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历史学方法
乔尔·夸克
对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历史学研究本身并非仅是（甚至主要是）一个目的，而是为了给一系列理论目标的推进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这一自觉定位可扩展至国际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它不仅在有关来自各个学派的学者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有助于确保各历史学研究项目按照现代理论论据按部就班地进行组织。在此学术环境下，人们赋予理论贡献的重要性可能既是一种资产又是一种障碍。国关学者们已经积累了大批有价值的工具、技巧和模板，为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但是这些贡献的得来可能付出了历史深度的代价，结果使复杂的、多重因果性问题成为各学派为证实各种抽象的理论模型所做努力的试验场。
历史研究往往被当作国关圈子里面一个被忽视的领域（Teschke 2003, 14; Keene 2005, 1—3）。这一点在过去可能的确如此，但如今已然不同，因为近来有关国际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仍有人对其三缄其口而且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领域，涉及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时情况尤其如此，但是过去二十年中历史研究的确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本章，笔者对大量近期的研究成果着墨甚多，尤其注意历史、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关系。该项目由五个区分明确的部分组织而成。第一部分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的变幻莫测进行了简单描述。第二部分关注的是人们对普世模型的追求以及理性主义理论、极端简化和国际史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关注的是对极端简化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性回应以及相关的接受偶然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的尝试。第四部分探讨了更近一段时间以来理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情况。笔者以现实主义理论的创新为阐释焦点，对近来大量的使理性主义方法获得一个更有力的历史学立足点的成果进行了审视。贯穿本文的主要焦点在于国家体系的源起和运作，长期以来这一体系一直是国关圈子中历史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本章的最后一部分选择的是与历史研究并行的思想史领域，探讨的是近来人们如何围绕当代历史进程对有关思想史的成果进行了塑造。
1. 论历史在其名著《历史是什么？》当中，E. H. 卡尔（1962，6）指出“相信历史事实的核心部分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即便是非后现代主义者也会认可这一立场的价值。对于历史事件及其当代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予以了许多不同形式的诠释。有关参与者的回忆也不一定会指向同一个方向，其中必然涉及许多近期的或长期的、彼此冲突的因素。其后的记载不可能是完整的，而那些现有记录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狭隘的取向和成见。其他一些关键问题包括选择哪些事件使其成为“历史”而不是半途而废的，以及被赋予任何潜在有关因素之上的重要性的程度。此外，历史研究的变幻莫测也延及当代取向和日程，在那里“学习历史更多的是为了求证而不是求学”的人十分常见（Hinsley 1963, 13）。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历史的“辉格式阐释”，它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历史学家之中由来已久的一种趋势，它“强调过去进程中的某些原则，它讲述的故事如果不是对现实的美化就是对现实的认可”（Butterfield 1965, v）。
它反映了一个更大难题，这一点众所周知，因为当代人们所持有的一些成见可能会影响人们以不同方式对历史记载的呈现。以上考虑适用于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当我们专注于国际关系时，就会出现许多其他问题，首先就是历史和（作为一种社会学或政治科学形式的）国际关系之间的区别问题。各学科的内部差异使该问题复杂化，它很难对整体趋势之外的东西进行探讨。不过，人们普遍认可这两个学科最终会倾向于不同的方法。在杰克·列维（Jack Levy 1997，32）做出的概述中，他指出“历史与政治科学之间明显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描述和解释的是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联，而政治科学家规划和验证的是有关不同变量或事件类别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主张”。另外一种研读来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 2002，62—63），他注意到各种形式的社会学研究都必然涉及归纳，只是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归纳内置于叙事之中而社会学家则倾向于将叙事内置于归纳之中。一般性理论主张所带有的国际关系学术性也确保国关理论家常常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成果以获得有关信息。
