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及风月话陆游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秋天，罢官归里的陆游就自己屡遭贬谪的经历和感受写了两首七绝：
其一
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
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
其二
绿蔬丹果荐瓢尊，身寄城南禹会村。
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叩吾门。
陆游在这两首七绝之前的“诗题”中说：“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诗人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把自己的仕途坎坷调侃了一番，说自己的放逐与众不同，居然连吟风咏月都成了御史台们弹劾的理由，可笑之极！以前自己犯错总是牵累朋友知交，这次甚至牵累到了“风月”，看来，再也不会有人敢进我的家门，与我把酒酬唱，高歌致慨了……“嘲咏风月”之类的所谓“罪名”，使诗人连遭“坐斥”，竟似宿命，如影随形地贯穿了他仕宦浮沉的一生。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做过很长时间的福州宁德县主簿、夔州通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之类的地方小官，也做过朝议大夫、礼部郎中这样的朝官。作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其诗歌量多质高，成就彪炳史册，被誉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首，历代推崇不已。同朝宰相周必大称他“小太白”；朱熹赞他“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答巩仲至》）；诗人刘克庄说：“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后村诗话》）清代诗人兼诗评家沈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贴，当时无与比埒。”（《说诗晬语》）但无论评价多高，大家无一例外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审视他。从友辈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到后代的李东阳、胡应麟、王士祯、姚鼐诸家，无不是盛赞其“丰腴”“俊逸”“豪宕”的诗风抑或“流丽处似秦观、雄放处似苏轼”的词风，对他坚贞不屈的品格、爱国爱民的思想多趋避之，甚至还不乏怀疑他人品、讥讽他“恢复之梦”的品评，几近失真。直到内交外困、烽火连天的近代，梁启超喊出“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读陆放翁集》）这振聋发聩的吼声，才恰似山谷久久鼓荡的历史回音，还原了陆游真正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钱钟书先生曾把陆游与李白、杜甫以及陆游同时代的吕本中、杨万里诸家做过比较，认为上述诗人的爱国诗篇虽然也有与陆游“扫胡尘”“靖国艰”相似的内容，但前者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远不如陆游，不仅写爱国、忧国的情绪，而且声明救国、卫国的信心，并投身于灾难，把生命和力量皆交付国家支配。
陆游
纵观陆游一生的文学创作和生活经历，会发现陆游的理想从来就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做一位诗人，他写过很多“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荐文章，颇恨非素志”（《喜谭德称归》）这样的诗句，表达了不想寻章摘句、切盼经世济国的理想。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初冬，七十一岁的陆游写下了《读杜诗》，说：“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意思是假若杜甫也知遇慧眼明主，同样会有马周之于唐太宗的君臣遇合，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余光中语）。