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7日，星期二下午1点之前，外交部的休·莱格特先生坐在伦敦丽兹饭店的落地窗旁，点了一瓶昂贵的1921年唐培里侬香槟，把《泰晤士报》翻到第17版，然后开始第三遍阅读阿道夫·希特勒前一晚在柏林体育宫发表的演讲。
希特勒先生的演讲
——
给布拉格的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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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平还是战争？
莱格特的眼神不时穿过餐厅扫向入口。也许这是他的想象，但客人们甚至侍者们在暗粉色的软垫椅之间来回走动时，似乎都显得异常压抑。没有人笑。厚实的平板玻璃窗外一片寂静。在潮湿的天气里，四五十个工人，有些光着膀子，正在格林公园中挖壕沟。
此时此刻，全世界都不会怀疑，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领袖，而是所有德国人在演讲。我知道在这个时刻，所有人——数百万坚强的人民——都同意我所说的每一个字。（万岁！）
在这演讲发表的时候他从BBC上收听过它，它是金属般的、冷酷的、危险的、自卑的、自负的，可怕却令人印象深刻。它一直被希特勒用手敲打演讲台的砰砰声打断，被一万五千人表示认同的高声呼喊打断。那噪声是不人道而可怕的，仿佛从一条黑色的地下河里涌起，从扬声器里喷涌而出。
我感谢张伯伦先生所做的一切努力，我向他保证，德国人民除了和平别无他求。我进一步向他保证，并且现在强调，当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时，德国在欧洲将不再有领土问题。
莱格特拿出钢笔在这个段落下画线，然后同样在之前提到《英德海军协定》的地方画线。
这样的协议只有在两国彼此承诺永远不再互相开战时，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德国有这样的意愿。让我们共同希望有同样信念的人在英国人民当中占得上风。
他把报纸放在一边，看了看怀表。他不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用手表看时间，而是更喜欢用怀表。他只有二十八岁，但看上去比真实年龄更年长一些——脸色苍白，举止庄重，西装深黑。他在两周前预订了座位，那时危机还没有爆发。现在他感到内疚。他会再等她五分钟，然后他就不得不离开了。
当瞥见她的影子出现在墙上镀金镜面中的花丛间时，他已经等了一刻钟了。她站在餐厅的边缘，几乎踮着脚尖，茫然地张望着，脖子修长而雪白，下巴向上扬起。他又打量了她一会儿，好像她是个陌生人似的，他好奇如果她不是他的妻子，他究竟会如何评价她。“引人瞩目的人物”——这是人们对她的看法。“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对，但很俊俏。”“帕梅拉是一个家教很好的姑娘。”“是的，家教极好，可怜的休完全配不上她。”（这段对话是他在他们庆祝订婚的派对上无意中听到的。）他先挥挥手，然后站了起来。最后，她注意到他了，微笑着挥手向他走去。她穿着紧身裙和合身的丝绸夹克，快速从桌椅间穿过，引得众人回首注视。
她紧紧地吻了他的嘴。她有点喘不过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我才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他学会了不去过问她去了哪里。她手上除了拿着手提包，还拎着一个小纸盒。她把纸盒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摘下了她的手套。
“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要礼物吗？”他掀开盖子。一个防毒面具凝视着他，它以黑色橡胶为底，有着金属鼻子和空洞又呆滞的眼眶。他向后退了一步。
“我带孩子们去试了试。显然，我得先给他们戴上，这很考验一个母亲的奉献精神，你不这样觉得吗？”她点了一支香烟。“我可以喝一杯吗？我快渴死了。”
他叫来服务员。
“只喝半瓶？”
“我今天下午得上班。”
“是啊！我都不能确定你会出现。”
“老实说，我不该出来的。我试着打电话，但你不在家。”
“好吧，但你现在知道我去哪里了。我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她微笑着向他靠过去。他们碰了碰杯。“亲爱的，结婚纪念日快乐。”
公园里，工人们正挥舞着铁镐。
*
她很快就点了菜，甚至连菜单都没有看：“不要前菜，剔骨多佛比目鱼，蔬菜沙拉。”莱格特递回菜单，说他也要这些。他无法思考该吃什么，也无法消除他脑海中戴着防毒面具的孩子们的样子。约翰三岁，戴安娜两岁。他告诫孩子们不要跑得太快，要穿暖和些，不要吮吸玩具和蜡笔，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它们曾经被放在哪里。他把纸盒放在桌子底下，用脚把它踢到视线之外。
“他们很害怕吗？”
“当然不。他们认为整件事都是一场游戏。”