这一对第二手资料的广泛依赖向人们提出了很多棘手的方法论问题，人们极少对这些问题进行公开的探讨。或许历史学家们并非一贯公开其根本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简单地将超然于理论和方法论（Lustick 1996; Kratochwil 2006; Roberts 2006）之外的历史数据加以编撰。这导致了一种略显怪异的状况，国关理论家大量地借鉴历史学家辛勤的研究而又经常摒弃这些成果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青睐的微妙的、基于特定案例而又往往具有多重因果关系的方法。
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历史、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全面了解国关学者对历史记录进行概念化和探讨的各种途径，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有关的理论志向以及人们所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就近来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现代学者往往会围绕先前成果的优缺点来构建自己的主张。很多学科探讨的是“大的图景”，即宏观历史项目，而人们往往通过不同的途径将这些项目组织到学术性国际关系里的相同项目中。这些项目可能会对类似的历史学议题进行探讨，但它们仍会被置于不同的学术话语之中。就国际关系而言，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国关学者们对很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但理论家有时候会对历史这一有特色、有自己方法论和诠释性挑战的研究领域视而不见（见Pierson 2004; Trachtenberg 2006）。理论始终需要历史，因为以往的事件为人们对各种模型进行规划和评估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但理论本身变成目的而非一个有价值工具的危险将始终存在。
2 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在任何一系列国际事件中，大量的因素都会参与其中。人们可以通过将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影响加以考量后以推理的方式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但随着所考虑问题的增加，要超越基于案例的特质并对那些毫不含糊的因果关系模式或普世性模型进行识别就必然变得更加困难。现代社会科学家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极端简化来解决这一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重叠性的策略方面：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以上每一种策略都带有相当大的文化包袱。在此，笔者关注的主要是它们的理论维度和方法论的基本理论。
理性行为旨在通过将个人作为原子化的效用最大化者来揭开人类行为的变幻莫测。对某些批评者来说，这“歪曲了人类状况”，但如果我们将理性行为视为一种有限的方法论举措而不是一种累积的本体论立场，这种反对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关键的分歧点不在于是否每个行为体都按照一种超理性演算而行事，而在于围绕这一普世性行为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是否具有启发性。理性行为往往伴随着各种形式的物质主义，其得以立足的背后理念在于：物质能力的组织与分配最终决定各政治行为体追求其战略利益的结构性背景。物质属性并不总是孤立存在的，往往通过其周围的概念取向而获得深度和定义，不过以假设物质力量全然独立存在的方式来运作可能仍然非常有用。这一理论三元体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功能主义，它往往充当理性行为与物质主义之间的桥梁，因为人们对各种制度性形式源起与运行的解释依据的是它们的战略功能或功利性目的。功能主义可以在多个层面上运行。一方面，不同政治共同体——比如不同政权或国际组织——之间存在各种制度性安排，据说它们反映了发展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功能的制度过程中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各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很多制度性安排，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复合体的创立及其随后的发展都可以追溯到对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竞争的功利主义回应上。
