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谢格雷格·弗里（Greg Fry）、罗伯特·古丁（Robert Goodin）、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希瑟·雷（Heather Rae）以及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对本章前一稿提出的深刻评论。
[2]当然，对于公共政策领域来说同样如此。见Goodin, Rein, and Moran（2006）。
[3]这些分类十分复杂且存有争议，在此我们无意对它们勾画一番。读者可以在这本《手册》各章节中得以了解。下文的表根据与本章直接相关的三个关键维度对不同流派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4]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同样也是一个能证明实证主义理论极具规范性的典型例子。阿罗的某些条件（例如，非独裁原则、帕累托原则）完全立足于规范基础之上，而其他条件［例如，不相关的独立性、一般定义域（universal domain）］对于我们在“民主”社会选择过程中的期待提出了潜在的规范性问题，而期待本身就是一个规范性问题。
[5]相关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涉及技术性较强的数学展示（Downs and Rocke 1995; Powell 1999; Kydd, 本书第二十五章），但技术性分析中萌生的许多其他理念已经通过更易理解的转化进入了国际关系。后面这一类别的例子包括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对于理性战争的探讨（1995），被广泛应用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分析［1965，基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针对公共产品的十分专业的技术性分析］或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于可信性与威慑的探讨（1960）等。
[6]感谢亚历克斯·温特（Alex Wendt）建议我们采用这种说法。
[7]这两个并非唯一可选的变动轴线。例如，我们也许可以将价值承诺分解成道义论和结果论两个分类，我们也可以增加一条轴线，根据对待手段和目的二者关系的方式将理论进行分类。
[8]这种分类必然十分粗线条而且会掩盖不同流派内部很多重要的变量。例如，有些现实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而有些建构主义者却是悲观主义者。部分英国学派比结构化主义者更讲究结构，而制度主义有时候既研究制度性权力又研究强制性权力。虽然我们的分类肯定做不到尽善尽美，但我们相信它们能够捕捉到总体趋势。一些例外也说明了不同视角之间有重叠和交叉。
[9]尽管这一标准存在明显的选择偏见，但我们恳请作者以此作为标准，这一标准也被作者们所接受。总的来说，作者们就自己所探讨的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至少按照该领域的标准评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
[10]哈森克勒费尔（Hasenclever）、迈尔（Mayer）和里特贝格（Rittberger）（1997）就新现实主义者、新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很好的回顾，强调这一互动的积极之处（合作理论和制度）、更为消极之处（相对收益）以及各理论互相促进发展（理念）仍不明朗之处。
[11]有关假定和范式，参见Kuhn（1970）。有关国际关系中的范式，参见Elman and Elman（2003）。
[12]有关方法论赌注，参见Lake and Powell（1999, 16—20）。
[13]国内制度不能保证将个人偏好聚合成一种稳定的集体偏好。如果个人偏好无法在社会上进行传递，任何非专制制度都无法确保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概述，参见Schwartz 1987）。即使这些非专制制度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Shepsle 1979），它们也是有争议的，因为行为体是在偏重某种结果的不同制度之间来回穿梭的（Riker 1980）。尽管集体选择面临上述困难，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在不同选项之间摇摆。
[14]正如这些例子所示，公共产品影响个人的方式大致相似（视个人偏好情况而定）而且公共产品往往带有“国家利益”的特征。
[15]推崇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者认可社会化会在系统层面发生但并不认为社会化的发生仅局限于该层面（Price and Reus-Smit 1998, 268—269）。
[16]温特（1987）也做过此种批评，不过他在后期作品中仍将国家视为本原。
[17]这就是规范化陷阱问题。大国在国际层面设立规范，往往这些规范也是其国内治理规范的反映，不过接下来大国发现自己受到了这些规范的束缚。见Ruggie（1993）, Price（1998）, and Reus-Smit（2004）。
[18]有关整合该劳动分工的研究，参见Milner（1997）。
[19]有关该文献综述，见Barnett and Sikkink, 本书。
[20]这就是“司法”或“国际法”主权。参见Jackson（1990）and Krasner（1999）。
[21]有关主权不断变化的实质内容，参见Biersteker and Weber（1996）, Krasner（1999;001）, Reus-Smit（1999）, and Osiander（2001）。
[22]这是对前文有关国家实力观点的一种重新阐述。参见Katzenstein（1978） and Lake（1999b, 42—48）。
[23]该观点在有些流行的有关全球化的作品中非常盛行。参见Friedman（2000;2005）。
[24]有关对单位异质性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Kahler（2002,66—74）。
