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地

处女地

我刚才只是快速将这段历史过了一遍。上述的印加历史是当代学者所理解的一个版本。在应该强调哪些社会因素，又应该更重视哪部西班牙人的编年史方面，他们有着不同意见，但就大致轮廓而言，似乎没有重大分歧。多宾斯到秘鲁的时候，我把这些大体上的往来记述交给了他。但他在阅读期间，发现了这个事件版本中的一个漏洞。这个因素极其关键，以至于它彻底改变了多宾斯对美洲本土的观点。

印加人为什么会输呢？通常的答案是，皮萨罗有两大优势：钢铁（刀剑、盔甲、步枪、火炮）和马匹。印第安人没有钢制武器，也没有骑乘之物（美洲驼太小，经不起成年男子的驾驭）。而且他们还缺乏轮子和拱顶技术。其技术水平之低劣，使塔万廷苏尤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印加人）能拿什么来对付这些武器呢？”写就《征服印加帝国》的约翰·亨明问道，“他们打的还是青铜器时代的仗呢。”在阿塔瓦尔帕死后，印加人继续抵抗。尽管他们与欧洲人的数量比达到了100:1，他们还是屡战屡败。亨明写道：“印加军队的英雄主义与军纪无论发挥成什么样，也无法与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相提并论。”

但是，正如决定新英格兰地区斗争结果的并非枪支一样，钢铁也不是秘鲁战事的决定性因素。没错，人类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安第斯社会没有制造钢铁感到惊奇。山里的铁充裕得很，但印加人几乎就没把金属拿来做什么有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后期，麻省理工学院考古学与人种学材料研究中心的考古学家海瑟·莱赫曼（Heather Lechtman）对“一位杰出的安第斯史前学研究学者”建议说：“我们应当严肃而认真地来看待安第斯地区的冶金学。”她得到的回答是：“可那儿根本就没有啊。”不管怎样，莱赫曼还是自己出发前去寻找了。她发现，印加冶金学事实上与欧洲冶金学同样发达，但二者的目标截然不同，以至于学界专家一直以来甚至无法辨识到前者的存在。

莱赫曼认为，欧洲人企图优化金属的“硬度、强度、韧度和锐度”。相比之下，印加人看重的则是“可塑性、可锻性和韧度”。欧洲人把金属制成工具，而印加人主要是把它作为财富、权力和社会联系的象征。欧洲的金属工人往往把已熔化的合金倒入模具，以此来制造金属物品。印加人对这种铸造技术并非全无了解，但安第斯社会普遍更愿意把金属敲成薄片，将其塑在模具周围成形，再把成品焊接起来。以任何标准来看，其作品都是非凡的：据莱赫曼分析，一座精美的半身像高度不到1英寸（约2.5厘米），却是由22件独立的金板精心拼接而成的。

如印加人所希望的那样，一件珠宝或建筑装饰要表明其主人的地位，那么它就必须是闪亮的。于是，发亮的黄金白银就比黯淡的铁更为称意了。由于纯金纯银太过柔软，无法保持形状，安第斯的金属工人将其和其他金属（通常是铜）混合起来。这使金属变得更加坚固，但也把它变成了一种丑陋的粉铜色。为了打造有光泽的金色表面，印加的铁匠们把铜金合金加热，这样就加快了其表面铜原子与空气中氧原子结合的速度，也加速了金属的腐蚀。然后，他们用木槌连续猛击烧热的金属，使腐蚀的外层剥落下来。通过多次重复这一过程，他们就去掉了金属表面的铜原子，打造出了几乎纯金的表面。最终，印加人有了既结实又能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金属片。

当然，安第斯诸文化也造出了工具。但与钢铁相比，他们更喜欢用纤维打造工具。如此选择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奇怪。机械工程取决于两大主要应力：压缩力与拉伸力。这两种技术都在欧洲技术中得到运用，但前者更为普及；拱顶技术就是压缩力的应用典范。相比之下，印加方式体现的则是拉伸力。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纺织品博物馆的助理研究员威廉·康克林（William Conklin）对我说：“纺织品是靠拉伸力结合在一起的。而他们以惊人的创造力和精密性，将这种拉伸力加以利用。”