这一三元体对于目前人们对于普世性模型、清晰的因果关联以及确切的预测的理论诉求来说一直都是中心话题。从这一立场看，再去构想一套更加有效的工具是很困难的。理性行为厘清了变幻莫测的人类行为，物质主义阐明了利益与能力，而功能主义解释了各种制度形式的源起与运作。人们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将一系列考量混杂在一起而是为了对为数不多但能清晰阐述跨越多个案例的变异关键机制加以明确。反过来，这又催生了两条相互重叠的理论争鸣轴线。第一条轴线来自有关这些相互重叠的战略的应用的众多争端，因为秉持各种主张的理论家们私下对于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有所研究（虽然会进行某些改动或增减），但对于它们大量存在的分流却看法不一。这一动态变化对于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来说一直是中心议题。这也适用于很多理性选择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其他从经济模型中汲取灵感的理论的倡导者之间的分歧。在范围方面并非所有的理性主义理论都是普世性的。有些理论仅适用于特定情形，比如国际谈判，这导致人们对有关仅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运行的某些普世性行为模型的后果展开了非常复杂的论争。第二条争鸣轴线涉及大量常常被边缘化为方法论上极端简化的某方面的问题、行为以及特质。这一动态变化主要涉及认同、意识形态、认识论和偶然性问题。它还特别切合国际历史研究，因为人们对永恒公理的追求往往使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的独特品质黯然失色。
为了对上述主题加以说明，笔者从大家耳熟能详之处予以展开：肯尼思·沃尔兹的大作《国际政治理论》（1979）。大家都非常熟稔沃尔兹理论的主要特点：其理论从国际体系的国家中心主义特征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持久影响开始，其中既有制度性的影响（相似的单位、功能性调整）也有行为性的影响（自助、理性行为），继而延伸到有关物质能力的结构维度以及与双极对立和经济相互依赖有关的更具体方面。从很多方面来说，沃尔兹所选择的道路比他的最终目的地更为有趣。摒弃了“归纳主义者路线”后，沃尔兹认为“阐释力的获得靠的是远离‘现实’而不是紧随‘现实’”。理论家必须通过对某个有限范围内的活动进行识别以厘清复杂性，因为通过对少数极具启发性但过度简化的机制进行整合后就可以对某些可概括性模式进行阐述。这意味着人们接受一种排斥了国内政治或政权类型的系统方法，不是因为它们并不相关，而是因为它们会迫使我们“退回的描述层面”，使我们对源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大的、重要的和持久性模式”的理解过于复杂化（Waltz 1979, 65, 70）。这一无情的策略最终会将数量巨大的问题排除在外。这里沃尔兹所采取的对待国际历史的静态方法尤其值得注意，它被概括为“国际政治的实质经久不变，国际政治的类型一现再现，国际政治事件无休止地重复发生。盛行于世界的国际关系在类型和性质方面几乎很少发生剧烈变化”（Waltz 1979, 66）。
沃尔兹的理论在很多论争之中处于中心地位。有关他对国际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历来被当作他人批评的铺垫。由此而论，他的研究常常被表述为“主流”方法更为整体性历史缺陷的标志。这一关联可能并不太公正，因为沃尔兹不见得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这一关联充当了一系列历史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起点。尽管这些项目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人们可以围绕对于极端简化的历史局限共同的批评对这些项目进行一种宽松的整合。此后，对于普世性本体的理论诉求式微而人们更有底气专注于偶然属性，因为学者们已经转向（或回归）此前因方法论被边缘化的一系列问题。
3 历史复杂性与当代理论对于沃尔兹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当前的现状最好被视为一种永恒公理不曾间断的延续。这种总体化立场激起了持续的历史导向性的批评。对该视野的一个主要反对观点在于，它终会导致误将近来的创新拨回到过去，从而将偶然性结构和导向提升到跨历史本体的高度。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 2002）对此类观点做出了精彩的概括，他认为国关学界常常深受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历史主义模式之苦：现世崇拜与现世中心论。据说前者指对现世进行“一种‘隔离’而使现世看似一个自治的、自然的、自发的和一成不变的实体”。后者指将这一“自然化的”现世“向后推算，如此历史时代与国家体系之间的非连续性的断裂与差异就会被掩饰以致被掩盖”（Hobson 2002, 9）。
此处关键的分歧之处在于理论的简约性与历史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极端简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使理论家们能够洞悉复杂性，有可能对将原本不同的案例统一起来的确切性、普世性原因展开探讨，不过这一优势源头可能也是缺陷之源，因为人们对跨历史本体的追求也倾向于“掩饰”那些鲜明的历史特征和根本差异。这一抵消效应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中尤其强烈，这两种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理论争鸣中都扮演了主要角色，因而也往往成为历史和理论批评的焦点。在上述人们业已采用的众多策略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三股主要的推动力：（1）人们协力推动对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历史缺陷的分类；（2）人们协力推动对塑造了特定历史氛围的复杂性和特异性的审视；（3）人们协力对原本看似自然而然或一成不变的当代生活的某些方面发起挑战。
