账号，用一个每分钟都更新域名的海外服务器下载自己喜欢的片子。因为有时差，我总是最后一个才登入账号的，那时候容易翻又受欢迎的剧集，例如漫威超级英雄或者小黄人大电影都被抢光了，留给我的都是中世纪女王出征、家族内斗、宫廷秘史这类的东西，被组里的人称为“烂菜叶子”。对于这件事，我毫不在意。因为抢着出风头的总是同一批人——他们被我和组长称为“生肉”——每周15小时免费为字幕组工作的爱好者。每一次组长拉人进群，就会有一两个“生肉”在自我介绍之前先抒发一通对我们字幕组的仰慕之情。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这些人的荷尔蒙，他们说——“我觉得字幕组的工作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他们还说——“夏先生，请发给我们测试，我们一定能达到您设定的标准。”
“夏先生”是我们组长，我喊他“老夏”。我要谢谢老夏，如果不是老夏，我也认识不了他。
今年是我和老夏相识的第十年。我们是网友，在现实生活中没见过一次面。我不知道他是男是女，而且我觉得我没必要知道。就像他每天在催我交片的时候，不会管我到底是喝着blue bottle咖啡用我全职工作的电脑来作业，还是缩在我那不足2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光着脚驼着背披着一条从二手折扣店里淘来的花格呢毯子来完成。那条毯子，我至今还没来得及清洗。
老夏在招募新“生肉”的时候，照例会给他们出一套“考题”。乍听上去有点复杂，其实就是把三部剧集剪碎了揉在一起，混合成一部半小时的片子，交给“生肉”们来翻译。限时20分钟完成。三部片子的难易顺序依次是：变态难，很难，难。最近一次测试，组长把出题的权力交给我。我当时正坐在纽约最脏的地铁线上，从135街一路朝南，收到他的邀请还是忍不住“啊”出了声。坐在我对面的单手拎着酒瓶的醉汉，笑呵呵地盯着我看，他学着我的声音“啊”了一下。我白了他一眼。步履匆忙的纽约人不会跟陌生人打招呼，因为他们知道，喜欢跟人打诨插科的通常只有无业的混混。那节车厢全是啤酒和马尿的骚味，像极了18世纪的伦敦，尤其是治安很差的白教堂周边。我不知道自己是被这酒鬼还是他身上的气味冒犯到，总之我那一刻萌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我决定让“生肉”翻《开膛街》——一个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故事。组长听了我的提议，犹豫了一下，他问我确定要这样做吗，毕竟这些“生肉”都是免费过来干活的。确定。而且我提醒他，千万不要透露给新人，我们这组只剩我们两个人的事。原有的几个组员都在上周离开。他们听说不久后会全网“封杀”字幕组，已经开始另寻出路。眼下，我们急需引入新人。
字幕组的“熟肉”都知道，一句带着奇怪口音的语速极快的英文，听上去跟“Taushiro”没有区别。这是世界上最少人说的语言。1975年，最后一个精通这门语言的人在秘鲁去世后，这门语言就此绝迹。我们挑战的不是“生肉”的技能，更多时候是他们的心理，要在20分钟之内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了尽力而为，更重要的是不能糊弄自己。组长在收上他们的“考卷”之后，连连摇头，他看到有人把“bullshit”直译成“牛粪”时，气得连头都不想摇了。他说，上一次有这感受，还是1998年有人找他帮忙校对《泰坦尼克号》，里面杰克和罗丝做爱的时候有一句来自罗丝的呻吟——“Jack，Slow Fuck！”结果，这句话被一个“生肉”翻成了“捷克，斯洛伐克！”
测试之前，“生肉”在群里聊起彼此的拉轴技巧。
一个人说，自己喜欢倒着翻，从后往前，这跟讲故事时倒叙是一个思路。另一个说，他只翻自己看得懂的，人生苦短，他要及时行乐，那些长难句不翻也罢，总有大神来翻。翻译这个事，永远不能跟原著的本意百分百重合，只能无限接近原著。还有一个人话很少，他就是我的那个他。他觉得时间有自己的调性，每一部剧集都有属于各自的时间。很多人喜欢叙事复杂的，可他只喜欢简单的故事。他喜欢质数。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
我在看他们交上来的片子时，十个人里八个都是直译，大白话翻得七零八落，还有一个索性把一句话译成了“我是可怜的杜松子酒，使我的学业相当混乱”。我对照着上下文听了几遍，依旧无法理解他从哪里看出“我”可以等同于“酒”，又是用怎样一个清奇的脑回路把“faculties”理解成“学业”。同一个人，他还把“in toto”这句古雅的老式英语翻译成了“在马桶上”。某天下午，我去上东城某高级写字楼送合同时，碰巧遇到了一个“ToTo”牌的马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的用意。可是无论再怎么辩解，字幕错译、漏译、词不达意、语句混乱，这些都是做字幕的硬伤。“当嘴含机关枪的演员冲着屏幕扫射长难句时，你不能被一个状语从句打倒了，就选择临战而逃吧？”我在群里对蔫了的“生肉”说这句话时，顺利通过测试的三个人正在打退堂鼓。
其中一个问：“字幕组的工作合法吗？”
我答道：“这要看国内是否有版权方引进、翻译成果是带字幕文件还是带视频，还有最重要的是看这片子是否用来卖钱，不能一概而论。”
另一个问：“我看到你们组也翻了一版的《权力的游戏》，你们觉得这部剧算不算烂尾？如果算，那九年的翻译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对了，九年前怎么就决定翻它了，它又不好翻，就像你们给的《开膛街》那道考题一样。”
