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卓品塔达岩洞

潘卓品塔达岩洞

伟大的巴西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曾在19世纪末写道：“人们在首次遭遇亚马孙地区时，涌上心头的不是敬慕或热情，而主要是失望。”正如今天的生态旅游宣传册一样，达·库尼亚所处时代对亚马孙河流域的记述颂扬了其广袤的空间，而对其极度平坦的特性却鲜有涉及；亚马孙地区头2900英里（约4667千米）的垂直落差仅500英尺（约152米）。达·库尼亚抱怨道：“就好像这地方缺少垂直线似的。观察者过几个小时就会屈服于单调得不自然的疲劳之中。”河水每年都会泛滥，这不算什么灾害，而是一种季节性的现象。旱季时只有1英里（约1.6千米）宽的河道，到了雨季就会涨到30英里（约48千米）宽。5个月后，水慢慢退去，留下一层厚厚的沉积物。从空中俯视，河水就像污浊的金属从一片绿色中渗出来似的，在大多数拥有欧洲血统的人眼中象征着荒野和自然奇观、颇为浪漫的峭壁、峡谷和高地，在这片绿色中踪影全无。

亚马孙下游城市圣塔伦周边的地域是一个例外。在该城的西边，塔帕若斯河从南端汇入亚马孙河，造就了一条在高水位时宽达15英里（约24千米）、长达100英里（约161千米）的内陆河流。洪水会上涨到一定的高度，将低洼岛屿陷入齐膝深的水中，只有岛上的树林还孑然而立，活像河心的奇迹。城里的渔夫骑单车驶向小舟，并在作业期间把单车吊挂在离岸的树上。海湾上林立着高度足以投下阴影的陡岸。几乎500年前，印第安人就是聚集在这些山坡的顶部，挥舞着棕榈叶来嘲弄奥雷利亚纳的。

在与之相对的河流北端，是一列从北部圭亚那地盾地区延伸而下直到水边的砂岩岭。它们高度达到500英尺（约152米）甚至更高，如同古老的墓碑一般直抵苍穹。远古时期的象形文字遍布于山丘上的众多岩洞里。这些岩画描绘的手、星星、青蛙和人像，与胡安·米罗（Joan Miró）[1]红黄棕色块相互叠加的画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20世纪90年代，其中的一个岩洞，即潘卓品塔达岩洞（Caverna da Pedra Pintada，又称Painted Rock Cave）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

和其余的一些岩洞相比，又宽又浅、光线充足的潘卓品塔达岩洞没有被蝙蝠充斥。该洞拱形的入口高20英尺（约6米），华丽的图像比比皆是。前面是一座光线充足的庭院，四角是几块大岩石，正中的位置适合于进行野餐。我到访期间，曾在一块尤其诱人的石头上吃三明治，在那儿，透过树顶上的一列桃棕，可以看到7英里（约11.3千米）以外的水流。我想，那些岩石雕刻的作者，当年也必然做过同样的事情。

自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在19世纪中叶到访潘卓品塔达岩洞以来，这里就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华莱士更感兴趣的是岩洞之外的棕榈树，而不是曾在洞里居住的人。对后者给予关注的，是当时就职于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安娜·C.罗斯福（Anna C.Roosevelt）。令她恼怒不已的是，媒体报道往往强调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后代（她是其曾孙女），仿佛她的血统要比成就更为显著似的。然而实际上，她也的确多多少少地显示出了其先人在引发戏剧性事件和争议方面的天赋。

罗斯福首次引起公众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她在马拉若进行重新挖掘工作期间。通过使用一系列新型遥感技术（包括全站仪地形测绘、探地雷达以及扫描磁场强度、电导率和电阻率的轻微变化），她还原了马拉若人社会生活的图景。与梅格斯和埃文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马拉若当地得出的结论相比，这幅图景要详细得多，而且既详细，又有所不同。

罗斯福关于马拉若文化的初步报告出版于1991年。这份报告看起来像是《伪造天堂》的反物质版本。少数几名科学家曾对梅格斯的观点提出挑战，罗斯福则是将之从头到尾一路痛批。她的结论是，马拉若远非另一个高等文化的失败分支，而是“新大陆的杰出原住民文化成就之一”；作为延续了1000多年的强国，马拉若的居民数量“可能远远超过10万人”，占地达数千平方英里。马拉若“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生活资料（以及）体系化的大规模公共设施”不仅没有破坏森林，反而改善了林地状况：马拉若人当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显示出了最为突出而多样化的增长趋势。罗斯福对我说：“如果你信梅格斯那种理论的话，那么这些地方都该是一片废墟了。”