从这一高度来看，约翰·鲁杰（1993）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由于人们普遍无法对现代国家体系的挑战加以概念化，鲁杰对此表示出了深切的挫折感。众所周知，他开始寻求从中世纪的政治规范形式向现代政治规范形式的转型以求得指引。这一转型对沃尔兹发起了很多诘难，因为沃尔兹假定国内与国际之间存在明显的、一以贯之的分野。这一景象难以与中世纪的历史相挂钩，因为当时的政治生活的组织围绕的是一种宗教和世俗的、他律的交叉管辖秩序以及高度的功能分化（非相似单位）。如果政治生活的组织依据的是根本不同的术语，各国家体系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鲁杰（1993，151）来说，现代国家的国家地位指对“由领土界定的、固定的、互相排斥的合法统治领地”的承诺。据说这一独特模型出现于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框架之内，在一系列累积性因素的推动下，一个急剧断裂的决定性时刻于16、17世纪出现，鲁杰试探性地将其设定为时代变化或一种间断平衡形式。
做出此论断之时，鲁杰（1993，141）毫不掩饰其设计的内在局限性，因为他注意到自己的很多研究都局限于寻求“一类词汇以及……人们可以据以对当下根本性的国际转型可能性提出一些系统性问题的研究议程”。涉及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实质性分歧时，这一问题最为严重，但是他对于从一种秩序到另外一种秩序转型的解释还是相当具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近来丹尼尔·菲尔波特（Daniel Philpott）提出了一种更具理论性的观点。菲尔波特（2001，4）认为，我们可以将当前全球秩序的构成结构追溯到主权国家的两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和殖民地独立，它们反映了“此前有关正义与政治权威理念的革命”。为证明这些主张，菲尔波特列出了理念在塑造这些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两个鲜明角色。第一个角色与认同有关，因为据说各种理念志在说服各行为体通过理性反思采取新的认同形式。第二个角色与社会力量有关，因为据说各理念志在“改变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这些理念所要求政策的人所面对的成本和收益”（Philpott 2001, 58）。理念无法脱离其他因素而独立运行，但它们也无法还原成物质结构或战略算计。
菲尔波特的观点非常适合于去殖民化（另见Jackson 1990; Crawford 2002），但事实证明，一旦涉及威斯特伐利亚，有关其观点的争议就会增多。和鲁杰一样，菲尔波特也比较倾向于存在某个急剧断裂的决定性时刻，但该公式受到了来自若干方面的挑战。某些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但也指出了从绝对王权向主权国家地位的进一步转型（Reus-Smit 1998; Hall 1999）。其他学者则对其作为决定性时刻的地位提出质疑（Osiander 2001）。在这一方面，有几个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实现历史转型的方法论途径。在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一篇颇具开拓性的成果中，罗森伯格指出他更喜欢一种非常不同的将前资本主义秩序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相分割的“结构不连续性”形式。它出现于一种对现实主义的尖锐批评之中，人们普遍持有的有关各国关系中存在一种必要的连续性这一观点被抛诸脑后，人们更青睐一种将地缘政治行为中的各种变体与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相连接的比较方法。在这一模型中，据说现代国家体系最鲜明的属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是相符的（Rosenberg 1994）。近来本诺·特施克（Benno Teschke）（2003）对此类观点予以了扩展和进一步提炼，他记述了贯穿中世纪、绝对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交错进程。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特施克非常谨慎地对历史复杂性和理论简约性进行了平衡，对有关的不均衡发展予以了充分考虑，不过同时对财产制度在（重新）构建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中的作用提出了充分的理由。由此而论，“向现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转变的标志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即革命后的英国的崛起”（Teschke 2003, 249）。
