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讲义源自“得到”App的音频课程《西方现代思想40讲》，以课程稿为蓝本，扩充修改而成。
讲义的主体部分删减或调整了少数过于口语的表达，恢复了初稿中一些由于每讲篇幅限制而删去的段落，也补充了一些较为理论性的论述。同时，讲义包含了补充讲解和答学友问部分，取自与课程学友的交流互动。
因此，这部讲义大致保留了课程讲稿的原貌，同时在内容的完整性与理论深度这两方面有所增进。
讲义修订完毕之时，距离课程完整上线已有半年之久。
记得那是在2020年4月1日的零点，“得到”App上传了课程的最后一讲“结语”，我随即写下一篇感言，表达了自己开课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体会，也介绍了课程制作的幕后花絮。当时发布在“得到”App的社区“知识城邦”上，今天读来觉得仍然适宜。因而就选编了其中的大部分文字，做少许补充，当作本书的后记。
我们的课程在4月1日就结束了。
可是结语发布在“愚人节”藏了一个暗语：“说结束只是一个玩笑”，其实并没有。课程的主编裘德同学，很快就发了一段音频通知。是的，我将继续在“知识城邦”和大家交流讨论，还会做在线直播和线下讲座。
结课当天的下午出门，去赴约聚会。朋友们谈论着天下大事，海阔天空，聊到很晚，很久没有这样说话了。从新年开始，忙着写“西方思想年度述评”（最后写了近4万字），到1月下旬完成。但疫情开始了，约好的几个聚会就取消了。然后，就一直忙着课程的上线、写作、修改、录音，一直忙着。最后的“结语”是在上线更新前不到12小时才录制的。
那天晚上快8点的时候，看见裘德同学发来微信，告知订阅用户过了2万，心里高兴了一下。我知道，在“得到”App的课程中，这个订阅数真算不上什么，但还是开心的。当时朋友们正在热烈讨论着，关于公共言说的品质，那么多“极端化”的观点和言说方式，很让人忧心。
我在想，听过我们这类课程的朋友，以后和人说话，甚至争论，会不一样吗？大约会吧。这样想着，就觉得自己的劳作还是有意义的，虽然目前只有两万多人。
出门之前，在清华大学刘瑜老师的微信朋友圈中，读到她写的一段讨论“极端化”现象的文字，深有同感。刘瑜老师说：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性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航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
我相信，这种极端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以及由此廉价兑现的“确定性”“简单”和“易辨识”及其“幸福感”，是一种病理性的症候，标志着文化品质的败坏。这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都是腐蚀。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几乎没有分歧。
所以，我讲这门课程，还有其他许多朋友各自做出的一些努力，虽然微不足道，但汇聚起来，可能成为一种“慢变量”，一起来抵挡和改变那种看似势不可挡的极端的“快变量”。
“慢变量”对耐心不太友善，却是“时间的朋友”。而文化的演进，从来就是滴水穿石、聚沙成塔。两万多人，就是两万多粒沙子。也可能，会是两万多粒种子吧。这样想着，感觉有些欣慰。
回家的路上，久违的夜色中，有斑斓的灯火。
在学友中，有过许多有趣的、令人感动和惊奇的事情。
“知识城邦”中有许多非常出色的提问和评论，虽然我没能一一回应。有时候学友之间的讨论也非常精彩，我从中受益良多。裘德发现了一位同学的“笔记卡片”，内容精到不说，而且设计精良得像艺术品。这让人很是动容。更不用说还有持续不断的问候和勉励。谢谢各位学友！
我还意外地发现，听课的学友中有自己曾经的学生（居然在学校还没受够我），有失散多年的友人，有年轻优秀的同行学者，竟然还有多位“得到”App的课程名师。王立铭老师（声称）听过四遍，刘润老师说听过三遍，香帅老师发来过她听课完毕的“证书”，还有陈海贤、仇子龙、董梅、王颖、王雨豪、马徐骏和傅骏等老师。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备受尊敬的专家，其中有几位至今尚未谋面，他们俯身垂听，让我感到荣幸而惶恐。
还有一件趣事。顾衡老师的课程上线的时候，我一时起兴，在他课程第一讲后面发过一条调侃挑剔的留言（顾老师说波兹曼坚持不用电脑，而我说自己曾经和波兹曼有过电邮往来）。但当时并不知道，这条留言会成为我在“知识城邦”中的第一条笔记。在我的课上线之后，许多同学看到了那条留言，然后就传到了顾衡老师那里。他会感到冒犯而不悦吗？并没有。
相反，他多次热情地推荐了我的这门课。我至今还没有机会与顾衡老师直接交谈，不曾表达歉意，也没有为他的推荐而致谢。对于顾老师这样博学通达的人，这些大约是多余。我相信，读书会塑造品格，这里有一种默契。
这门课程的缘起和过程中，有些幕后的“花絮”（八卦）。