“你知道有时候我真的也这么觉得吗？即使你看到了电报，也很难不觉得这只是可怕的笑话。一个星期前，一切看起来都好像协商好了，然后希特勒就改了主意。”
“现在会发生什么？”
“谁知道呢？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他觉得自己该更乐观一点，“他们还在柏林谈判，至少在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还在谈。”
“如果他们停止谈判，战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他向她展示了《泰晤士报》的头条，耸了耸肩。“我猜是明天。”
“真的吗？会这么快吗？”
“他说他将在星期六越过捷克边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他需要花三天的时间让坦克和大炮就位，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从明天开始行动。”他把报纸放回桌上，喝了几口香槟。酒尝起来很酸。“这样吧，我们换个话题吧。”
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戒指盒。
“噢，休！”
“它有点太大了。”他告诉她。
“但很迷人！”她把戒指戴在手指上，举起手在水晶灯下来回移动。蓝宝石在灯光中闪闪发亮。“你真让我惊喜。我还以为我们没钱呢。”
“我们是没钱。这是我妈妈的。”
他一直担心她会认为他太小气，但让他惊讶的是，她把手伸到桌子对面，放在了他的手上。“你真好。”她的皮肤很凉。她纤细的食指抚摸着他的手腕。
“我真希望我们能开间房，”他突然说，“整个下午都躺在床上，忘记希特勒，忘记孩子们。”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呢？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呢？”她那双大大的灰蓝色的眼睛对上了他的眼睛。突然的领悟让他如鲠在喉：她说了这句话，只是因为她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他身后有个男人在礼貌地咳嗽。“莱格特先生吗？”
帕梅拉移开了她的手。他转过身，发现餐厅领班像祈祷那样双手合十，看起来严肃庄重。
“是的。”
“唐宁街10号请您接电话，先生。”他小心地说，声音刚好大到能让邻桌听到。
“妈的！”莱格特站起来扔下他的餐巾，“不好意思，我得去接电话。”
“我明白，你要去拯救世界，”她挥手让他走，“我们随时都可以吃午饭。”她开始把东西装进手提包。
“再给我一分钟，”他的声音里充满恳求，“我们真的得谈谈。”
“你走吧。”
他犹豫了一会儿，意识到附近的食客都在盯着他。“一定要等我。”他说。他希望刚才的“你走吧”是平静的陈述，跟随领班走出餐厅进入酒店大堂。
“我想您会需要一些私密空间，先生。”领班打开了通向小办公室的门，桌上有一部电话，听筒就放在底座旁边。
“谢谢。”他拿起听筒，等门关上后他才开口。“我是莱格特。”
“不好意思，休，”他认出了塞西尔·赛耶斯的声音，那是他在首相私人办公室的同事，“我恐怕你得立刻赶回来了。形势变得很紧张。克莱弗利在找你。”
“发生什么事了吗？”
电话那头迟疑了片刻。私人秘书们总是假定有接线员在监听。“谈判看起来就要结束了，我们的人正在回国的路上。”
“明白了，我要上路了。”
他把听筒放回底座。他一时之间站立不稳。这是亲历历史的感觉吗？德国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向德国宣战。英国将支持法国。他的孩子们将要戴上防毒面具。在丽兹饭店里的食客们将抛弃他们的白色亚麻桌布，蹲进格林公园的壕沟。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他打开门，匆匆穿过大堂进入餐厅。但丽兹饭店员工的效率太高了，他们的桌子已经被清理过了。
*
皮卡迪利大街上没有空着的出租车了。他在排水沟旁来回跳动，徒劳地对每一辆经过的出租车挥舞卷起的报纸。最后，他放弃了，拐进圣詹姆士街下了坡。他不时瞥一眼马路，希望能看到他的妻子。她匆匆忙忙地跑到哪儿去了？如果她直接步行回到威斯敏斯特的家，这里是她的必经之路。最好别去想了，最好永远别去想。在不合时令的炎热中他满头大汗。在他那三件套的老式西装下面，他可以感觉到衬衫粘在后背上。然而，天空灰蒙蒙的，似乎即将落下的雨却一直没有落下。沿着蓓尔美尔街，在伦敦那些大俱乐部——皇家汽车俱乐部、改革俱乐部、雅典娜俱乐部——高高的窗户后面，水晶灯在潮湿昏暗的室内闪烁着。
他没有放慢脚步，一直走到连接卡尔顿府联排和圣詹姆士公园的台阶顶端。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的路被二十个沉默的人挡住了，他们正看着一个小飞艇一样的东西，它从国会大厦后方缓缓升起。它飞过大本钟的塔尖，构成了奇特而美丽的一幕——雄伟壮丽，给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在远处，他可以在泰晤士河南边的天空中看到另外六艘飞艇——它们就像是微小的银色鱼雷，有的已经飞到了数千英尺的高度。
他旁边的男人喃喃说道：“我想你可以说这意味着‘气球要升起了’。”