人们对主权和现代性的兴趣从不局限于国际历史，这一兴趣也在于思想史之中。我们可以在简斯·巴特森（Jens Bartelson）的研究中发现这两个互相关联领域复杂的混合。专注于主权与知识之间关系的巴特森提供了贯穿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的历史谱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谱系方法日益流行。通常，人们会将谱系学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米歇尔·福柯相关联，谱系学“从战略上来讲关注那些看起来毫无问题并被视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其任务在于对当下这些充满活力和真理的特性如何形成于过去进行解释”（Bartelson 1995,73）。对巴特森来说，正如政治话语中的即兴转变可以追溯到知识探究中认知与本体论基础的变异一样，这转变成了一种基于一系列文本典范的情节叙事。另外一个对主权采取发散方法的卓越倡导者是辛西娅·韦伯（1995），她主要关注的是主权与干涉之间不断变化的边界。韦伯摈弃了对主权（或干涉）定义的固化和依据某个抽象的标准对大量的历史行为进行评估，她提出个体的国家是根据代表性和仿真逻辑而“无法改变的”或构成的。要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一个国家需要“以使其主权权威性的基础得到授权在国际事务中为其特定的国内社群发声的方式来组织自身的事务”（Weber 1995, 124）。通过一系列的案例研究，她将该象征性关系中的断裂之处与一系列干涉性行为相关联，表明有关（真正）主权权威性的主张并不必然与干涉相悖，人们提出这些主张是为了对那些违反了传统领土划界观念的入侵事件进行验证。
如今，在国际关系圈子中，国家体系的源起、运作和不断的演化正被坚定地确定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多年来，人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不过，不论这一对历史背景极大的专注有多么重要，它的确也招致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各种攻击。关于这一点，国关学术界虽力量微弱也在徐徐改进。其中，巴里·布赞（Barry Buzan）、查尔斯·琼斯（Charles Jones）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的宏观历史研究尤其重要。对这些学者来说，沃尔兹的理论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起点但过于严苛。他们跨越了对于无政府状态与相似单位之间的静态关联，提出了政治单位和国际结构的四种可能的组合：（1）等级制度与相似单位，（2）无政府状态与相似单位，（3）等级制度与非相似单位，以及（4）无政府状态与非相似单位（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37—47）。这些变体极大地削弱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Buzan and Little 2001,25），使从帝国到宗主网络在内的各种不同组织形式、部落秩序以及城邦国家（另见Watson 1992; Buzan and Little 2000）得以凸显。可见，这一视角也大大得益于杰出的“英国学派”大家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和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Wight 1977; Bull and Watson 1984）等所持的扩展性方法。很多现代学者都从中受益，涉及国际社会有关理论和行为时，这一情形无比明显。对于国际社会的历史学探讨往往始于世界上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这一前提，这些社会长久以来在对各种动态变化的回应中不断演化。人们已经非常成功地将这一理论起点应用于一系列历史案例之中，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对欧洲与非欧洲人民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的非常有价值的框架（Keene 2002）。
大体上，上文所简要罗列的方法都反对极端的简化。一旦我们越过这一共同关联，我们将很快见到很多重大的变异。从部分意义上说，它既是一个关乎特定方法所青睐的具体策略和导向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它们所希望实现的首要目标的问题。对很多学者来说，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特定事件做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及/或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这可以转化为“深描”、各种形式的因果关系和构成性分析或更为传统性的历史叙事。对其他学者来说，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粉碎盛行的正统学说使之成为彼此牵连又富有争议的片段，为现代主义改革或后现代的抗争打下前站。
4 对理性主义的更新前一部分所探讨的各种研究共同向国际关系理性主义理论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争鸣的主线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实证性的，因为很多批评人士对于使各种历史经验与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或功能主义相一致所遇到的可能进行了反复阐述。为回应当前这一挑战，近来分属各学派的理性主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模型和历史学阐述，与此同时也竭力坚持该社会科学项目的整体基调。可能这些研究成果无法说服所有批评人士，不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合力使理性主义方法的历史学资格焕发活力。由此而论，沃尔兹的理论再次占据了关键地位。这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就前者而言，正如人们常常将沃尔兹理论的缺陷当作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缺陷的代表一样，人们最终可能会使更多的具有细微区别的研究失去光彩。