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日火箭……

推销一罐婴儿配方奶粉需要多少名中国工人？

列维特

最近去中国，我发现一个美国人能做的工作，通常有5个人在做。例如，在我们住的酒店，有个楼层监督员，其主要职责看起来似乎是按电梯按钮。或许她也有其他我没有注意到的工作，但按电梯按钮这件事，她一直很靠得住。在餐厅，同样处处都是服务员，似乎每桌一名。

在南昌的大街上，大约有200人拿着手写的硬纸板牌子闲站着。我猜他们或许是无业游民，在找工作。结果发现，他们其实就是在工作，只不过我没有发现而已。他们的工作就是整天站在街角，手举写着他们回收旧手机的牌子。对他们来说，遗憾的是，我在那条街上闲逛了一周，大概只看到回收了三部手机。这是我所见过的竞争最激烈的市场。不过，他们所挣的工资在他们看来，想必还算尚可，否则他们就不会在那里站着了。

我去一家大型杂货店为女儿索菲买一罐配方奶粉时，我以为我见识到了最极端的劳力过剩例子。我在过道里找她在孤儿院喝的配方奶粉时，四名年轻的女士非常热心地想帮我。最初，我以为他们是助人为乐的顾客，最后（她们不讲英语，而我只懂得大约50个汉字），我发现她们其实是在工作。其中四人挤在我身旁说了10分钟左右，我才总算买到了价值4美元的配方奶粉。对我来说，这毫无道理。

后来回到酒店，我的中文向导才向我解释了情况。这些女子并不是杂货店的员工，而是互相竞争的配方奶粉公司雇来引顾客去买她们某些牌子的配方奶粉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都兴致勃勃、不依不饶地向我推荐很多不同牌子的配方奶粉。杂货店不管我买了哪种配方奶粉——卖出一笔是一笔。但对配方奶粉生产商来说，从竞争对手那里抢生意是值得雇人来做的事。

为何动画片要用名人配音？

列维特

本周末，我带四个孩子去看了电影《鬼妈妈》。看完电影之后，我问他们觉得电影怎么样。他们四个分别回答：“很好”“不错”“还行”“谢天谢地，总算看完了”。

我的孩子总是把新片奉为最佳，这些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可算不上是好评。

在我去过的坐满儿童的影院里，还没有哪个像看《鬼妈妈》这么鸦雀无声的。这种静悄悄的氛围加上电影慢吞吞的节奏，让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一些事情。

首先，我忘不了电影里有个小孩的名字叫“为生”，简称“为仔”，似乎缩写自“为什么要出生”，为仔似乎无父无母，但有个经常喊他的奶奶。这令我想起了《魔鬼经济学1》中对没人要的孩子和堕胎的讨论。

其次，这部动画片里有两个角色的配音是达科塔·范宁和泰瑞·海切尔。我看的上一部电影是《闪电狗》，配音是麦莉·塞勒斯和约翰·特拉沃尔塔。最近，为动画片配音的明星不胜枚举：艾迪·墨菲、达斯廷·霍夫曼、卡梅隆·迪亚兹、约翰·古德曼等。

为何大名鼎鼎的明星垄断了动画片配音？

一说是因为他们的配音功底比别人好。我几乎可以确定并非如此，我相信，有一群配音演员和有声书朗读者不具备成为电影明星的姿色，却有不错的嗓音。

另有一说是大明星配音的片酬并不高。从我在《纽约时报》等报刊读到的文章来看，为动画片配音所花费的时间或精力并不多。果真如此的话，或许演员配音的成本仅为电影总成本的九牛一毛。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未必如此。我曾读到，卡梅隆·迪亚兹和迈克·梅尔斯为《怪物史莱克2》配音的片酬是1 000万美元。

第三个说法是，人们喜欢听明星的声音。对这一说法，我也持怀疑态度，除了少数几个名气很大的例外，我猜观众不看片尾字幕，根本听不出明星的声音。

第四个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经济学家却很熟悉。根据该假设，并非知名演员的配音功底强，也不是影迷喜欢听他们的声音，更不是因为明星片酬低。相反，聘请知名演员配音正是因为他们片酬高。愿意豪掷几百万美元请明星配音，代替片酬只有50 000美元的无名之辈，制片方一定对影片会大卖很有把握。因此，请大明星仅仅是为了向圈外人发出可信的信号，表明制片方认为影片一定会卖座。

最后，我并不确信其中任何一个说法让我觉得有道理。

为何要为变质的鸡肉花36.09美元？

都伯纳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来市里，我们在上西区见面，吃了一顿下午餐。崔尔比点了不加面包、加布里干酪的汉堡，我点了半只烤鸡加土豆泥。上菜很慢，但我们忙着叙旧，也就没有在意。

我的鸡肉上了以后，看起来不对劲，但我还是尝了一口。肉已经严重变质，我不得不吐在餐巾里，发现鸡肉恶心至极、令人作呕、腐烂变质了。我叫来了服务员，一位年纪轻轻、模样俊俏的红发女郎。她得体地做出了受惊的表情，然后将食物端走，拿回一张菜单。

经理出现了。她年纪比服务员大，留着长长的黑发，说话带法国口音。她道了歉，说厨师正在检查那道菜，想确定问题的根源是香草还是黄油。

我看都不是，我告诉她，我认为你们的鸡肉已经腐败变质了。我自己拿鸡肉做过不少菜，我说，我知道腐败变质的鸡肉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崔尔比表示同意：隔着桌子都能闻到那道菜的味儿了，很可能隔着整个餐厅也能闻到。

经理不愿意承认。鸡肉是他们当天上午才运来的，她说。这在我听来，就像说“不，某某某今天不可能杀人，因为他昨天没有杀人”一样答非所问。

经理离开了，5分钟后又回来了。你说的没错！她说。鸡肉确实坏掉了，厨师检查了鸡肉，发现肉变质了，会做抛弃处理。胜利了！但谁胜利了？经理再次致歉，问是否愿意接受一份免费的甜品或饮料。这个嘛，我说，先让我在你们的菜单上找点吃的，在尝过那只鸡后要看着不恶心才行。我点了胡萝卜生姜橘汤、炸薯条和清炒菠菜。

