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奇哈诺夫的豪华公寓位于列宁大道与库尔恰托夫大道的交叉路口，4月26日凌晨2点，一通电话将正在熟睡的他吵醒。“维克多·彼得罗维奇，核电站发生事故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来电者是电站化工部门的主管，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尽管半夜往站长家里打电话既不符合明文规定，也不符合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布里奇哈诺夫显然对一切毫不知情。
这位总化工师告诉他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但他也仅仅知道这些。挂断电话后，布里奇哈诺夫往电站打了通电话，却无人接听。于是他急匆匆地穿好衣服冲出公寓，坐上了开往电站的班车。到底会发生什么呢？他能想到的也不过是蒸汽管线出了问题，尽管他并不希望这类事故发生，但人人都明白这样的事是可能发生的。当汽车进到电站后，他发现出问题的不仅是蒸汽管线，四号反应堆的顶棚不见了，他的心重重地往下一沉。他心里想道：“这就是我的囚牢。”1
布里奇哈诺夫很快就意识到他的一切，他成功的职业生涯——尽管自己曾参加过党代会，获得过政府荣誉——此刻都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是否真的做错了什么，他都要为这场事故负责。在20世纪30年代，上千名管理者都因被指控参与阴谋破坏——或者更甚，被当作外国间谍而长期在劳改营服刑，或在他们的工厂里被“意外”处决。尽管现在这种指控不再时兴，但在苏联体制里，管理者都要为发生在他管辖范围内的事故承担责任。布里奇哈诺夫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现在他的话更少了。看到他的人也都明白他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因面前发生的一切而意气消沉。他面色铁青，步伐缓慢，看起来就像丢了魂儿一样。2
情况明显糟透了，不过布里奇哈诺夫很想知道事实究竟有多糟糕，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在行政楼的站长办公室里，他打电话给当晚夜班负责人鲍里斯·罗戈奇金，电话无人应答。于是，他要求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到电站集合。在罗戈奇金的安排下，话务员向每位管理者拨打了电话，逐一进行通知。布里奇哈诺夫问罗戈奇金为什么用来呼叫高层的预录带自动警报装置没有被激活，罗戈奇金解释说话务员不了解事故的严重性，因此不知道该使用哪盘预录带。布里奇哈诺夫命令启用“综合事故”预录带，意味着这次的事故达到了最高警报级别，其影响范围超出电站。尽管布里奇哈诺夫对具体情况尚未可知，但他所看到的一切已足够令人忧惧。
鉴于身边无人能告诉他电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布里奇哈诺夫只好亲自去一探究竟。他跑向四号反应堆，路上他不时被散落在地面的石墨绊住，此时他还未曾想到这些石墨可能来自反应堆内部。他用鞋子踢走了一块石墨，然后继续前行。接着他看到反应堆大厅旁用于贮存应急冷却系统的大楼业已被炸成废墟。这已经糟糕透顶了。布里奇哈诺夫不敢向前再去仔细查看了，于是他又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第一波半夜被话务员召集来的高层管理者陆续赶到了。布里奇哈诺夫命令人们把通往地下室的大门打开。这个地下室其实是个核掩体，在核战或紧急情况下作为指挥所使用。布里奇哈诺夫要求各位管理者调查清楚各自分管部门的情况并汇报给他。于是大家纷纷忙于打电话。布里奇哈诺夫则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向莫斯科和基辅的部长们以及党政要员通报此次事故。他向领导汇报了眼前惨景：爆炸使得四号反应堆大面积被毁，他正在调查研判事故原因。领导答复他，他们正派遣专人去电站，并命令布里奇哈诺夫尽快查明事故真相。3