这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其他一些项目常常能带来更多不同的成果（Gilpin 1981;Doyle 1986）。许多不同形式的历史分析，诸如有关“民主和平论”或大战过时论的论争等，主要存在于理性主义及其不同分支之中，外来输入相对有限。不过，沃尔兹的理论仍会充当一个主要的历史和理论陪衬这一点仍然不言而喻。涉及现实主义理论时，这一点尤为明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已经非常审慎地重拾起了曾被沃尔兹刻意排除在外的若干关键问题及其嬗变。由此而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1987）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1991）有两篇开拓性成果，前者强调了意图的作用而后者则专注于国内政治。沃尔特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际联盟的构建进行了深刻的、政策驱动型分析。他的主要实证论据来自1955年至1979年之间的中东外交史，其中涉及86个国家决策。通过对该论据的整理，他对围绕制衡与搭车现象的盛行、意识形态的角色、对外援助以及跨国渗透等所做出的大量的互相关联的假设进行了评估。沃尔特的主要贡献（1987，172）在于其对传统的均势概念令人瞩目的批评，他断言“相比单纯地专注于总实力的探究，对若干明显的威胁源头的影响的探究能够做出一种有关建立联盟的更具说服力的阐述”。威胁平衡理论非常注重物质资源而物质资源也是沃尔特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但威胁平衡理论引入了基于有关行为体意图的另外一番考量。另外一种对现实主义颇有影响的重塑来自斯奈德（1991，19），他认为“人们必须从那些只关注社会间政治而忽略各社会内部情况的学者身上去重新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模型见于有关帝国过度扩张的基于案例研究的分析之中。在对德国、日本、英国、苏联以及美国政策的嬗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斯奈德提出，不智的、适得其反的扩张性政策可能主要源于国内的结盟和有关意识形态的杜撰。尽管扩张可能并不符合国家利益，或广大民众的利益，人们认为各方协力建立的国内联盟成功地动员了各种机制和意识形态资源以提升其地方性利益。
这些著述代表了某个大趋势即将出现的先例，因为现实主义理论于冷战后经历了一次复兴。与沃尔特和斯奈德相呼应，这一代新的现实主义学术界常常在对更高的理论精确性和历史复杂性的追求中“牺牲某些沃尔兹理论的简约性”（Schweller 1998, 10）。关于这一点，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 2000，3）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动态差异理论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合于某个内聚性的逻辑之中”，试图对引发大战的各种原因进行解释。然后，人们利用20世纪一系列实证性很强的案例研究对这一创新性综合体进行了验证，继而对欧洲内部早些时候的案例进行了一项比较有限的调查，因为科普兰认为开始衰落但仍居统治地位的大国最有可能发动（或冒险发动）大战。在该模型中，对衰落不可避免性和严重程度的估计受到了国际极性的调节，使那些往往会掩盖单位层级的动态变化但并不会将其消除的持续性系统压力得以维系。这一对系统理论的重构系近期研究的两大途径之一（另见Schweller 1998;Mearsheimer 2001）。其他有关成果追随斯奈德的步伐，对诸如精英行为和（错误认识）认识等内部因素或内部与国际动态变化的结合开展研究（Wohlforth 1993; Van Evera 1999）。事实证明有些上述动向是有争议的（Legro and Moravcsik 1999），不过它们还是从多个方面提升了现实主义的阐释力。历史研究历来是该综合体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理论家们努力采用详细的案例研究、措施和模型为自己所青睐的方法正名。他们没有抛弃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相反，其背后的动力在于对各种策略进行规划以使这些模型具有更强的历史底蕴。
为了顺应大势，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理性主义圈子内部的论争进行组织。有关人员对于更大的批评得心应手，但在这一方面他们集中精力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不存在公开的反驳者。关于这一点，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有关主权的著述尤为显著，其论述主旨在于基于战略算计的后果逻辑一贯凌驾于基于规范和身份的适当性逻辑（Krasner 1999, 5—6）。理性主义批评人士的主阵地——主权历史是依据“有组织的虚伪”而建立的，因为人们认为国家一贯偏离通行的规范，使政治行为脱离于制度的脚本。这一观点体现于对19世纪以降少数族群权利、人权、主权贷款和国家创建等主题研究之中。在此模型中，理念并非全然无关，而物质力量和战略利益仍是主宰者。
