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楼于我是历史。我多希望它只剩残砖碎瓦。我没能和它道别，我故意不和它道别。除非必要，我一秒都不想在里面多待——逼仄空间对我的影响之深，我重回孟买时方才意识到。在尔科商场楼上觅到合意的办公室后，不出两个月，我也终于在班德拉租到了房子，挥别了江河楼。我和班德拉从无交集，对我来说它陌生一如巴塔哥尼亚[355]。班德拉曾是城郊，也是天主教徒的聚集地。我唯一认得的天主教徒是学校的老师，我对天主教的全部认识则来自印度电影：信教的女人穿短裙，男人爱酗酒。我因此格外喜欢他们。等年岁渐长，我发觉和天主教徒相处更加自在，不像和古吉拉特发小在一起时那样拘束。和天主教徒的待客之道不同，去古吉拉特人家吃饭空有精心烹调的素食，却无开胃佐餐的烈酒。
班德拉的新公寓——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是某知名影星的故居。她在八十年代的平行电影运动[356]时期颇有几部代表作，可惜天妒红颜，佳人已逝。她的妹妹答应把房子租给我们，整个谈判过程却与当时租下江河楼的公寓有天壤之别。我和宝石商（我们在江河楼的房东）握手为盟，大笔一挥签了约，而班德拉公寓的合同之冗长详尽，属我平生仅见。在中介的推波助澜下，双方从一开始就彼此提防、互相怀疑。房东罗列了各项条款，唯恐我们在租约到期后卷走房间里的窗帘杆、各式灯具乃至卫生纸架。我们像预备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军事专家一般，对合约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仔细推敲、锱铢必较。哪怕在签约完成以后，板着脸的房东也没有握我的手，更没有祝我在新居住得愉快。《租赁法》让孟买变成了一座毫无信任可言的城市。就为了一间距市中心一小时车程、没有电梯的三层楼公寓，我尚且要忍受房东的百般刁难和横眉冷对。
但这的确是间美好得多的公寓，为此“自讨苦吃”也算值得。所有江河楼缺乏的元素，这里一应俱全。公寓的正前方是有幢丑陋的粉色建筑不假，可除此以外，自左手边起是一望无垠的大海。我的大海。我可以放心打开窗户（再也不会有垃圾飘飞进来），头顶是辽阔的蓝天。我们的新居干净整洁，实木家具大气优雅，更紧要的是室内光线充足。整个下午，光影不断变化着，怎么变都怡人，明亮而不刺眼，即便是雨季也有温柔的光照。住在江河楼的日子已令我忘却孟买亦有迷人的自然采光。我在周一的下午站到窗边，向外远眺，视线所及处空无一人。这里是印度，而我竟不见人烟！我得以奢侈又贪婪地瞭望远景，悠闲地凝视棕榈树和退潮时懒洋洋的海水。近处的人家把毛巾晒在晾衣绳上，无风，毛巾立得笔直。啊！终于有佣人来对面的窗口收衣服了。多一个人无妨，毕竟“万径人踪灭”也太寂寞了些。
孩子们的卧室外面种着一棵杏仁树，某天早晨它忽然长出一片鲜红的叶子，在浓密翠荫里显得分外醒目。我们大感稀奇，这片叶子一夜间变了色，仿佛有一只调皮的手将红艳艳的颜料涂了上去似的。
经过一年的适应，我们在孟买的生活方式已和在曼哈顿东村时几无分别。我们再次交到了好友，也逐渐累积起财富。苏妮塔的朋友、我的朋友，又或我俩共同的朋友遍布亚欧美三大洲，有朋自博帕尔、纽约、德里和伦敦来，或是至交，更难得有知己，连同我的妹妹和堂表兄弟一道，千里相会，不亦乐乎。人们不介意进屋没有现成的晚宴恭候，也不介意相帮切洋葱或剁姜丝。有人挽起袖子在厨房打下手，有人趁机躲在窗边抽大麻，有人毫无形象地在客厅地板上躺成大字，任我的儿子骑在他的肚皮上，又或者陪孩子们搭玩具小汽车。我们为客人提供啤酒、葡萄酒乃至烈酒。食物用心烹制，装盘尽可随意。有时我们会放音乐，孩子们随乐声起舞。客人三五一群，你可以随时离开，又随时加入谈话：或许“绿色和平”[357]的志愿者正试图解决小区公寓装修污染超标的问题。