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茨波因特是位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的一个社区，这里有接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他们几乎全部是拉美裔人或黑人。亨茨波因特也是吸毒者泛滥的芜秽之地。2008年之后，克里斯·阿纳德常常背着相机在这里行走。他是华尔街的一名成功的债券交易员，拥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是典型的美国精英俱乐部成员。但阿纳德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传统银行家，他没上过商学院，而是从学术界进入金融业。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对美国权贵阶层应对危机的方式极为不满，他期待银行家和整个行业能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而且改变规则和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阿纳德对金融业和自己的这份职业越来越失望，同时开始关注这个行业所造成的破坏，他决定记录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贫困和毒瘾深重之人。
阿纳德每天在毒品窝点和麦当劳待好几个小时，拍摄那里的街区、生活场景和不同形态的人。正式辞去债券交易员的工作后，他开始驾车横穿美国，寻找那些人们可能听说过但“不该”亲临的城市和社区。他的随笔和摄影作品越来越多，构成了这本书的素材。《美国底层》的英文书名为Dignity: Seeking Respect in Back Row America（《尊严：在美国后排寻求尊重》）。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跟随阿纳德的文字和照片“探访”了美国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居住的垂死城镇。这些社区的人们的生活大都与毒品、监狱、死亡和绝望有关。在和这些社区里的人交朋友的几年时间里，阿纳德看到了“生活如一地鸡毛，充满了痛苦、不公、模棱两可，以及单凭一项政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人们可以多么有韧性，看到了社区可以在任何地方兴旺起来，即使深陷痛苦和贫穷”。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在这些被污名化的社区里常常被人忽略的东西：尊严”。阿纳德的文字与照片不负书名所愿，它们生动地描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教堂和清真寺祈祷，通过望远镜凝视星空，照顾鸽子，晾衣服，在街上做后空翻，在球赛上喝啤酒，在汽车赛上欢呼。换句话说，你可以在贫穷的同时拥有自己所热爱的生活，还有尊严。这本书部分像是艺术书籍，部分像是游记，也有些像对当代美国的沉思录。
阿纳德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偏远小镇，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在图书馆工作，他家里曾举办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第一届县级会议。他还清楚地记得，因为他父母的观点，一个自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邻居不让他进自家的院子，也不让自家的孩子跟他玩。他父亲的汽车窗户被枪击碎，有传闻说他们家的老木屋着火时，志愿消防局故意磨磨蹭蹭。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助于阿纳德理解那些处境更为艰难的人的命运。阿纳德说：“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与我们社区的黑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然而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其中的代价，以及谁应该为此负责。”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似乎暗示了阿纳德为何会在中年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专注于书写美国的贫穷、吸毒成瘾、种族歧视，以及被遗忘的群体。他说：“生活在成功的纽约，你很容易认为美国正在慢慢远离种族歧视，至少你自己、你的朋友和你的城市是这样的。当你乘坐地铁或汽车穿过布朗克斯、东纽约或哈勒姆区时，周遭的一切都提醒着你，我们并没有把想要做的事情全部做完，还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在变得更好，而且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阿纳德的经历和反思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来自一个老区的县城，很多亲戚和同学仍然留在那里。我的父母和哥哥后来在省城居住，而我也在几个国家生活和学习过。有一阵子，我似乎表现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是多么狭隘与肤浅。在我和留在家乡的亲人与朋友之间，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依然能够理解他们，感受到他们的幸福，珍视把我和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生活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容易忽视这些城市之外的现实与挣扎。而如果我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让我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与得失，那么我所拥有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相对于宏大的议题与繁荣的狂欢，我更关注微小的个体如何有尊严地生存和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这就是我特别欣赏阿纳德创造性地使用“后排人”这个概念的原因。他借用课堂上的形象，把社会精英比喻为坐在前排的人，即知道如何通过考试、申请学校和暑期实习来找到合适的工作并搬进好社区的孩子。成年后，他们会因为教育和职业选择而建立友谊，远离家乡。而坐在后排的人缺乏精英阶层的资历、优势和向上流动的机会。阿纳德反对坐在前排的人把“后排人”的价值观看得一文不值。他指出，虽然嘲笑穷人或者其他族裔被认为是粗鲁的，但美国的文化却可以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没文化的人活该被嘲笑。在阿纳德看来，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阿纳德说：“我们‘前排人’（包括我自己）要求并且获得了制定美国大多数政策的责任。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需要我们理解美国的所有人，尤其是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决定及其结果的‘后排人’。问题在于，我们‘前排人’越来越与大多数美国人隔绝开来。在智识水平和地理位置上都是如此。我想要尝试解决自己的这种孤立。这本书是为了展示我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试图理解所有美国人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东西。”
