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只有拥有上文（第二节）所述资格的男子才享有士绅身份。但是他的声望和特权却可以由他的家人分享，这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法律上也有规定。最重要的是，官员的身份还可以通过“封赠”制度（给官员的父祖封赠官衔的制度）合法地扩展到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妻子、母亲或祖母也可以获得“夫人”“孺人”之类的封号。[1]官员的家人在得到这些荣誉称号后，也获得了类似官员的法律地位，有权戴官帽、着官袍，践行专为官员阶层设置的礼节仪式，以及享有法律的保护。
从技术上讲，法律对有荣誉官爵者（即封赠官）和正式官员同等对待。[2]官员在被逮捕、审判和惩罚时应有待遇的相关法律也适用于他们。实际上，这种法律特权也扩张适用于官员的某些未获得荣誉官爵的家庭成员。有一条法律规定，凡属“八议”[3]之列高级官员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未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或判刑。五品、四品官员的父母、妻、子、孙享有“荫”的特权（即获得“荫生”头衔），可以由法司逮捕、审判，但判决须得到皇帝的批准。[4]
官员的父亲获得了封荫后，其本身并不被当作士绅成员。[5]但是，尽管他们不参与正式的士绅活动，比如士绅会议，并不表明他们在社群中没有影响力。他们通常被当作耆老得到本地民众和官吏的礼遇。对于“同年”的父亲，获功名者要尊称其为“年伯”。这一称呼隐含了一种亲属情感和尊敬。士绅的父亲，通过儿子向州县官施加影响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儿子通常被认为是孝顺父亲的。因此，士绅的亲戚们往往发现，通过士绅的父亲间接地接触士绅更容易。
士绅的其他任何亲属——兄弟、伯叔、甥侄、子孙等，由于与士绅的亲属关系，他们往往在自己的社群中也很有影响力。[6]士绅的地位越高，其亲属的影响力越大。亲属的这种影响力，于士绅不在家乡时比士绅本人在家乡时反而有更大的发挥自由，因为他在家乡时可以适当予以控制。[7]人们对于士绅家人倚仗权势鱼肉乡里、为非作歹和干涉地方事务怨声载道；对他们的行为，州县官常常束手无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一条法律规定，官员的任何亲属，除其父亲、妻子和儿子外，如果仗势欺压百姓或侮辱政府官员，将比普通百姓犯同样罪行者加重一等以上处罚。[8]另一条法律规定，京官对其子弟在家乡的行为要负责任。如果某官员的家人利用其影响力胁迫地方官府，该官员也会遭到革职的处罚。[9]
在留给自己孩子的训示中，汪辉祖警告道，士绅应当教导自己的家庭成员遵守法律，而不应教唆他们胁迫或对抗州县官。[10]为了他们的利益，《钦颁州县事宜》建议州县官晓谕士绅，如果他们触犯法律，他们的亲属也将株连受罚。[11]
妇女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被排斥在士绅群体之外，而且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然而士绅的妻妾却可以与州县官或其他地方官吏的妻妾相联络，从而通过她们接近官员本人。[12]
甚至士绅家的仆人也利用其主人的影响力从事非法的活动。[13]为了制止这一现象，朝廷颁布了与控制士绅亲属相似的法律：官员的奴仆若仗势欺人或藐视政府权威，将比与士绅无关系者有同类行为加重一等以上处罚。[14]
所有的这些事实表明，尽管士绅家庭成员没有正式士绅身份，他们的活动也不能完全与士绅本人的活动割裂开来。基于这个原因，对士绅这一权力群体进行的任何考察，都必须将其家人考虑在内。否则我们就会失之偏颇。问题的关键在于，士绅的父亲和其他近亲属不仅比庶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实际上他们与士绅具有同样大的影响力。身居要职的“官绅”的家人的影响力，可能比低级“官绅”和“学绅”还要大。
作为背景因素，我们当然要谨记：家族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士绅的态度和言行受到族亲的强烈支配和限制。亲属团体和地方社群之间存在着永久性的联系，而社群成员的生计和香火传承深深植根于这种联系之中。社群的任何变乱，自然要威胁家族的利益。因此，维护家族的集体利益，就成了所有家族成员的首要任务。类似地，家族所有成员也有义务帮助、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家族成员个人，当其某个成员受到外人不公正对待时更是如此。对单个家族成员的侮辱，往往被视为是对其整个家族的侮辱。