或许他们在谈论摄影技巧和达娅妮卡的最新影展。或许他们在为某个朋友是否应该和现任女友结婚操心。或许你压根不用说话，只需不断将毛巾盖在头上、旋即取下，便足以将我的小儿子阿卡什逗得咯咯直笑。客人中有曾经的爱侣、日后的怨偶，他们已分道扬镳，有充分的理由彼此憎恨，却在这里不期而遇，因此不得不收起戾气、维持表面的和平。而当酒过三巡，多年来的不合忽然烟消云散，哪怕第二天酒醒后再度成为累世的仇人，此刻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们仍是昔日的亲密爱人。在所有人都熏然薄醉以后，饭菜终于上桌。锅子直接从煤气上端下来，菜肴里故意多放了辣椒，好让我们被酒精麻痹的味蕾尝出些许味道。我的孩子要直到凌晨一两点客人离开后才睡觉（或直到他们累得昏睡过去为止）。这一幕幕场景如此熟悉，不论身在何地，我们都愿这样度过长夜。
心愿不变，我们的心境改变了。我们掌握了各种生活技巧：如何与杂货铺的老板、计程车司机以及亲戚们讨价还价。苏妮塔的印地语渐渐变得流利，她不再让佣人欺生。我们知道了绝不在九点半前赴他人的晚宴。刚到孟买时，我们尚照纽约的惯例八点登门，而后不得不干坐喝茶，看女主人一边忙着打扮，一边要进厨房做饭，一边还怕冷落了我们，不时地礼貌性地寒暄。我们找到了购买螺丝刀、床单、牛至[358]以及电脑的最佳地点。孩子们不再病个没完，即使他们生病，我们也不再那样忧心忡忡。孟买空气不好，水质不佳，食品不卫生，因此所有的孩子都常常生病，但这个国家仍有十多亿人口，十多亿精瘦、多病但活生生的人口，其中一些还活得异常精彩。
即便是班德拉的公寓，各种设施亦常损坏。空调频繁罢工，我书房里的那台在我写作期间不时滴水到我头上。公寓自早上九点半起准时断水，到晚上八点半恢复供水。整个夏天（连同雨季在内）皆是如此。窗外大雨瓢泼，室内的奢华浴室却滴水欠奉。我们于是在龙头下摆了一溜色彩鲜艳的水桶，等着晚上恢复供水后将它们一一装满，第二天清早起来便有水可用，且能提前做好分配和存贮。刚到孟买时，我们必然会对这样的不便深感沮丧，但如今我们已司空见惯。若佣人一周不来，我们就自己做家务。如果马桶的水箱开裂了，我们已掌握了诀窍：打电话让人来修，但不是找管道工，而是找电工，他为人正直可靠。电工会带管道工一同上门，若见后者又要在收费上动歪脑筋，便会支开这心术不正的人，自行为我们修理水箱，他会用水泥将陶瓷箱体粘合好。倒不是说我们肯定就不再吃亏上当了，但我们已非初来乍到，我们在和金钱打交道的事上已交了不少学费，也舍弃了美国人规规矩矩的那一套。有一天晚上我还骗倒了计程车司机。他在午夜刚过时送我们回家，走夜路收费更高，但我的手表慢了几分钟，当时正显示11:57。我把表给司机看，他按入夜前的标准算我车资。下车后苏妮塔批评了我，我方才意识到我在孟买已变得多么狡诈。
在孟买，我们也学会了利用“影响力”。我曾打电话到西印度汽车协会，想为外地来的访客预订车展的门票，被告知票已订完。我向叔叔求助，他打电话给朋友，那个朋友略施影响力，奇迹般地让主办方“凭空”挤出一张票来。要不是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我几乎快忘了有无影响力所能造成的巨大差别。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你能做的着实有限。凡事都要通过某个人才能办成。订票员非得走私人关系才肯松开指缝，而买火车票、电影票、租公寓或谈婚论嫁……无不如此。要达成目的，必须通过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亲戚的亲戚才行。缺乏这一层层的人际关系网，在孟买你将寸步难行。你不能够跳过这一张张面孔，直接找到那个并不认识你的人，也不能只透过一根电话线，要求素昧平生的对方满足你的要求。若剥除一切关系，单论供需，那么仅剩的是银货两讫而非人情交换。一个朋友从孟买去往伦敦，极为惊诧地发觉不用同任何人打交道就能在网上买地铁票、订戏院座位、叫外卖……而当你想在马泰兰[359]预订酒店房间，或去购物中心买电影票时，你必然要四处打听：“有谁认识那个谁的谁？”所以尽管有种种不好，在这里建起了关系网、拥有影响力的人们依然选择留在了孟买。