随后，我和崔尔比开吃了，虽然口中仍有变质鸡肉的味道，但用餐相当愉快。实际上，那种味道至今挥之不去。崔尔比在我们点餐之前喝了一杯酒，吃饭的时候又喝了一杯，是苏维翁白酒，我喝的是白水。服务员来收拾餐盘时，又问我们是否想要赠送的甜品。不要，我们说，只要咖啡。

我和崔尔比聊天的时候，我提到不久前，我采访过行为经济学鼻祖理查德·塞勒。他试图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我和塞勒在吃午餐的时候，考虑过做一项小实验——给服务员一大笔小费，目的可能是得到特殊照顾——但我们没能抽出时间。崔尔比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直在谈钱。我提到行为学派提出的“锚定效应”概念[1]（二手车推销员对此尤其熟悉）：定价——打比方说——要比可赚取50%利润的价格高100%。

话题转向了买单时我们可以说什么。似乎有两个选择：“我们对免费甜品不感兴趣，不用了，但考虑到鸡肉的问题，我们想让你们为我们整顿饭免单。”这会将锚定效应定在账单的0百分比上。另一个选择：“我们对免费甜品不感兴趣，不用了，但考虑到鸡肉的问题，能否请你去问经理账单可以免掉多少钱。”这将锚定效应定在了账单的100%上。

恰在此时，服务员拿来了菜单，总价31.09美元。或许由于害羞，或许是因为仓促，或许——最有可能的是——不想露出穷酸相（一旦牵涉金钱，情况从来不会简单），我脱口说出了第二种选择：请看看经理“能将账单免掉多少钱”。服务员微笑着回答说，我们已经免费送了两杯酒。对我来说，这赔偿尤其微不足道，因为喝酒的是崔尔比，仍然满口变质鸡肉味的却是我。但服务员仍然面带微笑，立即拿走账单去找经理。她很快走了过来，也面带微笑。

“考虑到鸡肉的问题，”我说，“我想知道你能将账单免掉多少钱。”

“我们没有收您的酒钱。”她十分和善地说，仿佛她是一名外科医生，本以为她必须移除我的两颗肾，却发现，她只需移除一颗即可。

“这就是你们能提供给我的最高补偿了吗？”我说（仍然未能将锚定效应定在0%上）。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仍然面色和善。此时的她在算计，准备在金钱和心理两个方面赌一把，这种赌博人人每天都会做。她准备赌我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人。毕竟，在整个冲突中，我一直很和善，没有加大嗓门，甚至没有大喊呕吐或变质这种字眼，她显然认为这种行为会继续下去。她打赌我不会推倒椅子，大喊大叫，不会站在餐厅门外告诉潜在的顾客这里的鸡肉我差点吃吐了，整只鸡都腐败变质了，厨师要么是闻了出来却以为能蒙混过关，要么是没闻出来，工作心不在焉，谁知道下一顿饭会掺进什么东西——勺子、一截拇指、一团消毒剂。因此，她这样打赌之后，便说“是的”：所谓是的，即是说，这是她准备提供给我的最高补偿。

“好吧。”我说。

然后她便走开了。

我多给了5美元的小费，账单总价高达36.09美元——没有道理去惩罚可怜的服务员，对吧？我走出门外，送崔尔比上了出租车。经理打赌我不会惹事，她赌对了。

直到现在，各位要是愿意留心的话，这家餐厅名叫法式烘焙，位于曼哈顿区第85街与百老汇的东南角。

我上次核实的时候，烤鸡还在菜单上，祝你们好胃口。

请加油！

列维特

下文转载的电子邮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或许再次拉低了经济思想的下限。它宣布9月1日是“无汽油日”。

据传，如果在美国和加拿大，人人都选择在同一天一滴汽油都不买，石油公司会因石油储备过量而不得喘息。

同时，这将令整个行业遭受46亿美元以上的净亏损额，进而影响石油公司的利润表底线。

因此，9月1日已被正式宣布为“以眼还眼日”，两国人民在当日不应购买一滴汽油。

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这封电子邮件尽多尽快地转发给别人，将消息散发出去。

坐等政府介入、控制油价只能是一厢情愿。阿拉伯国家两周前承诺要降低并控制油价，结果发生了什么呢？

记住一点，不仅油价在上涨，同时航空公司也被迫要提高票价，卡车货运公司也要被迫涨价，这会影响到所有需要运输的商品，衣食、建筑材料、医疗用品等。到最后是谁来买单呢？我们！

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如果这一天之后，他们还不醒悟，我们就一天接一天地做下去。

所以发挥你的作用，将消息传播出去。将这封电子邮件转发给你认识的所有人。在日历上做好标记，让9月1日成为美国和加拿大公民齐声说“适可而止”的日子。

谢谢，并祝您今天愉快。

以下（无疑）列出了这封电子邮件所犯下的部分愚昧错误。

第一，如果今天没有人加油，但所有人的驾驶里程不变，那这仅仅意味着我们要么提前加油以防在9月1日不能加油，要么会在几天后多加油。因此，即便你相信此举将令石油公司在当天损失46亿美元，消费者也会把这笔钱乖乖奉还。如果是“无星巴克咖啡日”，或许尚有可能产生影响，因为人们是在同一天购买和饮用星巴克咖啡的，所以今天放弃一杯咖啡，或许来日永远不会再补回来。但汽油并非如此，尤其是在未要求任何人减少汽油消耗量的情况下。你所能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其后一天加油站排队加油的车更多。

第二，即便同时中止所有使用汽油的活动一天，全面抵制汽油一天也不会让石油公司的利润表底线下降46亿美元之多。美国人每天消耗约900万桶汽油，一桶约有42加仑，所以这相当于美国每天售出3.78亿加仑的汽油，折合约每人一加仑。算上加拿大，则增加10%。按照每加仑3美元的价格，这相当于约1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该行业，利润在营收中的占比约为5%或5%以下，所以对利润表底线的影响最高为6 000万美元，即邮件声称数字的1%左右。从以上第一点来看，即便是这一数字，也严重夸大了实际影响。

第三，一天不加油肯定不会令石油工业因储备过多而不得喘息。美国的石油库存一般约为200万桶，但现在处于低潮期——这是油价偏高的一大原因。增加900万桶根本不会对储备造成任何问题。