她说，河流与森林不仅没有给马拉若文明施加压力，反而为之创造了可能性。在墨西哥高地，“远离其他人群并不容易。多石的山坡和沙漠数量之多，使人不易从头来过。但在亚马孙地区，人们是可以离开的；只要乘舟而行，就可以一去不返”。

就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Huckleberry Finn）里那样吗？我问道。

“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她说，“人们可以（沿河）前进，想在哪儿定居就在哪儿定居；森林赐予他们各种各样的水果和动物，而河流赏赐他们鱼类和植物。对马拉若这样的社群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它们的强制性必须要低得多，随意性必须要强得多，社会流动性必须要大得多，不然人们在那里就待不住。”与当时全球大多数其他地方相比，亚马孙地区的居民“更为自由，更加健康，并且生活在一个当真很了不起的文明里”。

罗斯福指出，马拉若之所以从未拥有特诺奇蒂特兰或是库斯科那样宏伟的公共建筑，是因为其领导人“无法迫使劳工”进行工作。尽管如此，她说，马拉若社会还是“和这些文明一样有序、华美而先进。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这些存在都无需一个庞大的国家管理机构。梅格斯完全忽略了这些内容，因为她无法超越自己环境决定论的视野。我在我的书里对此多有论述”。

梅格斯嘲讽了罗斯福“强词夺理的腔调”和“不切实际的说法”，作为对其批判的回应。罗斯福在得出马拉若大部分地区长期有人居住的结论时，（在梅格斯看来）犯下了新手的错误，即把曾经历动乱的各小规模群体占据多次的遗址和由某单一群体构建的历史悠久的社会混为一谈。梅格斯向我解释说，文化遗迹“会在半千米左右的地域内不断积累，因为频繁转移的印第安群体并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生根发展。而陶器装饰的类型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多大的变化，所以人们总是可以捡起一堆碎屑，然后说：‘噢，看啊，这都是来自同一个遗址的文物！’当然喽，这根本就不可能”。在她看来，亚马孙河流域的社会能够规避其环境局限的说法，只是暴露了主张者在科学上的无知；这就像是考古学版本的设计永动机的努力。

对梅格斯的批评者而言，生态局限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还是通俗的，而且是令人不适的那种通俗。从双方接触的最初岁月开始，欧洲人就一直把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视为生活在永恒静止状态的群体。1580年，米歇尔·德·蒙泰涅（Michel de Montaigne，即蒙田）充满钦佩地断言，亚马孙地区的居民“不掌握任何关于数字的知识，没有诸如总督或是政治领导之类的术语，也没有依附、财富或是贫穷等习俗……没有衣服，没有农业，没有金属”。他说，他们“毫无艰难险阻”，居住在一片“为其提供全部所需”，可称“慷慨”的森林里。“他们依旧活在这种靠天吃饭，除此之外别无所求的幸福状态下：对他们而言，任何其余的需求都是多余的。”

蒙泰涅的后来人很快将其观点掀了个底儿掉。他们和他一样把亚马孙河流域的居民看作存活在历史之外的人，但他们如今将此视为一件坏事。1743年，法国博物学家拉孔达米纳（Charles Marie de la Condamine）重温了奥雷利亚纳当年的旅程。他对这片森林怀有极大的敬意，却对其居民视若无物。他说，秘鲁境内亚马孙地区的民众不过是“森林动物”。“在使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必须首先成为人类。”拉孔达米纳的观点以某种更为柔软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1911年，杰出的地理学家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评论道：“除几个特例以外，人类一旦停留在热带，就会经历发展受阻。这间保育室的存在使他永远只是一个孩子。”诚然，生态局限说如今的倡导者并不赞同往昔的种族主义观点，但他们仍把亚马孙地区的初始居民视同琥珀里的苍蝇，是被困在环境之中的人。梅格斯批评者的基本观点是，其“文化的环境局限之法则”不过是霍姆伯格之误的一个环保变种罢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梅格斯与罗斯福争议中的戾气越来越重，人身攻击也越来越多；在当代学术语境下，这种争议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殖民主义、精英主义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身份的指控。尤其令梅格斯不快的是，某些对前克洛维斯时代遗址奢求极为详尽的证据的人，却欣然接受了罗斯福对于马拉若文化的翻案。一座巨大而繁荣的城市，难道就这么独立兴起于这片令人窒息的亚马孙森林之中了吗？梅格斯无法抑制自己的怀疑。“我希望一名心理学家能够好好研究研究这个事情。”她对我说。