莱格特瞥了那人一眼。他记得这句话，在上一次大战中，父亲在回家休假时使用了完全一样的表达方式。因为“气球要升起了”[1]，所以父亲不得不回法国去了。对六岁的休来说，这听起来就好像父亲要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莱格特在一众围观者中缓慢前进，踏着小碎步跑下三级宽台阶，穿过林荫路[2]，进入了骑兵卫队路。在这里，在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的沙地的中心，在他离开后的半个小时中，有什么事发生了。这里有了一对防空炮。士兵们正从一辆平板货车上卸沙袋。他们动作迅速，就好像在担心纳粹德国的空军会随时出现。他们构成人墙，沙袋在他们手中一个接一个地传递。沙袋砌成的半堵墙包围着探照灯电源。一个炮手猛烈地摇动了扳手，炮管开始摇晃，直到它几乎与地面垂直。
莱格特拿出一大块白色棉手帕擦脸，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他红了脸、流了汗。假如在首相私人办公室里有哪件事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令人不悦的话，那就是表现得惊慌失措。
莱格特爬上台阶，进入狭窄、阴暗、被烟熏黑的唐宁街。在唐宁街10号对面的人行道上，一群记者转过头把目光投向他。一个摄影师举起了相机，但当他发现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出现时，又放下了它。莱格特向警卫点了点头，警卫用力敲击了一下门环。就像是出于它自己的意志一般，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他从外交部调到唐宁街10号已经有四个月了，但每次他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他仿佛走进了某家不再流行的绅士俱乐部——黑白相间的门厅，庞贝红的墙，黄铜吊灯，滴答滴答地悠闲拨动指针的落地式老爷钟，铁铸伞架上孤零零的黑色雨伞。在大楼深处的某个地方，电话响了。门房跟莱格特道了声“下午好”，然后回到他的车夫式皮椅上，继续看《伦敦晚报》。
在通往大楼后部的宽阔通道里，莱格特停下来照了照镜子。他拉直了领带，用双手捋捋头发，扩了扩肩，转过身来。在他前面是内阁会议室，它的镶板门关闭了。在他的左边，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的办公室也关着门。在他的右边是通向首相私人秘书的办公区域的走廊。这栋乔治亚风格的大楼显得十分宁静。
沃森小姐和他共用一间最小的办公室，她在桌后弯着腰，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她被一堆文件夹包围着，莱格特只能看到她头顶的白发。她打字员的职业生涯始于劳合·乔治的首相任期。据说他曾追求唐宁街的所有女孩，但很难想象他追过沃森小姐。她的工作是为议会质询准备答复。她越过一堆文件瞥了莱格特一眼。“克莱弗利一直在找你。”
“他和首相在一起吗？”
“不，他在办公室。首相在内阁会议室，和‘三巨头’一起。”
莱格特发出一种介于叹息和呻吟之间的声音。他沿着走廊走到一半，把头伸进赛耶斯的办公室。“塞西尔，我是不是惹了大麻烦？”
椅子上的赛耶斯转过身来。他是个小个子，比莱格特大七岁，总是忍不住开别人的玩笑，常常让人很是烦躁。他系着和莱格特一样的领带。“恐怕你这浪漫的午餐选错日子了，老兄，”他满怀同情地低声说道，“我希望她没有生气。”
莱格特曾在某个脆弱的时刻向赛耶斯暗示了自己家里的情况，但从那以后他就后悔了。“没生气，都很顺利。柏林出了什么事？”
“局势显然恶化了，朝着希特勒的攻击性演讲描述的方向。”赛耶斯假装要拍椅子的扶手。“‘Ich werde die Tschechen zerschl-agen！’”
“天啊！他说‘我要粉碎捷克！’”
此时，一个军人的声音沿着走廊喊道：“啊，莱格特，我找到你了！”
赛耶斯说：“祝你好运。”莱格特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让自己正对着奥斯蒙德·萨默斯·克莱弗利长着小胡子的窄脸。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称他为奥斯卡。这位首相的首席私人秘书勾了勾手指。莱格特跟着他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必须说我对你感到失望，莱格特，而且十分吃惊。”克莱弗利比其他人年长，在战争开始前是职业军人。“在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去丽兹饭店吃午餐？这可能是外交部的做法，但在我们这里这行不通。”
“我道歉，先生。不会再发生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今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无法及时与妻子取得联系，通知她取消订位。”