所以请大家在9月1日尽情加油。

如果你真的灵机一动，想转发这种邮件，至少告诉别人不要用汽油，而不是不要加油。

更新：这篇帖子发表于2005年8月，当时美国普通汽油的均价约为每加仑2.85美元。截至撰写本文之时（2015年1月），每加仑的价格约为2.06美元，这让人们更有理由去加油了！

海盗经济学概要

瑞安·哈根主持的问答活动

最近，“快桅亚拉巴马号”的船员在索马里海盗的袭击中逃生，已经返回祖国，进行必要的休息。但随着美国与索马里海盗这群乌合之众的关系日趋紧张，我们认为，或许可以以史为鉴，探寻驯服这些海上非法之徒的方法。

彼得·里森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无形之钩：隐藏的海盗经济学》一书的作者。里森同意为我们解答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

问：《无形之钩》并不仅仅是个巧妙的书名。这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有何区别？

答：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这个概念是指，每个追求私利的个体都仿佛在受无形之手的牵引，促进社会的利益。无形之钩的概念是指，海盗虽然身为罪犯，但仍受私利驱使。所以在这种驱使下，海盗建立了政府体系和社会结构，以更好地满足其犯罪企图。二者是相通的，但一大区别在于，在亚当·斯密看来，私利促成的合作创造财富并改善他人的境况。对海盗来说，私利促成的合作令海盗得以更有效地掳掠，从而摧毁财富。

问：您写道，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数十年前，海盗便建立了其独特的早期宪政民主政体，并包含分权制。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他们是行动完全不受任何政府管制的法外之徒？

答：没错。18世纪的海盗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体系。这些罪犯推动这种体制的原因是，他们不能靠政府来为他们提供这种体制。因此，海盗比任何人都需要研究出某种法律与秩序的体系，令其得以维持长时间的团结，成功完成掳掠行径。

问：那么这种参与度高的民主体系是否诱使商船水手加入了海盗的行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海盗中间的自由度要高于自己的船只？

答：水手当海盗的自由度和报酬都要高于商船，但或许最重要的一点还要算是摆脱船长的独断专行和蓄意滥用职权的行为。商船船长以此欺凌船员的行径众所周知，在海盗民主体制中，一旦船长滥用职权或碌碌无为，船员便可将其罢黜，而这也确实是常有之事。

问：您写道，海盗并不像我们一直以来所想象的那般嗜血成性。无形之钩对这种行为有何解释？

答：基本思想是，一旦我们将海盗视为经济参与者——其实就是商人——他们不愿逢人便欺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为了鼓励商船投降，他们需要传达投降即可获得优待的想法。这就是海盗为了劝水手和平投降而给出的诱因。如果他们像经常被刻画出的行径一样，肆意虐待囚犯，实际上反而会削弱商船船员投降的诱因，进而导致海盗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必须更频繁地用武力决一胜负，因为商船认为自己一旦被俘，一定会遭受虐待。

因此，与之相反，我们在史籍中所常见的，是海盗宽宏大量的事迹。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你负隅顽抗，他们就会对你——你懂的——怒火中烧。关于海盗暴行的多数传说都由此而来。这并不是说从来没有海盗放纵过自己的施暴冲动，但我推断，海盗群体中的施虐狂比例不会超过合法社会。而海盗中间的这些施虐狂在于己有利的时候，往往会克制自己的施虐行为。

问：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人走过跳板？

答：不存在走跳板这种行为。17—18世纪海盗的这种做法没有历史根据。

问：在你的笔下，海盗像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在海盗本身销声匿迹后的数百年仍然得以延续，算是相当成功的品牌了。取得这种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答：海盗尤其想树立一种名声。这是一种微妙的策略，他们不想树立暴虐无度或疯疯癫癫的名声。他们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脾气一点就着的亡命之徒，如果你招惹他们，如果你反抗，他们就会怒发冲冠，对你百般折磨。这样一来，他们抓到的俘虏便会谨小慎微地服从海盗所有的要求。同时，他们还希望树立不遵守其要求的俘虏会遭到残忍虐待的名声。关于这些残忍虐待的传说不仅仅是口口相传下来的，还有18世纪初的报纸。俘虏被释放后，经常会向媒体讲述自己被俘的经历。所以，殖民地居民读到这些媒体报道，有助于海盗巩固其亡命之徒的形象。这对海盗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这是遵纪守法的社会成员进一步帮助海盗减少成本的一种广告形式。

问：对于现代海盗问题的解决，我们能从《无形之钩》中获得何种启示？

答：我们必须承认海盗是理性的经济参与者，且海盗是一种职业选择。如果我们将其视作非理性或追求其目的的人，我们很容易制订出无法有效解决海盗问题的方案。既然我们知道海盗会对成本与效益做出反应，我们应该思考改变其成本与效益的解决方案，以改变海盗行事的诱因，阻止他们进入海盗生涯。

有形之手

列维特

假设你在市场上看iPod，想找个便宜货，所以你在Craigslist（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络）这种本地的在线市场上搜索。你是否在意在未开箱iPod的图片上，拿着iPod的人（你只能看到他们的手和手腕）是黑人还是白人？如果拿着iPod的人手上有文身呢？

我猜多数人会说他们不会在意拿iPod的人是何肤色。更多的人可能会说，他们看到文身可能不会回复这则广告。

然而，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愿意相信人们的说辞，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在经济学家珍妮弗·多利亚克和卢克·斯坦所进行的一项新研究中，事实显然不容辩驳。在为期一年的研究中，他们在本地在线市场上投放了数百条广告，随机决定手拿待售iPod的人是黑人、白人，还是有大片文身的白人。

以下是他们的发现：

根据各项市场结果指标，黑人卖家的业绩要逊于白人卖家：他们收到的回复量少13%，报价少17%。这种效应在东北部最为显著，严重程度与手腕文身引起的效应类似。在至少收到一份报价的条件下，尽管买家群体是经过自我选择形成的——歧视理应较少——黑人卖家收到的报价数额仍然低2%~4%。此外，与黑人卖家联系的买家表现出的信任度较低：愿意在电子邮件中透露姓名的比例低17%，愿意接受邮寄的比例低44%，而对远程支付表示担忧的比例却高56%。我们所发现的证据表明，黑人卖家在不活跃的市场所取得的业绩尤其不佳。看起来，这种歧视在买家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或许并不“存在”。而且，在种族孤立最严重的市场和财产犯罪率较高的市场，黑人卖家的业绩最差，表明统计性歧视可以解释这种差异。