周日的时光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一大早，整个卡尔和班德拉地区弥漫着咖喱鱼的香气，家家户户搅动勺柄，等着热腾腾的美食出锅。大都市最难得的亲密与安宁，在班德拉周日的午后俯拾皆是。人们睡到午时方起，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饭，喝一杯冰镇的啤酒，揽过爱人久久温存，接着又沉沉睡去。夜幕降临后沿海边的卡特大道漫步，又或看一场三周前就订好票的电影；走到更远些的纳里曼区也不妨，可以带孩子们坐旋转木马，欣赏蓝绿色的海水上漂浮着的点点椰壳，远观沿岸高楼在沃克什沃路上拔地而起。若你打算从烈士广场的弗洛拉喷泉处起行，去往古堡区，那走上一天也不会厌倦。那里的街道才是街道真正该有的样子：宽阔平整，绿树成荫，有宏伟宫殿矗立两旁。周日的午后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只是动物的分水岭。一周里的其余时间，人们回家已太迟，仅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饿了便吃，困了就睡。而在周日，我们重新成为有思想、懂情趣的人。
乔达摩学会了孟买话——劳动人民的市井之语。他发脾气的时候会用孟买话对苏妮塔说：“讨厌妈妈。”他终究在和他血脉相通的国家找到了归属。楼里的孩子正庆祝侯丽节，令我惊讶的是乔达摩也破天荒地参与进来，同他们一起欢笑。楼下的停车场成了男女老少的嘉年华，每一张面孔都沾满彩粉，再辨不出谁是佣人、谁是主人。人们要么喝酒喝得醉醺醺，要么抽大麻抽得飘飘然。这一天百无禁忌，你甚至可以触碰任何一位女性。
在印度，人们对我的儿子很友好。机场休息室的接待员跟在我们身后，为我们倒咖啡，给孩子们端饼干。她和乔达摩说悄悄话，讨论他们各自拥有的每一件玩具。正读晨报的生意人抬起头来，用泰米尔语和阿卡什打招呼。我的两个孩子带着自信与陌生人接触，他们把手撑在客人们的膝盖上，拉扯女性的头巾玩耍。等回到美国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彼此以及外人保持适当的身体距离，他们必须了解人们不喜欢被陌生人碰触，虽然在孟买的班德拉——属第一世界的地域，这种碰触时刻上演着。一个定居纽约又返回孟买的朋友对去她家做客的阿卡什感到恼怒，因为我的儿子管不住手脚，总要摸她屋里的音响又爬上她的桌椅。那一天在回程的路上，计程车司机忽然对我们说：“小孩子是受神灵庇护的。成年人爱记仇，脸皮薄，但遇见同样的事，小孩子却能转身即忘。”
有钱人上戏院、开派对、去国外旅行。而穷人家有孩子，孩子是他们的开心果、小棉袄。他们工作一整天，深夜才从维拉尔火车站回到家，他们的孩子却还醒着。父亲不会责怪他的儿子第二天起不了床、上学要迟到，他们愿意看见孩子的笑脸，每天的这半小时是他们第二天辛苦劳作的最大动力。杀人犯、妓女、文员、管道疏通工人、接不到戏的演员……他们每一天在外奔波，就是为了回家时能看到年幼的女儿向他们跑来，抑或从睡梦中惊醒，责怪他们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回家。节假日的时候，大人坐在房间的一角，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和邻居家的孩子一块儿玩耍，一边评价每个孩童的习性与癖好，像中世纪意大利宫廷的吟游诗人般热切追随小孩子的一举一动。到了晚上，他们或许会带上儿子（连同邻居家的小鬼一起）去看电影，无视五岁以上儿童不得免票的规定，把逃了票的孩子抱坐在膝上，一边观看阿米塔·巴强在银幕上的英姿（那些聚光灯下的宠儿！），一边吃妻子准备好的自制零嘴。直到小小的孩子没能忍住睡意（不论他本人有多不情愿），一点点垂下脑袋、缩起身体睡熟了。剧院里的空调不制冷，他的儿子今年六岁了，但在父亲看来这孩子还是那样轻，轻到坐在他膝上时几乎没有份量。即便有，他也承受得心甘情愿。