与此同时，罗斯福继续着自己在潘卓品塔达岩洞的工作。岩洞地面上的一堆在我看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被认定为远古垃圾，也就是废石堆。罗斯福的团队缓缓刮开沉积物。他们每刮开1英寸，就是完成了一次时间旅行。即便当人类居住的痕迹终止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向下挖掘。（“你总得在挖掘无果后继续再挖1米。”她告诉我。）在她此前曾认为是最后一层人类居住痕迹下方的几英寸处，她又挖到了另一层遗迹；罗斯福后来说，这是一个不应该在那里出现的文明——该文明足有13000年之久。

人类占据潘卓品塔达岩洞的年代，与此地以北的克洛维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大体相同。但罗斯福说，亚马孙地区的古印第安人与那些北方同胞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他们并没有制造或使用克洛维斯尖状器，也没有猎杀大型动物（亚马孙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这样的生物）。相反，他们从森林里采摘野果，在墙体上涂绘手印，食用亚马孙地区出产的1500种鱼类，尤其是500磅（约226.8千克）重的巨骨舌鱼（piraruçu），这是全球最大的淡水鱼。而后，过了1200年，这些早期人类义无反顾地永远离开了岩洞。

公元前6000年左右，人类再次进驻潘卓品塔达岩洞。这时，它或许还只是临时的避难所，是人们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可以容身的地方。人们可能带来了大量的海龟和贝类，在岩洞内的避难所里生了火，而且还享受了陆地的感觉。无论如何，这个被罗斯福以附近某村命名的派图纳（Paituna）文明的人类群体，确曾烧制出红色或灰棕色的陶碗。这些见于潘卓品塔达岩洞以及当地其他场所的文物是美洲已知最早的陶器。

因此，当地曾有过两次不同的人类居住史：一次是极其古老而制有陶器的群体，一次是更为古老而没有陶器的群体。在罗斯福看来，潘卓品塔达岩洞首批定居群体的存在表明，亚马孙森林地区的文明并非克洛维斯文明的复制或分支。这个早期文明是一个不同的实体，或者按她的观点来说，就是在以克洛维斯为模板的理论上砸下的另一颗棺材钉。而第二批定居群体的出现时间之早、陶器工艺发展之独立，表明了一个同等重要的事实，即亚马孙河流域的环境条件并非死胡同，也并非必然会把所有文明都扼杀于摇篮之中。对整个大陆而言，亚马孙河流域都是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

到了大约4000年前的时候，亚马孙下游地区的印第安人开始耕种（按一份近期记录的说法，他们至少耕种了138种农作物）。当时的主要作物和现在一样，都是木薯。巴西人把木薯的块根烘烤、砍剁、煎炸、发酵、压碾成形形色色的食物。直到今天，河边人家还是无木薯粉（farofa）不成席。木薯粉这种脆爽的烘制食品与巴马干酪隐约有些相似，是亚马孙河流域的人们拿来大量撒在食物上的。对农民来说，木薯有一个绝佳的优势，即它几乎可以生长在任何条件下的任何地方。我在圣塔伦遇到了一名妇女，她告诉我，当地官员刚刚掘开了她家门口的柏油路，在已有数十年历史的路面的下方，赫然长着许多木薯。

木薯一直都是亚马孙河流域的主要作物。直至今日，木薯在每一座河边村落刀耕火种的农地里都能见到。这些不断变换位置的小农场看起来活像是往昔岁月的残留物。但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如今，很多考古学家已不再像生态学教科书里描述的那样，把刀耕火种农业视为原住民群体亘古不变的适应自然的一种方式，而是将之看作一项相对现代的、其传播受到欧洲技术驱使的技术。这一转变主要的原因是石斧。

亚马孙盆地的居民住在全球最浓密的森林地区。他们想要做成任何事情，几乎都得移除大量树木。石斧正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基本工具。不幸的是，石斧也确实是糟糕的工具。人们使用石斧的时候，与其说是把树砍倒，倒不如说是把树干的一段砍烂，以动摇其根基，直到树木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为止。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中部城市马瑙斯（Manaus），一名研究人员让我用一柄以当地传统工艺打造的石斧猛击一棵巨大的巴西坚果树。我的反复重击只在树干的圆柱形“墙体”上砸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坑。这就好像是在攻击一整座大陆似的。“这些玩意儿可真够差的。”这名研究人员摇着头说。