布里奇哈诺夫终于联系上了罗戈奇金。这位夜班长刚调查完涡轮机厂房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此之前他还赶到了四号机组控制室，与机组值班长阿西莫夫、操作员滔普图诺夫和负责此次测试的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就当下情况交换了意见。所有人深感震惊又沮丧无奈，根本无法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鲍里亚！”迪亚特洛夫喊了鲍里斯·罗戈奇金的小名，“我们按了AZ-5按钮，12-15秒后反应堆就爆炸了。”在这之前，罗戈奇金已遇到了被蒸汽烧伤的人，并帮助其中一位名叫沃罗基米尔·沙绅诺克的工程师撤离现场。大家都在寻找失踪人员，有些人尚未找到。罗戈奇金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布里奇哈诺夫，他自告奋勇表示可以帮他和迪亚特洛夫取得联系。可布里奇哈诺夫要亲自打电话给迪亚特洛夫。4
对于真相，迪亚特洛夫和众人一样茫然无知。当第二次爆炸发生后，应急发电机开始启动，控制室的灯再次亮起时，迪亚特洛夫的第一反应是位于控制室正上方的应急保护与控制储槽爆炸了，这个储槽里装有13万升的热水和蒸汽，距离地面约71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控制室顷刻就会被热水所淹没。于是，他命令所有人都转移到应急控制室，但大家当时都在全神贯注地应对操作仪表盘上不停闪烁的指示符和不规律摆动着的仪器指针，因此没人注意他的指令。房顶上并没有水渗下来，迪亚特洛夫也就没再坚持。如果不是应急水槽爆炸的话，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迪亚特洛夫冲向操作仪表盘去观察指示符和刻度指针。此时此刻，指示符和刻度指针不是不转了，就是传递出令人费解的信号。不过信号却显示流向核反应堆活性区的水量为零。这是不能再糟的消息了。迪亚特洛夫相信核反应已经停止，但反应堆还处于过热状态，燃料棒在缺少冷却剂的情况下将迅速熔解。于是他大声命令道：“以紧急速度冷却反应堆！”那些因测试而被关闭的水泵必须被重新启动，开启阀闸的工作尽管繁琐，也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迪亚特洛夫担心没有足够时间来冷却燃料棒，但为了挽救反应堆，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他命令阿西莫夫尽快与电工联系上，重启水泵。
就好像水的情况还不够糟糕似的，迪亚特洛夫发现控制棒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仪表显示用来停止核反应的控制棒，在向堆芯推送的过程中，只向下插入了三分之一。核裂变还在继续。迪亚特洛夫清楚地知道，现在无法用水来冷却燃料棒。阿西莫夫关掉了助力传动装置的电源，以此希望被卡住的已变形的控制棒能自行掉落至堆芯。情况未如所愿。迪亚特洛夫于是命令同在控制室的两名实习生——维克多·博斯克利亚克夫和亚历山大·库德里亚采夫前往反应堆大厅，运用机械齿轮，以手动方式将控制棒插得更深一点。两名实习生刚一动身，迪亚特洛夫就意识到这种做法十分可笑——如果电动都不能将控制棒继续推进的话，手动操作就更不可能了。于是他跑到走廊上，想把实习生喊回来，可他们已经离开了。走廊里满是烟尘，迪亚特洛夫返回到控制室，要求打开通风系统。5
迪亚特洛夫接着来到了位于控制室另一侧的涡轮机厂房。大厅着火了！就在迪亚特洛夫命令大家尽快将反应堆冷却后不久，一名机械师就跑到控制室，传达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涡轮机厂房副总管拉齐姆·代夫莱特佰夫匆匆赶来。他所看到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他回忆道：“涡轮机的房顶上有个缺口，一部分已凹陷。几块大梁悬在半空中，有一块掉到了七号涡轮发动机的低压缸上。尽管在房顶破损的地方我既看不到蒸汽，也瞧不见烟雾和火星儿，不过我能听到顶部有逸出蒸汽的声音；在漆黑夜空中，我只看到星星在闪烁。”6
迪亚特洛夫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惊吓到了。“此番景象真该让伟大的但丁记录下来！”他回想起看到的一切，“蒸汽从破损的水管中喷薄出来，溅落在电器上。到处都是蒸汽。电器短路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像枪响一样刺耳。”在七号涡轮机旁，他看到涡轮工程师们拿着灭火器和水管试图扑灭正在燃烧的机油。供油泵由于设备坠落而受损，200吨机油正破管而出流向地面，它们要把涡轮机厂房变成燃烧的炼狱，不仅要吞噬四号机组，甚至要摧毁整座电站，因为所有核反应堆共用同一座涡轮机厂房。代夫莱特佰夫和他的工人们重新把油泵和涡轮里的机油引向地下水槽，并把破损的七号涡轮发动机旁的涡轮里的氢除去，避免二次爆炸。7