[25]最经典的案例见Hobson（1965）。近代以来Doyle（1986）和Snyder（1991）对此有过探讨。
[26]论述国际体系内等级体系的重大成果，参见Bull and Watson（1984）。同样地，依附理论以国家结构上的不平等为前提条件。参见Galtung（1971），Cardoso and Faletto（1979），等等。
[27]然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本书）认为现实主义可以脱离无政府状态假设而运行。
[28]并非所有的跨国行为体都是按照网络进行组织（如梵蒂冈实行教阶制）而且并非所有的网络都由非国家行为体构成。正如安—玛丽·斯劳特（Ann-Marie Slaughter）（2004）所注意到的，政府间关系也常常采用互动网络形式。
[29]我们承认这与实用主义有潜在关联，尤其是参与实际问题和将批评理论的不同形式与社会学方法结合时存在实用主义利益，但我们愿意将这一点留给那些更熟悉实用主义的人去提炼这些联系。
[30]有关该特定构想，非常感谢理查德·普赖斯。
[31]法国的历史学年鉴学派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开发。见Braudel（1980）。
[32]“软实力”这一概念来自奈（1990，32）。
[33]因此，对于那些采用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但遇到矛盾的历史话语，实用主义的观点主张与不同的史学视角融合与碰撞，从中确定哪些历史性“事实”可以暂时达成一致，用于构建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Isacoff 2006）。
[34]实用主义这一层面与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有许多相似点，结构化主义的本体论较灵活，认为个人行动和选择可以通过一整套进程塑造、转变，进而顺应物质和理想结构（Giddens 1984; Sewell 1992; Sil 2000a）。
[35]经济学理论最近也出现了这一学术动向，呼吁鼓励“结构化的多元主义”（Down 2004）：不同的流派为研究共同体内的交流提供临时的框架和话语，同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创造新的交流方式。在学术界之外，类似的逻辑还可以在商界中找到，最有活力的公司其成果取决于“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就最贴近具体问题的认识加强对话”（Helper, MacDuffie, and Sabel 2000, 484）。还可以观察到，与依靠现有知识加强能力的企业相比，追求“整合能力”（Kogut and Zander 1992,391）的公司更能融汇各种类型的知识，抓住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
[36]感谢伊多·奥伦（Ido Oren）提醒我们注意到了这段话。
[37]本部分是与杰克·唐纳利合著的，作为本章和下一章的介绍。
[38]虽然《国家间政治》的第一版于1948年面世，但该书于1954年第二版之时其第一章才广为传诵，该章阐述了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六项基本原则。
[39]不同时代的划分标准是基于内在的重大分歧。例如，米尔斯海默、格拉泽和施韦勒分别代表了现在通常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此处提及的人物并不全面，还包括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肯尼思·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约翰·赫茨（John Herz）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
[40]除了摩根索（1954，4—13）、沃尔兹（1979，117）和米尔斯海默（2001，30—31）的标准定义，还可参见卡尔（1946，63—64）、基欧汉（1986，164—165）、弗兰克尔（Frankel）（1996，xiv—xvii）、吉尔平（1996，7—8）、格里科（Grieco）（1997，164—168）、克瑞恩（Crane）（1998，64—71）、尼克尔森（Nicholson）（1998，67）、哈斯拉姆（Haslam）（2002，12，17，250）和施韦勒（2003，322—329）。
[41]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国家”指一种特殊的政治实体（例如由领土主权定义），那么对于现实主义来说这显然不必要。相反，现实主义派学者不认为该理论仅适用于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实体。但是，如果“国家”一词是指政治实体或群体，我们应该直接说明以避免混淆。
[42]理性是另一个最常见的假定前提（例如Keohane 1986，164; Frankel 1996，xviii; Mearsheimer 2001，31）。所有国际政治理论都以理性假定为前提（除了某些心理学理论），涉及该前提的程度不同而已；但现实主义理论是以理性的假定前提为基础（参见Schweller 2003，324—325）。
[43]赫伯特·巴特菲尔德（1950，31）以十分显著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点：“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差异揭示了，在不同环境下，人性的本质是相同的。”
[44]或者，正如沃尔兹（1991）自己着重描绘的，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取代古典现实主义“思想”。
[45]卡尔的《二十年危机》（1946）的确试图促进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明确阐述一个全面的理论。