克莱弗利盯着他看了几秒钟。他没有费心掩饰他对这些从未当过兵的、来自财政部和外交部的聪明年轻人的猜疑。“有些时候，一个人不得不让家庭靠边站，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首席私人秘书坐在桌子后面，打开了台灯。办公室的这一侧朝北面对着唐宁街花园。那些未经修剪的树木把这栋楼同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隔开了，使一楼办公室像被永恒的暮色笼罩了一样。“赛耶斯告知你情况了吗？”
“是的，先生。我猜谈判已经破裂了。”
“希特勒已宣布他打算在明天下午2点采取行动。我怕所有的黑暗都要迸发了。霍勒斯爵士应该会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回来向首相做汇报。首相将在晚上8点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希望你能负责和BBC联系。他们要在内阁会议室里安装他们的设备。”
“好的，先生。”
“内阁在某个阶段必须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可能是在首相广播讲话之后，因此BBC的工程师们必须迅速撤离。首相还将会接见多名高级专员[3]。参谋长们有可能在任何时间到达，他们一到你就把他们带到首相那里去。我需要你做会议记录，以便首相之后可以向内阁简要说明。”
“好的，先生。”
“正如你所知，首相正在召回议员，打算明天下午就这场危机向下议院发表声明。请把过去两周的所有相关会议记录和电报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好。”
“好的，先生。”
“恐怕你得熬通宵了。”克莱弗利小胡子下的嘴似笑非笑。他使莱格特想起一所小型公立学校里肌肉发达的基督徒体育指导老师。“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我为你感到遗憾，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相信你的妻子会理解的。你可以在三楼值班人员的房间里睡觉。”
“就这些了吗？”
“目前就这些了。”
克莱弗利戴上了眼镜，开始看一份文件。莱格特走回自己的办公室，重重地坐在办公桌后。他打开抽屉，拿出一罐墨水，蘸了蘸钢笔。他不习惯受到训斥。该死的克莱弗利，他想。他微微抖动着手，用钢笔尖把墨水瓶的玻璃边缘刮出声响。沃森小姐叹了口气，但没有抬头。他把手伸进桌子左边的铁丝筐，拿出了近期从外交部寄来的一个电报文件夹。在他解开文件夹的粉红丝带之前，唐宁街的信差雷恩中士出现在了门口。像往常一样，雷恩中士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
“帝国总参谋长来了，先生。”
雷恩中士一瘸一拐地朝大厅走去，莱格特在后面跟着。在远处的铜灯下，戈特子爵在站着读电报，他两腿分得很开，穿着锃亮的棕色靴子。戈特子爵是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一个贵族，一个战争英雄，一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持有人。对于办事员、秘书和打字员来说，他十分惹眼，他们突然都找到了穿过大厅的充分理由，想一睹他的风采。正门在摄影师连续爆开的闪光灯中打开了，空军元帅纽沃尔走了进来。几秒钟后，高大的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巴克豪斯紧跟其后。
莱格特说：“先生们，请跟我来……”
当他领着他们进去时，他听到戈特问：“达夫来了吗？”巴克豪斯回答：“没有，首相认为他会向温斯顿泄密。”
“麻烦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内阁会议室用双层门隔音。莱格特把外层打开，轻轻地敲了一下内层。
首相背朝门坐着。坐在他的对面，也就是长桌另一侧的正中的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财政大臣西蒙，以及内政大臣霍尔。三个人都抬起头来看是谁进来了。除了时钟的滴答声外，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莱格特说：“打扰了，首相。参谋长们都到了。”
张伯伦没有转身。他的手放在桌子上，向身体两侧大大张开着，仿佛要向后挪动他的椅子。他的食指慢慢地击打着抛了光的桌面。最后，他用严厉的、稍显古板的声音说：“很好。等霍勒斯回来后我们再碰次面。我们会听听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大臣们收起文件，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哈利法克斯的动作有些笨拙，他枯槁的胳膊无力地垂在身侧。“三巨头”都已有五六十岁了，到达了权力的巅峰。莱格特站在一旁让他们通过——“就像三个抬棺人在寻找他们的棺材”，他之后这样向赛耶斯形容他们。莱格特听到他们问候在外等候的军官，声音平静而冷酷。他小声说：“首相，我现在可以带参谋长们进来吗？”
张伯伦仍然没有转过头来看莱格特。他盯着对面的墙。他的形象一直是强硬、固执甚至好战的。最终，他心不在焉地说：“是的，当然。把他们带进来吧。”
*
