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广场上的灯依然亮着，不管战争是不是一触即发。拥有UFA电影院和大型咖啡馆的豪斯瓦特兰大厦，其穹顶被四千个灯泡组成的灯饰点亮。在它的对面有一块发光的广告牌，上面是一位电影明星，有着乌黑闪亮的头发。他的脸至少有十米高，他正抽着一根马克顿牌香烟。
哈特曼等着有轨电车通过，然后漫步穿过街道来到波茨坦广场站。五分钟后，他坐上了一趟前往市郊的电动火车，它朝着西南方向隆隆行驶，一直开到深夜。他无法完全摆脱被人跟踪的感觉，尽管他选择坐在最后一节车厢，而且车厢里除了两个醉汉和一个读《人民观察家报》[1]的党卫军突击队队员之外没有其他人。两个醉汉在舍嫩贝格下车，离开时十分认真地向他鞠躬，然后就只剩下他和突击队队员了。城市的灯光变暗了。大片的黑暗像神秘的黑色湖泊一样包围了他。他猜那一定是公园。火车不时颠簸，发出蓝色的电火花。它在两个小车站（弗里德瑙站和费尔巴哈大街站）停了下来，自动车门朝没有人的站台打开了。最后，当火车驶进施特格利茨时，那个突击队队员折起报纸站了起来。在走向车门的路上，他与哈特曼擦身而过。他身上有汗味、啤酒味和皮革味。他把大拇指插在腰带上，转向哈特曼。他那穿着棕色制服的肥胖身体随着火车摇晃，让哈特曼想起了即将破裂的肥茧。
“那些家伙真恶心。”
“噢，我不知道。他们看起来人畜无害。”
“不对，应该把他们关起来。”
门开了，突击队队员跌跌撞撞地走上站台。当火车驶离时，哈特曼回头看了看，看到他弯下腰，双手放在膝盖上，正在呕吐。
在这里，树木生长得越来越接近轨道。白桦树的树干从眼前闪过，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人们可以想象自己是在森林里。哈特曼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想起了家、童年和夏天的野营，想起了歌唱和营火，想起了候鸟运动[2]和《尼伯龙根之歌》，想起了贵族精英和国家的救赎。他突然感到一阵喜悦。又有几个乘客在植物园站下车，最后他确信只剩他自己了。在下一站也就是西利歇尔费尔德，他本来是唯一一个下车的人，但在最后一刻，在车门即将关上的时候，前一节车厢里的一个人设法挤过车门的缝隙下了车。当火车驶离时，那人回头瞥了一眼，哈特曼看到了一张轮廓模糊、面露凶相的脸。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步兵师，即元首的贴身侍卫在利歇尔费尔德设有兵营。也许他是一个不当值的军官。那人弯下腰去系鞋带，哈特曼迅速地从他身边走过，穿过月台，上了台阶，路过空荡荡的售票处，走到街上。
哈特曼在离开办公室前已经记住了路线——右转，右转，在第四个路口左转；但直觉告诉他要等一下。他穿过车站前铺着鹅卵石的广场，站在对面一家肉铺的门口。这个车站很古怪。它是在上个世纪建造的，看起来像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别墅。他觉得自己很像一个外国间谍。半分钟后，刚才那个乘客出现了，犹豫着，环顾四周，好像在寻找哈特曼，然后右转并消失了。哈特曼在动身前又等了五分钟。
这是一个宜人的、绿树成荫的中产阶级郊区，看上去很难在这里策划叛国活动。大多数居民已经睡着了，房屋的百叶窗都关着。几只狗在他经过时叫了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奥斯特要约在这里见面。哈特曼沿着柯尼希贝格大街走到歌德大街。歌德大街9号是一栋有双开大门的普通房子，银行经理或者校长可能会选择住进这样的别墅。从房屋正面的窗户看去，灯都关了，他突然想到自己可能走进了陷阱——毕竟柯尔特是纳粹，与里宾特洛甫共事多年。可哈特曼本人也是党员：如果一个人想要被提拔到有影响力的职位，就必须入党。哈特曼打消了疑虑，打开小木门，大步走到前门，按响了门铃。
一个很有教养的声音说：“请说明身份。”
“哈特曼，来自外交部。”
门没锁。一个大约六十岁的秃头老人站在门口，一双又大又圆的忧郁蓝眼睛深深地镶嵌在他的脸部，一块决斗造成的小小伤疤横在他的嘴角下方。这是一张精致而富有智慧的脸。他穿着灰色西装，打着蓝色领带，可能是个教授。“我是贝克。”他边说边伸出手来，用力握了握哈特曼的手，把哈特曼拉进屋里，然后关上门并上了锁。
我的天，哈特曼想，是路德维希·贝克，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
“这边请。”贝克领着他穿过一条过道，来到房子后部的一间屋子，里面坐着六个人。“我想你认识这些先生中的大多数。”
“确实。”哈特曼点了点头，打了声招呼。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都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呀！房间里有那个叫柯尔特的文员，他的哥哥西奥是驻伦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也是反对派的一员，西奥非常讨厌里宾特洛甫，决定冒着生命危险阻止他；有奥斯特上校，他是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也是一个有魅力的骑兵，在一个内部如此分裂的组织所能容忍的范围内，他是在座者的领袖；还有内政部的汉斯·贝恩德·吉塞维乌斯和冯·舒伦堡伯爵，以及司法部的汉斯·冯·多纳尼。第六个人哈特曼不认识，但对方认出了他。是他早些时候看到的在火车站系鞋带的乘客。