我说：“事实是这部剧的确烂尾了，但我们只是做翻译，不是帮原创团队梳理剧情。老的翻译人讲究信、达、雅，这个‘信’是排第一的，如果我们篡改了台词，估计你也会给我们寄刀片。如果你喜欢翻译，纯粹出于喜欢，再翻九年也不是什么问题。”
最后轮到他提问。他直接在群里“艾特”了组长，问道：“翻一集难度正常的英文剧集需要多长时间？”
组长没吭声。
我隔了一会回答说：“只翻译的话，最快要2小时，视台词多寡需要人手不同。4到8人，连续作业2小时。实际上这个阶段的翻译成果不可能直接拿出来，必须再经过更长时间的校对和打磨。”
他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刚刚测试的时候只给20分钟，让我们翻一个根本不可能做得完的剧？”
这个问题，我按住没答。我觉得奇怪，究竟是什么人敢这么讲话。我通过他这咄咄逼人的语气，飞快地在脑海中将他的外貌形象化——一个身体发福、胸肌丰满的年轻男孩，因为沉迷于网络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同时因为摆脱不了自己荷尔蒙的驱动早早掉光了头发。这样的男人有几个特点，例如：争强斗狠，血气方刚，随时准备大打出手。我飞快地查了一下他的成绩，不出意料，他能如此底气十足地说话是因为他把时间轴拉到了23：17秒……还差不到7分钟他就能完成这部片子。这让我有点紧张了。因为他确实很强。算上过去那些没有故意刁难“生肉”的测验，从来没人可以坚持做到20分钟以上。别说新手，就算我和组长上阵，也未必能做得这么快。
他没有理会我的沉默，而是折回到第一个人提出的法务问题，将他所知道的和盘托出：“字幕组的成员需要意识到自己承担着一定的法律风险吗？我不相信你们是完全非盈利的。你们租借服务器，一年也得好几万。如果我入组的话，我想先问清楚会比较好，免得哪天被你们卖了还替你们数钱。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不经著作人允许，不能私自翻译并且传播版权方的内容，你们私下交流学习可以，但是一旦挂到网上就变成了侵权。”
我承认我犯了一个所有人拉轴时都会犯的错误，就是快速地对工作对象产生了某种情绪。起初是明显的抵抗。我从他说话的方式感到此人来者不善。我马上私信了老夏，让他从旁帮助。老夏提醒我回忆一下，我们组上次被人举报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就算他能力再好，假如不能为我们所用，都不算数。老夏说，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做字幕必须遵循美剧中的丛林法则，尽可能地为自己扫清敌人，适时地清理一下门户，这都是“防患于未然”。我不像老夏那么果敢，我还是犹豫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把他踢出群组。
过去几年，比我们规模大的字幕组都被“一锅端”了。2009年之后的十年是字幕组的亡命岁月，人人影视、伊甸园、悠悠、射手网这些过去响当当的业界龙头都纷纷落马。上次举报我们的就是一个对手组的前成员。他想从我们这敲一笔竹杠，不然就让版权局的人查死我们，让我们也遭遇一次他们组的“生死劫”。后来，版权局的人真的来了。但因为我们只做外挂字幕，放弃加工带版权的视频原件，版权局的人只能给我们一些口头教育——“游泳、下棋、跑跑步，这些爱好不好吗？怎么就非要沉迷于网络？”说这话的人在我看来，都是活得特别具体的人，跟我不同。我只要薄薄的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翻过的美剧时间轴上。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们不做供人下载的片源，只做在线观看的嵌入式网站。为了规避风险，我没有一次在时间轴上用过自己的本名。用不着他提醒，我何尝不知道，版权二字始终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组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观众——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几百人再到现在北美地区和覆盖华北地区的几千万人，为了这些人，字幕必须继续做下去。
组里留下来的那两个新人，明显是被吓着了。他们收到我发过去的合同，迟迟没给回复。组长在群里“唱红脸”说：“字幕组成立之初，皆出于热爱。我们努力把喜欢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大的回报。嗯，我们，用爱发电。”他“艾特”了我，这是在逼我“唱白脸”。我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把另一个入围的人踢出群，接着简述了我们组的规章细则：“第一条规则就是，不可透露工作内容，尤其不能接受外界采访。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就是不要打听组内成员的真实身份。你们之后会被分在不同的‘剧组’独立工作，前两个月先做‘试用翻译’，在积累了一定翻译时长之后，才可以转正为‘正式翻译’。”
一
00:13:49,662-->00:13:51,488
从古至今人们都会尊重那些
"In all ages,the people have honored
二
00:13:51,489-->00:13:53,378
不尊重自己的人
"those who dishonored them.