那么从该项研究中，你可以得到什么结论？最明显不过的一个结果是，如果你想在网上卖东西，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要找白人出镜。我想你可以说，广告商早已想通了这点，实际上还更进一步，确保出镜的白人同时还是面容姣好的金发女郎。

在这种背景下，想找出黑人卖家与白人卖家待遇不同的原因要困难得多。如作者所述，目前有两大歧视理论：仇恨和统计性歧视。所谓仇恨，经济学家是指，即便交易结果完全相同，买家也不想从黑人卖家手中买东西。意即，即便黑人卖家所提供商品的质量与白人卖家完全相同，买家也不喜欢黑人卖家。而相反，所谓统计性歧视是指，黑人的手成了某种负面因素的代表：被宰的概率较高、商品为赃物的概率较高，或者卖家住址太远，当面交易太麻烦。

多利亚克与斯坦这篇论文最精彩的一部分是他们试图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解释——仇恨与统计性歧视——中做出区分。他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方法是让各个广告质量有别。如果广告质量很高，作者推测，或许这能提供信号，推翻不与黑人卖家交易存在统计性歧视的说法。事实证明，广告质量对不同种族的表现并无太大影响，但这可能是因为质量差异太小，不足以产生影响。作者还研究了居住地区市场较为集中的影响，以及财产犯罪率高低有别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黑人卖家在高犯罪率城市的业绩尤其不佳，作者解读称这证明了其中有统计性歧视的作用。

我很喜欢这项研究，这是经济学家所谓“天然实地实验”的一个例子。这种实验具备实验室实验的最大优势（真正的随机性），也具备在真实市场中观察人类所体现的现实性，而且研究对象全然不知自己在接受分析。

电视的黑白之分

列维特

在《魔鬼经济学1》中，我们顺带提到，美国的黑人与白人有着不同的观剧习惯。《周一夜赛》是唯一一档在历史上排进过最受黑人与白人欢迎榜前10的电视节目。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白人电视剧《宋飞正传》却从来没有排进过最受黑人欢迎榜单的前50。

因此，偶然看到尼尔森公司按种族划分的黄金时间收视率排行回顾时，我兴趣顿生。

最受白人喜爱的十部电视剧

1.《犯罪现场调查》

2. 《实习医生格蕾》

3. 《绝望主妇》

4. 《与星共舞》

5. 《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篇》

6. 《周一夜赛》

7. 《幸存者》

8.《犯罪心理》

9. 《丑女贝蒂》

10. 《犯罪现场调查纽约篇》

最受黑人喜爱的十部电视剧

1.《实习医生格蕾》

2. 《与星共舞》

3. 《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篇》

4. 《丑女贝蒂》

5. 《周一夜赛》

6. 《法律与秩序之特殊受害者》

7. 《犯罪现场调查纽约篇》

8.《犯罪现场调查》

9. 《全美超模大赛》

10. 《寻人密探组》

如果这组为期一周的数据是准确的指标（我认为是的），则观剧习惯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趋同。几年前，几乎所有排名前列的黑人电视剧均主要由黑人角色出演，多数甚至不在四大电视网[2]上播出。现在，黑人与白人所观看的电视剧几乎完全吻合，而虽然这些电视剧多数都有黑人角色，演员阵容却没有一个以黑人为主。

这种观剧习惯的趋同是否昭示着更广泛的文化趋同模式？想必非也，但确实值得留意。

然而，在种种变化之中，有一点似乎和死亡与纳税一样永恒不变：只要是黄金时间播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看橄榄球赛。

你的利他主义有多纯粹？

都伯纳

最近几周，发生了两大自然灾害：缅甸飓风和中国地震，二者均造成了数万人死亡。

各位有开支票向两个受灾地捐过款吗？我对此表示十分怀疑。

何出此言？分析近期的灾难之前，先来思考近年来的三个自然灾害，以下列出了死亡人数和美国个人慈善捐款数额（由慈善美国统计）：

1.亚洲海啸（2004年12月）

220 000人死亡

19.2亿美元

2. 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

1 833人死亡

53亿美元

3. 巴基斯坦地震（2005年10月）

73 000人死亡

1.5亿美元

虽然海啸的死亡人数高出许多，但美国人为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捐出的金额却为亚洲海啸的近三倍。这也说得通，对吗？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的灾难。

随后发生了巴基斯坦地震，73 000人丧生，而美国的捐款数额仅为1.5亿美元。相比之下，海啸过后的19.2亿美元都显得慷慨了。巴基斯坦每名死者仅均摊到2 054美元左右，而海啸的每名死者则均摊到约8 727美元。两个发生在千里之外的灾害都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死亡，但美国的捐款数额却大不相同。为什么？

想必可以做出多种解释，其中卡特里娜飓风和海啸引起的灾难疲劳，以及媒体报道不足。

你记得对亚洲海啸的报道吗？我猜你记得，尤其是因为受灾地不仅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普吉岛这种引人注目的度假胜地。你记得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报道吗？当然记得。但巴基斯坦地震呢？就我个人而言，我记得读到过几篇报纸简讯，但没有看到任何电视报道。

思考一下菲利普·H.布朗和杰西卡·H.明蒂最近的论文《2004年海啸之后的媒体报道与慈善捐款》。以下为其相当惊人——不论合理与否——的结论：

以2004年海啸之后的互联网捐款作为案例研究，我们证明，媒体对灾难的报道对救济机构收到的捐款有重大影响。晚间新闻报道每增加一分钟，捐款数额则可相比均值增加0.036个标准差，即相比普通救济机构的平均日捐款数额增加13.2%。同理，在《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刊登一篇700字的报道可令捐款额相比日平均数额增加18.2%。这些结果不受新闻报道时间和税收因素等变量影响。