莱格特坐在内阁会议室桌子的尽头，靠近支撑天花板的多立克柱。书架上陈列着棕色皮革封皮的成文法和银蓝色的国会议事录。参谋长们把他们的帽子放在门边的小桌上，在大臣们空出的位置坐下。戈特作为他们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坐在中间。他们打开公文包开始分发文件。三个人都点燃了香烟。
首相头顶后的壁炉上方有一个挂钟，莱格特朝它瞥了一眼。他将笔尖浸入手边的墨水瓶，在纸上写道：首相和参谋长们，下午2点过5分。
张伯伦清了清嗓子。“好吧，先生们，情况恐怕恶化了。我们希望——捷克政府也同意这点——苏台德能以公投的方式有序地转交到德国手中。不幸的是，希特勒先生昨晚宣布他甚至连一周都不愿再等，将在周六发动入侵。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今天早上见了他，私下里非常坚决地告诫他，如果法国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法国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支持法国。”首相戴上眼镜，拿起电报。“按照驻柏林大使的说法，希特勒先生在习惯性地咆哮并胡言乱语一番后，回应道：‘如果法国人和英国人不支持，那就随他们去。我完全不关心他们的想法。我为每个突发事件都做好了准备。我只能关注当前的情况。今天是周二，最迟到下周一我们就会进入战争状态。’”
张伯伦放下电报，喝了一口水。莱格特的笔在厚厚的纸上飞快地写下：首相，来自柏林的最新进展，谈判细节，希特勒先生的激烈反应，下周我们将进入战争状态。
“我当然会继续努力寻找和平的解决方案，只要这种方案还存在。但现在很难说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同时，恐怕我们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戈特看向他的每一位同事。“首相，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份备忘录。它总结了我们对军事形势的共同看法。我是否可以读出我们的结论？”
张伯伦点了点头。
“我们认为，不管从海上、陆上还是空中将承受的压力来看，英国和法国都无法阻止德国入侵波希米亚，无法阻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想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的完整性，就只能打败德国并进行长期斗争。必须从一开始就假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没人说话。莱格特敏锐地感到笔尖在纸上滑动，它发出的声音突然听上去响得过分。
最终张伯伦说：“这是我一直担心的噩梦，就好像我们从上一次战争中没有学会任何东西，好像我们正在重温1914年8月。世界各国将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入战争。这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已经告诉捷克人，一旦我们赢了，他们的国家就不能以现在的方式存在了。三百五十万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必须有自决权。因此，把苏台德地区与德国分开甚至不会成为联合战争的目标。那么，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战斗呢？”
“为了法治？”戈特说道。
“为了法治。确实，如果是为了法治，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但是天啊，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其他方式来维护它！”首相短暂地扶了下额头。他那复古的翼形领让人注意到他粗壮的脖子。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经过一番努力，他恢复了平常认真高效的状态。“现在需要采取什么实际步骤呢？”
戈特说：“我们将立即派两个师去法国——之前我们已经就这一点达成一致——以彰显我们的团结一致。他们可以在三周内就位，并在十八天后开战。但是，甘末林将军已经明确表示，在明年夏天之前，法国人除了象征性的袭击外，不打算对德国采取任何行动。坦率地说，我怀疑他们甚至连象征性动作都不会做。他们会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
纽沃尔补充说：“他们正在等我们派出更强大的军力。”
“空军准备好了吗？”
纽沃尔腰板挺直地坐着。他面部瘦削，骨瘦如柴，留着灰白色的小胡子。“我不得不说，对我们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时刻，首相。表面上，我们有二十六支中队负责本土防御，但只有六支中队拥有现代化的飞机——一支有喷火式战斗机，其他五支有飓风式战斗机。”
“但是他们做好作战准备了吗？”
“一部分人准备好了。”
“一部分人？”
“飓风式战斗机的机枪恐怕面临着一个技术性问题——它们在一万五千英尺以上的高空会冻结。”