其实，这与其说是他对杜甫的惋惜，不如说是对自己蹭蹬一生的慨叹。陆游一生的理想，就是仗剑去国、恢复中原。但在他数十载的仕宦生涯中，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北宋王朝的权力核心，绝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个官场小吏，而且频繁从一个闲曹冷职向另一闲曹冷职间或升或降，空有朝天志，空有平戎策。他满腹经纶，却只能吟哦诗赋；他一心报国，却总是朝天无门。但即便如此，命运还在他颠沛流离的同时，使他不断地因诗获罪、因言获罪，不断地被迁逐、贬窜、罢归，而那些所谓的“罪名”，又次次如“嘲咏风月”般可笑、可悲、可叹！
陆游遭逢的第一次人生挫折便是才华与权势的搏击，而且纯粹出于当权者的私欲膨胀。绍兴二十三年（1153），当时系荫补登仕郎的陆游，赴行都临安参加两浙转运司锁厅试，考取了第一名，同参加这次考试的秦桧的孙子秦埙为第二名。秦桧时为丞相，一心要通过自己的影响，使孙子高登榜首，状元及第，便因为主考官陈之茂没有把秦埙擢为第一而震怒不已，唯才是举的陈之茂险些因此酿成大祸。第二年，陆游又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依然名列前茅。秦桧考虑到凭真才实学的比拼，陆游始终会是秦埙前途的障碍，必须先下手为强，便因陆游“喜论恢复”，示意主考官不得录取，终于让他名落孙山。据史载，这场礼部考试舞弊现象十分严重，密封的试卷被提前拆开，中途有人翻墙报信，而主考官又均是秦桧党羽，把陆游在科考中黜落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科场如此黑暗，令陆游心灰意冷，从此，他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考试。并且，直到秦桧死后，他才得以出仕，可见当时当权者枉法徇私的猖獗和对抗金救国情绪残酷压制之一斑。
绍兴三十年（1160），陆游被推荐为敕令所删定官，后迁大理寺直。虽不是要职，但供职行都，接近权力中枢，便于表达政见。陆游出身官宦世家，受父亲和父执们的影响，深具忧国忧民的情怀，很早就心存杀敌保国、济世安邦的志向。这时，相去屈辱的《绍兴和议》已经十九年了，国家和百姓背负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深陷内忧外患的泥沼。面对艰难时局，陆游一心盼望着为国效命，力挽狂澜。他上书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说：“敢誓糜捐，以待驱策”；他给高宗赵构上《条对状》，建议朝廷布政施纲时要信诏令、慎名器、察奸蠹、容直谏；他甚至面对赵构坦陈政见，“泪溅龙床，面请北征”。这都是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生动写照，更是他执着一生的政治理想。
绍兴三十二年（1162），倦于朝政的赵构宣布退位，以太上皇身份隐于深宫发号施令，把皇位禅让自己的养子建王赵昚，是为孝宗。孝宗一继位，便把当时建王潜邸门客龙大渊、曾觌破格提拔为要职。龙、曾才德俱无，因在建王府给赵昚陪乐解闷、趋奉高明而得宠。孝宗继承大统，龙、曾二人遂成“升天鸡犬”。他俩身居显要，却专事招权纳贿，树党营私，为朝臣所不耻。朝臣们在奏折中也含沙射影地提醒过孝宗，而他对这种奏折往往纳而不报，置若罔闻。陆游行走朝中，对龙、曾的行为颇多了解，深恶这种宵小品格和行径，加上孝宗刚刚即位，他希望新朝能团结正直的臣僚，同仇敌忾，统一中原，所以视龙、曾为恢复掣肘，希望早日剪除。一天，他对参知政事张焘说，龙、曾二人招权肥私，荧惑圣听，您作为朝廷副相、肱股大臣，若不及时向皇上反映，将来恐尾大不掉。于是，张焘找了个机会，向孝宗报告了朝臣们对龙、曾二人的反映。孝宗反问张焘哪听来的，张焘照实回答。孝宗对龙、曾二人极为宠信，听后不禁恼羞成怒，认为陆游拨弄是非，离间君臣，立马将他贬出临安，降为镇江通判。
宋代皇帝虽说在“与士大夫治天下”这一点上有代代相传的默契，某些时候表面上甚至还善听读书人的意见，但具有战略眼光和博大胸怀者绝少，大都软弱，尤其表现在性格上的心浮气躁、行动上的意志不坚。无论是兴冲冲推动“庆历新政”的仁宗，还是重用王安石铺开“熙宁变法”的神宗，均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反映出宋代帝王脆弱的一面。孝宗对恢复大业，亦过于操切。即位之初，面对官庸于上、民怨于下、异族蹂躏、国无宁日的逼人形势，他也曾试图振作。他首先为岳飞平反昭雪，恢复了岳飞的原有官衔，按相应的礼仪改葬，表面上做出了一些有志恢复的姿态；甚至对陆游这样的抗金情绪激昂者，也赐进士出身，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但国力的衰竭和对金军事上战略眼光的短浅以及态度上的暧昧，使他的政治作为色厉内荏，首鼠两端。