控制室外，迪亚特洛夫遇上了爆炸的第一批受害者——被破损管道释放的蒸汽烧伤的工程师们。迪亚特洛夫让他们赶紧去医疗站。接着他又返回控制室，这时工程师沃罗基米尔·沙绅诺克被人从启动机组带了进来。测试进行的时候，他正在位于地面24米高的位置上观察着指示器。爆炸造成蒸汽管破坏，热水迸发，使他全身严重烧伤。“沃罗基米尔虚弱地坐在椅子上，只能勉强地转动下眼睛，既不发出呻吟也不大喊大叫。显然他所承受的疼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剧痛让他失去知觉。”迪亚特洛夫回忆道。正好来到控制室的罗戈奇金帮着用担架把沙绅诺克送到医疗站。爆炸发生时还有几名工程师也在四号机组，但直到现在也未找到其下落。
与此同时，阿西莫夫正想办法把水传送到急速升温的反应堆里。爆炸使得电缆受到破坏，电站的内线电话已无法使用。好在城市通信线路还能奇迹般地正常工作。阿西莫夫打电话给电工希望他们恢复水泵供电，这样他才能冷却反应堆。电工承诺会尽力而为。阿西莫夫接着联系了还在现场的夜班组负责人尤里·特雷胡布，希望他试着以手动方式打开冷却系统的阀门。特雷胡布和夜班组另一位成员，谢尔盖·加辛，顺着楼梯到达了地面之上27米高的位置，此刻，他们发现连呼吸都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喉咙和舌头都肿起来了。不过，此时此刻，这似乎是最不足虑的事情。当特雷胡布打开装有阀门机械控制装置的大厅厅门时，一股滚热蒸汽扑面而来，让他招架不住。他不得不放弃进入大厅的打算——里面根本无法呼吸。特雷胡布和加辛只好返回控制室。阿西莫夫很担心这过热的反应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仍不知道反应堆已经发生了爆炸。8
两个被迪亚特洛夫派去尝试手动将控制棒插入反应堆的实习生——博斯克利亚克夫和库德里亚采夫，带着更多的坏消息回到了控制室。他们试着乘坐电梯去位于36层，即高于地面36米的反应堆大厅，但电梯已经被压碎了，他们只好改走楼梯。沿着又湿又烫，布满残渣、热水和蒸汽的楼梯井向上爬楼本就不是件易事，雪上加霜的是这条路也被倒塌的墙体和水泥天花板堵住了，最终他们只能原路返回。这趟将要让他们丧命的旅程结束了，虽然他们没能完成任务，但距离受损的核反应堆已足够近了。他们告诉迪亚特洛夫和阿西莫夫任务执行失败。控制室中的人推测，由于没有水能用来冷却反应堆，核反应还在进行中。他们试着不去想可能带来的后果。
博斯克利亚克夫告诉特雷胡布，他认为反应堆的活性区已经熔化了，这是由于反应堆过热，以及可能外泄的铀燃料造成的。特雷胡布认同他的想法。几分钟前特雷胡布走出核反应堆时，看到黑暗中有一些发光物，他设想如果这过热的反应堆已经熔化了的话，温度的急剧上升会导致“艾琳娜”——罩在反应堆上的200吨重的混凝土板——变热从而发出亮光，照亮周围的建筑物。他无法想象在第一次爆炸的时候，“艾琳娜”就已被炸飞了。博斯克利亚克夫沮丧地问道：“为什么那时我们没采取一些行动呢？”特雷胡布找到迪亚特洛夫，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他。迪亚特洛夫对他说“咱们走吧”，于是他们来到了外面。特雷胡布记得他曾对迪亚特洛夫说过：“这里简直是广岛！”迪亚特洛夫沉默了半晌，随后叹道：“我从未想过这种事会真的发生，即使在做噩梦时也没有。”那一晚，迪亚特洛夫两次经过那片废墟，分别是凌晨1：40和2：00。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前的应急水槽爆炸理论已被他放弃了，他如今的设想是——出于某种原因，反应堆堆芯的水泵破裂，导致核反应堆爆炸，“艾琳娜”被炸飞，释放出蒸汽和辐射，随后这块混凝土板又掉落下来，再次罩住了反应堆。9
迪亚特洛夫又回到控制室，他现在所思所想的，是如何将这次事故带来的后果控制在四号反应堆内，不让灾情蔓延。他要求阿西莫夫切断所有电线的电源，以防短路发生，同时防止火势蔓延到三号核反应堆。代夫莱特佰夫和他的工人们正将管道和涡轮发电机里的机油排出来，迪亚特洛夫告诉正好赶到控制室的特里亚特尼科夫，涡轮机厂房房顶的火已被扑灭了，现在要多留意三号核反应堆顶棚的情况。接着他来到三号核反应器的控制室，趁还来得及，他命令停止运转反应堆。