三
00:13:53,379-->00:13:55,565
他们对最伟大的骗子顶礼膜拜
"They have canonized the most gigantic liars
四
00:13:55,566-->00:13:58,607
为最伟大的盗贼风光大葬
"and buried the great thieves in marble and gold.
如上，这是一份字幕文档的样式。介于我们全组加起来不超过十个人，统筹、翻译和校对有时候就混着一起做了。职责分工远不像我在立规矩时说得那么明确。有时为了跟对手抢单集的首发，一集一个多小时的剧，两个试用翻译要相互校对，他们翻错的我还要帮他们重做一遍。做完之后，又要马不停蹄地做时间轴和特效。
拉时间轴的人，就是一部片子的时间掌控者。你可以控制每个角色说话的节奏，以及每句字幕出现与结束的时间。
想要真正控制时间，其实非常困难。这就像你听了时间的回答，你以为你了解时间的奥义，但却不能从时间身上带走一分一秒。我们组用的拉轴软件叫“时光机”。一秒在“时光机”里，既长也短，稍纵即逝。真实世界里的一秒，在虚拟世界里要短得多。人在时间面前笨拙不堪，你的面孔会被它打散。那些被你忘却了的过去，不知道何时又附在字幕上，在你把它翻成中文贴在时间轴上时，忽然冒出头来。
在字幕组工作的九年中，我只接过一个“私活”。
一个有钱的太太委托我们翻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她说那是1996年的剧，她想翻给她孩子看，她孩子就是那年出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她这并不动人的说辞打动了，我们组长也劝我接，我知道他是冲着那两万块钱去的。接了之后，我才发现，每一句平均要啃5分钟。我一个学计算机的大二学生，靠着啃原文原著凑合着出了一篇英文台词，然后组长对照着中文的半文言文翻译全文。我生怕人家嫌我们没有“莎士比亚腔”，特意研读了几套不同的中译本的《第十二夜》。一个星期下来，我只翻了半集，比我们现在招新的“生肉”还慢。其中有一句，卡在我的时间轴上，如鲠在喉——“God give them wisdom that have it；and those that are fools，let them use their talents。”这里的“talents”（天才），剧中的发音实际是“talons”（爪子）。我在想，难道莎翁有意让这两个词因谐音而成为双关？还是说，编剧在改写剧本时有意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又或者是演员的一个口误？这些想法总在我脑子里盘旋，我不知道该听从哪个声音，一个小小的倾斜都会导致翻译上的巨大变化，那么我究竟是该把它翻成“上帝把智慧给了有智慧的人；至于傻子们呢，上帝让他们用自己的天才”还是“……至于傻子们呢，上帝让他们用自己的爪子”？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刻，我感到“上帝”在为难我，让我意识到我作为人的局限。我明明已经辨识出来了那句话的意思，但我却无法还原它背后的忧悒与悲伤。这些无奈的情绪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最后到了要交成片的时候，我请教了老夏，他说你就翻成“本能”，“上帝让他们用自己的本能”。他似乎也看明白了我的痛苦，劝我大可不必较真。这就是一个活儿，还不至于要动用“本能”去解决。于是，我松开了我的“爪子”。那套片子出来以后，富太太没给我们任何反馈。倒是她的孩子，私下给我发了一条MSN，他提了一些关于莎士比亚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或者是我当时觉得收了钱就没必要再回答任何提问了——这小孩学英语，学得怎么样，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事后再想回复那条MSN，可是MSN都已经没了。
好在，人是健忘的动物。我来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困难。就像你横穿马路，会承担被撞飞的风险。你从三米多高的路中央迎头坠下时，疼痛都是穿心刺耳的。有人会在你身后失声尖叫，无论他们操的是英语还是我们镇的乡音。事物、人物、景物，一切都会被时间冲淡成同一种语言，嗡，嗡，嗡，嗡。
在我翻过的美剧和美国电影里，当街被撞飞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剧情。而且大部分超级英雄在被撞飞之后，只是若无其事地掸掸衣服上的土，继续向前狂奔。大部分美国人（以我公司的同事为例）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相信——英雄就是真理。如果不是真理，英雄为何如此强大？那些真正赚钱的行业，又有哪一个不是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我们对强者越是崇拜，就越想凑近他们。我在公司码代码的时候如此，回家做起翻译来也是如此。我们不管他是否一向好斗、酗酒成性，也不管他从龙门客栈还是美国西部而来，只要他放胆去做，我们就崇拜他。所以在组长亲自把那个什么都敢说的人拉回组里的时候，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恐惧，并没有露出丝毫不满。