隆兴元年（1163），张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兵马，按照孝宗的指示积极北伐。陆游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异常兴奋，在给张浚的贺启中表达了殷切的期望。陆游从小熟读兵书，在对金战略上有自己的清醒认识和独到洞见，欣喜的同时，他还明确提醒张浚，在对金军事上“岂无必取之长算，要在熟讲而缓行”，建议张浚在抗金问题上不能鼠目寸光，只有坚定信心，放眼长远，蓄积力量，然后反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在孝宗的主导下，宋军匆忙北伐。战争结果被陆游不幸言中，五月的“隆兴北伐”终因出兵轻率，大败而归，十天就结束了，史称“儿戏战争”。北伐失败后，孝宗很快打消了收复疆土的念头，以“和戎”政策主导对金关系，投降纳贡，一隅偏安了。从此，南宋对金的国书上便赫然写着“侄宋皇帝昚，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字样云云，是为国书定式。
第二年春，张浚以右丞相都督江淮兵马，驻节镇江，又积极营缮城堡、添置战舰、招募游勇、训练军队、复图反攻，声势十分浩大。陆游恰在贬所镇江，以世侄名义晋谒，两人因为政治主张一致，交流颇欢，张浚对这位后生“顾遇甚厚”。陆游借此机会，又对北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是，张浚这时的备战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北伐的失败以及太上皇赵构的频频施压，已经使孝宗早下了向金求和的决心。求和就必须牺牲主战派向金表达“诚意”，与当年赵构为实现《绍兴和议》杀岳飞向金献媚如出一辙。四月，张浚罢相，窜逐福州。而作为坚定主战派的陆游，也在这一余波中未能幸免，孝宗乾道二年（1166），在隆兴通判任上的陆游因曾“力说张浚用兵”免归，神色黯然地回到了故乡镜湖三山，过上了闲居生活。
四年后，四十五岁的陆游被朝廷再次起用为夔州通判，与此前的镇江、隆兴任一样为通判。只是，夔州位于南宋西北边陲，离政治中心临安越来越远了。罢归故里，无疑是对他的警醒；起用夔州，则是观其后效。面对打击，陆游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反而更加激进。入川前，他还投诗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梁克家，表达自己效力军营、为国雪耻、不畏堕指之寒的希望和决心。入川第三年，他被四川宣抚使王炎招为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治所在南郑（今陕西南郑）。南郑是南宋对金的西北国防前线，前控三秦，后据两蜀，堪称军事锁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方人民犒劳王师、传递情报、盼望北伐的热情深深感染着陆游，中梁山下、诸葛祠前、韩信拜将坛上，都留下了他跃马射猎、舞剑图强的身影。宋金对峙的最前线仙人关、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广元道上的飞石铺，都留下了他侦察敌情的足迹。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陆游，甚至在大散关附近与三十名士卒合力杀死了一只老虎。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挺戈杀虎，未尝不是把一腔对敌的仇恨，在食人猛虎身上疯狂发泄。在南郑期间，他还屡屡向王炎献进取之策，认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目前关键是要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衅则守。从当时的战争现实来看，这些观点确实切中肯綮。王炎也是一位爱国将领，宣抚四川期间正在积极进行收复失地的准备，只待朝廷一声号令，便能挥师北上。然而事与愿违，当年十月朝廷就把王炎匆忙调回，遣散了幕府。朝廷意旨陆游一看就明白，故有“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归次汉中境上》）之叹。