还能做些什么呢？迪亚特洛夫认为现在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留在控制室待命，辐射值已经很高了，而且还在上升。主管们在爆炸发生后就尝试测量辐射值，不过还没什么进展。他们是以微伦琴每秒的数值来测定辐射放射量的。伦琴是一种计量单位，用来表示伽马射线和X射线的照射量。这个单位是以X射线的发明者威廉·伦琴的姓氏来命名的。伦琴、毫伦琴（千分之一伦琴）和微伦琴（千分之一毫伦琴）不能用来表现所有电离辐射量，因为电离辐射还包括α粒子、β粒子和中子等，但能体现出总体的辐射量。迪亚特洛夫和他的同事们所用的辐射计量仪能显示出的最大辐射量是每秒1000微伦琴，即每小时3.6伦琴。控制室里的一台测量仪器显示，室内辐射值已超过每秒800微伦琴，而另一台仪器已显示读数错误。因此他们推断室内的辐射值应该在每小时5伦琴左右。而紧急峰值在25伦琴，迪亚特洛夫他们认为接下来几个小时他们应该还会很安全，不过是个紧急情况而已。
如果控制室内的情况勉强可以接受的话，那室外的辐射水平已达到了极限。迪亚特洛夫身边那些曾在控制室外待了较长时间才回屋的人，已经开始感觉晕眩，他们的皮肤开始变暗，头疼也愈加严重——这些都是辐射病的征兆。现在最好让他们尽快远离辐射源。迪亚特洛夫命令所有非夜班组工作人员离开，包括那两名实习生，博斯克利亚克夫和库德里亚采夫。迪亚特洛夫认为阿西莫夫班组的两位操作员，滔普图诺夫和柯山保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便要求他们离开这里去三号反应堆。为了防止辐射扩散到三号反应堆，迪亚特洛夫命令把四号反应堆的通风系统关闭，并把三号反应堆的通风系统开至最高挡。在当时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但实际上该命令使更多被污染的室外放射性气体进入到堆体，因为室外空气的受污染程度要远远超过四号反应堆内的辐射污染程度。
爆炸发生后一度失联的员工都已经被找到，只有那晚当值的循环泵操作员瓦列里·霍姆丘克依旧下落不明。爆炸时他所在的10层发动机房已部分坍塌。迪亚特洛夫和另两名工程师决定对其再次搜寻。他们来到了发动机房的入口，却无法继续深入：水泥顶棚已经坍塌，操作员办公室的大门恰被一台落下的升降架砸碎，而楼上破损水管里流出的水正汩汩地朝房间涌去。和迪亚特洛夫一同前来进行搜寻的涡轮组组长瓦列里·佩列维琴科，爬到了办公室大门上，依然无法把门打开。他大声向门里喊话，寂寂无答。他浑身被喷薄而下的水给浇透了，只能无奈退回。这场放射性淋浴将会让他丧命。
此时此刻，迪亚特洛夫也开始感到疲乏不堪，他恶心想吐，几乎站不住了。医生事后估算他吸入的电离辐射量超过紧急值的13倍——受到如此生物损伤的人一般活不过60天。迪亚特洛夫只好放弃拯救核反应堆了。后来迪亚特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知道反应堆已经彻底坏了，只是那时他没有力气将这一事实大声讲出来。他认为那时无需多言，他相信，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工程师，阿西莫夫当然十分清楚，流向反应堆的水源被截断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阿西莫夫不肯承认反应堆彻底损毁了，还在不停地补水。一些在场的人员表示，也曾听到迪亚特洛夫指挥别人去做同样的事。迪亚特洛夫当时应该很矛盾，他清楚地知道继续补水也于事无补，可哪里还有更好的办法呢？供水尚能维持一线希望。迪亚特洛夫已用尽招数了，这时他接到了来自布里奇哈诺夫的电话，对方希望能与他在地下室见一面。凌晨4点左右，迪亚特洛夫离开了四号反应堆。阿西莫夫还留守在那里，因为他的轮班仍没结束。10
看到迪亚特洛夫后，布里奇哈诺夫劈头盖脸地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迪亚特洛夫摊开手，表示自己不明就里。布里奇哈诺夫身旁坐着电站党委书记谢尔盖·帕拉申。迪亚特洛夫对布里奇哈诺夫说：“我现在一无所知。”迪亚特洛夫继续说道，爆炸发生前功率急速上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得控制棒卡在了中间。迪亚特洛夫把四号核反应堆设备的自动记录数据交给了布里奇哈诺夫。布里奇哈诺夫接了过来，但不太想接他的话继续展开。迪亚特洛夫看起来很糟糕，他面色苍白，觉得恶心想吐，感觉他下一秒就要吐出来似的。和这两位交流完毕后，迪亚特洛夫冲出了地下室，随后被抬上了救护车。11