他是谁？我发现我竟然对他有了兴趣。
来美国这些年，踽踽独行的我向来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保持着某种安全距离。我试过融入真实世界，但我的格格不入总是很快被他们中的大多数指认出来。等我来美国读研并且奋力拿到H1B工作签证，签了“卖身契”进入了纽约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我发现在比我晚入职的白人员工眼里，我仍然不是他们的一员。至少，如果我真的属于他们那个小圈子，他们不会反复地问我“你来自哪里？”我每次都回答说我来自纽约。然后他们紧追不舍地问“我们是问你真的来自哪里”。这话说得好像我一直在讲假话似的。那些问我问题的白人程序员，他们根本不需要专业文凭，有个叫林肯的因为是合伙人的侄子就直接入职了，连面试都没有。他用Java和ASP.NET软件的本领还是我手把手教的，可他却当上了部门主管。
我对人在现实世界的身份失去了兴趣。程序员的工作远没有字幕组有趣。我不想知道真人真事，程序员的故事又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每天非常自律地翻译字幕，在公司收到夸奖时会拉轴，被领导骂了几句后还会拉轴。美国人都说我很“chill”（冷静），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都这么“chill”。他们不懂，正是因为他们活得太过具体，他们才会有烦恼。
我通常会在晚上10点下班，在线等北京的老夏起床，不知不觉就拖到凌晨。12点，我走出“时报广场站”，穿过举着自拍杆的游客和喝多了正在说胡话的年轻人。我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偶尔有人不知好歹地上来问路，我会给他指一个错误的方向。回到42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的出租房，打开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我将电脑和手机同时调成静音，戴上耳机。这时我的午夜才刚开始。寂静的老楼，连一块墙皮剥落掉地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可我才懒得理，住得再差也只是一时的……房间里只剩下我敲击键盘的声音。
他不一样。他对世界带着一种本能的愤怒。
他不喜欢他的本职工作，却又没办法靠兴趣赚钱。他只能拉轴，把愤怒发泄在时间轴上。如果翻译可以有风格的话，他的风格就是东北爷们那种极其彪悍威猛的感觉。他翻得极快，每个词都翻得极硬，力求原汁原味。我跟他恰恰相反，我把生活中用不到的情绪全都投入到时间轴上，所以，我翻的字幕比我这个人还要温柔、平静。他重回组里之后，经常挑我翻译的问题。他说我翻得太柔了，加入了一些不必要的个人感情。我知道，他还在怪我踢他出组。老夏看到了我的迟疑，又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不是害怕他找你的茬么，你就注册A和B两个小号，这样咱们群里加上我就有三个人挺你了。少数服从多数嘛。”
我照做了。在我的预设中，小A是男性，小B是女性。
他不知怎的，开始找小B说话。一开始是吐槽我的真身，后来就是变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即使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他说他需要一个聆听者。我想，的确没人比我更适合聆听。他以为我那边是北京的下午了，其实我是纽约的凌晨。我们中间有一两个小时没说话。他说他在看书。我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一本小说，名叫《质数的孤独》。他问我看过吗，我说没有。我问他，小说好看吗？他说有点失望，因为他快看完了才发现，通篇根本没在讲质数。他解释道，自己从小就对质数痴迷，因为数学好才去学经济。他每周只在周二、三、五、七出门吃饭，其他时间在家吃。他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音量开到17或19。他洗澡的温度控制在101℉或103℉之间。他上一次跟伴侣分手就是因为对方看不惯他“质数控”这个毛病，非要选28、30这两个座位，而他在影院门口坚持要选29、31。在和我道晚安之前，他讲了一个从未跟别人提起的故事。一则蝉的故事，当然，还是与质数有关。
“某一种类的蝉，它在地下以卵和幼虫的形式生活11年，第11年到达地面成为成虫，在经历第一个夏天后产卵死亡。它的卵会延续11年的周期再次长成成虫。这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是质数，这个数的周期很独特，几乎不会和各种短周期的天敌重合。假设某种与之类似的蛰居天敌以2、3、5、6、7等周期生活，那么这两种动物同时生活在夏天的时间非常非常少，因为11是质数，所以它就能避开被天敌吃掉的危险。如果这种蝉的生命周期是12年，那么以2年和3年为周期的动物总要碰到一起的。因此天敌数量大大少于其他合数周期的蝉，所以能大量存活。我觉得我们俩很像，质数和质数一起工作，不比跟那些偶数瞎混要强得多？”