20世纪70年代，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Carneiro）估算出了在钢铁出现之前，清理农地所需的人工。他目睹了雅诺马米人用石斧和钢斧进行劳作。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可以计算出使用这两种不同工具砍断单棵树木所需时间的公式。对比是惊人的。若用当地石斧，需要115个小时，也就是将近连续3个星期，每天工作8小时，才能砍倒一棵4英尺（约1.2米）高的树。同一棵树，工人若是用钢斧，不到3个小时就能砍倒。要想用石斧清理出一片1.5英亩（约6070平方米）的农地（这是刀耕火种农地的标准大小）来，每天工作8小时，也得花153天。钢斧在8个工作日里就能完成这项工作，其速度是前者的近20倍。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斯蒂芬·贝克尔曼（Stephen Beckerman）的调查，亚马孙河流域的刀耕火种者平均会在其农地上投入3年时间进行劳作。鉴于农民还必须进行捕猎、搜寻粮草、修建房屋和小路、维护花园等上百种工作，卡内罗很好奇，这些人怎么能够每3年就要连续几个月不断地砍伐树木，以清理出新的农地来呢？

不出意外的是，使用石制工具的群体一旦接触到金属工具，立刻就想得到它们；工作量的预期减幅是惊人的。根据威廉·巴利的说法，哥伦布登陆的时候，雅诺马米人生活在位于亚马孙盆地的固定村庄里。在欧洲病毒和抢夺奴隶运动的重创之下，许多人逃到了奥里诺科河一带，沦为四处流浪的觅食者。他们在17世纪期间获取了钢制工具，并在其协助下完成了从半游牧性质的狩猎-采集者向（居住在永久性村落里的）农业生产者的回归。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认为，欧洲斧头在此期间极为珍贵，以至于每当有一柄现身当地的时候，雅诺马米人为了距其更近一些，会不惜采取整村搬迁的方式。他对我说，钢制工具“对整个地区的全部贸易与婚姻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变革性的影响。它们带来了新的贸易网络，造就了新的政治联盟，甚至引发了战争”。研究人员往往把雅诺马米人描述为“蛮”人，因为其各个小型村庄之间暴力频发。据弗格森的判断，西方人类学家和传教士观察到的这种地方冲突的成因之一，正是他们这些人类学家和传教士本身。为了取悦当地人，他们给这里提供了“整船整船”的钢制工具（从斧头、短斧到砍刀）。转瞬之间，西方人留宿的村庄就会变得富可敌国，而诸多邻村都各有所图，寄希望于分一杯羹。于是，冲突也就随之引爆了。“雅诺马米人心目中的钢铁，就像是西班牙人眼里的黄金一样，”弗格森说，“它会让平凡至极的普通人做出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根本不会考虑做出的事情。”（人类学家和传教士坚决否认弗格森的说法。但据我所知，他们也并不认为其观点全无可能。他们说，为避免不幸的结果，他们审慎地控制了送礼的规模。）

威斯康星大学的地理学家威廉·M.德尼万对我说，金属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刀耕火种农业。“我认为，印第安人轮歇作业，从而维系与大自然永恒平衡状态的这种图景，基本上是，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神话。这至少是没有什么证据的，而且还有相当规模的相反证据，包括简单逻辑的证据。”所谓亚马孙河流域典型特征之一的刀耕火种，“是当代侵扰的产物”。

与此相近的现象似乎也出现在北美，刀耕火种被广泛认为是当地印第安人的习俗，并被视作他们对环境影响甚微的生活习性的一部分。2000年，得克萨斯大学的地理学家威廉·E.杜立特尔（William E.Doolittle）将支持此类观点的数据驳斥为“薄弱无力的”。他同时指出，绝大多数殖民时期的记述都表明，印第安人会对其农田进行永久性清理，甚至还会拔除残株，从而避免它们重新发芽。“他们的目的是一旦把农田清理完毕，就对其进行永久性，或者至少是极长时间的耕作。”随着人口的增加，“农民会从残留的森林里清理出新的农地”。刀耕火种是欧洲斧头和欧洲病毒的产物，后者使印第安群体避之千里，并导致他们采取这种更省力，但产量也更低的农耕方式。

亚马孙地区居民转向轮歇作业，殊为憾事。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业已成为热带雨林流失的推动力量之一。尽管轮歇作业允许了森林的重新生长，然而它极为低效，对环境而言也颇不可靠。焚烧活动会烧掉植被里的绝大多数养分（包括几乎全部的氮，以及一半的磷和钾）。与此同时，它还向空气中释放大量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正是全球变暖的因素之一。（大型牧场是亚马孙地区的主要过失方，但小农要对多达三分之一的清理活动负责。）幸运的是，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习俗，这意味着它还没有来得及造成多少损害。更重要的是，在被大量人口使用12000年之后的今天，还能有如此之多健康森林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不论印第安人在进行轮歇作业之前采取的是什么农耕方式，都一定会有更强的生态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