与此同时，仍然待在地下室中的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水传送至四号反应堆里。迪亚特洛夫虽然知道反应堆已经爆炸，但他还没有将这个事实说出来。帕拉申回忆道：“地下室有三四十人，每个人都在用电话联系着各自的部门，现场甚是嘈杂。”帕拉申39岁，戴着眼镜，曾是一位核能工程师，现在党组织工作。布里奇哈诺夫正忙着接听从莫斯科和基辅打来的电话，帕拉申则负责解决危机，接待每一位来到地下室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并为布里奇哈诺夫提建议的人，布里奇哈诺夫欣然接受了大多数建议。
数小时前，迪亚特洛夫还没来到地下室的时候，布里奇哈诺夫对于四号反应堆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派另一位副总工程师安纳托利·西特尼科夫，和一号核反应堆的负责人弗拉基米尔·丘贡诺夫，一起前去勘察。他俩曾在四号反应堆工作过，比别人更熟悉那里的情况。帕拉申对布里奇哈诺夫说：“派他俩去吧，他们熟悉那里，只有他们能帮上迪亚特洛夫。”布里奇哈诺夫表示默许。西特尼科夫和丘贡诺夫主要负责去摸底，同时确保反应堆的应急冷却系统还在正常工作。他们仔细检查了损毁过半的反应堆：反应堆的一大部分已被炸飞，内部的辐射值极高，尽管他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值，因为那个测量器上每秒1000微伦琴的刻度已显示无效。西特尼科夫看到地上有石墨块和红热的燃料棒的碎片，接着他爬上反应堆大厅的顶棚想去看一看核反应堆，就这一眼后来要了他的性命。几小时后西特尼科夫告诉一位工程师：“我认为反应堆已经完全损毁，它一直在燃烧。虽然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12
尽管如此，西特尼科夫和丘贡诺夫还是继续去完成他们的任务——西特尼科夫虽然知道反应堆已被炸毁了，但他仍不愿意承认事实。他们竭力去打开供水管的阀门，好让水流入反应堆。他们的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阀门紧紧地闭合着，而两位工程师已精疲力竭，辐射中毒使他俩感到晕眩。他们此刻急需援助，于是丘贡诺夫返回来找帮手。清晨7点左右，当他带着三位年轻工程师再次回到这里时，他发现西特尼科夫的头倒在桌子上，正感到恶心、反胃。西特尼科夫身旁是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他们没有遵循迪亚特洛夫要求撤离的命令，现在他俩状态也极其糟糕。一位过来帮忙的工程师阿尔卡迪·乌斯科夫回忆说，滔普图诺夫一直静静地站着，看起来既困惑，又沮丧。乌斯科夫和另一位工程师最终打开了一扇阀门，并且能听到水流汩汩地穿过水管。阿西莫夫、滔普图诺夫和另一位年轻工程师负责打开另一扇阀门。当乌斯科夫他们完成任务去查看对方情况时，发现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一直在呕吐。
另一位刚被派到四号反应堆的工程师维克多·斯马金，撞见了正返回控制室的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斯马金回忆道：“他们看上去极度沮丧，面色铁青，脸和双手都很浮肿。他们的舌头和嘴唇也都肿了，几乎没法张口说话。”很显然，他们已辐射中毒，但他们最担心的还不是自己的身体。斯马金说，他们看起来十分困惑、迷茫、内疚。阿西莫夫对原本应该在早晨替换自己的值班长斯马金说：“我真的难以理解。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为什么会发生事故？维蒂亚（斯马金的小名），我太受打击了，我们搞砸啦。”13
乌斯科夫和工人们终于把第二扇阀门也打开了，随后返回控制室，而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立刻冲向卫生间吐个不停。乌斯科夫看到滔普图诺夫从卫生间回来，问他感觉如何，滔普图诺夫回答：“已经好多了，我还能再做点儿别的工作。”接着，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被人带到了三号反应堆。阿西莫夫手中拿着涡轮测试程序记录的副本，他一定觉得这份资料是唯一能证明四号反应堆当夜发生的事故与他无关的证据。阿西莫夫告诉一位朋友，他只是按章办事，并且嘱咐这位朋友亲手把这份文件交给他的妻子，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阿西莫夫已经不再相信别人了。他的夜班终于结束了，阿西莫夫被救护车拉到了普里皮亚季医院。5月11日，他和普拉维克中尉在同一天病逝，三天后滔普图诺夫也过世了。14