莱赫曼解释道，在安第斯地区的技术领域，“人们在解决基本的工程学问题时，所利用的是纤维”，而不是打造和连接坚硬的木质或金属物品。造船的时候，安第斯诸文化都是把芦苇编在一起，而不是把树砍成木板，再把木板钉到一处。这些船只虽然比欧洲人的大船要小，却并不是只能在水坑里扑腾的玩意儿；欧洲人与塔万廷苏尤的最初遭遇，就是碰上了一艘行驶在赤道附近、距其母港300英里（约482.8千米）的印加船只，船上飘扬着许多精致的棉质风帆。它有20名船员，和西班牙帆船的大小旗鼓相当。印加人还在山体峡谷之间，用1英尺（约0.3米）粗的绳索做成了极好的吊桥。由于这种下方没有支撑的桥体在欧洲难得一见，它们最初把皮萨罗手下的人吓得惊慌失措。后来，一名西班牙征服者对其同胞再三保证说，他们肯定能够“在不伤及自己”的情况下，走过这些印加人的发明物。

安第斯地区纺织品的缝制十分精密（上等服装的织物密度可达每英寸500根纱线），分层也极精美。士兵穿着的盔甲由挺括并且内塞棉絮的布料制成，可提供与欧洲盔甲几乎同样有效的人体防护功能，而且比它还要轻得多。试穿之后，西班牙征服者成批地撇下了他们的钢制胸甲和头盔，在战斗时也穿成了印加步兵那样。

尽管安第斯军队带着弓箭、标枪、狼牙棒和棍棒，但是他们最可怕的武器——投石器，却是用布制成的。所谓的投石器是两根绳索，其间系着一个小布袋。使用者把石块或弹丸放入袋中，从两端抓起绳索，旋转几次，在适当的时机松开一头绳索，完成弹射。西班牙冒险家阿隆索·恩里克斯·德·古兹曼（Alonso Enríquez de Guzmán）写道，经验老到的投石手在弹射石头的时候，“其力之大，能杀死一匹马……我曾见过从投石器里射出来的一块石头，把30步以外某男子手持的一柄剑击成了两截。”［我在自家花园里，用一把5英尺（约1.5米）长的安第斯风格的投石器和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做过实验。据我的粗略估算，我可以以超过每小时100英里（约160.9千米）的速度抛出石块。但我的命中率很低。］

印加人还有一个可怕的创新，即用篝火把石头加热到红热状态，将其包裹在被树脂浸透的棉花里，向目标投掷。棉花在半空中着火。于是在突袭中，天上就会像下火弹雨一样。在1536年5月的一次反击中，一支印加军队正是用这些“火弹”把西班牙人占领的库斯科烧了个干净。出不了门的西班牙征服者退守在住所里，被熊熊燃烧达数周之久的石头阵包围着。西班牙人没有撤退。这些有多贪婪就有多勇敢的人，一直战斗到了最后。欧洲人在一次最后的绝地反攻中勉强取胜。

皮萨罗之所以能够获胜，一个比钢铁还要关键的因素是马匹。在印加时代，整个安第斯地区最大的动物就是重约300磅（约136.1千克）的美洲驼。比它重4倍的马匹，就是极其可怕的新生事物了。再加上当地人看到居然有人能如同噩梦里的半兽人一样跨腿骑在它们背上时的那种震惊，就有可能想象皮萨罗的骑兵在当地人中激起的绝望感了。不仅印加步兵要克服他们最初的茫然状态，其首领也必须在敌军入侵期间彻底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骑兵部队的行进速度是塔万廷苏尤见所未见的。亨明观察道：“甚至在印第安人派出哨兵时，西班牙骑兵也能在这些哨兵跑回大部队进行预警之前就超过他们。”每一次的冲突“都证明了，这些令人恐惧的马匹是不可战胜的”。但马匹并不是从根本上难以战胜的物种，印加人只是没能及时发现其优势所在：他们的道路。

欧洲风格的道路，在修建时考虑到了马匹和车辆的需求，因此把平整视为美德；崎岖的盘山路，往往会被设计成之字形，使路线尽可能地呈水平状。相比之下，印加的道路是为美洲驼修建的。美洲驼更喜爱高海拔地区的凉爽，而且和马匹不同的是，它们很乐意走上走下。因此，印加道路避开了谷底，而是用长长的石梯直接攀上陡坡；就像西班牙征服者经常抱怨的那样，这对马蹄的伤害极大。在攀登至卡哈马卡山脚的时候，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埃尔南多悲叹道，这条极好的印加大路简直是“太差了”，以至于西班牙人“根本没法在路上骑马，再熟练也不行”。西班牙征服者反而得下马来，牵着他们那不情不愿的牲口走过这些台阶。当天晚些时候，印加士兵学会了在山上以逸待劳。他们让大石块滚下去攻击敌人。滚石砸死了一些牲畜，把其余的也吓跑了。这样，消灭那些掉队的征服者就轻而易举了。多次埋伏夺去了不少西班牙军人和牲畜的性命。