为何有的灾难得到了大规模报道，有的却鲜有报道？想必因素仍然很多，其中首要的一点是灾难的性质（有多么抓人眼球/适合上镜）和地点。回到最近发生在缅甸和中国的灾难，我认为有几点值得考虑的其他因素：

1.我们正处于美国大规模报道政治新闻的时节，很难将这些新闻从播出时段中挤走。

2. 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灾害耗时良久、成本很高，而媒体正处于削减开支模式，这更会令其知难而退。

3. 无论是缅甸还是中国（或巴基斯坦），在美国人中间的所谓Q分值[3]都不高。我猜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缅甸，即便对这个国家有所印象，也都不是好印象（如“独裁军政府”）。

确实，对缅甸的捐款目前少之又少。鉴于灾害援助的分布往往极不均衡，或许这并没有那么骇人。但话说回来，如果你是捐款给有需要之人的人，难道遭受飓风侵袭的缅甸家庭不像其他人一样值得你的善举吗？灾害的政治或报道因素不应该改变我们对有需要之人的回应，对吗？

我们或许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的捐款几乎是盲目的，取决于哪里有需要，而不是我们对灾难详情的反应。但越来越多研究慈善捐款的经济学文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一项范围很窄但很有说服力的研究中，约翰·利斯特认为如果你想挨家挨户地募集捐款，要想多募集捐款，你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变成一位金发美女。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橄榄球大联盟通过周末电视募捐活动募集捐款时，我想起了这项研究。在比赛间歇和中场休息时，联盟邀请球星拨打电话。相比于橄榄球的观众人数，联盟募集到的捐款少得可怜。我很好奇如果他们请啦啦队员代替球员募集捐款，效果是否会好很多。

因此，鉴于缅甸和中国所发生灾害的详情，尽管伤亡惨重，我却仍然可以相当自信地预测，美国对二者的慈善捐款都不会太高。或许唯一真正存在的利他主义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不纯粹的利他主义”。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既浅薄又自私——只向对他们有某种吸引力的事业捐款？未来是否会出现某种形式的“灾难营销”运动，帮助救济机构学会吸引潜在的捐赠者？

街头慈善经济学

都伯纳

不久前，我和罗兰·弗赖尔携伴侣共进晚餐。由于某种原因，话题转向了街头慈善。这段交谈很有意思，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其他人请教这个有关街头慈善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如下所列（不管怎么说，在本文末尾，你可以看到我和罗兰的想法）。

参与者为：阿瑟·布鲁克斯，他在雪城大学教授商业与政府课程，著有《谁真的关心：温情保守主义的惊人真相》一书；泰勒·考恩，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著有多部著作，负责维护“边际革命”博客；马克·库班，涉足多个领域的企业家和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巴巴拉·埃伦理奇，底层社会经典著作《五分一毛》等多部著作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名的花花公子以及《黑天鹅》和《随机漫步的傻瓜》的作者。

以下是我们向他们一一提出的问题：

你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口袋里有10美元可用。你来到一个街角，一边是卖热狗的摊贩，一边是乞丐。乞丐看起来醉醺醺的，热狗小贩看起来是一位正派的公民。你如何分配口袋中的10美元，以及原因为何？

阿瑟·布鲁克斯

我们总是面对此种情形——或为实际情形，或为象征性的比喻。如果你住在城市里，你经常能碰到穷困潦倒的酒鬼。你是施舍给他们，还是不施舍？在你心中，你担心他们拿了你的零钱会继续自暴自弃，但不施舍似乎又太冷酷无情了。

这种困局不仅限于我们对待流浪汉的方式。在公共政策方面，我们担心如果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政府“救济”，我们会看到有部分人对此类救助产生依赖性。有人甚至称整个国家会因为国外援助而丧失自给自足的能力。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等比喻。

此外，有人非常忧心有需要之人的尊严问题。对有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应该他们要什么，我们给予什么。对有的人来说，这意味着施舍有辱人格，并无益处，应该完全被政府项目取代。

正如因纽特人所言：“施舍致奴，正如鞭笞驯狗。”

那么，在我走向醉醺醺的乞丐和正派的热狗小贩时，这一切对我如何取舍有何帮助？我必须思考自己是否在意乞丐的愿望和独立自主，以及我的施舍所起到的影响和在世界上行善的效果。有4种可能性及4种不同的相关行为：

1.我在意乞丐的独立自主，但不在意我的施舍所起到的影响。我丢给他一些钱，他很可能会拿这些钱去买醉。但是，嘿，我们都有自由意志，对吗？我没有强迫他不买食物去买醉。

2. 我在意我的施舍所起到的影响，但不在意乞丐的独立自主。我买热狗送给他——或者更好的是，我将钱捐给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

3. 我既在意乞丐的独立自主，又在意我的施舍所起到的影响。这是最棘手的情况，往往需要徒劳无益地劝乞丐去“寻求帮助”。试想一下在街头进行干预。

4. 我既不在意乞丐的独立自主，也不在意施舍的影响。这是最简单的情况，我给自己买一只热狗，对酒鬼不予理睬。还要加点泡菜，再点一杯百事轻怡。

我如何选择？通常，我会选择第二种，除非我犯懒了，或者同行的人知道我写有关慈善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会选第一种。

泰勒·考恩

我对施舍钱财给乞丐这种事并不热衷。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鼓励他们继续乞讨。假设一名乞丐每年可以讨得5 000美元，久而久之，假冒的乞丐会投入相当于5 000美元的时间和精力，将自己变成乞丐。净收益即便有，也很少。有传言称，在加尔各答，人们不惜以自残来增加乞讨效果。这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我在我的著作《发现你内心的经济学家》中详细解释了这种逻辑。

奇怪的是，如果乞丐酗酒，向其施舍则成了更特殊的例子。酗酒增加了他只是随意讨钱的概率，而不是在执行某种精心算计、将资源浪费在乞讨上的计谋。但在此情况下，我认为施舍的钱财会浪费在买醉上，所以我仍然不想给他钱。