我觉得时间轴的本质是质数的——一个人在时间轴上作业，只有在时间轴上时才能名正言顺地不说话。日头里的不声不语是偶数的，教人内心总是不安，到处走，没有着落。
恍惚着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在闹钟响之前自然醒了，脑海中依旧飘着他描述的和质数有关的画面，从他家客厅茶几上摆着的遥控器到他家后院苹果树上的夏蝉……在我的想象中，这些东西都长着一张质数的脸庞。午休的时候，我在公司茶水间煮着咖啡，忍不住用手机开始“人肉”这个男孩。我想知道他的模样。“硅谷”“金融业交易员”“经济学本科”“喜欢质数”，我同时开启了Instagram和Facebook，要知道，我在这之前登录社交平台的次数不超过10次。其中还有几次是被同事“艾特”了，不得不冒头上去点个赞。
他被老夏再次拉入群时，第一句话就问：“是谁把我踢走的？”
“这重要吗？”我用我的小号A回答。
“小A，请问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种职业吗？”他问。
我知道他这是自问自答，并不需要我回复。
他果然继续说：“世上只有五种职业：Councilors，Lawyers，Programmers，Surgeons和Traders。”
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对应的中文意思，译文几乎自动而出——“议员、律师、程序员、外科医生和交易员。”
“我的本职就是其中之一，可我现在答应入组，而且是第二次，某种意义上就和我的本职工作不相符，至少调性不一，我妥协了，为了做字幕这项可有可无的兴趣。不过你们组里的这几个人，所谓的元老，跟我情况不太一样吧。如果哪天我当了组长，把你踢出群，估计你就要喝西北风了。还是那句话，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五个职业之外，其他的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
我用小号B维护小号A说：“没招你入组的时候，我们以为你是仗着自己拉轴比别人快，有点‘技术护城河’优势。现在再看，原来是贩卖精英立场的小朋友。就算你是美国议员，你拥有权力却不代表你不能被人复制。如果有人可以取代你，那你的优势也就只能是一时的，不能构成‘结构性优势’。”
“这位小姐听起来应该是同道中人，这样吧，我出一个题考考你。”他说。
“什么小姐？你小子放尊重一点成吗？人家都够当你妈了……”小A说。
小B说：“没事，让他问。”
小男孩问（不知道年纪多大，但他的语气里透着他的年轻气盛）：“请这位大姐进行一个情境设想：如果你有闲置资金100万，想借给他人，并从中获利。你手上目前有这样三个人：第一个是A，他平日无所事事，有天突然声称自己家树下挖出了金矿，他需要20万元资金挖矿；第二位是我们的副组长，总是话说到一半就没了踪影的‘约翰内斯堡’，他深得群里众人的信赖，需要借5万块钱独资成立一个字幕组，单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尊敬的夏组长，如果不是他亲自私信问我要不要回来，我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好了，假设夏组长是资深成功企业家，他经营一家有3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目前需要40万资金扩大业务。你觉得你应该借钱给哪一个？”
既然夏组长被点了名，我和我另外两个角色便不得不等他先回应。老夏没作回应。等待的过程中，我都能想象得到组长把粗壮的手指头按在他紧闭的嘴唇上。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思考这么久的大事。而在真正应该知会我一声的大事上，比如他私下联系这人的事情，他难道不该事先跟我说一声？慢慢地我发现，只要是领导，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黄皮肤还是白皮肤，都是一个样。他们指向一个东西，却在你还没看清那是什么的时候又转了风向。他们的话永远都是复合式的——命令与抚慰、怒斥与宽宥接踵而至，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当我看到组长终于出面讲话，说的却是让“小号B”来代他作答，我一点都不惊讶。
“人呢？”男孩在组里连问三遍，有点不耐烦了。
小B说：“你最终会把钱借给夏组长。首先，你知道A是最不靠谱的，直接跳过不计。其次，你知根知底的‘约翰内斯堡’，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风险低。但是正是因为他的风险低、资金需求量小，你需要贷出20个这样的业务才能全部安排掉你的100万元。但这意味着，你同时要承担这20次贷款业务的综合成本。最后到了夏组长这里。虽然老夏的贷款业务综合成本较高，但因为是‘一锤子买卖’所以仍然低于8个‘约翰内斯堡’的业务成本……”