[46]政治现实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或科学现实主义均无明显关联。道德现实主义认为道德判断意指或基于世界的自然或客观属性。科学现实主义认为有可能获得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独立于理论的知识，原则上使获得关于现实的“真实”本质的精确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47]若某国际社会具有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这属于该国际社会的经验事实，而非国际关系领域的普遍理论特点。
[48]见韦伯1919年的文章《以政治为志业》。该文多次重刊，如韦伯（1958；2004）；又参看Williams（2005，第5章）。见Smith（1986，第2章）对现实主义者韦伯的精准、扼要的介绍。
[49]乔尔·罗森塔尔（Joel Rosenthal）的一书《正直的现实主义者》（Righteous Realists）（99）是关于战后美国现实主义者的社会史。该书准确抓住了这些道德主义批判者的救赎精神。这些批判者对自己的洞见与正直深信不疑，异常容易夸大现实主义的力量和其他学派的短处。比如，“理想主义者”和“空想完美主义者”这样不准确、不公正的标签，通常用来抹黑那些认真对待国际关系中道德、法律或理性需求的分析家。
[50]我在其他文章中（Donnelly 2005, 52—54; 2000，第9章）提出了平行论点，将现实主义视为某种社会科学理论。除前章内容外，对现实主义的其他评价，见Gilpin（1986）、Keohane（1986）、Doyle（1997）、Grieco（1997）、Guzzini（1998）、Jervis（1998）、Vasquez（1998）及Walt（2002）。
[51]尼布尔（1944，14—15）同样强调将“黑暗之子”与“光明之子”的见解结合起来，即：明显邪恶但聪明的“除却自己的意愿与利益外，目无法律的道德怀疑者”，以及被尼布尔描述为典型的高尚但愚蠢的“坚信自身利益应被置于更高层级法则规范之下的人”。
[52]感谢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和邓肯·斯尼达尔。也感谢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帕特里克·海登（Patrick Hayden）、托尼·朗（Tony Lang）、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奥利弗·里奇蒙德（Oliver Richmond）、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和伊恩·泰勒（Ian Taylor）对本文之前版本给出的意见。
[53]如见www.st-andrews.ac.uk/intrel/pgcourses/students/ks.html上目前尚未发表的文章。
[54]讽刺的是，现实主义攻击理想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并不是国际组织研究，而是国际法研究。二战之前，国际法是国际关系核心课程之一；二战之后，国际法研究被放逐到法学院，被政治学家彻底忽视达半个世纪之久。
[55]这一构想所暗示的理论交汇充分体现在1982年的《国际组织》特刊上。由著名现实主义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担任编辑的这本特刊充分展现了理论融合对机制理论的关键贡献。更多关于机制的讨论，参见Young（1986）；Rittberger and Mayer（1993）；Hasenclever, Mayer and Rittberger（1997）。
[56]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国家间互动不停止，并对未来的收益给予足够的重视，“囚徒困境”的无政府主义解决方案仍会出现。讽刺的是，在一个“市民社会”中，国家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所不在。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同时存在。
[57]本小节标题是向杰克·赫舒拉发（2001）致敬。赫舒拉发一直强调经济学自愿性领域中的强制因素。
[58]我要感谢乌尔苏拉·福勒通和各位编辑，感谢他们的评论和发人深省的问题，这篇文章因此受益良多。
[59]美国之外的制度主义理论，尤其是在德国，深刻受到美国理论家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
[60]泰勒指的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哈罗德、拉斯韦尔、阿尔蒙德等人的著名研究。
[61]尽管基欧汉（1984，125）接受除“狭义的自利”之外的解释，但他认为这种自利仅限于“相对小范围的活动”。
[62]关于帕累托公式，参见Martin and Simmons（1998，744—745），尤其是克拉斯纳（1991）。
[63]关于没有做出类似妥协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完整的规范性批评，参见Long（1995）。
[64]关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区别，可参见Gray（2000）；Richardson（2001）。
[65]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如理查德·法尔克（1999）。
[66]斯特佛克（2006）提出了潜藏于内嵌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为了迎合相对富裕的西方社会的需要和利益，而非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
[67]罗伊—斯米特（2005）可能预言了类似的这种争论。
[68]更详细的分析和文献综述，请参阅莫拉维斯克（1997；2003）。本文亦参考了这篇文章。
[69]从拉卡托斯的意义上来看，这应当提高我们对自由主义预测的信心（Moravcsik 2003）。
[70]一些人采用前科学时代的方法按照“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来划分理论，或按照政治血统将国际组织划分为自由主义（尽管实际上在19世纪和0世纪初期，国际制度经常受到富裕的保守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而言，核心假定才是真正重要的。现代机制理论取决于一系列独特的假定，这些假定与本文所讨论的自由主义理论有显著的不同。机制理论关心的是信息的分配，认为国家偏好是外生的。本文讨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力求将国家偏好内生化。更多此类讨论，参见Moravcsik（1997，536—538）；参见Keohane（1990）。