陆游旋即去了成都府任安抚司参议官，又在嘉州、蜀州、荣州等地任过职。在入川的漫长岁月里，陆游无时不在盼望着王师北进，“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投梁参政》）成了他一生的心病。他等待着朝廷挥师北进的冲锋号，一再渴望着杀敌沙场，以身许国。只是，朝廷的大臣虽然走马灯似的频繁调换，但“和戎”政策却根深蒂固，丝毫不能撼动。于是，在颠沛的仕途羁旅，在无尽的冷官生涯，他便常常唱酬诗友，结交剑客，寻访方外隐逸，流连歌肆酒楼，用“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哀郢》）、“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关山月》）这种低沉的诗句表达悲愤之情，矛头直指颁下“和戎诏”书的孝宗皇帝。这种明显有悖于朝廷“主旋律”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论调，怎会不令孝宗以及那些只知道“吾皇英明神武”的当权者震怒？孝宗淳熙三年（1176）夏，他再次被论罢，罪名是“燕饮颓放”。当然，这不过是欲加之罪，与冠于岳飞头上的“莫须有”出奇地相似。所以，陆游离蜀东归途经叙州时，便借咏黄庭坚，愤然说出“文章何罪触雷霆”的话，一语道破。此后，他索性自嘲“放翁”，并以此为号。
忧民爱民是陆游思想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宋王朝南渡后，不断以割地、赔款、称臣的办法向金求和，屈辱地维持着半壁江山，苟延残喘。然而，金朝的胃口显然不能轻易满足，就像当年宋太祖南征软弱的南唐时放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样志在必得。金朝南侵依然不时发生，兵燹荼毒，加上天灾人祸，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陆游在战乱中长大，后来虽入仕途，但很长的时间被投闲置散，游离于官僚体制外，与百姓有较多接触和交流，对百姓有一种超越一般士大夫的深刻理解和同情。“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五更读书示子》），老百姓的生存冷暖，让陆游牵挂一生。他甚至为自己坐食俸禄寝食不安，说：“齐民一饱勤如许，坐食官仓每惕然”（《露坐》）。赋闲故乡时，他学会了耕田种菜，自食其力；还为无钱求医的百姓探病施药，救助了许多邻里。老百姓总是念念不忘那些真正关心爱护过他们的官吏，为纪念陆游，乡亲们常常以他的“陆”姓给孩子取名。
一流的文人都具有文人品格、文人关怀，忧国、忠君、爱民三位一体，坚不可摧。淳熙六年（1179）冬，陆游被任命为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所在抚州。来年夏天，抚州大雨倾盆，浩瀚喷薄，一连下了半月余。田园淹没了，村庄淹没了，老百姓扶老携幼往山上奔逃。命是留住了，但仅有的一点口粮却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在百姓生命系于一发之际，陆游当机立断，一边向朝廷奏请，一边迅速安排人打开义仓，派小舟载粮食沿丘阜送给被困灾民，并命令所属州县迅速开仓赈济，关键时刻帮助受灾群众渡过了难关。然而，这件事到了朝廷却成了罪状，以给事中赵汝愚为首的臣僚认为陆游在救灾中擅权做主，以“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弹劾他，把他免了职。救灾爱民竟有罪，陆游不禁哑然失笑，遂吟唱着“江路迢迢马首东，临川一梦又成空”（《早行》）的诗句离开了江西。
陆游自从六十五岁被谏议大夫何澹以“嘲咏风月”罪名论罢归里后，除了七十八岁曾入都修史一年外，就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从光宗绍熙元年（1190）到宁宗嘉定二年（1209）冬逝世，整整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陆游大都是在镜湖三山的湖光山色中度过的。即使在那通信和交通极不发达的骡马帆船时代，即使痼疾频年白发苍苍，蛰居故乡的陆游也始终关注着战争的态势和人民的疾苦，每当听到女真内乱的消息传来，他便欣喜若狂；每当听人讲起王师北伐，更是彻夜不眠。他从没停下自己的笔，哪怕千夫所指；他从没停止恢复中原的呐喊，哪怕是弥留之际。