“你说什么？”张伯伦身体前倾，仿佛没有听清楚似的。
“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案，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不，空军元帅，你说的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花费了一亿五千万英镑来重新配备武器，其中大部分钱花给了空军，但当我们有需要时，我们的战机竟然没法使用。”
“我们做计划时所基于的前提一直是至少在1939年之前不会与德国发生冲突。”
首相把他的注意力放回到总参谋长身上。“戈特子爵，陆军能否从地面击落大部分攻击型战机？”
“我想我们和空军元帅同病相怜。我们的枪支持有量只有保卫伦敦所必需的约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上次战争留下的过时货。我们同样缺少探照灯。我们没有测距仪和通信设备……我们还指望明年再准备这些。”
他说到一半时张伯伦似乎就已经没有再听了。首相再次戴上眼镜，开始翻查手上的资料。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
莱格特继续冷静地记录，将尴尬的事实变成官僚式纪要：首相表达了对防空力量的担忧。但他脑中的有序机制受到了破坏。又一次，他的脑海中不可避免地浮现出自己的孩子佩戴防毒面具的画面。
张伯伦找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东西。“联合情报委员会估计，在第一周的轰炸结束时，伦敦将有十五万人伤亡，两个月后将有六十万人。”
“这不太可能立即发生。我们认为，德国首先会把他们的主要轰炸力量对准捷克。”
“而在捷克被击败之后呢？我们会怎么样？”
“不知道。我们当然应该抓紧时间采取预防措施，并且从明天开始撤离伦敦。”
“海军的准备充分吗？”
第一海务大臣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长得比房间里的任何人都高。他头发斑白，秃顶，脸上皮肤斑驳，好像在恶劣天气中暴露了过长时间。“我们缺少护航船和扫雷舰。我们需要给主力舰加油并把它武装起来。有些船员正在休假。我们需要尽快宣布动员。”
“如果要在10月1日前进入作战状态，你要在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事？”
“今天。”
张伯伦坐在椅子上，用食指轻敲桌面。“当然，我们会在德国行动之前动员起来。”
“部分动员，首相。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达成其他目的：它将会告诉希特勒我们并不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战争来了，我们就会做好迎接准备。这样做甚至可能让他三思而后行。”
“有可能，但也可能把他推向战争。记住，我现在已经两次凝视过那个男人的眼睛。根据我的判断，如果说有什么事是他无法容忍的，那就是让他丢脸。”
“但是，一旦我们开战了，他丢不丢面子还重要吗？如果他把你的勇敢访问和你为和平做出的真诚努力解读成软弱的表现，那将是一场悲剧。这不就是德国人在1914年犯下的错误吗？他们认为我们并不是来真的。”
张伯伦交叉双臂，盯着桌子。莱格特无法判断这个姿势意味着他拒绝了这个建议还是在考虑这个建议。他认为，巴克豪斯的精明之处在于懂得奉承首相。首相没有明显的弱点，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害羞的男人竟然虚荣心较强。秒针滴滴答答地走着。最后，张伯伦抬头看了看巴克豪斯并点了点头。“很好。开始动员吧。”
第一海务大臣掐灭香烟，把他的文件塞进公文包。“我最好现在就回海军部。”
其他人和他一起站起来，感激地准备从现场逃走。
张伯伦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做好准备，在今天晚些时候向重要部门的大臣们通报情况。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做任何可能让公众产生恐慌情绪的事或说出这样的话，还应避免让希特勒陷入无法做出让步的境地，即使是在最后一刻也不要这么做。”
参谋长们离开后，张伯伦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埋进手里。他斜着看了一眼，似乎第一次注意到了莱格特。“你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了吗？”
“是的，首相。”
“销毁记录。”
[1] “气球升起来了”是产生于一战期间的英国俗语，每当可能发生敌袭的时候，具有监控作用的巨型气球就会浮在城市的高空。后来这一表述的意思就变成“即将发生大麻烦”。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如无特殊情况，后文不再另做说明。
[2] 20世纪初英国修建的专门用来举行重大仪式的马路。
[3] 在大英帝国时代，英国同其殖民地或自治领间互派高级专员作为最高外交使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