[71]此处的关键区别并不是“分析层次”—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国内的”解释角度（“分析层次”是一个过时而又易误导人的概念；参见Fearon 1998；Lake and Powell 1999，第一章）。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者重视沃尔兹的“功能分化”观，将其作为国内和跨国社会的基础，而非肆意打压（Ruggie 1983）。
[72]例如，新功能主义的融合理论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它缺乏任何自由主义理论的强烈偏好，导致厄恩斯特·哈斯一直将政策看作是“反馈”或“溢出”（spillover）。实际上，“反馈”或“溢出”都是外生因素转变的结果（Moravcsik 2005）。
[73]对“范式”的拉卡托斯式理解导致我们认为核心假定和概念可以定义一种范式，但是我们需要附属命题才能将这一种范式具体化（Moravcsik 2003）。
[74]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与近期的建构主义作品在某一点上出现了交叉，倾向于强调特定偏好社会化的社会来源而非国家间来源（Risse-Kappen 1996）。然而，公共物品中的偏好概念明显比鲁杰的“合法的社会目的”或卡赞斯坦的“集体身份”重点更为突出（1982）。
[75]即便在解释民族主义冲突模式时强调国内可信承诺机制或理念和社会经济变量互动缺失的学者，也承认基本身份的重要性（Fearon and Laitin 2000）。这些反对人士包括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1990, 21），他坚称民族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二等力量”，承担着“大体……是国际的”任务，即多极化。自1989年以来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更严重的问题证明米尔斯海默的预测是错误的。在东欧和苏联，彼此重叠的国家诉求要比资本主义的西欧国家更多。
[76]关于旨在促进这些个人和集团利益的社会运动的文献大量涌现。一些文献关注国际制度的建构和强制制裁手段的使用。但是，关于动员社会运动向政府施压的文献，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观点，如卡彭特（Carpenter 2007）。
[77]基欧汉和米尔纳（1996）重新审视并讨论了商业自由主义理论和共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关系，并予以恰当的概念化，认为相互依存是一种激励或潜在的成本和收益结构，而非一种行为模式。
[78]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Edition,1993), p. 378.
[79]这表明了困扰这一领域混乱的、元理论错误标签。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斯奈德被人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不论他们的自由主义谱系和理论结构多么清晰。参见Legro and Moravcsik（1999）。
[80]在反对“层次分析”上，我站在Fearon（1998），Lake and Powell（1999）以及Gourevitch（1978）和Putnam（1988）等人这一边。
[81]很多近期的建构主义分析文献认为，国家依靠目的或合适的手段——目的关系的特定文化信仰，按照工具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些分析可以与理性主义的论述结合在一起，许多建构主义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82]在这一点上隐含着一个二级学科的共识，可参见Legro（1996）、Schweller（1996）、 Moravcsik（1997）与Lake and Powell（1999）。
[83]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也是理性选择理论化的常见观点，参见Frieden（1999），也可参见Lake and Powell（1999）。
[84]“系统解释和解释的……结构形式中有特别令人满意之处。”（Keohane 1986, 193）这一观念真是真假难辨，但却经常错误地与忽略偏好混为一谈；正如我们看到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系统理论。
[85]更加透彻和公正地将建构主义与理念自由主义区分，参见Johnston（2005, ch.1）。
[86]根据联合国1974年《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我这里使用了中性的定义。
[87]本章节部分讨论来自Simpson（2004b）。
[88]例如没有提及尖锐的关塔那摩政治问题及其引发的不安。然而，在那里未经审判即被羁押的囚犯并非与斯劳特所叙述的主题无关。斯劳特所描述的司法礼让的四个方面（敬重、地方主义、权利和参与）（2004，87）似乎都与法官处理关塔那摩的拘留人员有关。在英国上诉法院做出的Abbasi案判决书中，法院批评美国违反了人权法的基本规范，法院就适用规范与美国法院接触，并听从这些地位更优的法院的意见，希望他们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参见Abbasi v. Secretary of State 2002）。
[89]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发言，1999年1月28日，转引自斯劳特（2004，192）。
[90]对于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对本章初稿提出的极有帮助的反馈意见，我表示感谢。