如果我喜欢吃热狗，我会从小贩那里买热狗，而不是平白无故地送钱给他。一天结束后，他很可能会扔掉食物。他无论如何都能得到这笔钱，所以何苦浪费一只热狗呢？

仅限于此问题所暗示的第三种选择是撕碎钞票了事，这会令其他人手中的货币价值相应上涨，令他人广泛受益。由于贫穷的外国人（多为拉美人）手中握有不少美元，由此而来的收益会流入善存美元的人手中。其中包括不少勤劳的穷人，我认为这个群体才是值得救助的人。

然而，对此选择，我有两个担忧。首先，毒贩等违法分子手中有大量现金——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其次，美联储可能（仅从概率学意义上说）会通过加印钞票来逆转我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底线：买热狗。

第二种底线：不要在纽约市做慈善。

马克·库班

我把钱留在口袋中，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没有理由在街角将钱拱手送出。

巴巴拉·埃伦理奇

首先，我们能否抛开这种问题易于招致的虚情假意、直截了当的答案？即我会用10美元为乞丐买一只热狗，或许还会将零钱留给小贩作为小费，从而犒赏了勤劳的公民，同时也确保了不思上进的乞丐不会拿钱去买醉——这当然让我产生了一点中产阶级所自以为是的正义感。

我虽然是无神论者，但在与乞丐有关的问题上，却赞同耶稣之道。他说，如果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实际上，他说的是，如果“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但多数乞丐会略过法律程序。）耶稣没有说：首先让乞求者接受酒精测试，或者首先让他坐下来，鼓励他“关注自身”和“设定目标”。他说：把该死的外套给他。

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如果有乞丐直接向我乞讨，我一定要给一些钱。毕竟我怎么知道他是否酗酒或患有神经疾病？除非我是他的假释官，否则关我什么事？任何人假仁假义地给他买热狗之前，都应该考虑到乞丐有可能是素食者，或者只吃犹太洁食或清真食品。

所以，如果有乞丐向我走过来，伸手要钱，如果我只有10美元的钞票，我必须给他。他是打算拿这笔钱去给他嗷嗷待哺的孩子买婴儿配方奶粉，还是买一品脱雷鸟葡萄酒，这不关我的事。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这是个无效的问题，回答该问题不会提供有用的信息。让我来解释一下。

最近，我和史蒂芬·都伯纳喝了几杯，吃了点芝士（芝士都是我一个人吃的）。其间，他问我为什么如此反感经济学这门学科，以至于一遇到某些学院派经济学家，我甚至会产生过敏反应。确实，我的过敏反应有时是生理上的：最近，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伦敦与苏黎世的途中，我发现在我所坐位置的过道对面，一位常春藤盟校的国际经济学家穿着蓝色夹克在读《财经时报》。我申请换位置，情愿下调位置，只为了呼吸经济舱未经污染的空气。我的目的地是瑞士山区的一处隐居地，环境类似托马斯·曼在《魔山》[4]中所做的描述。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损害我的敏感性。

我告诉史蒂芬，我之所以反感经济学家，有道德、伦理、宗教和美学方面的原因。但有另一个主要原因：我所谓的“戏局”或“戏局谬误”（来自拉丁词汇ludes，意为“游戏”）。这涉及学院式多选题所设置的情景，如同规则清晰分明的“游戏”。这些规则脱离了其环境和生态条件。然而，在地球上做决策往往并不涉及脱离环境、测试性的多选题——正因如此，在学校成绩好的小孩能力总是不如混迹街头的小孩。而且，如果如许多“谜题”所示，人们往往反复无常，这通常是因为测试本身有误。丹·高尔德斯坦将这种问题称为“生态无效性”。

所以从生态学角度看，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视情景不同，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假如将这一问题生态学化，我会做出以下回答：如果我走在纽约市的街道上，我很少会碰到要送出10美元这样的任务——我一般在思考我的下一本书，或者如何生活在没有经济学家的社会里（或者没有分析哲学家的世界）。我的反应要视顺序而定：先看到乞丐还是先看到街头小贩。

如果我先遇到乞丐，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掏钱（我已经通过慈善团体向素未相识的人捐过不少钱了），但我相信我不一定能克制得住。我需要实际面对一名醉醺醺的乞丐，才能知道。我的反应也取决于我在遇到乞丐之前有没有看过儿童挨饿的图片——这会让我变敏感。也不要低估个人感情的作用。如果他令我想起了我深爱的伯祖父，我施舍的钱可能远远不止10美元；如果他与经济学家罗伯特·C.莫顿有丝毫相像之处，我会径直过马路离开。当然，如果你在事后询问我，我永远不会说“感情”是我做此选择的原因，而是会摆出某种有理论根据、听起来富于智慧的说法。

现在，我的飞机故事出现了反转。在往返瑞士与伦敦的英国航空公司航班上，曾与我比邻而坐的另一名经济学家或许是发现此类生态无效性的第一人。他名叫阿玛蒂亚·森，自称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此外，他外表与第一位经济学家无异（但没有穿蓝色夹克）。我很自豪能和森呼吸同一片空气。

郑重声明，我和弗赖尔几周前聊到这一话题时，倾注的心血都不如以上几位（或许库班例外）。

我的立场是，乞讨几乎无一例外是无能和有害的行为，应遭到抨击，而由于我倾向于犒赏良好品行、惩罚恶劣行为，我会把部分或全部的钱给热狗小贩。毕竟，他才是每天在外提供服务、履行纳税义务、缴纳许可费等的人。而相比之下，乞丐有许多更为有效、更加实际的选择去解决衣食问题，而不用从我这种人手中随意讨要几美元的施舍，我给的越多，就越是在鼓励他在街头度日。

相反，罗兰却说他会把10美元给乞丐：这笔钱很少，他说，对乞丐产生的边际效应要大于热狗小贩。

贿赂儿童用心考试

列维特

我们利用直接的金钱诱因，来激励生活中许多不同的活动。没有人指望快餐店员工免费煎汉堡，没有人指望教师无薪上班授课。但一谈到在学儿童，尽管对多数儿童来说，一两个月感觉都像是漫长无尽的一段时间，我们却仍然以为他们远在多年后乃至数十年后所能挣得的金钱奖励足以激励他们。

为了对儿童的课业学习是否受金钱诱因影响略做了解，我联同约翰·利斯特、苏珊娜·内科尔曼和萨莉·萨多夫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实地实验。最近，我们将实验结果记述在一篇研究论文中。