他们一共提到三次“约翰内斯堡”，这才是我的名字。大部分人通常会在最新下载的美剧演职员表那一栏看到我的名字。不过，我不是男主角，也不是女主角，我的名字在他们身边一带而过，“时间轴约翰内斯堡”。似乎只有此刻的相遇，陌生人、网友、美剧发烧友，才能接近真实世界下面的我。那个藏在礁岩与溶洞里的我。
我曾经以为，人在时间这条轴上只要像浮雕一样存在就好了，不用得到关注，隐隐地陷入在山洞的壁画之中。也因如此，我翻过的每一季美剧，我都不关心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不在乎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挣扎，我只负责记录我听见的东西。约翰内斯堡，你是怎么了？为什么你听见他念你的名字，竟有一丝开心？
我用小号跟他聊天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先爱上他。
我的预设非常具体——小A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东北大汉，小B是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白领女性，他们都是我和老夏的朋友，都在字幕圈混迹多年。我的这个他，好像不知怎的对小B动了心。这大概是因为小B跟他都是金融从业者的缘故，或者，有什么我也不知道的原因。但问题是，在我们组里，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毕竟小A、小B和约翰内斯堡，这三个人都是我。
不是没有穿帮的时候。相反，我在角色扮演的时候，完全忘记自己是以哪个身份作答的。我每天通勤从最拥堵的时报广场出发，在早高峰的钱伯斯街车站下车。包括我爸妈在内，许多人都以为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的中国人就一定赚得盆满钵满，尤其是听说我在时下最赚钱的对冲基金工作时，一个个都投来艳羡的目光。亲戚过年特意来我家串门，让我爸妈给他们的孩子包个大红包。他们嘴上笑嘻嘻地说，沾沾你家灵玉的喜气。在我与自己相伴的这些年里，我几乎完全忽略了“灵玉”这个人的内心感受。
小男孩逐渐变得大胆起来，他时常在拉轴的时候截图，把自己翻的内容传上来。他开始公开“艾特”小B，喊她“姐姐”，问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连老夏都看出来，他对小B很有好感。老夏私信提醒我：“老同志，不要在年轻的沟里翻船。”小男孩开始发很多跟自己有关的内容，只为换得小B的一条回复。
他总问小B：“你是谁？”
小B说：“我是谁重要吗，说白了，只要你按时交给我译文，让我按时完成时间轴就可以。”
他想要了解小B的喜好。像我这种常年寄居在虚拟身份中的人，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他们的情感表达格外敏感。我在美国没谈过一场恋爱，但我翻译过的恋爱故事加起来却不计其数。他终于开始毫不避讳地在群里问我，最近有没有看北美院线上映的一部小成本文艺片。我明明知道那部片子，在我家对面的AMC影院就有的看。可我却隔了两小时之后，用小B的口吻答道：“我人在北京，还没机会看。”他说他前几天下班在圣荷西的Cinemark看了这部片子。还不错。这是他的评价。他很久以来已经对电影（或者任何以表现为形式的艺术）失去了兴趣。一年前，他在入职金融业之前差点去考UCLA的创意写作课。“我想当个作家，不然，编剧也成。”他不是没尝试过写故事，但用他的话说，“西岸没故事。”他觉得在加州，与创造力有关的职业早就完蛋了。他写的东西没人发表，那些他认识的读了创意写作课的人也没能成为作家。
“他们都去干什么了？”我问。我用错了身份，不小心用“约翰内斯堡”发了问。
“哎呦，难得约翰老师上线，”他发了一个捂嘴笑的表情，然后继续对小B说，“一个我的大学同学，富二代，喜欢文学，出过一本诗集。经济学本科毕业之后去读了这个课程。现在在家煲剧、打游戏。他吃着用他爸妈的钱买的东西，只要他开口，他就能在每月的第一天收到一笔零花钱。”
“现在在美国找工作很难吧？”这次是小B在说话了。
“何止难！在硅谷，你不会写代码，人家根本不往下问你其他问题。而且现在新总统新政策，就连每年发最多H1-B签证的印度软件公司INFOSYS都不能给工作经验四年以下的员工申请签证了，其他小公司就更别说了。”
看到他已经聊起自己的居住地和具体工作，我本想说点什么，至少可以讲讲自己第一年申请H1-B时没抽到，被公司外调到国外一年的经历。可我趴在笔记本旁边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和电脑的微信对话框里同时跳出了几十条未读信息。他私下来找我聊天了。其实，他找的还是小B。