[91]虽然林克莱特和菅波的书是二人合著的，但序言中写明了章节作者，因此本书仅引用了林克莱特的部分。
[92]更多关于准基础和国际伦理的内容，参见Cochran（1999）。
[93]我感谢卡伦·奥尔特、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和邓肯·斯尼达尔对初稿提出的极有帮助的建议。
[94]相反，J. 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 2003）将现实主义定义为对“权力”的关注，并指出这与社会建构相吻合。我赞同古典现实主义者接受了非物质力量，但我的定义使他们不那么“现实主义”。
[95]这个观点也在赫德利·布尔和英国学派学者以及一些古典现实主义者的著作中出现。
[96]这是“物化”的错误。
[97]詹尼弗·斯特林—福克尔（Jennifer Sterling-Folker 2000）认为，这一点更容易了，因为许多推定的国际关系领域的物质主义理论已经包含了社会内容。参见Wendt（1992）；Williams（2005）。
[98]与现实主义相对比，莫拉维斯克（1999，680，6）曾经说过：“思想和信息的分配取决于物质权力资源的基本分配。”
[99]关于约束国家间战争的共同规范，见Price and Tannenwald（1996）；Price（1998）；Sands（2005）。《关于人道主义干预》，见Welsh（2002）。
[100]我非常感谢伊丽莎白·赫德（Elizabeth Shakman Hurd）对本节的评论。
[101]理查德·普赖斯和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1998）支持“偶然性泛化”的中间立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构成国际世界的能力，见Ashley（1986）；Campbell（1998）；Williams（2005）。
[102]米尔斯海默（1995，86）将“权力和利益”视为仅与现实主义理论相关的变量。所以当其他人提及权力和利益时，他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已经成为现实主义者。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 2005，32—33）说，建构主义学者“冒着忽视利益和物质因素的风险，更别说想起老式的欺骗和自欺了”。
[103]但是，迈克尔·巴奈特（Michael Barnett 2005）认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是相对立的。
[104]也有例外。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 2000, 6）将英国学派和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方法视为同一个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基于其实证分析的人道主义干预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在英国学派传统影响下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比在规范性和实证性研究领域的其北美同行要更积极一些，尽管美国国际关系中似乎对这种工作的实证方面在方法论上和理论上是否足够严谨持有怀疑，这阻碍了该项研究工作的接受度。
[105]针对被公认为北美国际关系领域的三大刊物《国际组织》、《国防安全》和《世界政治》在1990年至2006年期间发表的文章有过一项调查。该调查报告显示，最多四篇文章可确定为是论及规范性而不是解释性分析的议题。相比之下，英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对规范性理论化给予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对于早期的陈述，见Brown（1992）；Smith（1992）。另见“国际研究回顾与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其中规范性理论的地位突出。
[106]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际关系领域中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基欧汉的研究工作最近转向了规范。参见Holzgrefe and Keohane（2003）； Buchanan and Keohane（2004）。
[10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考克斯（1986）对于国家、社会力量（阶级，生产）以及世界秩序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能与批判性国关理论的关联最为密切，它只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一些轻微的影响。
[108]考虑到林克莱特是哈贝马斯式国关理论方面的翘楚，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其作品。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在该领域的少量学者相对来说更注重应用伦理观的研究。例如，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 1992）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对第三方促进进行了研究，而戴尼奥尔·劳埃德·琼斯（Deiniol Lloyd Jones 2001）则十分支持基于“世界主义权力”的批判性调解。
[109]哈贝马斯（1994）在德国以及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从德国统一到欧洲一体化、海湾战争和庇护辩论等有关公共政策辩论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
[110]通常被人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作者自己极少使用这一术语，他们倾向于被称为“后结构主义者”，故本文中采用该术语。