孟买是谁的城市？小拉詹帮的玛玛曾对我说：孟买属于吃瓦达餐包的人。那是筒子楼居民、三轮车夫、贫民窟的孩童、书记员、警察乃至帮派分子的午饭。
我问叔叔办公室的人：上哪儿能买到印度最好的瓦达包？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博卡！”我在炎热的午后穿过市中心，沿途寻找博卡的铺子。时间不算充裕，人们告诉我博卡每天只出三小时的摊，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又或到当天的瓦达包卖完为止）。我走过路中央被掘开、露出深坑的小径，经过菜市场、小葡萄牙区（其中一些全孟买最五彩斑斓、极具欧陆风情的老洋房里仍住着最初迁徙此地的天主教徒的后裔）、婚庆用品店、耆那教诊所，最终寻到了博卡的小摊。摊前已排起两列队伍，男女各一列，人人手中攥着卢比。博卡坐在小凳上，正舀取面糊炸薯饼。旁边一块破旧的小黑板上写着：
博卡秘制
瓦达餐包 4卢比
油炸薯饼 3卢比
瓦达包胚 1卢比
我等着油炸薯饼出锅，周围的人同样在等待。我绷紧了肌肉，捏着钱，随时准备着。一旦博卡把漏勺从盛满滚油的大桶里提起来，上面装满一只只外覆金黄裹粉、好似贝涅饼[360]的薯饼时，人群的骚动便开始了。他们攥着钱的手一径往前送，给出一张张十卢比的纸币让伙计找零，伙计的面前则摆着放满两卢比硬币的托盘。没有人是只买一只瓦达包就作罢的。于是一轮下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到，不好意思争抢的食客只好等下一轮薯饼出锅。已经做好的瓦达包胚里事先抹了酸辣酱：上半边是绿色的鹰嘴豆泥，下半边是红色的蒜泥果酱。伙计总是先招呼女顾客，他伸直一只手，舀过才出锅的两只薯饼，行云流水般在打开的瓦达包胚上一边放一只，再将包胚合起递给饥肠辘辘的食客。我拿着属于我的那份瓦达包，走到离摊位稍远一些的地方，略微挤压中间的薯饼，只见外层的瓦达包胚上现出稍许裂纹，薯泥连带红绿色的酱料溢了出来。我一口咬下去。外层面包胚的松软香甜很好地中和了酱料的酸辣。内里黄褐色的薯饼炸得脆脆的，带有葛拉姆马萨拉[361]的独特香味，且能吃到如腰果般的完整蒜瓣，经咀嚼后爆出异香，当真是口口美味、口口享受。一只瓦达包便足以果腹，而博卡的瓦达包色香味俱全，着实名不虚传。我像是忍饥挨饿许久的人吃到大餐一样满足。
火热的瓦达包下肚，自然带来口渴的感觉，我走进不远处的冷饮店。店里用富美家建材隔出一个个卡座，环境宜人，颇有平和又休闲的氛围。墙上有用马拉提语写的“饮品推荐”，每一款皆标榜有养身功效。譬如醋栗汁可治尿频、夜盲症、心烦，姜汁可缓解胃胀气、支气管炎、痛经等。多数冰品都很好喝，且和风靡世界、独占鳌头的可乐大异其趣。事实上，这里的本地可乐（譬如马萨拉可乐）足以和正统可乐分庭抗礼，味道大相径庭却毫不逊色：虽然看上去也是冒着气泡的棕色饮料，但里面加了马萨拉香料（即柠檬、矿盐、胡椒和小茴香）。制作一杯马萨拉可乐的方法是先把寻常的可乐倒一部分进玻璃杯，然后舀入几勺马萨拉，可乐便会从杯底往上疯狂冒泡。侍应生站在一边，待泡沫消了，再往杯中加入可乐，又等上一会儿，直到把剩余的可乐全部倒完，原汁原味的印度可乐就这样诞生了！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态度是接受它、改造它。我们将可乐迎入当地饮料的万神殿，不过多添了香料，使得这外来的饮品更富生命力：其所含的可卡因在被西方禁用后，又一次回到了印度的可乐里。