阿纳德所说的这种孤立感，我在J. D. 万斯的那本著名的《乡下人的悲歌》中也曾看到过。作为一个从底层成长起来的精英，万斯在谈到家乡的贫困与悲观时说：“我们从未如此脱离社会，而我们还将这种孤立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一种孤立感同时存在于富人和穷人的内心，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分裂与隔离。很显然，阿纳德对这种孤立感的焦虑源于他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他希望无论是“后排人”还是“前排人”，都能够互相倾听，努力互相理解。他希望“前排人”制定的政策不是只重视能够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效率，而抛弃了更加难以量化的价值，比如社区、幸福、友谊、尊严和种族融合。这是所有国家的国民对创造良好社会的共同愿望。
在我心中，《美国底层》是一本理解之书。书中的有些细节令人感动。当阿纳德走近吸毒者、流浪汉和失业的人时，他发现多数人不要钱，即使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多数人只是想坐下来跟一个不打算挽救他们，不会责骂他们，也不会看不起他们的人聊聊。阿纳德尽量做到这一点，连续几个小时，倾听他们关于伤害、错误和不公的漫长故事。开车行驶了15万英里，在不同的贫困社区游走，阿纳德发现这些地方友好、温暖、美丽，而不是空洞、危险、丑陋。他也始终被那些遭受苦难、一无所有的人的精神力量和韧性所吸引，这种理解和敬畏使他的思考充满了力量。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严重不平等，不光是经济方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我们说教育是逃离苦难和通向成功的路径，却是在暗示那些没有成功的人是迟钝、懒惰和愚蠢的。这让所有在教育和经济上处在底层的人——无论是黑人、白人，同性恋者、异性恋者，还是男人、女人——注定感到被排斥、被拒绝，最重要的是，感到屈辱。”
这部充满关怀的作品延续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那就是作家们会为了了解穷困和衰退而离开自己舒适的生活。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也涌现出许多反思美国社会的书籍，包括珍妮·拉斯卡斯的《看不见的美国》，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以及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合著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等。阿纳德的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他花了足够长的时间生活在这些落魄与贫穷的社区，他没有将这里的“后排人”当成无助的受害者，当成需要改变自己行为的失败者。相反，他所认识的人——从亚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到缅因州和内华达州——都让他对美国“后排人”的尊严和韧性产生了新的敬意。阿纳德的这一写作计划持续了8年时间，以确保他的观察没有只偏重一个方向。凭借于此，他得以看清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给这些“后排人”所带来的伤痛，并且指出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如何保护一些错误的观念的，譬如人们从心底相信只要肯努力工作，就能爬到顶层；一个人做不好事情，那是他或她自己的错。这样的观念加深了傲慢与轻视，正如阿纳德所观察到的：“很多美国‘后排人’，包括白人和黑人，正感到屈辱。……让他们骄傲的社区正在消亡，毒品填补了空白。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在崩塌。”
阿纳德向我们展现的是美国的现实，但又何尝不是世界的现实？贫穷和苦难无处不在，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被孤立和歧视。我在一个帮助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国际人道援助组织工作，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和被污名化。人们因为战争和冲突而被迫逃离家园，已经非常悲惨。他们在逃亡中，一边舔舐着命运的伤疤，一边承受着巨大的污名。但他们从不幸中站起来，用坚韧和勇气开创新的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热情帮助医护人员和社区里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是经历苦难但依然勇敢善良的普通人，他们散发着人性之光。如果人类无法消除苦难，那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多去倾听和理解，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用良善去弥补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裂缝，将苦难最小化。
在艰难的2020年，人们对集体的困境与命运有了更多的审视与反思。年底，我所供职的机构在中国举办了一次大学生诗歌比赛，一位同学这样写道：“幸福的人们走出家门。当不幸的人们回到家时，我们会拥抱彼此；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彼此相遇时，世界也会拥抱我们，紧紧地，就像拥抱自己。”我在年轻人的诗句中感受到了慰藉与希望，它也让我想起了约翰·邓恩的那句诗：“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它更让我想起了阿纳德的这本书——“是为了反思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是为了致敬那些无法衡量的东西，是为了谦卑地倾听和注视”。
感谢编辑王远哲的信任，将《美国底层》一书交与我来翻译；感谢克里斯·阿纳德，他的善良与正义极大地鼓舞着我；感谢我的同事，他们对脆弱群体的无私帮助让我懂得了人道主义的内涵；感谢王湛在我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给我提供的真诚指导。最后，让我感谢你们，读完这本书的读者，谢谢你们的倾听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