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保尔森于2006年7月离开高盛去华盛顿特区时，高盛在一个虚拟的“密码箱”里持有价值600亿美元的无限制条件国债，这些证券不能被用作抵押品，也不能被用于风险交易。高盛已经意识到好日子不会永远持续，恐慌会拖累负责任之人和鲁莽之人，而在危机中保持流动性充足才是王道。
但这并不是21世纪早期华尔街的主流态度。金融机构在冒险和加杠杆上大行其道，在短期信贷市场大举举债——尤其是“三方回购”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这就将赌注押在了与抵押有关的资产和其他形式的私人贷款之上。一些公司的高管担心风险管理体系会发生崩溃，但这些忧虑在繁荣时期可能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正如2007年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舞曲还在继续，你就得起身走到舞池中继续跳下去。”
并不是所有的泡沫都会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当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破裂时，购买像Pets.com（宠物电商）这类破产的互联网企业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但这并没有产生太多的连锁反应，只是出现了轻微的衰退。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泡沫是用借款来融资的，特别是这些资金可能会遭到挤兑。杠杆之所以非常诱人，是因为它是最终的利润倍增器。如果你花100美元购买一项没有杠杆的资产，然后以120美元的价格卖出，你的利润率是20%。但是如果你只花了自己的5美元，然后借另外的95美元购买相同的资产，再以同样的120美元卖出，通过杠杆就奇迹般地创造出了400%的利润。
不利的一面是，在损失方面杠杆具有相同的倍增效应，这就极大地增加了“破产风险”。如果你以同样的杠杆花费相同的100美元购买资产，当资产价值低于95美元时，你就会损失全部投资。如果你的债权人突然要求你偿还贷款，或者迫使你提供额外的抵押品，特别是如果你没有一个装满了只供紧急使用的国债的保险箱，你可能就会真正陷入危机。你必须立即出售资产以避免违约，如果持有类似资产的人同时进行类似的抛售，资产的价格就会进一步下跌，这将引发更多的抛售和追加保证金通知以及违约，一切也就付诸东流了。如果碰巧是一家金融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债权人可能就会对其商业票据失去信任，停止续期隔夜回购贷款，或者迫使其提供更多抵押品，这相当于现代模式的银行挤兑，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恐慌蔓延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2008年危机以前，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加速增加杠杆，在某些情况下，每1美元的资本金就会对应30美元的杠杆，而对损失所提供的保全措施却是十分有限的。越来越多的杠杆是短期债务，类似于没有加保的银行存款，一旦有危险的迹象出现时，存有疑虑的债权人就能立刻撤回这种可以随时兑付的债务。许多利用隔夜贷款为自己融资的高杠杆率机构变得非常庞大，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已经非常紧密地融入现代金融的结构中，以至于一旦它们解体，就会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这些都是点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什么让现实情况变得更加易燃，也更难预测或被阻止呢？其原因在于很多这样的机构从技术层面来看都不是“银行”。这些机构的行为就像银行一样，借短贷长，但它们在商业银行体系之外运作，这些领域既缺失监管，也缺失现有的体系为持有商业银行牌照的机构所提供的安全网。这些机构在风险承担上面临更为宽松或者有时根本不存在的制约，它们的资金来源不是加了保险的存款，它们也没有获得美联储贴现窗口的通道权限，贴现窗口在必要时可以向商业银行提供紧急贷款。在危机到来之前，美国金融业超过一半的杠杆已经转移到了这些“影子银行”或“非银行”机构——类似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抵押贷款巨头，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还有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这样的公司金融部门，甚至还有传统商业银行的非银行类附属机构。这些公司都参与了脆弱但是点石成金一般的期限转换过程，但它们缺少不会被挤兑的保险存款所拥有的那种安全保障，缺少对于杠杆的有效监管约束，如果它们的融资瞬间蒸发，也没有能力向美联储求助。这种对非银行机构缺乏监督的做法尤其危险，但整个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都是支离破碎的，整个体系充满了冗余官僚体系的派系斗争。虽然商业银行拥有最为规范的监管，但监督责任被分配给了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美国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OTS），以及协助监管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和各州银行委员会，这些机构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类型的监管权力。有时候，通过法律形式上的改变，一些银行实际上可以自我选择监管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将自己重组为一家储蓄机构以接受OTS声明狼藉的宽松监管，这些机构经常面临着边界模糊不清的多重监管者。
在商业银行体系之外，监管更为宽松。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政府出资企业，它们自己的监管机构基本上是无效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投资银行进行监管，但并未试图限制它们的杠杆或限制它们对于短期资金的依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投资者保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也是如此，其职权范围包括许多衍生品市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美联储、联邦以及州的许多其他机构都从各种角度承担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责任，但这并不是它们的首要监管任务。
另一个关键的空白是这些机构都不负责分析或防范系统性风险。没有一个监管机构负责维护或者监控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它们仅仅关注单个机构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没有一个监管者能关注到涵盖非银行和银行的整个系统。没有人能够从总体安全性角度对衍生品、隔夜资金及其他跨机构或监管界限的行为对于系统稳定性的潜在威胁进行合理评估。尽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拥有紧急权力，可以迅速有序地关闭濒临倒闭的商业银行，但没有人有权在危机期间及时介入以避免一家大型非银行机构的草率破产。
我们对此都感到内心不安，我们三人在危机爆发前都在各自的机构内成立了新的风险委员会和任务工作组，并试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系统性威胁方面。我们努力扭转过度自信的盛行导向，着力纠正危机已经成为历史的观点，呼吁更加稳健的风险管理以及对尾部风险保持谨慎态度。我们在行动上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或力度来控制这些风险，并且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是如何失控的。从我们所有的危机经历来说，我们仍然没有预见到这将是我们此生遇到的最糟糕的危机。后来当伯南克被问到这场危机中最让他惊讶的是什么时，他回答道：“就是这场危机。”尽管我们都担心政府无法确保我们混乱而复杂的系统的安全与稳健，但我们并不认为它处于恐慌的边缘。我们担心可能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但即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例如，我们和其他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短期批发融资市场会遇到挤兑，因为其中大部分融资是有抵押的，这在违约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了保护措施。我们没有预料到在恐慌的情况下投资者甚至不会考虑高质量的抵押品，作为一种充分的担保，这些抵押品将会在不断恶化的市场环境中实现快速售出。
预判出错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失败的想象力，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内机构组织的失误。同时，也缺失对于监测或处理系统性风险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总体机构。杂乱无章的监管体系是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被纳入监管者的视线之内，或者被视为其他部门的问题。这场危机特别难以预测，是因为它不仅是一两个显性因素的结果，而且是许多不断发展的趋势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金融杠杆的爆炸性增长、对于易发生挤兑的短期融资的依赖、风险向影子银行系统的转移、“大到不能倒”机构的崛起，以及无处不在的由劣质抵押贷款形成的复杂衍生品。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将在事态发展中发挥独立的作用，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却造成了特别危险的恐慌情绪。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遇到了挫折，这场危机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危机预测的一个教训是，预测金融危机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可能对某些事情有先见之明，但不能指望将先见之明作为一种现实性的危机防范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