斯马金、乌斯科夫和其他伙伴还留在四号反应堆，帮着继续打开阀门——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反应堆，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水流流向。放射性废水淹没了反应堆的地下隔间，那里布满了连接装置和缆线。工程师们望向窗外，他们根本无法相信眼见的一切：四号机组的反应堆大厅已沦为废墟，碎石瓦砾中夹杂着从反应堆堆芯上脱落的方形石墨块。乌斯科夫回忆：“此情此景实在太可怕了，吓得我们瞠目结舌。”他们后来把地上有石墨块碎片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班的副总工程师米哈伊尔·柳托夫，他没有理会他们的忧虑。柳托夫的职务全称是科学事务副总工程师，他声称如果有人能告诉他反应堆内石墨的温度，他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反应堆的状态。乌斯科夫等人回答，石墨不是在反应堆内部，而是在外面发现的。柳托夫表示不信。斯马金回忆说：“虽然他是我的上级，但我朝他嚷道，如果那不是石墨，那他觉得还能是什么！”后来柳托夫终于承认那的确是石墨。15
石墨出现在了反应堆外面，这件事毋庸置疑。但它是来自哪里呢？他们检查了将要填入在建的五号反应堆的石墨，那些石墨完整无缺。这些石墨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四号反应堆了。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电站内的辐射值会那么高。但是，几乎无人敢挑战核反应堆不会爆炸的信条。乌斯科夫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大脑拒绝承认，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柳托夫一开始否认显见的事实时，乌斯科夫和斯马金一样感到万分沮丧。几个月后，谢尔盖·帕拉申是这样回顾当时的情况的：“当时我们的压力太大了，也都太过于相信反应堆不会爆炸了。大家都选择视而不见，现场很多人都看到了真相，但拒绝承认。”16
太阳照常升起，来自基辅的高官们挤满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地下掩体。基辅地方党委第二书记沃罗基米尔·马洛穆兹是其中职位最高者，数月前他曾带领着基辅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党代会。布里奇哈诺夫此前已打电话向他通报过事故的情况，只不过当时的信息并不具体。这时，帕拉申和一位基辅党委的领导找到布里奇哈诺夫，告诉他马洛穆兹现在需要一份有关事故原因和电站情况的正式说明。
布里奇哈诺夫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帕拉申。在帕拉申和几位主管的共同努力下，这份文件终于写好了。布里奇哈诺夫和电站化学部负责人弗拉基米尔·科尔贝尼科夫，共同签署了文件。这份备忘录描述了事故的大致情况，提到了四号反应堆的顶棚已经坍塌，同时给出了辐射值：电站里约为每秒1000微伦琴，市区里是每秒2-4微伦琴。这个数值，尤其是电站里的辐射值，比实际值要乐观得多。布里奇哈诺夫也知道这一点，但由于电站里辐射测量器可获取的最大值就是每秒1000微伦琴，他决定就采用这个数值。科尔贝尼科夫对此表示支持。他在普里皮亚季进行过测定，测定结果显示放射性核素和不稳定核原子释放出的电离辐射，虽然会置换人体内DNA中的电子，扰乱其正常工作，但存在时间极短，它们的快速消散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看来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因爆炸产生的放射云已经暂时“消散”了。17
看到科尔贝尼科夫坚持认为辐射值相对较低，布里奇哈诺夫觉得他可以忽略其他警报数据了。地下室是他和各位负责人的应急指挥部，他下令打开大门。几分钟后，电站民防部门的负责人塞拉菲姆·沃罗佩夫首先向布里奇哈诺夫汇报了他所测量的辐射数据。凌晨两点刚过，沃罗佩夫已打开了他的辐射测量器，这是电站里唯一一台可检测200伦琴以内辐射水平的设备。他发现地下室的辐射值已达到每小时30毫伦琴——正常值的600倍。辐射只可能来自外部，于是布里奇哈诺夫命令沃罗佩夫打开通风过滤器。沃罗佩夫照做了，他来到室外，再次打开测量器。辐射值是地下室的5倍。他拿着测量器在电站周围走动，走到四号反应堆附近时，测量器爆表了，证明那里的辐射值已超过每小时200伦琴。18