奥斯特注意到了哈特曼惊讶的表情。“这是弗里德里希·海因茨上尉。我想你不认识他。他是我在阿勃维尔[3]的同事。”奥斯特笑着补充道，“他是我们中的‘实干家’。”
哈特曼对此并不怀疑。这个阿勃维尔特工的脸就像一个参加过多次比赛的拳击手。
“我们勉强算是见过面。”哈特曼说。
哈特曼坐在沙发上。这房间又热又狭窄，让人局促不安。两块厚厚的天鹅绒窗帘从窗户上垂了下来。书架上摆满了文学作品，有法国的，也有德国的，还有哲学书籍。桌子上有一壶水和几个小玻璃杯。
奥斯特说：“我很感激贝克将军能在今晚过来见我们。我相信将军有话要说。”
贝克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木椅上，这把椅子让他比其他人稍微高一点。“只有奥斯特上校和吉塞维乌斯先生知道我即将告诉你们的事。”他的声音听起来干涩、急促、精确。“不到六周前，我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以抗议与捷克斯洛伐克开战的计划。你们不会知晓我的所作所为，因为我曾向元首保证我不会公开。我后悔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就是这样，我答应了。然而，我仍然与我在最高统帅部的前同事保持着联系，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强烈到让我相信，如果希特勒明天发出动员令，军队很可能会违抗它，进而反对希特勒政权。”
现场一阵沉默。哈特曼感到心跳加速。
奥斯特说：“很明显，这改变了一切。我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以便明天采取果断行动。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柯尔特怀疑地说，“这场‘政变’将以何种形式发生？”
“通过一个行动：逮捕希特勒。”
“军队会这么做吗？”
“不，是我们要这样做。”
“但肯定只有军队才有能力完成这样的任务吧？”
贝克说：“国防军的难处在于，我们已经向元首宣誓效忠。然而，如果总理府发生某种骚乱，军队当然可以采取行动维持秩序。这与我们的誓言并不矛盾。只是第一次反对希特勒的行动不可以由我们实施，而必须是其他人。”
奥斯特说：“我已经分析了好几个星期了。只要我们有出其不意的优势，并获得军队的保证，即他们会确保我们不受任何党卫军救援行动影响，就不需要动用很多人去逮捕希特勒。我和海因茨上尉估计，我们的初始兵力需要大约为五十个人。”
“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五十个人呢？”柯尔特问道。
“我们已经有了，”海因茨说，“都是些经验丰富的战士，准备明天行动。”
“上帝啊！”柯尔特盯着奥斯特，好像他疯了似的，“他们是谁？他们在哪儿？他们是如何武装的？”
奥斯特说，阿勃维尔将向他们发放武器。“我们还向他们提供了靠近威廉大街的安全屋，他们可以在那里等待，直到收到采取行动的信号。”
海因茨说：“到明天黎明，他们就到位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同志，和我本人都有交情。记得吗，我在1920年的卡普[4]打过仗，然后是和钢盔团[5]一起作战。”
“是真的。如果有谁能成功的话，海因茨就是其中一人。”哈特曼对舒伦堡的了解很模糊——他是一位贵族社会主义者，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入了党，但后来就不再抱有幻想了。现在他在内政部低级别的警察岗位工作。
舒伦堡对贝克说：“将军，您真的认为，在元首为他们和德国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军队会把矛头对准他吗？”
“我同意他在外事领域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就，包括莱茵兰的回归及吞并奥地利。但关键是，那些是不流血的胜利。苏台德地区的回归本来也是可以不必流血的。但不幸的是，他对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目标不再感兴趣。今年夏天，我开始意识到，希特勒实际上想与捷克斯洛伐克开战。他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某种军事天才，尽管他从未被提拔到比下士更高的级别。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你就无法了解他。另外，在有一件事上，军队内部已经达成了一致：今年与法国和英国开战对德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哈特曼抓住了发言的机会。“事实上，我可以向你们展示希特勒想要发动战争的最新证据。”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了希特勒写给张伯伦的信。“这是元首对英国人的回应，今晚早些时候被送到了伦敦。”他把电报递给奥斯特，然后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看着大家传阅它。
柯尔特说：“你是怎么弄到这个的？”
“我负责把它从德国总理府带到英国大使馆，于是我复制了一份。”
“动作真快！”
“好吧，就这么定了，先生们。”奥斯特读完信后说，“信里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
