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本书讲述的是创新，那么完成本书便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创新。我的第一本书以美国为背景，聚焦中国和印度的外交政策。本书的重点恰恰是相反的，本书介绍了许多创新，因此对这些创新进行追根溯源是非常必要的。我在华盛顿郊区长大，这里总是被立法者和游说者包围着，因此，美国政治对我的影响很大。虽然我对亚洲事务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但是当我25岁时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外交与法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时，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随后的几年，我在香港、北京和华盛顿担任顾问，认真研究美国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热情，驱使我从一开始就想要成为一名外交政策学者。
本书介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方面：其应对技术创新全球化的方法。我关注这个问题不仅在于它非常重要，还在于它很难理解。它的重要性显而易见，70多年来，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优势促使其在国际体系中一直占据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样崛起的新兴大国也非常羡慕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寻求使本国成为创新强国的方法。但是对于创新的探索并非孤立地进行的。由于高技能人才的跨境流动和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投资，美国、中国和印度在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过程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开，全球创新领导者美国的政策日益重要，而且正如我在引言中所阐述的，这些政策也非常令人费解。我认为没有人能够对此进行解释。基于这些原因，本书关注全球创新过程中，美国与中印两国进行合作的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因素。
在本书调研和撰写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特别感谢众多美国、中国和印度的个人同意接受采访。其中许多人都在各章节的注释部分被提到，也有一些人希望匿名或者仅在背景中被提到。非常感谢所有参与的人。
还要感谢很多人。我很感谢众多学识渊博并且能够慷慨对本书原稿提供反馈的学者，他们是：比约恩·德雷塞尔、大卫·安瓦尔、傅泰林、卢克·格兰维尔、吴翠玲、卢埃林·休斯、戴维什·卡普尔、斯科特·卡斯特勒、艾德里安·凯、艾米·金、李秉勤、林明伦、安德鲁·麦金太尔、安·内维尔、玛格丽特·彼得斯、约翰·拉文维尔、埃泰勒·索林根、海伦·泰勒、乔安妮·沃利斯、菲奥娜·雅普、叶敏和张锋。在我的父亲宾汉·肯尼迪的指导下，本书的逻辑更加清晰易懂。多年来，一些研究助理也热情地支持我，他们是：陈宥桦、管佳、柳楠、潘荣芳、尼米塔·潘迪、阿迪亚·帕罗利亚、齐震、理查德·里德、张海阳、张佳一。与以下这些人的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他们是：希罗·阿姆斯特朗、张太铭、丹尼尔·科斯塔、克里斯蒂娜·戴维斯、素密·甘古利、丹·戈尔德、戴维·哈特、罗恩·西拉、斯科德·肯尼迪、罗伯特·基欧汉、阿努帕玛·卡纳、柳卸林、坦维·马丹、帕塔·麦考帕特耶、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巴里·诺顿、尼尔·鲁伊斯、迈克尔·泰特尔鲍姆和帕特里克·希伯德。最后，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评论员为本书做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评论。本书所有的责任均由我本人承担。
非常感谢众多机构的支持。自2010年以来，我一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其跨学科和高度学术化的氛围为撰写本书提供了极好的环境。2013—2017年，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通过早期职业研究员奖计划慷慨资助了本研究。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等研究中心和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政治与商业北京研究中心两大优秀的组织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2012年，我有幸参加了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举办的为期两周的中国创新崛起研讨会。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斯蒂芬·韦斯利是一位模范编辑。他耐心、热情，并且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这本书被评选为唐耐心和孔华润关于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系列书籍，非常感谢丛书编辑马克·布拉德利、柯庆生和罗斯玛丽·福特——他们决定将本书纳入其中。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三位亲人：沙姆米、萨尼亚和贾斯珀。希望有一天萨尼亚和贾斯珀会意识到他们给他们的父亲带来了多大的鼓舞，以及他们的父亲为能够娶到他们的母亲感到多么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