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初读先师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解析子贵母死之制那几篇时，我第一次意识到王钟儿（慈庆）墓志可能蕴含着一个值得深挖的故事。田先生去世后，我开始考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作为尝试，几次把这个故事当作讲座主题。不过真鼓起勇气动笔，是到了2020年春天，一边在线上课，一边写王钟儿。可是随着四月底北京放松管控，忙起别的事，这个工作就暂停了。2021年春我利用给研究生开的“北朝史专题”课，把已写的部分发给同学们讨论，同时继续往下写。基本上每周在课上讨论一节文稿，同学们提修改意见，对我的帮助当然是很大的，但我不敢保证同学们会有多大收获。可是，到六月上旬课程结束时，才写到孝文帝病逝。一放假又放下了。一本小册子，竟拖拖拉拉，《漫长的余生》演化成漫长的写作。今年春节后再捡起来，写了近两个月，终于勉强完稿。
写得如此拖沓，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不知道这个写法是否具有学科的意义。现代历史学最鲜明的特征是解释性和分析性，不是单纯讲故事，更不是一味发感慨。讲述王钟儿的故事，谈不上太多的文献考订、史事分析或史学解释，无法紧贴某一两个备受关注的学科性主题，因此很难说是一项研究。可是我犹豫来犹豫去，无法挣脱这个故事对我的吸引，而且很显然，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前，似乎也难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尽管一定不是唯一真实的理由，我激励自己时总是说，这个故事值得讲述，因为主人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弱者和边缘人，而关心弱者、为边缘人发声，不正是当下历史学人的重要责任吗？
写作就是生米做成熟饭，出版就是木已成舟，箭已离弦。田余庆先生常常告诫学生，要追求高境界，要写有分量的作品。我随侍先生有年，训诲无时敢忘，深惭资质驽钝，愧负期许。诚如谢灵运的诗句：“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高境界自然不容易达到，不过心中既然存了这个追求，有了这个标准，到了交稿的时候，总不免逡巡往复。
封禁之下，春已尽，夏未来，落英萧然满地。庾信有句：“无妨对春日，怀抱只言秋。”
罗新
壬寅岁春夏之际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