但是，朝廷对他的打击，并未因退休而稍有减少。宁宗开禧二年（1206）五月，韩侂胄发动了北伐战争。韩侂胄，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因其父娶高宗皇后之妹，以外戚恩荫入仕，凭宁宗赵扩争夺皇位时跑腿有功，渐得宠信，成为宁宗早期的权臣。初拜少傅，再迁少师、太傅，开禧元年（1205），宁宗任他为平章军国事，立班宰相之上，权倾天下。此时，金朝北疆的蒙古渐渐崛起，屡击金朝，加上金朝境内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好大喜功的韩侂胄为进一步巩固权势，匆忙发动了“开禧北伐”。消沉了二十多年的恢复情绪此时犹如洞开了泄洪之闸，呼声空前高涨，喷涌而出。当时陆游已是八十二岁高龄，恨不能冲锋陷阵，发出“老不能从”的慨叹，并说：“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赛神》），用诗歌积极声援北伐。但这次北伐，朝廷上下颇有争议，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说韩侂胄发动北伐是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就连战争经验丰富、恢复意志坚定的辛弃疾，也认为不精确估计敌我实力就贸然出兵，只会“赢得仓皇北顾”，为此，还被韩侂胄以“好色贪财”论罢。北伐最终因为准备不足、用人不当，特别是西线主将吴曦叛变投敌而全线溃败。嘉定元年（1208），“开禧北伐”以败衄乞和、增贡称侄、韩侂胄首级献于金而草草结束。
第二年春，奉祠在家的陆游因曾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再次被纠劾，革落宝谟阁待制之职。朝廷颁发的“制词”有“岂谓宜休之晚节，蔽于不义之浮云”句，讥他攀附权贵，晚年失节。其实，陆游与韩侂胄的交往，无非是从团结各种力量、一致对外、恢复中原这一贯主张出发的，与辛弃疾所谓“务为仓促可以应变之计”，在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至于攀附权贵、为子孙谋之说，在他对秦桧的态度和因此而遭受的打击中便不攻自破。何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也只有韩的权势，才可能真正鼓动宁宗北伐。至于杀韩侂胄并牵连到陆游，则是帝王们翻手云覆手雨的惯用伎俩，不足为奇。倒是陆游退休多年仍逃不过爱国信念带来的厄运，则确实始料不及，以至发出“乞身七年罪未除”这深深的叹息。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可以生发为理想、信念、追求等，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则是政治理想、治国策略乃至对外方针。在这点上，陆游对内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外主张抗金驱虏，恢复中原，而且这种主张始终忠贞不渝，至死不易，甚至不惜抛弃进士前列的青云阶梯，默默忍受良师益友如朱熹、杨万里的曲解误会，坦然面对官任期满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法筹措的寒碜境地……而当朝最高统治者和那些以附和偏安作为晋升阶梯的当权者，则从宋朝南渡特别是秦桧自金放归并执掌朝政后，构建了顽固不化的“和戎”政策，割地赔款、俯首称臣，对主张收复山河的爱国志士进行了无情的排挤、打击和迫害，陆游首当其冲。尽管当朝皇帝对他的文学、史学才华均表示过称道，如有“名动高皇”的记载，孝宗褒扬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宁宗在他耄耋之年还请他入都修史等，但正如诗人在《枕上感怀》中所言：“君王虽赏《于于》，无奈宫中须羯鼓”，这种帝王们一时心血来潮甚至为博得“爱才”虚名而给予的赏识，并不能改变他救国无门、备受打击的命运。关键是他激昂的斗志和爱国爱民的思想与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政策背道而驰，这点上的毫厘之差，造成了结果上的霄壤之别，屡屡远谪便成必然。但是，陆游决不因此退缩和妥协，他面对这些可笑的罪名，反而悲歌不绝，历久弥坚，始终卓然杰立于丧权辱国的颓波之外，利用诗歌作为武器，向那些以屈膝求和、苟且偷安为主基调的投降行径进行了无情鞭笞。所谓“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书愤》），于陆游自己来说，主观上却永远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皇帝的忠诚。然而，在封建帝王的字典里，因为忠而频施贬黜，则实在是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