2017年11月23日晚上，罗振宇和脱不花两位老师，还有“得到”App的主力编辑一起，请几位学者晚餐，商定了几门课程的选题。一个星期后，我提交的课程提纲就通过了，在12月1日签订协议。当时以为，三个月或者至多半年，就能完成这门课程。现在大家知道，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当初是过于自负吗？也许吧，但并不是没有理由。比如，对自己的专业有一点信心。而且，“得到”App课程可能要求的各种技能才艺——公共写作、戏剧电影写作、演讲朗读能力一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准备好了。
还有一个直接的理由，这门课我在学校已经讲过10多年。曾经有教育平台拍摄过一版视频课，起初是在教室里拍的，因为受欢迎，又在演播室拍过一版。我想，“得到”App要求的不过是一个更精致的版本。
最后还有一个奇怪的理由：这是连施展都能做好的事情。
然而我错了。不是我高估了自己，而是低估了、大大低估了“得到”App课程的难度（当然也低估了施展同学）。多么痛的领悟……
开始，课程的编辑是我自己挑选的，一位极为聪明干练又格外礼貌的小帅哥，林飞扬同学。他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和我磨合，其实是纠正我对“得到”App课程的错误认知。但他可能太过礼貌，而我太过固执和善辩了。飞扬已经成功了一半，他其实已经转变了我的谬见（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但他在公司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工作。
人类，成功的时候倾向于“内归因”，而失败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外归因”。我是学者，很清楚这个心理学常识。但我是人类，我准备放弃了。
2019年3月15日晚上，罗振宇和脱不花两位老师在上海请我晚餐，同席的还有施展同学（带着温柔的怜悯，以及旁人难以察觉的鄙视）。罗老师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他亲自担任课程讲稿的监制。还有“得到”App总编室的老师，负责社科类课程的陆晶靖老师，这些“得到”App的公司决策层和骨干，组成了一个“梦之队”，建立了微信群。
当然还有“花姐”（我这样称呼脱不花老师，是在陷害她的青春，但觉得这样更亲切些吧）。花姐的直觉判断极好，但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总是能让你感到你是全世界最棒的，那些表扬和赞美好像夸张到无以复加，却又能让人信以为真。我不知道花姐是怎么做到的，但在你挫败沮丧的时候（哪个老师没有啊？），她就是“可卡因”。
我们还需要一位课程的编辑，选定了裘德同学。可那时候，她还是刚刚进入“得到”公司三个月的“菜鸟”。但罗老师和花姐会精心培训她。她的那种天资聪慧大概不需要独具慧眼来发现。
选择裘德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是施展的本科生，我指导的研究生，她学过这个专业。当初是施展向我推荐她来读我的研究生。她的专业知识、表达能力、英语水平都出类拔萃，但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完美主义”（这是拖延症的昵称）。
但裘德同学当时并不知道，老师也有拖延症。过去在学校，老师占据优势地位，反复催促鞭策（我甚至威胁说，“你可以选择肄业”）。可是现在情势翻转了，学生开始催促老师。还有，我在学校里鼓励她的“独立思考不盲从”（亚里士多德更爱真理啊），现在开始对老师起作用了。偶尔和裘德同学起争论，我会问自己：是我教得太好而“自食其果”吗？但更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默契，那种一百句话只要说出两三句就能彼此精确理解的默契。
当然，不知道罗振宇老师用了什么秘籍或者魔鬼训练，让裘德同学的编辑技艺有了迅速惊人的提高。她不是简单地“编辑”我写的初稿，她做的是“翻译”和剪裁，常常能把讲稿中一些过于艰涩的专业表述，转化为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样子。
课程上线的时候，只录制好了14讲。我们一直在和更新的节奏赛跑，每天都有进展，但仍然太缓慢了。我们需要另一个人，能让两个拖延爱好者同时心悦诚服的权威，这只有米雪（裘德同学的师母）才能胜任。在2月底，三个人组了微信群。我们领受了真正的鞭策，包括罚款措施……
但我们最终成功了，虽然最后一讲格外惊险，离上线只差11个小时。
最后是一份致谢名单。
首先在以上花絮中提到过的名字：罗振宇、脱不花、林飞扬、陆晶靖、裘德和米雪。
其次，要特别感谢“得到图书”负责人白丽丽和讲义书稿的责任编辑翁慕涵。
还有，“得到”的“声音导演”徐昆鹏。感谢他在录音棚那两天的指导，以及他一直用过誉的方式鼓励我。后来改在家里录音，米雪取代了昆鹏的职责，她改换了另一种不同的鼓励方式。
在课程上线之初，热心推荐课程的八位“得到”老师：施展、李筠、刘苏里、许纪霖、包刚升、徐瑾、王烁和徐弃郁。
另外，在备课过程中曾指教和帮助过我的学人师友：童世骏、应奇和郁振华（我们“哲学四重奏”群的成员），以及陈嘉映、孙周兴、钱永祥、周濂、葛四友、周保松和林垚yáo等。
当然，还有每一位学友，感谢你和我一起完成了一次难忘的思想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