贝克说：“这相当于宣战。”
奥斯特说：“我们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把它交到总司令手中。如果这还不能让他相信希特勒不是在虚张声势，那就没有什么能说服他了。哈特曼，我们能留下它吗？还是需要交回外交部？”
哈特曼说：“不用交回去，你可以让军队看看。”
多纳尼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即使已经三十五岁了，看起来仍然像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他举起了手。“我有个问题要问海因茨上尉。如果我们明天能成功逮捕希特勒，该如何处置他？”
“杀了他。”海因茨说。
“不，不，不——我不同意。”
“为什么不呢？你以为他在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时会有任何犹豫吗？”
“当然不是，但我不想堕落到和他一样残忍。此外，杀死他会使他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殉道者。这个国家将世世代代生活在他的阴影下。”
“当然，我们不会宣布我们杀了他。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
“那骗不了任何人。真相总会浮出水面，总是这样的。”多纳尼在房间里呼吁，“吉塞维乌斯，请帮帮我。”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吉塞维乌斯是一位娃娃脸的律师，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盖世太保，直到他意识到自己在和什么样的人共事。“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上法庭。我们有一份对他不利的证据，大概有一米厚。”
贝克说：“我完全同意。我不能参与任何非法谋杀。这个人应该被带到安全的地方，并接受彻底的精神病学检查。然后他要么被关进收容所，要么对自己的罪行负责。”
海因茨低声说：“精神检查！”
奥斯特问：“柯尔特？你的意见呢？”
柯尔特说：“审判的问题在于，这会给他一个平台。他在法庭上会表现得很出色。别忘了在啤酒馆暴动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说得没错。哈特曼，你的观点呢？”
“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我想说我们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包括希姆莱、戈培尔、戈林。整个犯罪团伙都要杀。”哈特曼声音里的暴力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紧握拳头，然后停了下来，意识到奥斯特在盯着他。
“我亲爱的哈特曼，你通常是那么超然，又那么爱讽刺！谁能想到你的恨意竟如此强烈！”
海因茨第一次饶有兴趣地看向他。“你说你今天晚上在总理府？”
“没错。”
“你能确定明天早上你在那儿吗？”
“也许吧。”哈特曼瞥了一眼柯尔特，“埃里希，你觉得呢？”
“我想我们可以找个借口。怎么了？”
“我们需要有人在内部确保信息畅通。”
“好吧，”哈特曼点了点头，“我试试看。”
“好。”
多纳尼说：“但是我们该怎么对付希特勒呢，先生们？我们的决定是什么？”
密谋者们面面相觑。最终，奥斯特说：“这就像是在争论第三帝国消失之后，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政府。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共和国，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可事实是，正如谚语所说，在煮兔子之前，你必须先抓住它。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这个疯子在明天下午发出动员令。其他一切都必须为这一目标让步。如果他投案自首，我们就把他活捉。如果看起来他可能会逃脱，我想我们除了射杀他别无选择。大家同意吗？”
哈特曼第一个点头：“我同意。”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同意，包括终于表态的多纳尼。最不情愿的贝克是最后一个表态的。
“很好，”奥斯特叹了口气说，“至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
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分批次离开了这栋房子。哈特曼是第一个出去的。大家简短握手，交换眼神，听到奥斯特咕哝了一句“祝你好运”——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他们正在考虑的暴力同沉睡中的郊区街道之间的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哈特曼刚走了五十步，就觉得整个晚上像是一场幻觉。他不得不对自己重复这个惊人的事实：到明天这个时候，希特勒可能就已经死了。这看上去既是不可能的，又是完全可行的。投掷炸弹，扣动扳机，用刀刺穿暴君的喉咙。难道很多时候，历史不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吗？有那么一会儿，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高贵且年轻的元老院议员，在“弑父日”的前夕从布鲁图斯[6]家走出，在同一片多云的欧洲天空下，从帕拉蒂诺山走到古罗马广场。