毫无疑问，马匹能够在平地发挥优势。但即便到了平原，印加人也有取胜的可能。步兵通常能够战胜骑兵。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中，人数和盔甲都居于下风的雅典步兵一举歼灭了波斯皇帝大流士一世的骑兵。6000余名波斯人死于此役，而希腊军队损失了不到200人。而在战斗开始前，形势起初对雅典而言岌岌可危，以至于雅典方面不得不派遣信使前往其死敌斯巴达处求援。在这次最初的马拉松中，雅典信差在两天时间里跑了100多英里（超过161千米），去传递口信。但等到斯巴达援军抵达的时候，战场上除了战死的波斯士兵，已经空空如也了。

印加人的损失并非命中注定。对被神化了的印加将领的个人崇拜，束缚了全军的战斗力。这不仅意味着若一名将领被杀或被俘，就很难有人代理其职，也意味着印加部队不提倡下层官兵进行创新。印加军队也从未学会把士兵排成密集队形，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做的那样，从而形成足以抵御骑兵的人潮。尽管如此，到了围攻库斯科的时候，印加人已经有了一种有效的反骑兵策略：绊马索。印加人的绊马索由捆在美洲驼腱上的三块石头组成。士兵们把石头旋转扔出，径直砸在冲锋中的马匹身上。这些武器会缠在牲畜的腿上，将其撂倒在地，然后由投石器抛出的弹丸齐射射杀。如果绊马索能用于协调一致的集中攻击，而不是交由单一的士兵寻找时机下手使用，皮萨罗就很可能会遇到劲敌了。

如果既不是技术，又不是马匹，那么是什么击败了印加人呢？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印加人过于集中的指挥系统（这也是一个困扰了历史上很多军队的问题）应对失败承担部分责任。但另一个更大的原因，最初是由亨利·多宾斯确切提出的。在课外阅读秘鲁史的时候，他发现了佩德罗·谢萨·德·莱昂写下的一段话。后者正是那位在两城之间发现了三条重复建设的大路的西班牙旅行家。谢萨·德·莱昂自幼着迷于西班牙的首次印加战利品展览，十几岁时就跨越大西洋，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待了15年，不断地旅行、战斗和记笔记。他后来把这些笔记编成了一部对该地区的三卷本调查巨作，在他有生之年只见证了此书第一部分的出版。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发现并出版了其余的绝大多数内容。从谢萨·德·莱昂的记录中，多宾斯了解到了一些未见于普雷斯科特史著，未见于美国国家博物馆官方出版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也未见于任何在当时被视为塔万廷苏尤史研究标准的史学描述的知识。谢萨·德·莱昂写道，阿塔瓦尔帕的父亲瓦伊纳·卡帕克去世前，“一场大规模天花瘟疫（在1524年或1525年）暴发了，疫情蔓延至全国各地，致使20余万人死亡”。

死于天花的不仅有瓦伊纳·卡帕克本人，还有他的儿子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兄弟、叔叔以及姐妹兼妻子。印加编年史作者圣克鲁斯·帕查库提·亚姆奇·萨尔卡梅瓦（Santacruz Pachacuti Yamqui Salcamayhua）写道，印加军队的主要将领和军官也大多发病身死，“他们的脸上满是结痂”。被瓦伊纳·卡帕克留在库斯科治理整个帝国的两名摄政王也是这么死的。据萨尔卡梅瓦的记述，垂死的瓦伊纳·卡帕克把自己关了起来，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他一脸的脓疱。一个可怕的午夜幻影随后不请自来。在梦中，瓦伊纳·卡帕克的身边围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印卡大帝问这些人是谁，他们答道：“是死难者的魂灵。”他们每一个人“都将死于瘟疫”。

这个故事或许并不足信，但其含义值得重视。天花有大约12天的潜伏期，在此期间，未必觉察自己病情的患者，可能传染他们接触到的任何人。道路畅通，人口流动性强的塔万廷苏尤，恰恰处于一次重大疫情暴发点的最佳位置。就像墨水在纸巾上扩散开来一样，天花向帝国各地蔓延。数百万人同时经历了其症状：高烧，呕吐，剧痛，身体各处都长出水疱。由于无法估算损失数字，耶稣会传教士马丁·德·穆鲁亚（Martín de Murúa）只是说，伤亡人数有“千千万万”。