他留言的内容大多与字幕组的工作无关。一些日常，不时发一两张他出门倒垃圾的照片。他说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晚上8点，照片里他的一只手拎着两个黑色系带式塑料袋。我的时间，晚上11点，纽约时间。但我没有这么回复他，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回复，因为他之后很快又发来“早安”的问候。他在一个窗户上钉着木板的快餐店门口停下了，拍了一张照片给我，然后说这是他大学时偷着打零工的地方。他让我猜猜他当时在店里负责做什么。我还是没回复，因为我当时正在工位上忙着赶林肯临时甩给我的活，他的上级上周给的落实的客户账户信息的任务，他给忘了。我赶完手上的活，交出一份三十多页的报告后，拖着沉沉的脚步走出公司的大门。我收到他的信息，他猜我肯定猜到了答案，没错，他当时是个洗碗工。
在我穿过百老汇大街时，太阳已经垂到铜牛的屁股底下，夜眼看着就要无声无息地来临。我在想他提到的作家梦，那些不着边际的情绪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就在此时，我的锐气和对世俗的嫌厌都在这海绵一般的生活中被压到极限，说不上为什么，我倒是羡慕他初生牛犊的那种新鲜劲——也就在此时，我不知怎的拍了一张铜牛发给他。五秒过后，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人设是一个在北京金融业上班的白领，马上“撤回”了那条信息。
可惜雁过留痕，他依旧注意到了小B收回信息的动作。这引发了他的好奇。他没有直接问我刚刚到底发了什么，而是问我如果有带薪假，会去什么地方旅行。我随手打了一些名字，都是前两天清理公司信箱的时候，印在旅游传单首页的一些地点，例如：布达佩斯、维也纳、阿尔卑斯、普罗旺斯、托斯卡纳……他打断了我，插进一句评语说：“怎么听着都像北京的一些小区？”
我隔着屏幕发出了一声尖笑，短促而刺耳。人总是在做出一些异常的举动之后，选择包容自己，同时开始解释自己的异常。他继续讲了一些他的生活，他在地铁上、公交车上、家门口的市长纪念花园的儿童秋千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坐上去的），陆陆续续地给出他生活的一些片段。甚至还有他的梦。他梦见自己站在复活岛的最南端，看着洲际之间的板块运动。每眨一次眼，就有一个大洲在世界上消失。他未卜先知地写好了一套程序，用一个能够预测地球毁灭的算法狠赚了一笔。我说，这是国难财，不义。他说对。可人类已经走到癫狂混乱中，连钱也花不出去了。他只能把那些钱一张张贴在家中的墙上，等他把所有朋友都喊来做客参观的时候，他准备将这一切付之一炬。“受邀的朋友中也有你，小B。”他这么说。
我不知道有多久没听到“朋友”这个词。
他说我是他的朋友，这句话让我高兴了一整天。午休一过，我草草写完手上的程序之后，假装帮主管整理账目，私底下却在“大海捞针”。整个下午，我极力回想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整理着我可能不小心漏掉的信息。我认真查看聊天记录，忽然发现他提到了他家附近的电影院，他说他住在圣荷西。
太阳下山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实习生，她过来向我讨教一些基本的代码写法，她抱怨说，自己没学过Programming （做程序），一下手全是bug（错）。她抱着自己的笔记本，以为会耽误我很久来帮她debug（纠错）。实际上，我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帮她重头做了一遍。我指出了一些小错误，例如她在两个变量a和b之间，不记得写加上分别处理的符号，复制粘贴写成了一个变量。我说，“不是process（a）process（a），而是process（a），process（b）。”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其他的bug也都如出一辙，自己改了代码逻辑中缺少的下划线。她谢谢我，主动邀请我出去喝一杯。我拒绝了，我说我想再看一会儿书。我把平摊在腿上的书拿给她看——《质数的孤独》。
替人纠错是程序员的日常，这跟在字幕组里帮“生肉”纠错没什么区别。如果非要指出一个不同，那可能就是程序员的时间轴是非叙事的，没有感情。或者再打个比方，这种叙事丝毫不会影响叙述者的生活，就像——覃灵玉心里有一个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里面有小B，小B喜欢的人是他——可他不认识覃灵玉。
覃灵玉是一个“码农”，住在纽约。他做金融，住在硅谷。我找不到一个类似质数的解释方式，不能对我们的生活作出一番全面的分析。
刚来纽约的那几年，我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除了觉得自己逃开父母的视线，获得了多一点的自由。那点自由不是我的，它属于街上行走的各色的人。他们快速地穿梭在这座城市，钻入地铁车厢，走进高档百货商场，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连一件整洁的衬衫都穿不起。
纽约会把住在里面的人罩起来，像是一个背着透明甲壳的金龟子。我住的位置是在甲虫的头部，我要去上班的地方是它的左下足，周末也许会去布鲁克林看那种不收门票的艺术展。甲虫体内的血管，纵横交错的地铁线路，可以带我去任何地方。从华尔街到展望公园，用的时间比从旧金山市中心到内河码头还少。或者这个比喻不够准确，你可以说是因为纽约总在下雨，于是人们才愿意待在甲虫体内不动弹。纽约可能更像一本书，你偶尔翻开几页，总能找到令自己愉悦的描写。即使一个从不看戏剧表演的人，也能在百老汇过上难忘的一夜，更不必说那些交响乐爱好者和实验音乐狂热者了。我始终相信，有一种书是你每次都翻不完的，许多你没去过的城市角落安安静静地躺在书里，你没看过，但你知道它们存在着。
