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时，我是北京人，妻不是，她如小说中的美顺，从东北嫁到了北京。这里有很多麻烦，就如美顺和长生登记结婚时，工作人员告诫的那样。幸运的是，2005年初，北京的户籍制度有了一个人性化的更改，让我们的女儿率先挤进北京人的行列。至今我还记得女儿户口填上“北京”二字，妻喜极而泣的样子。可当妻四十五岁，终于熬到可以成为北京人的所有规定及条件时，妻对把户口迁入北京既不积极也不激动了，倒是我，放下所有事情跑上跑下，临到她必须出面时，要一遍遍催。
我听说新中国选都的时候，哈尔滨也位列其中。如果当初首都定在哈尔滨，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家。其实，我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他的出生地是山东掖县，不到十六岁出来做木匠活，到过长春、沈阳、天津、北平、太原、大同。1948年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北平，娶了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安定了下来。否则，我不知会是哪里人。
工作之后，相继接触了许多工友，同事，细谈之后，如我这样的北京人十之八九。其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凤毛麟角，即便是公认最会表现北京人喜怒哀乐，最能代表北京的作家老舍先生，细究之下，也算不得北京人。
有一个不可能的臆想：没有了这些不是北京人的北京，还会是现而今的北京吗？
我想：纠结一个人是不是北京人实在显出我们的鄙陋，尊重每一个鲜活个体的存在应当是一个当下人基本的品德。生活中如美顺、长生者比比皆是，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一切的不如意都不能摧毁他们的自重。
小说原由一个中篇而来，当初两万多字，投给《北京文学》。投时没想它能发表，因为这以前的投稿经历都是失败，所以没有任何幻想，只觉得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心有不甘。所以，我特别感谢《北京文学》，给了这部小说出生的机会，否则它会踏上我以前所写文字的路途，被岁月撕扯得我自己都把它忘掉了。感谢他们，如杨晓升老师、张颐雯老师，尤其要谢《北京文学》的初审编辑王秀云老师，是她从如山的来稿中读完了这篇文字，竭力推荐，又于小说发表后为它宣传，奔走呐喊。也是她一直在鼓励着我后来的写作，并嘱我可以把这篇小说写成长篇，我却一直没有信心。
再后来，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赵萍老师的邀约鼓励，予我指点，送我相关的作品参考，遂下定决心。原以为这会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却没想到折折回回竟然完成了。我想，这和写作才能没一点关系，生活才是让它成型的关键。
为此，应当感谢许多人，许多朋友，我却不知如何表达。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