[111]有关该讨论的精彩综述，尤其是涉及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见Rai（2004）。
[112]有关国际关系学者的“其他世俗”经验的有趣叙述，见Rosenau（1993）。有关国际关系学者所“就是理解不了”的方式的讨论，见Tickner（1997；1998）；Keohane（1998）；Marchand（1998）。
[113]关于也使用“世界”概念（但用法不同于此处）的讨论，见Linklater，Carver，and Enloe（2004）；Youngs（2004）。
[114]有关此种行动主义的部分综述，见Alexander and Mohanty（1997，特别是第三节）。另见Peterson and Runyan（1999，特别是第5章）。
[115]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并非唯一持此观点者。另见福山（Fukuyama）（1998）。
[116]关于对阿布格莱布进一步的女权主义讨论，见梅兰妮·里克特—蒙卑狄（Melanie Richter-Montpetit）（2007）的文章，以及利兹·菲利波泽（Liz Philipose）（2007）和劳拉·舍贝格（Laura Sjoberg）（2007）在《国际女性政治学杂志》中名为《对阿布格莱布监狱女性主义解读》的专题（Enloe 2007b）。
[117]衷心感谢布鲁克·阿克利（Brooke Ackerly）和伊丽莎白·普吕格尔（Elisabeth Prügl）对本文的评论，从彼此的交流以及他们各自的研究中我获得许多新的见地。此外还要感谢各位编辑对本文观点所做出的极其有益的反馈和指正。对国际关系中女性主义方法更全面的综述，见True（2005）。
[118]有少量有关理性选择的文献对工具性选择身份这一观点进行了探讨（Rabushka and Shepsle 1972）。
[119]有种研究方法专注于官僚议价（Allison 1971; Downs and Rocke 1990, 92—100）。
[120]贝叶斯定理指出，已知B发生后A的后验概率是p（B|A）p（A）/［p（B|A）p（A）+p（B|﹁A）p（﹁A）］，因此如果B是“升级的对手”而A是“对手是扩张性国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0.5/［×0.5+0.5×0.5］或2/3。
[121]马斯柯莱（Mas-Colell）、温斯顿（Whinston）和格林（Green）对现代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介绍（1995）。
[122]肯尼思·沃尔兹被广为传颂的有关结构现实主义的表述从根本上也立足于安全困境（Waltz 1979）。
[123]进化和学习模型在经济学中也非常流行。见Weibull（1995）；Fudenberg and Levine（1998）。
[124]另一种进化方法专注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并在人类祖先的进化压力中寻找人类当前行为的线索（Thayer 2000; Johnson 2004）。由于这种方法专注于对人类本质的理解，它与心理学方法的关联更为密切。
[125]斯蒂芬·彼特·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 2005）从现代神经科学中寻求对战争期间人类本质和行为的认识。
[126]亚历山大·温特频频使用的一个例子是奴隶主—奴隶这一关系。不定义“奴隶”我们就无法定义“奴隶主”，反之亦然（Fearon and Wendt 2002, 58, 66）。不过，如果在某个关系中共有观念还不如暴力胁迫和直来直去的自我利益重要，那这种关系也是难以想象的。
[127]不过，似乎温特（2003）认为旧的乌托邦之火如今依然熊熊燃烧。
[128]《冷战研究学刊》2005年第7辑第2期专刊对该辩论进行了回顾并引述了其他著述的观点。
[129]当然，这一趋势具有各种例外情况。例如，有关内外冲突关联的定量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从部分意义上讲，在对有关战争的转移视线理论兴趣的激励下，很多学者试图判定国内斗争是否引发国际冲突以及是否反之亦然（Wilkenfeld 1972）。然而，这类研究找到的有关此类关系的证据寥寥无几。
[130]对于建构主义的概述，见Ruggie（1998）。对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概述，见Keohane and Martin（1995）。
[131]此外，这些建模问题对有关民主转型和冲突爆发的相关研究具有影响（Mansfield and Snyder 2005）。
[132]有关选择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可能更为优越的情况，见Signorino（2002）。
[133]近来，凯里迈诺斯（Koremenos 2005）将政权设计问题与执行问题的弹性相联系，开辟了有关国际组织的定量研究的新途径。
[134]2007年该学院名称原来叫定性研究方法学院。
[135]国关学者可能已经十分熟稔某些集中存在其子学科中的第三代研究成果，例如，Tetlock and Belkin（1996）；George and Bennett（2005）等，不过从更大范围来说有关大作或许还包括Bates et al.（1998）；Ragin（2000）；Elman and Elman（2001；2003）；Gerring（2001；2007a）；Goertz and Starr（2002）；Mahoney and Rueschemeyer（2003）；Brady and Collier（2004）；Pierson（2004）；Goertz（2006）和Goertz and Levy（2007）等。
[136]见，例如，耶诺（Yanow）和施瓦茨—谢伊（Schwartz-Shea）（2006）在导论的表1中所列出的35种诠释研究方法。
[137]这里所列举的学者与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2002，495）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定主义者”有大量重合。这两个分类与伊恩·赫德（本书）所称的“实证主义者”大致巧合，不过，我们认为，很多国关学者，不论是否是建构主义者，在方法论上是约定主义者但并不赞同传统的实证主义者有关“定律”和“可证伪性”的观念。
