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我们接到了新型数码性剥削犯罪的举报。虽然知道Telegram上的加害者绝对不会消失，但至少我们感觉发生在Telegram上的性剥削犯罪似乎正在减少。当时我们还想，乘着这个机会一同解决其他性剥削犯罪就可以了。但我们错了。加害者的行动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不仅如此，其他类型的性剥削犯罪也大量出现。新型的性剥削犯罪手法相当复杂，我们在听了举报者两个小时的讲述，另外看了数十个相关资料之后，才模糊地掌握了犯罪情况。仅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受害者就超过30人，而加害者达到数百人。
简直令人“崩溃”。在刚刚看到可以根除数码性剥削犯罪的希望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犯罪。那种感觉就像精神支柱崩塌了。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没有办法阻止日益增多的加害者吗？我们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在我们不知道的虚拟空间里发生的性剥削犯罪还有多少？想想就不寒而栗。但是，决不能就此放手不管，我们又立即行动起来。既然已经掌握了犯罪事实，举报是第一位的。只是我们有些担忧，警察目前正忙于调查Telegram的性剥削事件，还有余力立即调查新的性剥削犯罪吗？
我们决定向从2020年7月开始就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系的江原地方警察厅报案。在过去的一年里，双方已经积累了信任，感觉这次也会比较顺利。为了更好地说明情况，我们和举报者一起去了春川。坐在江原地方警察厅网络调查队接待室里，我们向警方介绍了案件的具体情况，警察的反应和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一样。仅靠简单介绍是无法理解这一犯罪手法的，经过3个小时左右的说明，警察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问题是，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犯罪事实。面对Telegram中发生的性剥削，我们可以进去直接收集证据，但这次的犯罪窝点根本无从查起。加害者威胁、嘲弄受害者，却没有留下可以成为犯罪证据的痕迹，这确实是更高级别的犯罪。虽然对该问题进行了两个月的追踪调查，但是担心草率报道后加害者们可能销毁证据逃跑，我们只好继续关注并推迟了报道时间。这是一起像N号房事件那样的智能化网络犯罪。直到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等加害者被捕的那天，我们就要进行报道。我们要让世人知道在韩国蔓延的数码性剥削犯罪的丑恶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正视并解决根深蒂固的强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