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下一季
西川
周婉京令我感到意外。她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但16岁就到了香港，后入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学习电影，之后入香港中文大学学习视觉艺术，但她的博士学位却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拿到的，其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康德的“天才观”，这得是有多深的思想功夫才能胜任的活呀。大学哲学系里一般女学生不多。周婉京后来又去了美国的布朗大学，还是做哲学研究，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她才回到国内。她能说英语、德语、法语等，也学过拉丁文。她虽然从小受到英语文化、美国分析哲学的熏陶，但又关心当代法国哲学：她可以跟你聊福柯的监狱、词与物和性史。高智力无疑。
像她这样的年轻人从国外回到国内，如果不能适应国内的文化、社会、政治气氛和环境，那或许会遇上些麻烦。老辈海归们的情况是，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他们读书回来以后基本上再无机会出国。所以国外生活就成为他们一生的记忆和骄傲，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不适感（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不适感有可能发展为对文化、风俗、社会生活的批判态度。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国际旅行和国际信息交流比40年前、80年前容易得多。生活在城市中的周婉京这一代年轻人显然不同于老辈海归知识分子。
她回到北京后进入了一所美术学院教书。2020年11月她在《Hi艺术》杂志上发表了她的《“好上加好”的艺术圈，为何成为平庸的制造机》一文，立刻引起了艺术圈的关注。我本来以为她是，或她想，成为一位艺术批评家，但她着着实实又给了我一个意外：当她把她的小说发到我邮箱里，我才发现她是一位我必须严肃对待的作家。后来我又获知，在这本短篇小说集《取出疯石》（书名出自15—16世纪尼德兰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耶罗尼穆斯·博斯的同名画作）之前，她在2019年已经出版过长篇小说《隐君者女》。书名挺怪。可能与英国18—19世纪的文体大师托马斯·德·昆西的《瘾君子自白》有些关联。她现在正写着另一部长篇小说。
从周婉京身上，我真切感到了一代新人的到来。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小人物；人物要写得活灵活现；人物一般生长在乡村，但有可能正在走向城市；但即使城市里的小人物，也会表现出农业社会城市生活的特征。我这一辈的作家们虽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但不少人的最高文学梦想是写出《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即：若是长篇，人物就得多，时间跨度就得大——这是本事。作家们一般会从类自传性的青春成长作品写到类家族史作品——抱歉我可能说得不准确，因为我毕竟不是小说界中人。但我确实感到周婉京这一代人已经拥有了不同的文化视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艺术和生活趣味。他们在乎和不在乎的东西、他们的冲劲和抱负与我这一代人明显不同。
周婉京是文学新人类，但她又不同于我所了解的其他文学新人类。我读过一些国内45岁以下年轻作家们的作品，得到的印象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家们，其写作一般日益精致化，品位化，能玩点结构花样，但气象、格局略小，通常所叙人物就是身边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似乎与命运之类的东西搭不上关系。而另外一些年轻作家则进入了类型小说的写作，他们写历史、侦探、玄幻、科幻类作品。我发现特逗的是：当纯文学作家们放弃了，或者羞于表达他们的大关怀时，科幻小说的作者们承担起了探讨人类、地球、宇宙、毁灭、拯救等大问题的责任。但这里面更逗的地方是：许多年轻的科幻小说作者们的语言其实是狄更斯、巴尔扎克式的，而他们的文学梦想倒不是19世纪的——太逗了——它们纷纷指向电影，仿佛科幻写作的最终归宿唯有好莱坞大片。但周婉京是个例外。
接到她的《取出疯石》书稿之前，我特别怕再读到一个博尔赫斯第五或者卡尔维诺第六。这是当下一部分具有城市生活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的小说作者们的时髦写法。周婉京没有走这条道。尽管她和不少她这一代的作家一样，其文学滋养来自欧洲、美国和拉美，但她喜欢的是纳博科夫、卡佛和波拉尼奥。这意味着她不是从卡夫卡到卡尔维诺这一线的寓言类作家。我曾问她是否认可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来定义她的写作，她回答说她只是关注立体的生活，她要求笔下人物有厚度，有温度。她抵触宏大叙事（这可能是历史逻辑演化出的结果）。周婉京没有走类自传书写的道路，很好，她通过别人的故事讲出丰富的生活感受。我挺好奇她的故事都来自哪里。本书收入的《出埃及记》这个短篇居然有点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味道：一场劫持变成了家长里短。周婉京非常注重细节描写，仿佛做写实绘画，有时写实到超级写实，但她的写实，经常借助莫名其妙，向着超现实滑去，超出读者的预期。