11：11，我离开了办公室。这是我没遇到他之前的下班时间，有时要更晚一点。走之前，我习惯性地打开公司大厦楼下的个人邮箱，银色的邮箱四角都镶了黑色大理石的花边，看起来特别的“华尔街”。几乎没人给我写信，我也不期待收到别人的问候。这是住在纽约的好处，繁忙街道的稠密人群，没人关心陌生人的生活。我打开信箱，“哐当”掉出来一封美国人口普查表。我意识到，又是一年三月。“当你收到2020年人口普查表后，请仔细填写并寄回。”每年都有政客和议员为这张表而头疼，他们说南部和西部人口快速增长的州正因不负责任的年轻人而蒙受重大损失，那些不寄回调查表的西班牙裔青少年正在街头犯罪或吸毒。只要我们不寄回表格，我们就跟那些孩子一样。这些议员不会上门惩罚你，因为他们私底下算了一笔账——政府在每户家庭只需花44美分的预付邮资，而一旦派调查员上门问询，这笔费用就会飙升到56美元。美国宪法要求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以此来重新分配众议院席位。政治跟蝉一样，有它的轮回。我回到家的时候，在楼下便利店买了一瓶啤酒。穿着雨衣的行人红着脸，气息跟这天气一样，湿答答，灰蒙蒙。
他再上线的时候，先在群里说话。组长发了一条翻译美剧《亿万》第五季的消息，他回复说，他想跟小B一起做。我用小B的身份私信他，问了他一个蠢问题：“加州的天气如何？”他说，他前一天接连发生了三件事，过得很糟。“你跟我说说，也许我能帮上忙。”我不知道我从何时起变得这么热心肠。第一件事，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难过，他说他的室友死了，就是那个想当作家的富二代。“怎么死的？”他上班离开家之后大概两小时，他室友遇到一个上门推销免费安装太阳能板的美国白人，他们踩着同一个梯子上到屋顶，就在他要登上房顶的时候一个没站稳，被挤下了梯子。他室友的脊柱直直地撞在他刚从拍卖行拍下的一尊青铜裸女雕塑上。他连“哼”都没出一声，直接断了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好让他继续说下一件。第二件，卖太阳能的那个白人大叔马上给他打了电话，说他没有钱送伤者去医院，还说了自己要养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在他妻子的肚子里）的难处。他工作这么久，第一次翘班竟然是为了抢救自己室友。第三件事就是他承担了拨打911的后果——虽然他明知道室友已经死了，心中有所动摇，但还是答应乘坐救护车，一起前往最近的公立医院。这趟15分钟的行程大概要花费他1774刀，接下来昂贵的急诊室治疗费更是天价。他尽量闭着眼刷卡，但是听到白人护士按下的数字是几位数，他大概也知道几个月的薪水就这么付之东流了。他没买保险，因为他觉得保险只是新世纪的庞氏骗局，他作为一个金融业从业人士不应该蠢到落入圈套。现在，他要为他的“聪明”埋单，可他的室友还是无可挽回地死了。而他的老板，一个印度人，因他无故旷工而直接开除了他。他讲完这些，我们都停顿了片刻。我建议他去看看心理医生，我说我可以帮他付钱。这时，他打断了我，他说他有另一件事要拜托我。我知道，我就是在等这么一个机会，走进他的生活。
咖啡厅窗外的雨小了一些，一朵长长的黑云正在穿过一些灰色的云。
他开始吃那份蓝莓派。半个小时候过后，他再跟我联系时，说他刚刚不小心哭出声来。他用语音告诉我，他想赶快安顿下来，重新跟我一起做翻译、一起拉轴。他等着一个新的时间轴出现。他的生活，需要回到正轨。他还发了一条语音给我，交代了他一定要做字幕的原因，他说他小时候看过一部翻得特别好的《第十二夜》，里面有句话他至今还记得——“God give them wisdom that have it；and those that are fools，let them use their talents。”他发的是“爪子”的音，我听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告诉我，坐在他隔壁座的女孩，吃着同一款蓝莓派一脸惊诧地盯着他看。
桌上的手机在震动。我低头检查新信息的时候，他刚好也在看手机。他端着手机看，哭声暂缓了些。他略去没说的是，他哭的时候还发誓说，这是他这个十年最后一次搬家。我点了点头，呷了一口咖啡。
当时咖啡厅里就坐着我们两个人，我起身离开时走过她的身后，最近的一刹那，我的左手离她的发髻只有五寸左右。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靠任何人这么近了。她就是他。我闻得到她发梢带着的茉莉花香，跟我留在公寓浴室的那瓶5刀买来的洗发水是同一个味道。我替她结了账，她跟我一样，只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份蓝莓派。在拿着店员找给我的十几个钢镚时，我推开了门。直到我踩着雨钻进时报广场站，我的心跳才慢慢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