我因中心城区的空气污染不断打喷嚏，鼻子都被擦红了。但此刻我坐在安静的冷饮店，着迷地欣赏外面忙碌而奇异的街景。一排排小店鳞次栉比，每一间都出售特定的商品，为这座城市提供微小而不可或缺的服务：为木制家具打蜡的、替人打字的、卖发油的、出售烟花爆竹的、卖洽巴提烤饼的、提供丧葬服务的、做手工皮鞋的……经营这些店家的已是他们的第四代传人。店开在底楼，店主住在楼上，象征性地付几十卢比作为房租。店面从上午十一点开门，直到晚上九点打烊。店主们和全世界的小商贩一样，最清楚上哪儿去买价廉物美的街头小吃，譬如玫瑰雪葩[362]或西米露。当他们的外地亲戚来孟买游玩时，他们便是走街串巷最好的向导。而这些人的孟买一日游和我的如出一辙，常以去马拉塔·曼迪尔影院看深夜电影作结。世代经营店铺的人们不足以富裕到搬离这里，也从未想过搬离这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家业，而他们的生意在英属印度时期就已开张，几十年来他们早已站稳了脚跟，在这城市一隅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舒适、熟悉、游刃有余。
孟买的伊朗餐馆再度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不论是会见朋友还是单纯为了纳凉。我儿时最喜欢的一家伊朗餐厅叫纳兹咖啡厅，它在印度独立后开到了马拉巴尔山，拥有绝佳视野，收费却很低廉。我每次回孟买都会去纳兹，坐在最高处的露台上（只额外收取十五卢比）眺望焦伯蒂海滩，挥手挡开馋嘴的乌鸦，边喝啤酒边和来自各地的朋友聊天。但湿婆军政府容不下这里，他们带着万丈怒火，决意毁掉这座城市一切的美。不顾纳兹主人的严正抗议，政府将本是私产的土地强行收归国有。他们拆毁咖啡厅，在原有的地基上建起水质监控站。经营纳兹的利润太微薄，风景太温柔可爱，它根本不是粗暴的现代孟巴的对手。
伊朗人于二十世纪之交到达孟买。他们是来自波斯农村（譬如亚兹德[363]）的拜火教徒，不富裕却异常勤劳，因宗教的缘故在家乡受到迫害。他们和生活在孟买的帕西人截然不同。后者虽同为伊朗拜火教徒，但八世纪前后就迁来印度河流域了。
在印度靠做餐饮谋生的伊朗人专营烘焙和各类小吃。印度教徒有这样一种迷信：在街角开食品店不吉利。伊朗的民俗却恰恰相反，他们便放心大胆把商店建在十字路口，笑迎四方客，商店醒目不说，采光和通风也好。伊朗商店的装修多采用大理石台面和柚木靠背椅，墙上挂着落地镜和拜火教宗师琐罗亚斯德的肖像。店面深处有供客人洗手的台盆，上方张贴一系列“顾客须知”，由颇具幽默感的诗人尼辛·艾策克耶[364]串联成了一首打油诗：
别忙于写信
您还没点单
请不要梳头
会弄脏地板
勿施恶作剧
经理正察看
不论何种姓
欢迎您再来
若有不周到
还请多包涵
若您尚满意
赏光多宣传
愿神赐福您
笑口每常开
伊朗餐馆的菜单相对固定：茶、咖啡、面包、波尔森牌黄油、椒盐饼干、蛋糕、烤饼、牛油餐包、全熟水煮蛋、馅饼、番红花手抓饭、羊肉手抓饭。多数人来这里是为了消磨时间，顺带避暑：在桌边就座，点一杯茶，或读报，或看窗外的街头表演。和受中产阶级热捧的旁遮普或中国餐厅不同，伊朗餐馆无论是价格还是氛围都十分亲民，无需顾客节衣缩食方敢踏足。也因此，伊朗餐馆的顾客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睡的是大通铺，吃的是茶水和烤饼。如果连烤饼都嫌贵，还有大饼可供选择。对劳动人民来说，这是最廉价且易有饱足感的食物。而加了一勺又一勺糖的茶水则是补充体能的好帮手。