举例来说，与其说《字幕组》这篇小说所写的是城市生活，不如说是城市生活的延伸。周婉京写到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几个没见过面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一起翻译美国影片并要敲出字幕而在网络上相遇。这是一种让我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人的模样、性别、职业是掩去的，但又是联系在一起的。网名“约翰内斯堡”的主人公可以化身为小A和小B与另一个人产生交集。这篇小说的故事只发生在网络空间，人物使用虚拟身份，按说有点科幻的味道，但它不是科幻小说，它呈现的是网络现实，或者说是网络现实与网络超现实的混合。
《取出疯石》这本书中有两篇小说涉及造假。《SILENCE》所叙以制造假画为背景，《星星》所叙以伪造诗人手稿为线索。造假牟利固然是当代中国社会里司空见惯的事，周婉京将国人造假铺陈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似乎赋予了该行为以更多的现实意义：造假的悖论是，这是真实的生活。不过周婉京所写的，既不是典型中国人的生活，也不是典型美国人的生活，而是边缘生活：是中国人生活的边缘（在美国）和美国人生活的边缘（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多重边缘交叠处的生活，但她又没有进行符号化处理。她的写作既非以美国为中心，亦非以中国为中心。这是中国人的跨大洋、跨文化书写，但终归是关于人的书写。《SILENCE》的主人公是怀了孕去美国生孩子的，另外《危机》这篇小说写的也是赴美生子的人物，只不过故事发生在赴美航班上。这些故事尽显作者的跨文化意识和边缘生活意识。
美国人的文学经常围绕“身份”问题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一些思想乃至哲学问题如“我是谁”亦得以被提出。周婉京的小说有点美国小说范儿，不过她自己是中国人，不过她写的却又大多是发生在美国的事，不过一般说来中国也没有周婉京笔下的这类故事发生。她的写作迥然不同于美国华裔作家，或者更泛一点说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总会涉及家族记忆（有时候是悲惨的记忆）以及东方文化传统，但周婉京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只生活在现在，他们即使有记忆也是短期记忆，昨天，上一周，几年前，但不会延伸到文革、民国或者晚清。
她的小说是新时代城市生活的产物，无关贫困，无关愚昧，无关奋斗，无关地位，无关人们一般认识中的财富。她观照边缘普通人的常常无法落到实处的痛苦，但不为乡野风光题照。她的小说是关于个人的，但个人又好像无关紧要。她也写到爱情，但不探讨什么爱情的真谛，并不死去活来，这样，爱情便获得了一种模糊性。在她笔下，爱情的麻烦是故事线索，而高潮是效果，颅内高潮是境界。这是不是年轻人所谓的“酷”？新人类或后人类的“酷”？她的故事和行文的确有些“酷”。
周婉京的小说中很少出现占篇幅的日常对话。她给出的是一段一段的文字，甚者是一大段一大段的文字。据我观察，这该是拥有思维密度的人喜爱的行文方式。周婉京文风锋利，有时甚至狂野，并不文绉绉，并不拿腔拿调。她虽然年轻，但经常在小说中使用一种过来人的嘲讽口吻。她的语言散发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老练气息。其行文精彩处能给人带来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的快感。这一切都与她的长相、教育背景、品位、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的方式所留给人的印象颇不一致。而这或许正是她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可贵之处。她的滚滚向前的叙事可称直接，按说是老派的写法，却很有节奏感。其叙事速度正好让你读下去。我从对其小说的阅读中能够获得一种智性的愉悦。其情节安排甚至会唤起我的窥探愿望。在小说中，周婉京经常使用男人的叙事角度、男性口吻——她把自己也虚构了；不过有时，她会在行文中露出自己是女性作者的马脚。
要说她的小说有什么缺点，那第一点是，故事情节有点太巧了，尽管有时巧得令人感动，例如在《字幕组》中，在《纽约最后一个政客》中。另外，她的中文表达有点受到英文表达的影响，或者说，牵动。这一点她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不过我同时也认为这可能是新一代小说家的国际化面貌。
2012年8月我在爱丁堡参加世界作家大会期间，曾遇到过一位生活在伦敦的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时隔多年，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的长相、她的衣品、她的教养、她的聪明。由此我得出一个印象：能写侦探小说的人都极其聪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乔治·西姆农。我想，周婉京具有写侦探小说的才华，因为她会在小说中每每给出淡淡的悬念，当然她写的不是侦探小说。我们曾经聊到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玫瑰之名》和《傅科摆》的作者翁贝托·埃柯。埃柯是大学者，研究中世纪达30年之久，但他的带有侦探小说性质的《玫瑰之名》让他名满天下。周婉京说她喜欢埃柯。我想她是就埃柯的学者、小说家双重身份而言。婉京也有双重身份：学者、小说家。虽然学术写作和文学创作会要求她不断进行思维换挡、语言换挡，但她当然会因此而与众不同。
202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