沃罗佩夫返回地下室，向布里奇哈诺夫汇报了他的测量数据，但这位站长并不想听。他用手推开沃罗佩夫，对唯一手持有效辐射测量器的同事说了句“走开”。沃罗佩夫又去找帕拉申，可帕拉申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在心理上同样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更多坏消息。帕拉申后来自我反省时，试图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为什么不相信他？沃罗佩夫这个人太过情绪化，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吓得都不敢去看……我不相信他，于是让他去找站长，并且说服他。”
沃罗佩夫于是又找到了布里奇哈诺夫，依据工作手册上的要求，他希望布里奇哈诺夫能宣布进入紧急辐射状态。沃罗佩夫事后说道：“根据标准文件的要求，如果辐射值超过每小时0.05毫伦琴，应向民众告知，并指导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辐射值超过200毫伦琴，应拉响警报，示意有核辐射危险。”布里奇哈诺夫没有听取沃罗佩夫的意见，只是让他去通知位于基辅的民防指挥部，并要求他不要把他的发现告诉其他人。19
沃罗佩夫在地下室内及其周边地区测量到的高辐射值是电离辐射。电离辐射产生于高能高速原子以及快速移动，能使电子脱离原子或使其电离化的亚原子粒子。电磁波也具备相同的能力。伽马射线和X射线都属于电磁波，而α粒子、β粒子和中子都属于前者。由于核反应堆爆炸，放射性裂变产物使得电离辐射进入了大气中。裂变产物包括碘和铯的同位素，碘-131和铯-137，以及气体氙-133。爆炸后的辐射值极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沃罗佩夫的测量器会爆表。据事后估算，受损反应堆的废片瓦砾释放出每小时约10000伦琴的辐射——这个数值足以杀死人体细胞或至少让细胞无法正常工作。杀掉的细胞越多，人存活的概率也就越小。人体承受约5个小时的500伦琴辐射，就必死无疑了。20
虽然布里奇哈诺夫选择忽视沃罗佩夫，但他明白这位民防部门的负责人绝不是在危言耸听。与沃罗佩夫的交谈结束后，帕拉申过来问他情况如何，他只吐了几个字“很糟糕”。此刻他更担心普里皮亚季城里的情况。早间在与当地党政官员交谈时，他第一个提出可以适时疏散市民的想法。一位市议会的负责人斥责了他：“你为何如此恐慌？来自各个州的委员会决定这些事。”上午晚些时候，布里奇哈诺夫碰到马洛穆兹，也和后者吐露了这个想法。对方也同样告诉他不必恐慌。布里奇哈诺夫知道对方比自己官职高，他不打算与对方理论，况且他早上签署的文件也指示现在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
上午11点，马洛穆兹召开了一次普里皮亚季党委会议，布里奇哈诺夫也被邀请参会，不过他在会上一直默不作声，“会上都是马洛穆兹在发言。”他回忆道。马洛穆兹表示现在辐射值还处于较低水平，不适合采取过激措施。事后，地方党政官员曾埋怨布里奇哈诺夫未能向他们提供准确数据。布里奇哈诺夫记得：“上级的指示还是叫我们不要恐慌，政府委员会的人很快就赶到电站，他们会展开调查，随后决定采取哪些措施。”苏联的管理层和官僚们都倾向于逃避责任——这是他们多年来所遵循的准则。所有人都怕因传播恐慌而背上责任，都愿意听从上级所做的一切决定，都遵从苏联体制。21
自4月26日一早开始，共有132人因出现严重的放射性中毒症状被送往普里皮亚季医院。他们中有消防员、操作员和工程师。在消防车飞速驶来电站的同时，急救车也不断将受伤的人拉往医院，克格勃切断了城际电话线以防止事故相关信息泄露到普里皮亚季城之外。4月26日夜间值班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在早上被放回家中，他们收到严格命令不允许向外人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但四号反应堆中央大厅上方逸出的烟雾扩散至空中，在市内的公寓阳台上便可瞧见，警察忙于封锁通往电站的道路，电站发生爆炸成了普里皮亚季市民的公开秘密。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事态严重的人寥寥无几。当天城里还有七对新人在举办婚礼，他们在燃烧的四号核反应堆的阴影中尽情享乐。22