七十年代时，南印度人开的熟食店逐渐取代了伊朗餐馆。再后来，满大街的啤酒吧又迅速替代了南印熟食店。伊朗餐馆老板的后代对家族事业并无兴趣，在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新世纪，所有人都相信教育才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家中经营伊朗餐馆的年轻人宁愿从事其他正职或出国留学。后继无人的伊朗饭店被改造成了银行和百货公司，另一些对内部重新进行了装潢，划出特定区域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有仅供喝茶的“家庭房”和提供啤酒的“限制区”。
深得我心的伊朗餐馆除已被拆毁的纳兹外另有一处，以当时的孟买市长布拉伯恩勋爵命名。它1934年就建起来了，最初是一间马厩。拉希德·伊兰尼是“布拉伯恩”的老板之一。他无父无母、无妻无子，却有一屋子近四千本藏书。拉希德兼做影评人，同时向全孟买的作家、画家、制片人开放自己的公寓。布拉伯恩是孟买少有的保留了朴素风貌的伊朗餐馆，收费低廉，餐点也简单，只提供鸡蛋、面包、牛肉糜、饼干和茶。十二年前，拉希德在菜单上添了啤酒这一选项，现在每到夜间，餐馆里基本全是来喝酒的人——他们往往是为了等下班高峰过去再上路。“这种等待方式可真不错呀！”拉希德叹道。他想尽可能保留布拉伯恩的原貌，他做得很好：在消费高出十倍的孟买餐厅也买不到像布拉伯恩这样宽敞的空间。
三十年前，布拉伯恩引进过一台点唱机，花一卢比可以点播一支帕特·布恩[365]、猫王或宝莱坞电影的歌曲。“我们也想紧跟时代的步伐。”但不久后人们就发觉了问题：音乐声太大了。布拉伯恩的伙计不是把当天的账交由老板过目，而是在他们耳边报出营业额。老一辈的几个老板多少有些耳背，他们抱怨“完全听不清伙计说了些什么”，于是决定移走点唱机。布拉伯恩又恢复了昔日的安静，偶尔且唯一的噪声是喝醉了的棉花供应商嚷嚷着讨论板球时发出的。
布拉伯恩的节奏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六点半开门，第一批顾客正等着喝茶，第二批顾客则是帕西计程车司机，他们通常会点一碗“多糊”（帕西人把“豆”念成“多”）外加一只面包当早饭。“午后的时光波澜不惊。”拉希德如此形容道。等华灯初上，餐馆才真正热闹起来，人们相约来此小酌。附近有个大型的布料市场，商人们总在七点前后来到布拉伯恩。他们的社交圈非常狭窄，回到郊外的家中又无酒可喝，因此收工后来布拉伯恩点两杯啤酒、聊一会儿小天，权当过瘾。晚上十点，布拉伯恩准时打烊。拉希德说：“作为酒吧，我们的关门时间确实早了点。”
但布拉伯恩的顾客大多上了年纪。一大清早，座位就被老主顾们一一占据，他们多是帕西人或天主教徒。一群约五个帕西老人有各自的专座，若被安排到别的位置会摆脸色。如果某人抢占了他们的固定座椅，他们会坐在紧邻或对面的那桌，又或围成一圈杵在那人身旁，沉默地盯住他以表达不满。“这也算是种执拗吧。”拉希德说。一旦坐进称心的位子，老头们会语带愤愤地讨论当天的新闻。不过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抖开《贾姆伊·贾姆希德周报》[366]，浏览讣告栏。这份报纸面向帕西居民发行，其讣告栏是当地伊朗社区的规模不断缩小的倒计时。
每天下午三点，一位帕西老先生会出现在布拉伯恩。侍应生一见他坐下，便照例端上三杯茶水。不知为何，老先生始终要求三杯茶水同时摆到面前，他会另点三份烤饼，蘸取同一个杯子里的茶水食用。一旦入座，他会郑重其事地在桌上摆一枚五十派士的硬币当小费。来布拉伯恩的其余客人比老先生富有得多，但从不给小费。而这老先生被人骗走了房产，如今流落街头。他整日坐在不远处拜火教神庙的院墙下，靠教徒的捐助艰难度日。沙希德感慨地说：“这样一个靠别人接济才能过活的人，最清楚给出或收到哪怕五十派士的价值。”摄影师苏妮·塔拉普莱瓦拉给这位老人拍了照，作为其“帕西人”摄影系列的一部分。她特地冲印了照片送给老人。老人瞥了一眼，不肯要，把照片还给了苏妮：“承蒙抬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