前文探讨难免挂一漏万。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示，现实主义绝非唯一可用的理论。不过，笔者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起起落落彰显了理性主义方法与历史研究之间关系的嬗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国关学术界非常重视简约的、普世性模型，各种形式的极端简化因而出现。上述现象所带来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沃尔兹所做研究之中。为了追求理论的精致程度，沃尔兹决绝地牺牲了历史细节。这一现象带来了一个批评的焦点，其中历史偶然性问题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最近一段时间学术界更青睐一种更高的理论精准度和实证严谨性，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上文所列各种著述仍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对其加以解释，因而规避了鲁杰对时代变化的忧虑。关于这一点，并非理性主义理论无用武之地（见Spruyt 1994），问题是，涉及当前对普世性模型的追求，对很多人来说这同样也可能是一大历史变量。
5 思想史与当代理论在上文所述每一种方法中，历史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理论工作的本质与目的的要求而安排的。类似的动态变化也适用于与之关系密切的思想史，人们一贯采用理念史的不同方面来证实一系列当代因果关系和理论立场。有时人们对思想史与国际史关系的确定并不容易。近来有些试图将这两个领域加以结合的创举（Johnston 1995; Hopf 2002），但文本来源被当作重要影响或历史典范而并未对其常常讳莫如深的内容对平行历史发展的影响进行核实的情况，也并非难得一见。由此而论，有关理念史的讨论最终可能会成为深入的国际史研究不为人知的替代品。
不过，此处争议的要点在于思想史与当代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直到20世纪对国际关系的思想探究才完全与法律、哲学、历史、经济学及/或宗教研究区分开来。这一现代创举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在于建立与先前思想研究的谱系关联的累积性、追溯性努力，结果，以欧洲学者为主的许多学者开始从事大量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这种普遍做法引发了若干方法论问题，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时并不明确（Schmidt 2002a, 6—7）。与国际史研究十分相像，近期以来思想史研究非常活跃。
其中主要有三个研究领域：（1）现实主义传统的构成；（2）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的整合；以及（3）国关学科的早期历史。
对普世性模板的追求并不限于国际史研究，它也存在于思想史研究之中，在那里，经典大家通常被当作典范理念或永恒对话的模板。在其他学科这一方法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挑战，但在国关圈子内部它仍然很受欢迎，现实主义传统（Gilpin 1984）以及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对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进一步区分是其中两个最突出的代表。这两种方案都采取古为今用的方法呈现现代各项分类，其中现实主义传统将诸如修昔底德、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和让——雅克·卢梭这样的大家的理论与近来的一些新论放在一起。现代现实主义者常常援引这一血统以支撑其种种理论主张，其引发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批评对各种学者的现实主义角色属性提出了质疑，指斥有关学者不应该被歪曲为现实主义者（George 1994, 70—74; Walker 1993, 26—47）。
第二类（有时只是试探性的）批评同意这些人物属于某个可确定的传统，但利用自己被夸耀的地位对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现代概念（Haslam 2002;Williams 2005）加以诘难。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可能算是采用这一方法的最佳代表，他的研究以对修昔底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以及汉斯·摩根索详细的、语境性案例为基础。它充当了一个人们对很多现实主义的现代概念进行再评估的平台，对勒博（2003，58）“现代学院在政治和道德行为以及政治和道德理论化之间引入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这一类观点与近来政治和国际思想整合的动向相呼应。早期的国关学术界将政治理论和国际理论当作两个不相关联的理论，没人做出过前者多姿多彩而后者乏善可陈这种对后者不利的对比（Wight 1966）。近来，学术界已经对这一提法提出了挑战，极力推崇一种以国际政治理论为题的整合框架。这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规范理论化的快速发展的部分内容（Schmidt 2002b）。由此而论，此系人们再次借助理念史以支撑现代研究议程，因为学者们纷纷为其最近研究寻求有说服力的先例。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 1992）采用了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方法，他将理念史分成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分支，前者以伊曼努尔·康德为典型代表而后者以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Hegel）为典型代表。戴维·布歇（David Boucher 1998）采用了另外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方法，他所做的全面历史考察以经验现实主义、普世道德秩序和历史理性的三分法为基础。