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保护自己和家族的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他在官僚等级制度中所占的位置。[15]随之而来的是，每个家族都将本族中的士绅视为全族的保护人，而该士绅也接受这一义务。因此，若无力保护家族不受侵犯或免受不公正待遇，就意味着该士绅缺乏影响力；而（家族）集体的耻辱也就等同于（士绅）个人的耻辱。
注释：
[1]“封”是指授予生者以荣衔，“赠”是指授予死者以荣衔。“封赠”时可向上辈追溯的代数，取决于官员的品阶：一品官员，封赠可以上溯至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二品到三品官员，可以上溯至祖父母、父母；四至七品官员，封赠可以上溯到父母。七至九品官员，封赠只能及于自身及妻室，但是他们可以请求将自己和妻子可获的封诰转授（“貤封”或“貤赠”）给自己的父母（《清会典》卷十二，第7页b—9页b）。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亲属的“封赠”荣衔和“荫”特权，通常会在地方志的“封赠”和“荫袭”（即“荫”的特权和世袭官爵）标题下公布。关于“荫袭”的例子参见《正定县志》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关于“封荫”（即“封赠”和“荫”），实例见《栾城县志》卷十，《华阳县志》卷二十八。因此，获得封荫者的名字与士绅成员的名字列在一起；后者的名字列在“选举”（即科考及第或捐纳获得生员头衔）标题下。
[2]《清律例》卷四，第71、72页。
[3]对八种特殊的人判刑罚必须慎重考虑。其中之一就是“贵”，包括有世袭（一品）爵位者【原文为“a hereditary rank of nobility”，仅说世袭爵位，没有说到品级。但查《大清律例》“八议”条关于“议贵”的规定原文，有“爵一品”字样。——译者】，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散官（《清律例》卷四上，第23—24页b；斯当东译：《大清律例》，第5—6页；鲍莱译：《中国法典手册》，第33页）。
[4]《清律例》卷四上，第31页a—b；斯当东译：《大清律例》，第8页。
[5]士绅之父拥有封赠荣衔者（封君），其名字不列入《宪纲册》之士绅栏中（见上文，注25）。他们的名字仅出现在由礼房编制的《须知册》中，仅以官绅父亲身份列出（《福惠全书》卷二，第13页）。
[6]在一个案例中，某官绅的兄弟挑唆他人状告县官。当总督开始调查时，控诉者却不愿到公堂对质，最后皇帝命令该官绅将其兄弟押赴公堂（《清穆宗实录》卷二十七，第27页a—b；卷二十九，第29页a—b）。在另一个事例中，某人有两个儿子都是生员，他倚仗着儿子的地位拒缴赋税并殴打征税的衙役（《仕学大乘》卷八，第105页a—b）。
[7]有一事例可以说明。浙江总督李卫曾向皇亲奏报，说他的两个堂兄在家乡行为乖张、目无法纪。为了将他们管束好，李卫要求家乡地方官将他们拘捕并押解到自己的衙门，然后将他们“幽禁”起来（《朱批谕旨》，《李卫奏折》第三册，第57页b—58页）。
[8]《清律例》卷四上，第31页；斯当东译：《大清律例》，第8页。
[9]《清律例》卷四上，第37页a—b；《吏部则例》卷十三，第11页a—b；《六部处分则例》卷十五，第30页。
[10]《双节堂庸训》卷四，第8页a—b。
[11]《钦颂州县事宜》，第30页。
[12]实例见《研堂见闻杂记》，第39页。
[13]实例见《资治新书》卷十九，第44页。
[14]《清律例》卷四上，第31页b；斯当东译：《大清律例》，第8页。
[15]读者也许记得我在关于书吏、衙役的章节中所讲过的，作为他们主要勒索目标的富裕平民，常常无力保护自己。他们唯一有效的自保办法就是成为士绅的一分子。因此，正如顾炎武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成为生员的目的是避免自己一家受人欺负（《亭林文集》卷一，第17页b—18页）。费孝通独到地指出：“如果不与权力体系结合起来，他们作为地主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农民与士绅》，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