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和鲁迅在中国受到了最高程度的尊崇，是空荡荡书店里最终得以保留的几位伟人中的两位。即便在这个时候，读马克思和鲁迅仍然是十分危险的。我在乡下的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差一点成了我“反动”的罪证———公社干部说：“那个下放崽，不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的书！什么思想？什么感情？”
我体会，公社干部是无意也不敢反对马克思的，也并不知道那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说了些什么，是否有害于他们的禁山育林或计划生育或者打平伙吃狗肉。不，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大在乎。他们瞪大眼睛，只是对一切听不太懂的语言恼怒，感到他们的话份正在受到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年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
这些反应显然是一种防卫过度。无论哪一方后来都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也或多或少地放宽了管制尺度，甚至愿意利用各种新异的文化语汇来为我所用，比如用摇滚乐来歌颂延安或南泥湾，用抽象画来促进服装出口业。
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也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力。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马桥人似乎具有一切执政者的洞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因此把权力归结为话份，归结为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马桥，哪些人有话份？
1.一般来说，女人没有话份。男人说话的时候，她们习惯于不插嘴，只是在一旁奶娃崽或者纳鞋底。干部从不要求她们参加村民大会。
2.年轻人没有话份。他们从小就听熟了“大人说话娃崽听”一类古训，总是优先让老人们说。对老人们的说法，即便反感也多是背地里咕咕哝哝，不可大逆不道地当面顶嘴。
3.贫困户没有话份。财大才会气粗，家贫自然气短，穷人一般都觉得自己不够体面，不愿去人多的地方露脸，自然失去了很多向别人说话的机会。马桥还有习俗：凡欠了债的人，哪怕只欠了半升包谷，也不得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中担任司仪、主祭、伴娘之类的重要角色，免得给主家带来晦气。各家火塘边最靠近茶柜的位置，是最显眼的位置，叫主位，债主之外的任何客人不得随便就座，否则就有辱主之意。这些规矩都保证了人们的话语权向手握债权的富人们那里集中。
…………
这样看来，话份被性别、年龄、财富等因素综合决定。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本义作为党支部书记，作为马桥的最高执政者，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日子久了，他习惯了粗门大嗓，一条嗓子经常伤痕累累地气多声音少，还是哇哇哇地到处送气。哪怕是自己一个人背着手走路，也关不住一张嘴，有时候禁不住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个地上种得豆子么？”“嬲龙谈，种命呵，水浸浸的沤烂根。”“掺些黄泥巴来恐怕要得。”“你到哪里担？你到哪里担？有工夫担泥巴，还不如多到坡上种几只包谷。”“醒娘养的……”
其实都是他一个人说的话。有时候跟在他背后走一路，可以发现他嘴巴从不消停，不惜找自己抬杠，一张嘴可以开一台辩论会。［174］
人们叫他“义大锣”，知道他走到哪里都热闹。公社干部也对这位“义大锣”让三分。有一次公社开会，本义熟门熟道地到了那里，照例先去伙房里耸耸鼻子，检查一下伙房的气味。他从灶口里找个火点烟，看见脚盆里只切了一大盆萝卜，灶角下肉骨头都没见到一根，立即沉下脸，“岂有此理！对贫下中农这样没有感情!嗯？”他怒冲冲拂袖而去，会也不开了，一直冲到供销社的屠房，问还有肉没有？屠夫说，肉刚卖完了。?操起一把板刀，说赶快捉猪来，捉猪来！屠夫说，公社规定每天只准杀一头猪。本义说，公社里说以后可以吃饭不要钱，你也信？
万玉刚好也坐在这里，笑嘻嘻地说：“好，好，今天我也搞碗肉汤喝一下。”
本义眼睛一瞪，“你如何坐在这里？”
万玉眨眨眼，“也是，我如何坐在这里？”
本义本来就有无名火，把板刀一拍，“你看你这个懒样子，不过年不过节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快点跟老子回去！你今天不锄完北坡上那几亩地上的油菜，我发动群众斗死你！”
万玉被板刀声骇得屁滚尿流，赶快溜出门，只是隔了一阵，怯怯地把油光光的脑袋探进来，“你你……你刚才要我做什么？”
“你聋了呵？要你锄油菜！”
“晓得了晓得了。你莫发气啰。”
油光光的脑袋缩回去了。本义总算吐匀气，卷上一撮烟丝，发现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居然还是万玉脸上的苦笑，“对不起，我刚才又听急了，你是要我锄……锄……”
想必他已经骇得跑了魂，什么话也听不清了。
本义把“油菜”两个字狠狠灌进他的耳朵，才把他打发走。
屋后有了一串猪叫，本义的气色才算活了几分。他最喜欢杀猪，杀得也内行。又一阵猪叫之后，他脸上尽是泥点，手上血污污的回到灶边抽烟。刚才只一刀，干净利落把猪放倒。［175］他搭嘴搭舌一直守在屠房里，最后邀几个供销社的伙计凑在热气腾腾的锅灶边，吃了猪肉，喝了猪血汤，才满意地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
他没有开会，公社干部也不敢批评他。待他满面通红地重返会场，干部还要请他上台发言，足见他的话份十分了得。
他说：“我今天不多讲了，只讲两点。”
这是他每次发言前例行的公告。他无论实际上讲的是两点，还是三点、四点、五点乃至更多，也无论是讲三言两语还是长篇大论，都要事先申明，他只讲两点。
他讲着讲着，一股肉汤味涌上来，便讲到他以前在朝鲜的经历，用当年他打美国兵的武功，来证明现在修水利、种禾谷、养猪、计划生育之类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他总是把美国的坦克说成是拖拉机。他说在三八线，美国的拖拉机来了，地都发抖，把人的尿都骇得出来。但志愿军英雄好汉，一百丈，不打，五十丈，还不打，三十丈，还不打，最后，等美国拖拉机到了面前，一炮就把他娘的打掉了!
他得意地踌躇四顾。
公社何部长曾经纠正他的说法：“不是拖拉机，那叫坦克。”
他眨眨眼：“不叫拖拉机？我没读多少书，是个流氓。”
他的意思是，他是个文盲，分不清坦克和拖拉机没有什么奇怪。他也认真地学习过坦克这个词，但是到了下次开会，他照例一百丈五十丈三十丈地紧张了一通后，还是一溜嘴说成拖拉机。
他的这一类用语错误，［176］丝毫不影响他的话一句顶一句。“人只有病死的，没有做死的”，“大灾大丰收，小灾小丰收”，“人人都要搞思想搞进步搞世界”，等等。这些话没有多少道理，但因为出自他本义，就慢慢通用了，流传下来了。他耳朵有些背。有一次从公社干部那里，把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明显的错误，但因为“桩”字出于他的口，马桥人后来一直深信不疑，反而嘲笑我们知青把路线说成是“纲”，纲是什么？［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