人们普遍认为，天花病毒是由两种密切相关的病毒之一演变而成的：骆驼痘病毒（顾名思义，会感染驯养的骆驼）或沙鼠痘（taterapox）病毒（见于长爪沙鼠，一种被视为农业害虫的西非沙鼠，该病毒得名于沙鼠的曾用学名Tatera kempi）。根据这种观点，大约在15000年以前，一次偶然的变异使该病毒（用科学家的词汇来说）“跨越了物种的障碍”，从此能够感染人类。美洲既没有骆驼也没有沙鼠，所以这种病毒根本没有存在于斯的机会。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天花已经成了一个可怕的常客，它感染了几乎每一个小孩子，在夺去很多生命的同时，还给其余儿童留下了有损外观的痘痕，这也正是天花的典型标志。幸存者对天花免疫。由于多数欧洲人都在孩童时期感染过天花，包括西班牙征服者在内的大多数欧洲成年人对它都是免疫的。相反，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天花病毒，按科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算是这种病毒的“处女地”。

很难确定处女地的天花死亡率，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多数潜在的实验对象都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对印度南部7000个未接种疫苗的天花病例的观察发现，该病毒患者的死亡率达43%。而鉴于安第斯人口的极度脆弱性（他们甚至不会像欧洲人那样，把患者隔离起来），多宾斯推测，全帝国的人口“很有可能在这次疫情期间减少了一半”。换言之，在大约3年内，每2名塔万廷苏尤居民中就有1人死于天花。

疫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社会代价。如此势不可当的打击撕裂了维系着各种文化的纽带。修昔底德[1]报告说，公元前430年袭击了雅典的那场疫情使全城笼罩在“极度漫无法纪”的状态之中。人们“轻视一切，无论圣物俗物”。他们加入邪教组织[2]，还允许患病的难民亵渎神庙，倒毙于斯。近千年后，黑死病动摇了欧洲的根基。马丁·路德对罗马的反抗和现代反犹太主义一样，都脱胎于这场疫情。黑死病席卷大地，迫使地主要么督促农民更努力地耕种，要么提高待遇，吸引新的劳力。这两种选择都导致了社会动荡：扎克雷起义（法国，1358年），梳毛工起义（佛罗伦萨，1378年），农民起义（英国，1381年），加泰罗尼亚起义（西班牙，1395年），以及日耳曼各国内部的数十起骚乱。社会一旦陷入自相残杀的混乱之中，就容易被外敌征服，这个道理还需要明说吗？借用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一个比喻来说，如果成吉思汗是在黑死病期间抵达欧洲的，这本书也就不会是用欧洲语言写就的了。

至于塔万廷苏尤，天花把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宫廷贵族一网打尽，而幸存者为了分赃，又打起了内战。死于阿塔瓦尔帕与瓦斯卡尔双方斗争期间的那些士兵，和死于流行病的人们一样，都是天花的受害者。

使内战暴行加剧的，是这次疫情对一种安第斯独特风俗，即皇室木乃伊的影响。在安第斯社会，人们把自己视为家族世系的成员。（欧洲人也是如此，但血统在安第斯地区尤为重要；若用流行文化做一对比，这里的世系观念可能与电影《指环王》较为相像。《指环王》里的每一名角色在自我介绍时，都会说“我是X，是Y的儿子”，或者“我是A，有B的血脉”。）被称为皇系后裔集团的皇家世系极为特殊。每名新帝都生于一个集团，而在即位时又会创建一个新的皇系后裔集团。这个新集团的成员包括皇帝本人、其妻子儿女、仆人和顾问。在皇帝驾崩后，其后裔集团将其制成木乃伊。由于印卡大帝被认为是不朽的神灵，那么从逻辑上讲，其干尸仍会有在世皇帝的待遇。在抵达库斯科后不久，皮萨罗的同伴米格尔·德·埃斯蒂德（Miguel de Estete）看到了一队已经死去的印加皇帝。这些干尸被人用轿子抬了出来，“坐在各自的皇位上，被手持蝇掸的侍从和妇女簇拥着，这些人照料他们时表示出的尊敬，就好像他们还活着一样”。

由于这些皇室木乃伊不被视为死人，其接班人显然就无法继承他们的财产。每一代印卡的后裔集团都永久地保留了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其宫殿、居所和神殿，所有留下来的衣服、餐具、剪下来的指甲和毛发，以及其征服的领地所交纳的贡品。因此，正如佩德罗·皮萨罗察觉到的那样，“（塔万廷苏尤）的大部分人、财富、开销和恶习都在死人的控制之下”。这些木乃伊通过女性媒介发号施令，而后者是整个皇系后裔集团还活着的朝臣或其子嗣的代表。这样一来，几乎有一打皇帝的不朽之身都在争夺地位，多头的政治图谋也因此成为印加社会高层的主要特征，其规模之巨，足以使美第奇家族[3]欣然投身其中。很典型的一例是，连瓦伊纳·卡帕克在阿玛斯广场上也建不了自己的别墅，因为他那些死而不朽的先人把可用的空间都占完了。印加社会的木乃伊问题甚为严重。