与此前涉及儿童、学校和报酬的多数研究不同，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并没有鼓励儿童用功学习或多学知识。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更加简单：仅仅是让学生更加用心地考试而已。所以，我们没有提前向儿童透露金钱奖励——我们等到他们坐下来开始考试之前，才出其不意地告诉他们，成绩提升最高可以得到20美元。

要想让金钱诱因带来任何可见的益处，需要告知学生他们会立即获得奖励。相反，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会在一个月后奖励他们，他们的成绩并不会优于没有诱因的情况。对于声称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后的回报足以激励学生的人来说，这是个噩耗。

能取得最佳成绩的情况是，我们在考试前发钱给学生，如果他们未达标，我们会收回这笔钱。这一结果与心理学家所谓的“损失规避”相符。

对于低龄儿童来说，用奖杯和放屁坐垫等便宜得多的小玩意儿便可贿赂他们，但只有现金才能对年龄较大的学生起作用。

用金钱鼓励学生取得好成绩，这对人们产生的冒犯非同寻常——大量的负面邮件和评论。罗兰·弗赖尔在美国各个城市对金钱诱因进行过实验，也承受了同样的抨击。

或许这些批评之声是对的，而我问题缠身的原因是，我在初高中时期，每考到一门A，我父母就会奖励我25美元。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这些与成绩相关的贿赂和我打扑克从朋友手中赢来的钱，我在高中时期的用功程度要远胜于没有现金诱因的情况。不少中产阶级家庭都会为了成绩奖励孩子，那么为何别人奖励他们却会引起这么多非议呢？

鲑鱼味美可口：诱因作用的一个例子

列维特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一行人去一家档次较高的餐厅吃晚餐。我们浏览菜单的时候，服务员好心地告诉我们鲑鱼尤其美味，我们也可以尝一尝朝鲜蓟蘸酱，她告诉我们，这是她个人的最爱。

可惜，我们的喜好不那么容易动摇。我们没有人点鲑鱼，对朝鲜蓟蘸酱也毫无兴趣。服务员收走菜单时，再次询问我们是否真的不想尝一尝朝鲜蓟蘸酱。我们中的一人半开玩笑地问她，她想让我们尝这个是否有特殊原因。

想必觉察到同她讲话的是一群书呆子气、欣赏真话的经济学家，她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厨师发明了一种新甜品（而且她很喜欢甜品）。当晚，在所有服务员中，谁卖出的朝鲜蓟蘸酱和鲑鱼主菜最多，谁就能免费拿走标准分量的新甜品。我们加点了一份朝鲜蓟蘸酱，适当地奖励了餐厅别出心裁的制造诱因方式。

后来在席间，我问她餐厅是否经常以物质诱因鼓励服务员推销特定产品。她提到，此前有一次，他们悬赏100美元，奖励卖出某道菜最多的人。

“哇，”我说，“这100美元肯定让你火力十足了吧。”

“实际上，”她回答道，“我对甜品更有兴致。”

记下非金钱诱因的又一次胜利。

河虾经济学

列维特

最近，我在博客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吃这么多虾？”（1980—2005年，美国人均食虾量增长了近2倍。）我没想到会收到1 000多条回复！

我提出此问题，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营销学教授沙恩·弗雷德里克联系我，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假说。他写道，他问不同的人我们为什么吃这么多虾，所得到的回复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规律：

心理学家（实际上想必应该是所有非经济学家）所给出的解释强调需求曲线这一位置上的变化——喜好或信息变化，等等，如：

1.人们更注重健康了，而虾类比红肉更健康；

2. 红龙虾餐厅更换了广告公司，现在的广告起效果了；

如此等等。

与之相反，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往往会强调“供应”，如：

1.人们设计了更优良的捕虾网；

2. 海湾地区的天气条件利于虾卵孵化；

如此等等。

我发现沙恩的假说很有说服力。我教授中级微观经济学时，学生对需求的理解似乎要比供应容易得多。我们多数人所体验过的消费者经历都要远多于生产商经历，所以我们往往会从需求视角，而非供应视角，来看待事物。我们需要接受经济学家的培训才能理解供应因素。

我的同事进一步佐证了沙恩的假说。我向8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一有关虾类的问题，他们均认为答案与虾类生产效率提高有关，即以供应为基础的解释。

因此，我将这一问题提给博客读者，看看他们的回复是何情况。在帕姆·弗里德（一名打算主修经济学专业的哈佛本科生，先给出了“需求”论解释，但看到我尖刻的目光，马上又改成了“供应”论）的协助下，我们整理了我们所收到的前500条博客评论。

实际上，沙恩，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假说在这组数据中并未得到太多支持。

有393条可用的评论（有107人不符合指示）。

对该假说有一则利好消息。一如沙恩的猜测，多数非经济学家（非经济学专业的任何人）认为我们的食虾量增多是由于需求为主的原因（如电影《阿甘正传》[5]、食虾的素食主义者增多等）。57%的非经济学专业人士只提出了需求论说法，而有24%只提出了供应论说法。其余则是供应论和需求论兼有。

然而，这一理论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在回答者中占20%的经济学专业人士与其他人似乎并无太大区别。约有47%的经济学专业人士只给出了需求论说法，有27%只给出了供应论说法。（经济学专业人士提出供应论与需求论兼有的比例较高。）

为沙恩说句公道话，经济学教授与有经济学学位的本科毕业生截然不同。实际上，经济学专业人士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或许表明，我们现有的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未能有效地向学生灌输良好的经济学洞察力——或者至少是我的同事所具有的经济学洞察力。

谁的思维方式与学院派经济学家最不相似？这一称号花落（意料之中的）英语专业人士和（意料之外的）工程学专业人士手中。二者共同给出了49条唯需求论解释。

有意思的是，女性给出供应论答案的比例仅有男性的一半。至于这一结果有何原因和含义，就请各位自行思考吧。

那么究竟为何食虾量会大幅上涨？

我并不知道确切原因，但一个关键因素是价格的大幅下跌。据一篇学术文章统计，自1980—2002年，虾类的实际价格下降了约50%。产量上涨，而价格下降，这一定意味着生产商研究出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产虾技术。《石板》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虾类养殖业经历了一次变革。需求因素或许也有影响，但似乎并非问题的核心。