在这两种框架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价值中立阐释概念都让位于公然的规范性导向。这一点同样见诸最近有关“古典”理论（Clark and Neumann 1996; Jahn 2006）的研究成果中，它们都是围绕以往的思想模型和当前的思想模型（另见Jackson 2000）间的张力而组织的。有些成果阐述了永恒理念框架的变体，其他成果则专注于历史氛围之间的关键差异。就后者而言，其目标在于“通过建立与过去的对比而不是与过去的类同以说明我们当代的思想状况，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促使人们注意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面对的是不同的概念化国际政治这一事实”（Keene 2005, 17）。这一类观点与霍布森指斥国关学术界普遍存在“掩饰”潜在的历史差异的倾向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近来有关思想史研究的最后一个焦点在于国关学术界的早期发展情况，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跨越了对不成熟的理想主义敷衍塞责的做法（Long and Wilson 1995; Long and Schmidt 2005）。在不断涌现的深刻批评性成果中这一点随处可见，学者们提出传统叙事对20世纪早期的思想史的描述极尽歪曲之能事，在“第一次大辩论”（Wilson 1998; Quirk and Vigneswaran 2005）的故事中其表现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沦为批评性再评价的目标，其中就包括现实主义的偶像级人物卡尔（Jones 1998; Cox 2000）。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他认为国关学者们一贯将可追溯性分析结构误当作真正的传统，因而误将当前议程中的历史传记（副）产品升格为历史现实。相反地，施密特推崇一种不同的方法论途径，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批判性内部话语史，志在“对作为国关学术界构成部分的对话史予以尽可能精确的重构”（Schmidt 1998, 37）。前文所简要论述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成果可以围绕两大动因进行大致的归类。一方面，我们都希望对特定作者及/或时代的思想成果做出特点鲜明的论述。在很多情况下，这主要是一个提出比目前已有论述更为详尽的论述并据此消弭某些瑕疵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都希望将理念史作为一个对当代的理论争鸣加以探讨的权威平台。在很多情况下，正如人们认为先前的某些作者和时代的运作采取的是与当前的理论传统非常不同的方式一样，上述愿望转化为了一种为不同的思想探究模型开辟空间的企图。除了这两种最重要的动因，我们还面对着相当多不同的动因。尽管永恒理念框架仍然广受欢迎，近来学术界将继续沿用已然蔚然成风地向国关学术界之外寻求灵感的做法，不断借鉴诸如约翰·贡内利（John Gunnell 1993）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2002）这样的学者。
6 结语所有形式的历史研究必然具有重大的规范性和人类行为学维度。对于那些将历史视为一个再现、重复领域的理论家来说，其要点在于有效管理。通过对循环性历史模式进行探究，他们小心探求能够对持久的机构性力量进行调节的方式。对于那些将历史视为一个偶然性、复杂性领域的理论家来说，其要点在于根本性变革。通过对历史断裂和根本差异进行探究，他们小心探求当代生活内部指向国际秩序再定位方式的新鲜潜力。由于未来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一视角不一定会转化为历史决定论，但它确实表明，原本看似天然存在或不可更改的当前现状的某些方面最好被当作长时期历史论争进程的偶然性表现，学者们往往对各种策略和定位做出不同的论述，而这些策略和定位应能够对有效管理或根本性变革予以促进及/或评估。国关理论充当了人们对上述差异进行概念化和探讨的共同媒介，它有助于为一系列花样繁多的历史研究项目提供目的和结构。在这一方面，争鸣的主轴在于人们对普世性模型、清晰的因果关联以及确定性预测的不断诉求。这一点主要见诸各种形式的基于理性行为、物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极端简化之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研究是采取这一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例子。近来的一些成果对沃尔兹的抽象方法进行了强有力的修改，在提供了更高的历史严谨性和理论精确性的同时也未改变对社会科学理想初衷。这些成果都有悖于近来国关圈子中历史研究的走向，而国关圈子中倡导理性主义方法的批评人士比比皆是。对于运行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跨历史本体的追求将永远充满巨大挑战。如果学者们在力求实现这一困难重重的理论任务时力有不逮，他们很容易会变得过于挑剔。不过，真正的症结更多地在于整体行动不确定的智慧而非个人的短板。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常常会转化为一场有关极端简化的优点以及人们追求理论简约性时所边缘化的各种问题和癖好的相对意义的全民公决。由于学者们强调与通行模型并不相符的历史发展和思想成果，国际史和思想史对这种常常难以驾驭的争鸣来说都非常关键。历史、理论以及方法之间这一核心关系最终保障了国关学术界内部的历史研究本身并不太像一个目的，并非一个当代各种研究目标都能够得以推进的广阔平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