G. N.彼得洛夫是普里皮亚季一家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负责为核电站安装设备。在经历了痛苦的一晚后，这天他在10点钟醒来。凌晨2点半左右，他开车返回城里，在这之前他看到了正在燃烧的四号反应堆。他向那边驶去，停在距反应堆90多米的位置，用一分钟的时间观察了反应堆的破损状况以及屋顶上消防员们的行动。紧接着他感到一阵心慌，便匆忙开车回家了。回家后，一位邻居向他证实了那里的确发生了事故。因为她的丈夫曾去过四号反应堆。她提到了核辐射，并建议他们一起喝杯伏尔加压压惊，于是他们边喝酒边开着玩笑。彼得洛夫一觉醒来，觉得昨晚也不过是寻常一夜。23
他回忆道：“后来我去阳台抽根烟，看到街上有很多小朋友。小孩儿们在玩沙子，堆房子，做泥土派。大一点的孩子们在进行自行车比赛。还有年轻妈妈们推着婴儿车走在街上。一切看起来都很寻常。”彼得洛夫的邻居想在那个周六早上好好放松一下，便到公寓顶楼去晒太阳浴。“他曾从楼上下来拿饮料，说着想要晒黑真容易，以前从没见过，皮肤好像散发着一股烧焦的味道。他不停地说笑，像是喝多了。”这位邻居后来邀请彼得洛夫一起去顶楼晒太阳，“有了顶楼，谁还会去沙滩呢？”当天晚上，一辆急救车过来拉走了这位邻居——他一直在呕吐，直到此时彼得洛夫还没把此事与电站的事故联系到一起。“那一天看起来很寻常。”24
柳波芙·科瓦列夫斯卡娅这天在上午11点醒来。一个月前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切尔诺贝利五号反应堆在建造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这篇文章没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晚她一直忙于创作一首题为《帕格尼尼》的诗。现在她要动身前往城里参加作家俱乐部的会议，她曾参与其组织工作。俱乐部以希腊神普罗米修斯的名字命名。这位希腊神从奥林匹斯山上为人类盗来了火种。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适合普里皮亚季这座核电站之城。在路上，她看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到处都是警察，我从没在城里见过这么多警察。”觉察到不太对劲，她便回到了家，并告诉自己的母亲，等她的女儿和侄女放学回来后，别让她们出门。母亲问她发生了什么，她说：“我也不清楚，但感觉不太对劲。”25
她的预感很准。科尔贝尼科夫当天早上测定的普里皮亚季城本底辐射水平是4微伦琴，比正常数值要高1000倍。到下午2点，这个数值又增长了10倍，达到了每秒40微伦琴。晚上升到了每秒320微伦琴，是正常值的80000倍。那天晚些时候，莫斯科来的专家估计，在反应堆方圆三公里范围内活动的儿童们，他们的甲状腺受到了约1000雷姆的辐射（1雷姆相当于0.88伦琴，约0.01希沃特，后者现今更常使用），城里其他地方的辐射也达到了100雷姆，而一般情况下的紧急峰值是30雷姆。在街道上玩耍的儿童们，他们所暴露的辐射水平至少是核电站工人在紧急情况下所能承受的危险辐射值的三倍。26
普里皮亚季医院的工作人员，具备处理各种情况的知识和技能，但放射性中毒除外。他们正忙着为源源不断的新增急性辐射病患者腾出专门病房，清洗地板，以降低医院房间的辐射水平。维克多·斯马金，这位曾帮助阿西莫夫和滔普图诺夫打开阀门的工程师，中午也被送到了医院，他听到一名放射剂量检测员在走廊里命令清洁工们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其实他们能做的很少，因为患者们自带辐射。斯马金回忆道：“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世上也算是头一遭，我们是自广岛和长崎出现核辐射后第一批经历类似事件的人，尽管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尚能行走的病人聚到了病房的吸烟室，这群人中就有迪亚特洛夫和阿西莫夫。所有人都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爆炸发生，可惜谁也无法给出解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