因此，对于少数几位一直读到本文末尾的勤奋人士，此处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与食虾量相反，金枪鱼罐头的食用量一直在逐步下降，这是由于供应端还是需求端的变化？

女人为什么不幸福？

列维特

几周前，我见了贾斯廷·沃尔弗斯，和他开玩笑说，我有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他的研究登上头条了。他没多久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上周，他和自己的生活伴侣兼经济学研究搭档贝齐·史蒂芬森上了两次新闻。第一次是《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版文章。该文指出，媒体完全误解了新发布的离婚数据。虽然报道鼓吹新数据证明了如今美国的离婚率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却指出，这一模式完全是数据收集方式有变造成的人为现象。实际上，如今的结婚率较低，但已婚人士相守在一起的比例更高。

此外，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还发表了一项新研究——《女性幸福感下降的悖论》。这必然会引来众多争议。几乎所有经济或社会指标都表明，近35年对女性来说，是美好年代，节育措施让她们有能力控制生育。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幅增加，进入了许多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职业。性别工资差距大幅缩减。女性寿命达到了历史之最。研究甚至显示，男性开始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

鉴于所有这些变化，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提供的证据可谓触目惊心：当今女性所报告的幸福感要低于35年前，相比于相应的男性幸福感则尤其如此。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妇女，已婚还是单身，教育水平高低，情况均是如此。大龄妇女的情况更糟，18 ~ 29岁年龄段的情况似乎并不算太过严重。有孩子的女性不如没有孩子的女性。该模式唯一一个显著的例外就是黑人女性，她们如今的幸福感要高于30年前。

对于这些发现，有很多其他解释。以下是我列出的解释，多少有别于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所提供的解释：

1.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女权运动及其所造成的乐观情绪，女性幸福感处于虚高水平。没错，在近几十年，女性的境遇确实有所改善，但或许改善的速度要远低于预期。因此，相对于过高的期待值，实际情况令人大失所望。

2. 在近35年，女性的生活更加贴近男性生活了。男性的幸福感历来不如女性。因此，工作场所的事情向来令男性不悦，如今也在困扰女性，这或许算不得出人意料之事。

3. 在过去，即便不幸福，女性也会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而佯装幸福。如今，社会允许女性在对生活不满的时候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

4. 关于第三点，这些自述式的幸福感衡量标准因其他因素而被严重曲解了，所以可谓毫无意义。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调查者听到这一提议一定会大发雷霆，但有相当可靠的证据（包括玛丽安娜·贝特朗和森德希尔·穆莱纳桑所著的一篇论文）证明自述的幸福感作为成果衡量指标尚有不少改进空间。

对于哪种解释最有可能，斯蒂文森和沃尔弗斯没有表明立场。如果让我打赌猜一猜，我会说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最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我问一位女性朋友她认为答案是哪个，但她太抑郁了，无心作答。

你所得到的最佳忠告是什么？

都伯纳

又到一年毕业时，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偶尔还有身份叵测之人，都被推出来，鼓励毕业生胸怀勇气、自信和信念（等等等等等等），步入未来……

然后，有位女士，我们称其为S，因为她的任务是保密的[6]。她的儿子N即将高中毕业，S在为他收集“忠告集”。她给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写信询问：“你所得到的最佳（或最差）忠告是什么？”她继续写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妈妈为我这样做过，我想将这一传统传承给我的孩子。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难忘的礼物。”

哪有人能拒绝这样的请求？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告诉N我能给他的最佳忠告就是有一个对他关怀备至，甚至愿意向陌生人征求忠告的母亲。

无论如何，以下是我发给他的内容。我不能说这有多么发人深省，甚至也算不上有益的忠告，但这确实是我脑海中回想起来的。

亲爱的N：

大概14岁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条忠告。这条忠告甚至本意并非忠告，却令我毕生难忘。

当时，我和一个名叫伯尼·达基维奇的人乘着一艘小小的汽船在一汪小湖泊上钓鱼。他是当地的理发师（实际上，是两位理发师之一——但你能明白，这是一座小镇）。我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镇子里有几个好心人愿意费心带我进行小小的冒险之旅。这些冒险之旅多数都和钓鱼有关，我对钓鱼并不十分热衷，但我认为我母亲以为我喜欢，而我又太胆小，或是太听话，不敢提出异议。

我想，我们在湖上钓鲈鱼，在各个理论上的好位置之间变换，却一无所获。然后下起了雨。达基维奇先生将船只向岸边开去，在几棵低垂的树下抛锚，以防淋湿。我们开始就地投钓线——各位瞧吧，我总算钓到一条鱼。鱼还没有六英寸长，是一条太阳鱼或石鲈，但至少确实是一条鱼。然后，我钓到了一条又一条。这些鱼太小，不值得留，但钓着很好玩。

太阳出来了，达基维奇先生收起了船锚。我是个很害羞的小孩，鼓起所有勇气才敢说：“我们去哪里？这里就是个好位置！”

“啊，我们可不想一直钓这些小鱼，”他说，“它们不值得浪费时间，我去钓真正的鱼。”

说实话，我略感受伤——我钓到的鱼是真正的鱼，这总比一无所获好。而且，我们回到较深的湖区后，运气仍然不见好转：一条鱼也没有。

但这个道理，我却难以忘怀。尽管我们两手空空地回家，但我们总归是心怀大鱼的。从短期看，这种思维或许并无乐趣可言。但你应该做长远考虑——宏大的目标，屡经挫折才能达成的目标。这些目标或许值得奋斗（当然，也可能不值得）。这是有关机会成本的道理：如果你将所有时间都浪费在钓小鱼上，你就不会有时间——或发展技术，或锻炼耐心——去钓大鱼了。

祝你好运。

都伯纳

好了，这就是我有关钓鱼的故事。有趣之处在于，尽管这个忠告很难忘，但我至今一直未能遵守。

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条忠告像另一种良知一样萦绕在我心头，我的情况会有多么拮据。

凡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

列维特

昨天，我收到书迷发来的一封邮件：

我读了《魔鬼经济学》，简直——至少可以说——五体投地。你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老实说，你令我想起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