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供养人》的定义引自宗教信仰中的概念，我擅自将它衍生为对与自身价值信念者的具体支助实践。
唯我耿耿于怀的是供养人的是否有以其所长来供养面对，而非弯弯曲曲闪避于例如在镁光灯下做一道菜给街友们，做一个蛋糕或将过时的打歌服捐给孤儿院或干脆参加“饥饿三十”[1]顺带减肥，或自虐式的扫街、捐血……放着数十亿百亿的身家资源，去竞逐做那“寡妇的两个小钱”的表演……（他们都不怕他们侍奉的聪明的神明看在眼底吗？）
类此的人，我亲耳听过蛮一些，也亲眼见过几人，难道真如同那《旧约》神质问亚伯拉罕的那索多玛城里一个义人也没有吗？
有的，在我认得这位义人之前，已听闻过他的一二事迹，最初，是我的老朋友侯导演于二〇〇三年承接经营前身为美国驻台领事馆的台北光点（规划为艺术电影院和市民活动空间），第一年由于百废待兴，营业处于亏损状态，“文化局长”在“议会”备询时披露了此讯息，此时城中的那位义人出现，脸红红地（猜测是怕伤侯导自尊）表示他能否负责那两百万的财务缺口？侯导爽快接受。
次年同时候，义人好细心地电询可需再帮忙，侯导答最困难的创业期过了，已有盈余，请义人帮助其他人吧。
数年后，侯导答应当时的“行政院国发基金”影视创投产业合作邀约，以正筹拍中的《刺客聂隐娘》作为实验模型，希望做成功了能开启同为影视工作者的资金取得管道和政府对影视产业的投资信心。
此期间，因“国发基金”窗口对影视产业的陌生外行（要求侯导先提供银行备有预算资金九千万的证明，政府才能提拨相对资金），侯导于是向义人开口借了六千万，但终因为政府的不解电影的作业流程因此处处防弊捆绑设限至寸步难行，此合作案便流产了。侯导立即将那笔钱还给义人，义人说此款是个人所有，非公司故无须缴回，便放侯导那里别还吧。所以侯导《刺客聂隐娘》将此作为天使基金，在后来法资、日资、中资充裕中，将义人列为出品人的首位。
二〇一二年，我流感引发气喘大病初愈，幸好没耽搁到在淡江刚开锣的印刻文学营的授课，短短数小时内，我从不同的工作人员口上听到某某人在找你，我不知所为何事，只想若真为急事总一定找得到我，便下完课体力不支疾回台北。
不久，义人的特助联系到我，表示非常想了解我们从世纪初在做的动保工作，尤其是协助市政府动保处的街猫TNR计划。我们约妥了日子，没想到是大台风，天文遂陪我搭捷运，风雨中走去关渡立功街的他们公司，见面的是美丽的特助和一位部门经理，我原以为隔行如隔山，再加上人生胜利组的他们得让我费上好一番唇舌说明吧，没料到经理竟知晓我说的每一个动保团体，甚至包括一些中途的爱妈。（他回应了我的惊异：“我们老板要我们每一个部门主管认养一个弱势边缘的社会议题，我是负责这一项的。”）
我们婉谢了他们打算的支助，只说一切都还在我们可以负担的范围，只日后的流浪动物的书写出版和教育宣导活动，可能会超出微利的出版业所能配合。
之后数年，我与义人有数面之缘，例如移工文学奖的颁奖典礼（我以评审代表出席发言，他以出资者）、纪录片的观影（又是他出资！），乃至一回我与友人们的定期聚会（通常聊聊完全不同领域的各自境况），我也邀了他来，我记得是夏铸九老夏正在说城市本土部族三莺部落和溪洲部落与地方政府抗争多年的目前进度（频频拆迁他们的主管机关，总算因社运和族人的努力，提出了易地迁建的方案，并取得大多数族人同意，剩下的，又是经费的事了）。
“这我来好吗？”义人十分内行地问了部落族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令我这参与了数年反迫迁活动、念过人类学的人有些心虚虚），而后，义人问了这笔款项数字（族人自贷部分），老夏说要五千七百万喔，义人接口：“这我来好吗？”义人并当场与老夏商量出将此款交由公正的第三者OURs[2]保管，按工程期提拨。
当日晚上，义人与我在Line中说起这些在城市中逐河流而居的阿美族人，细细述说起他们百年来在花莲境内的迁徙史，“他们是我从小看熟的族人啊。”出生并成长于花莲瑞穗的义人如此作结。
（我有意跳过这期间外界熟知的义人义助诚品和云门的事迹，因我知不少企业财团在基于节税成立基金会或捐助公益时，通常会有“名牌”考虑，此名牌效应常吸纳并排挤其他更需要帮忙的边缘弱势到叫不出名字到已断炊了老久的志工团队。）
二〇一六年夏某一晚，义人临时电邀我一起受访，是下一期《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义人不想只用老生重谈他公司的丰功伟业，想偷渡一个机会给苦无发声管道的动保议题（那之前，我们曾约了几个都在线上打仗的动保团体开过闭门会）。
我记得他在回答《商业周刊》记者时，尽可能用那个世界的法则来说明：“硅谷的成功是在他成功广纳了全世界不分种族、文化、信仰……的人才，丰富多元的所形成的正面效应，我以为动保的意义同样也在此，为地球留下丰沛多元的物种，我们肯定受益其中。”
那一期的“商周”，义人内行地为动保发声，振奋了好多默默做到失去人形的志工，他们不约而同说：“这社会一向以为会帮鲁蛇猫鲁蛇狗说话的想必都是鲁蛇人，总算有被公认胜利组的人为动物发声了。”
这很难吗？我的有些同样具人文素养并发了财的老友不作为到令人不解的地步，我只能猜，他们以一种古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面对来解释吧，也就是他们都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下的适应者和强者。（潜台词是，那些不适应的弱者穷人，只能咎由自取地被淘汰吧！）
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进一步衍生举例：为了要让一朵玫瑰开得美，将同株其他羸弱幼小的花苞摘除是必要的。
（偌大的花园，只开出几朵绝美的玫瑰的那图像，何其荒凉啊！）
我写此篇，最感困难处是对这位行善不欲人知、给野花野草无名树无名花一条活路的义人，该说出并让他为人所知吗？例如做了十年原该是“文化部”做的老作家纪录片，如半年前猝逝的陈俊志（我在他姐姐的哀悼感谢文中才知他最后的一段岁月都是义人在默默支助，而他，我相信绝对不是唯一被支助的创作者吧），如彰化南投之间一三九号公路、默默在抓扎浪浪的爱妈们……
起码，我有权、也有义务说出我见到的这部分，是吧，索多玛城的罗德先生童子贤。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1]饥饿三十人道救援行动的简称，是世界宣明会为了帮助世界各地受天灾人祸和疾病威胁的人免于痛苦的公益活动。
[2]OURs是台湾第一个以都市空间改造、政策议题批判为主轴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