[138]另见耶诺（2006，6）及耶诺和施瓦茨—谢伊（2006，xxxvi，n. 5）。相似地，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奇维尔（本书）对最具雄心的科学现实主义形式，特别是在一定意义上理论按照日渐精确的方式“指向”潜在的“现实”这一观点，提出了若干解释学批评。然而，克拉托奇维尔并未暗示不存在判定某些阐释高于其他阐释的基础，至于他是否也反对科学现实主义更为温和的形式我们并不清楚，而科学现实主义认为科学并不必然是进步性的（有关科学现实主义不同派别的分析，见Chernoff 2002）。
[139]下文讨论借鉴并进一步发展了此前人们有关定性方法单独的以及合作著述的成果，其中包括George and Bennett（2005）；和And Bennett and Elman（2006a；2006b；2007a；2007b）等。
[140]另见Collier, Brady, and Seawright有关因果过程观察的探讨（2004，252—255）。
[141]贝叶斯式的理论验证途径集中于对其他解释真实性可信度的修正。换句话说，贝叶斯主义者们以概率论看待统计学参数，认为假设为真这一可能性具有主观可能性并根据新的证据对这些可能性予以修正。相反地，频率学派统计学认为从对某些人口的重复采样中可能获得相似结果是可能的。贝叶斯推理能够应用于一个或数个案例或若干证据，而频率学派统计学分析则需要更多案例才能进行推理，不过随着有关案例或证据数量的增加这两种形式的推理应该交汇与相似的结果。过程追踪遵循了一种与贝叶斯推理非常类似的逻辑，对根据某个案例中产生的证据做出的有关该案例的其他解释的可信度进行修正。有关过程追踪与贝叶斯推理之间的相似性的进一步探讨，见Bennett（2007）。
[142]感谢本杰明·科恩、安东尼·佩恩、尼古拉·菲利普斯和伦恩·西布鲁克几位编辑，他们为2006年7月完成的那一稿提出了宝贵意见。阅读了本杰明·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让我获益匪浅。这部即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作无疑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早期发展的历史见证。
[143]关于学术界远离保守派政治，参见Tickner（2006）。关于保守主义在学术界的边缘化，参见Bauerlein（2006）。
[144]其他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参见Jentleson（2002）和Anderson（2003）。
[145]我在此处过度简化了。所有对于真理的理解都包含这三个特征，但是侧重点不同。实证主义强调客观性，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侧重主体间性，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目的论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具体可参见Smith， Booth， and Zalewski（1996）。
[146]在这本书里，摩根索放弃了他之前的观点（1946，参见更多的上述讨论），即他认为真理是观察者眼中的真理，并不会告诉我们为何知识分子作为唯一的观察者突然宣称掌握了真理。
[147]诺姆·乔姆斯基是摩根索在越南问题上的同盟，他（1967，325）认为“说出真理、揭示谎言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即使在一个知识不确定的世俗世界里，让学者披上“真理”的外衣十分令人困惑。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1969，41）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可能来源于神学院的学术：“顶礼膜拜和渴望与神联系的传统……或思想和经验的最终理由……可能是知识分子最早、最全面的和最重要的传统。”
[148]一本流行的关于社会学科研究的当代启蒙书做出了对客观知识的承诺，但是强调了它的许多假定和不确定性：“我们回避了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且……认为我们有可能获得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总是不确定的。”（King，Keohane，and Verba 1994，6）
[149]丽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 2003，12）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公示：“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内容是他们自己想象的建构。”
[150]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1990，190）提出了一种现代主义的范例：“我确信人类在大约1 600年之后所做出的努力收获了大量新的内容……（并且）为了改善医疗条件、增加财富和福利以及促进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决策变得十分可行。而在200年后，这些才普遍起来。”
[151]正如安德森所观察到的（2003，15），“自一开始，美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被认为可行并且得到拥护，是因为它……致力于提高道德和实现自由主义目标，而这两者是美国公共政策的特征”。
[152]实证主义从观察转向描述性和因果推断，而建构主义从叙述转向构成性和解释性意义。
[153]诺（2006）研究了理论在解释历史上的和当下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产生争议时的作用。即便他们在考虑相同的事实，争议也会产生。
[154]正如安德森（2003，12）所指出的，“即便是社会科学中最超脱的技术人员，他们在选择研究领域和问题时，也表现出社会世界对他们的影响”。
[155]2004年，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职工捐献给科里和布什的金额比为19∶1。
