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8日，竞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普京做了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等于是他对自己成就的评价。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坚称“我们作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家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然而他详细的阐述听起来却更像是愤愤不平地承认失败：“我们关闭了在古巴和越南的基地。得到的是什么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了新的美军基地。波兰成了新的第三个导弹防御区。”俄罗斯没能阻止美国“以它的导弹防御系统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此被迫制造“和别的国家同样，甚至更加先进的新型武器”作为回应。他像是坏了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声明：“不负责任地蛊惑人心，企图分裂社会，凭借外国援助和干涉在俄罗斯进行政治斗争，这些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非法的。”
不过国内的形势却是一片大好。他说俄罗斯现已成为世界上七大经济体之“一。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实现了稳定。我们为今后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打下了基础。叶利钦时期富饶的俄罗斯一度沦为人民的困苦之地。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开始实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方案。我们不懈努力，创立了一套健全的政治制度。金融集团和媒体大亨左右国家决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经济增长是7年来最快的。俄罗斯的外债减少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过去的两年是俄罗斯“真正的投资繁荣”期，人口出生率也在上升。
普京暗示说某些政治上的限制是有理由的。他说：“政党必须认识到它们对俄罗斯的未来、对社会稳定肩负的巨大责任。把国家推到混乱的边缘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在微妙地提醒国人他向他们提出的——其实应该说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似是而非、心照不宣的交易：为了不断增长的繁荣和稳定，必须限制政治自由。
反对派对他说的这两点一一予以驳斥：专制主义和经济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并没有真正取得经济成功，因为早期的自由化改革已经完结。
2008年2月，普京的两个主要政敌——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发表了一份严词批评普京的报告。他们承认有些官方数据看上去不错：在普京治下，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0%；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贫困减少了，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降至16%（2000年有29%）；预算得到了平衡，黄金储备达到4800亿美元，稳定基金则达到1570亿美元。
但是……这些大部分都要归功于石油价格的飙升，叶利钦时代，石油每桶价格平均为16.7美元，而普京上台后涨到每桶40美元（现在则直逼100美元大关）。报告的作者写道，石油带来的大笔收入没有用来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行经济改革，“我们的军队、养老金体系、医疗保健和初级教育在普京任职期间都退步了”。[1]与此同时，腐败猖獗，到了“俄罗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严重程度”，那些没有被普京赶到国外或投入监狱的寡头，牺牲国家利益，自己大发横财。他们说，从苏联解体的崩溃中恢复不是始于普京时代，而是在那之前，在叶利钦任总统的最后几年。普京推行的不是“专制现代化”（若果如此，理论上人们也许还可以原谅他统治下的一些反民主倾向），而是“没有现代化的专制主义”。开明的改革只进行了短短一段时间即告夭折，取而代之的是“对财产贪婪的再分配，把俄罗斯变成了警察国家”。
就在同时，美国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后来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和凯瑟琳·斯通纳－魏斯在《外交》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写道，虽然在普京治下国家财政增收，得以及时支付养老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金并增加在道路和教育上的开支，但总的来说国家的表现不佳：“在公共安全、保健、反腐和保障财产权等方面，俄罗斯人民今天的处境其实比10年前更差。”[2]安全这个“国家给人民提供的最基本的保障”恶化了：普京治下恐怖袭击更加频繁；在车臣，军队和平民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战争高得多，而且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还在扩大；谋杀案发案率在上升；俄罗斯每天大约有40人死于火灾——大约为西欧平均火灾死亡人数的10倍。医疗保健开支下降了，人口总数在减少，酒精消费大增，平均寿命也缩短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的安全和健康水平都出现了退步，”麦克福尔和斯通纳－魏斯写道，“同时俄罗斯在经济竞争力、经商环境、透明度和反腐败方面的国际排名也有所下降。”腐败日益加剧，财产权受到破坏：国家一手操纵把尤科斯的资产贱价卖给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也被迫把萨哈林2号项目的多数股权卖给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8年5月7日就任时，俄罗斯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有迹象表明，他同意，或至少理解，对他前任执政记录的批评。他在竞选期间唯一一次讲话的经典语录是“自由比不自由好”，他在就职演讲中保证“真正实现对法律的尊重，克服法律虚无主义”。
在外交事务方面，梅德韦杰夫想迅速打开局面。他（和普京一样）就任后不久就匆匆赶往柏林发表演讲，希望这篇演讲能开辟新的天地。他慷慨激昂地呼吁缔结新的欧洲安全条约。显然（虽然他没有明说）这一新条约将取代所有现存的条约和结盟，使北约和欧安组织成为多余，当然，俄罗斯在新组织里将占据它应得的首席位置。他的建议基本上没人理睬，不仅仅是因为它过于草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主要是因为它与现实脱节：俄罗斯的行事方式仍然使许多人想起苏联。它与邻国打天然气战，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利特维年科的谋杀案不予追究，欺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没人想听这么一个国家就欧洲安全说教。我们凯旋公关提交了备忘录，解释说像这样的外交政策倡议要想得到别国的重视，必须伴以在国内推行自由化，让它成为“一揽子”的一部分。我们指出戈尔巴乔夫成功的原因：他是共产党领导人，但他在军备控制方面做出的姿态得到了重视，因为他开启了开放进程，释放了政治犯。我们告诉克里姆林宫说，只要他们在国内民主上面开倒车，就没人会认真对待他们的安全建议。
也许——希望如此——梅德韦杰夫总统真想在国内进行变革。普京和后来的梅德韦杰夫费尽力气地证明他们的国家摆脱了苏联的过去，已经变成真正可信任的欧洲民主国家，但2008年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一下子让他们所做的努力前功尽弃。这是俄罗斯自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后第一次和邻国发生战争，让所有实现自由化的希望都归于破灭。关于“5天战争”之前的事态发展以及最终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各方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激烈的公关战更是进一步扰乱了视听——公关战中格鲁吉亚比俄罗斯灵活得多。下一章我将试着说明当时发生的事——但不敢妄称能提供肯定的回答。
[1] Boris Nemtsov and Vladimir Milov,Putin:Itogi(Moscow:Novaya gazeta,2008).
[2]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Foreign Affairs,volume87,number1,January/February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