他看见一个路标指向一条河。一时冲动之下，他朝那个方向走过去了。他焦躁不安，不想回公寓。走到桥中间时，他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桥上空无一人。在他的脚下，灰色的施普雷河发着光，向着柏林市中心的方向消失在黑暗的树木之间。哈特曼沿着河畔小路往前走。他看不见河水，但能听到水流的沙沙声，以及它遇到岩石和灌木丛时发出的轻柔声音。他一定走了好几公里，脑子里满是暴力和殉难的画面，直到最后街灯出现在面前。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公园，公园里有儿童游戏区——滑梯、秋千、跷跷板和沙坑。这平常的景象使他沮丧。它们把他带回了现实。他们是谁？奥斯特、海因茨、多纳尼、舒伦堡、柯尔特和贝克究竟是谁？少数人对上好几百万人！他们竟以为自己能成功，一定是疯了。
在公园的另一边是一条主干道，从施特格利茨过来的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正等着从这里出发进城。哈特曼沿着旋转的楼梯爬到汽车顶层。一对年轻情侣坐在前排座位上：他的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她的头靠在他的脸颊上。哈特曼坐在后面看着他们。在公共汽车内部寒冷、陈腐的空气中，他能闻到那个女孩的香水味。发动机发出呜呜声，公共汽车摇晃起来。当她开始吻她的男友时，哈特曼把目光移开了。旧日的渴望又回来了。十分钟后，当他们到达舍嫩贝格区时，他走下楼梯，站在汽车底层，看到那条他认识的街道出现在视野中。公共汽车稍微驶慢了一点，他侧着身子跳下车往前跑，他的双腿吸收了在十几大步的奔跑中产生的冲击力，直到他能够让自己停下来。
她的公寓楼就在汽车展厅的上方。在平板玻璃后面，在刺眼的霓虹灯下，在闪闪发光的欧宝车和奔驰车之间的天花板下，悬挂着纳粹标志。
门没有锁。他向上爬了三层楼，路过其他公寓沉重而紧闭的门。楼梯平台有干花的味道。她一定有某些渠道来帮她承担这类开销。
他一按门铃，她就开门了。他不知道她是否在等他。
“温特太太。”
“哈特曼先生。”
她把他身后的门锁上了。她穿着和服，系着腰带，脚指甲涂得和丝绸一样鲜红。因为不在办公室，她的黑头发没有扎起来，而是散落下来一直垂到腰际。她的脚、腹部、两胸之间光洁雪白。当他跟着她走进卧室时，他能听到客厅里的收音机被违规调到了外国电台，播放着爵士乐。她脱掉和服，让它摊在地毯上，然后躺上床，看着他脱衣服。他赤身裸体，准备关灯。
“别关了，留着吧。”
她带领着他迅速进入了自己的身体。她从不希望他们慢慢来。这是他喜欢她的地方之一。然后，像往常一样，她走进厨房去拿饮料，他则像往常一样盯着床头柜上她丈夫的遗照。她从未把它拿走，也没有扣在桌上。二十多岁的步兵上尉在摄影工作室里穿着制服，戴着手套的手放在剑柄上，看起来英俊潇洒。哈特曼猜想他当时一定和自己年龄相仿。他们的关系算什么？她在想象是温特上尉的鬼魂在和她做爱吗？
她一丝不挂地回到卧室，嘴里叼着两支香烟，一手拿着一杯威士忌，腋下夹着一个信封。她递给他酒和烟，然后把信封放在他的胸前。他低头看着它，一动不动。
“这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
她爬上床时，床吱吱作响。她抱着膝盖，看着他打开信封。他抽出信件，读了起来。
“我的天……”
他突然坐直了身体。
“你想让英国人开战吗？给他们看看吧。”
[1]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原名《慕尼黑观察家报》（Munchner Beobachter），在1923年濒临破产时被希特勒买下并改名，成为纳粹党的宣传喉舌。
[2] 候鸟运动指一些反抗国家严格管制的年轻德国学生和学童组成团体，在乡村流浪、歌唱、享受大自然的活动。
[3] 阿勃维尔即德国国防军情报局，在帝国保安总局成立之前是德国唯一的情报机关。1944年，局长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因卷入刺杀希特勒的政变而被下狱，后被处决。阿勃维尔也因此被帝国保安总局吞并。
[4] 1920年，德国卡普发生了一场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政变。
[5] 半军事性质的德国民族主义组织。
[6] 马可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凯皮欧（Marcus Junius Brutus Caepio，前85～前42年）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元老院议员。作为一名坚定的共和派，他联合部分议员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刺杀发生在3月15日，后来这一天被西方称为“弑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