[156]美国媒体也是如此：85%以上的记者是民主党。正如约翰·蒂尔尼指出，“问题并不是媒体上的故事，而是没有人考虑去做的事情”（《纽约时报》，2005年10月23日）。在学术界，相比考虑管理市场，很少有学者问过如何利用市场，或者如何加强个人的自主而不是加强社区机构，因此，保守派政治家转而向智库和其他机构寻找答案。
[157]塞缪尔·亨廷顿（2004，xvii）为这种政治的诚实提供了蓝本：“爱国主义和学术的动机……可能会发生冲突。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我试图尽可能中立和分析证据，警告读者我对证据的选择和展示可能受到我的爱国主义的影响，因为这种爱国主义驱动着我在美国的历史和可能的未来中寻求意义。”
[158]基于这一理由，我在关于里根政府的书中明确表示“学者可能认为我的思考已经丧失了客观性”（Nau 1990, ix）。
[159]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在肯尼迪政府担任政策顾问，在重返学术界之后写了大量赞扬肯尼迪政府的文章，而他的学界同事也广泛认可。
[160]马克斯·韦伯（1949，54）指出了在他所处的时代出现的这种倾向性：“毫无疑问，在我们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倾向于影响科学，但却没有人公开承认这一点。”
[161]感谢布鲁斯·詹特森（Bruce Jentleson）、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O. 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约翰·欧文（John Owen）、邓肯·斯尼达尔（Duncan Snidal）以及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等学者对本章做出富有建设性的评论。
[162]感谢塔拉克·巴卡维（Tarak Barkawi）、古明德·布汉布拉（Gurminder Bhambra）、珊帕·比斯瓦斯（Shampa Biswas）、马特·戴维斯（Matt Davies）、凯文·邓恩（Kevin Dunn）、泽维尔·纪尧姆（Xavier Guillaume）、桑卡兰·克里希纳（Sankaran Krishna）、马克·拉菲（Mark Laffey）、 西达尔特·马拉瓦拉普（Siddharth Mallavarapu）、希马迪普·姆皮蒂（Himadeep Muppidi）、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Christian Reus-Smit）和阿琳·蒂克纳（Arlene Tickner）等学者对本章做出的富有建设性的评论。
[163]空间也可以指日常生活或女性主义，在下文作为国际或政治的阈值。女性主义的批判和参与到日常生活均可以视作与“自下的国际关系”同质。
[164]依存理论的总结性研究数量丰富。参见奇尔科特（Chilcote 1984）；瓦伦苏埃拉和瓦伦苏埃拉（Valenzuela and Valenzuela 1981）和斯莱特（Slater 2004，118—127）。
[165]尽管如此，依存理论对拉丁美洲的兴趣一直存在。阿琳·蒂克纳（2003，317—318）认为“自主”仍然处于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这与当代北美的国际关系完全相反。
[166]卡多佐和法莱图（1979，x—xiv，xxiii）坚持强调分析具体情形。也可参见加布里埃尔·帕尔玛（Gabriel Palma 1978）。
[167]后殖民主义思想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对西方的表象模式提出了挑战。参见帕德米尼·蒙吉尔（Padmini Mongia 1996）和里拉·甘地（Leela Gandhi 1998）。
[168]性别在全球结构构成中的作用为国际关系留下了更多的遗产。民族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兴起的，也是内在于这一理论［参见曼佐（Manzo）1996；佩尔绍德和沃克（Persaud and Walker）2001］。
[169]非常感谢以下各位给予本章初稿的宝贵书面意见：克里斯·布朗、伊恩·克拉克（Ian Clark）、内塔·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 苏珊娜·凯尔森（Susanna Karlsson）、安德鲁·林克莱特、奇安·奥德里斯科尔（Cian O'Driscoll）、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柯林·怀特（Colin Wight）及迈克尔·威廉姆斯。
[170]源自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2006年12月16日。
[171]出自英国总理戈登·布朗，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6年4月22日。
[172]出自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纪念会上的致辞，2004年3月26日。
[173]在本章中，我将依照惯例使用国际关系来指称该研究领域。
[174]在提出这些标准时，我借鉴了彼得·弗伦奇（Peter French）（1984）和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1986）的研究成果。
[175]西蒙·卡尼（Simon Caney 2005，2）早些时候提出的组织可能负有责任但并不追求这种可能性的观点是一句题外话。
[176]通过假定国家的道德能动性，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1999）提供了这一趋势中一个单一的例外。
[177]在此我用的是“世界政治”一词，而非“国际关系”，因为“国际关系”的措辞会导致我们只考虑国家，而对所有有趣的世界政治问题来说国家并非其核心所在。
[178]感谢朱迪·安斯蒂（Jodie Anstee）为本章的研究予以的帮助。
[179]非常感谢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对本章做出富有建设性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