在天花将多数政治精英一扫而空后，每一个皇系后裔集团都试图占领这一真空，而这又挑起了内战。不同时期的不同木乃伊支持着不同的印加皇位觊觎者。阿塔瓦尔帕取胜后，他的集团从托帕·印卡的宫中取出其干尸，在库斯科郊外付之一炬（正可谓“活活烧死”）。随后，阿塔瓦尔帕又指示手下人从另一个敌对集团，即帕查库提木乃伊的集团，尽可能地掠取黄金，作为自己的赎金。

甚至在瓦斯卡尔死后（或者说是不死不活），其后裔集团还是把内战持续了下去。阿塔瓦尔帕被俘期间，瓦斯卡尔集团派瓦氏之弟托帕·瓦尔帕（Thupa Wallpa）前往卡哈马卡。在与皮萨罗的密谈中，托帕·瓦尔帕声称自己是瓦斯卡尔的合法继承人。皮萨罗把他藏匿在自己的营房里。不久以后，曾在内战中支持瓦斯卡尔的卡哈马卡领主对这名西班牙人说，阿塔瓦尔帕的数万部队正在行军。他说，这些将领计划袭击皮萨罗，并救出皇帝。阿塔瓦尔帕本人如实地否认了这一指控。尽管如此，皮萨罗还是命人把他捆了起来。一些最同情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请求调查此事。他们离开后不久，两名印加人跑来见皮萨罗。他们声称自己刚刚从来犯部队中逃出。皮萨罗仓促召集了军事法庭，迅速判处印加皇帝死刑；他显然认为，一旦处决其领袖，那支正在逼近的印加军队也就不会发动进攻了。这时，西班牙远征军官兵返回报告说，根本没有什么正在行军的印加部队，但为时已晚。托帕·瓦尔帕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被拥立为新一代印卡。

按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考古学家约翰·罗的观点，这次处决是皮萨罗、托帕·瓦尔帕和卡哈马卡领主三人合谋的结果。罗认为，皮萨罗摆脱阿塔瓦尔帕而改立托帕·瓦尔帕，是“用一个不情不愿的人质换来了一个朋友兼盟友”。事实上，托帕·瓦尔帕曾公开表示效忠于西班牙。对他而言，这种誓言的代价不算什么；站在皮萨罗一边之后，“失去了一切”的瓦斯卡尔皇系后裔集团“又有了一次机会”。很显然，新皇帝希望与皮萨罗一道回到库斯科。而在首都，他有望进一步夺取全国政权。在那以后，他或许还能把西班牙人也消灭掉呢。

前往库斯科途中，皮萨罗在河边城镇豪哈（Hatun Xauxa）[4]遭遇了第一次较为重要的反抗。内战期间，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攻占了该镇。这支部队回到这里，是为了与西班牙人作战的。但是印加军队把全城烧成平地、阻止侵略者渡河的计划被当地两大原住民部族豪哈（Xauxa）和万卡（Wanka）挫败。这两个部族长期不满帝国的统治。他们不仅与印加人作战，还遵循着“吾敌之敌，即吾友也”的古谚，为皮萨罗提供给养。

在这场战役后，托帕·瓦尔帕突然暴亡。他死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许多西班牙人都相信他是中毒而死的。主要嫌疑人是阿塔瓦尔帕的麾下大将查尔库奇马（Challcochima）。皮萨罗在卡哈马卡俘获了此人，并在随军前往库斯科期间一直带着他。查尔库奇马可能并未谋害托帕·瓦尔帕，但他肯定利用了后者的死亡试图说服皮萨罗，下一代印卡应当从阿塔瓦尔帕的儿子中产生，而不应该是任何与瓦斯卡尔有关的人。与此同时，瓦斯卡尔后裔集团又派来了瓦斯卡尔另外一个名叫曼科·印卡（Manqo Inka）的弟弟。他承诺说，如果被选择接替托帕·瓦尔帕的皇位，他也会同样宣誓效忠于西班牙。作为回报，他请皮萨罗杀掉查尔库奇马。皮萨罗同意了。西班牙人于是在他们下一个目的地的主广场上烧死了查尔库奇马。随后，他们向库斯科一路骑去。

对多宾斯而言，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明确的。他在1963年的文章中写道，印加人不是被钢铁和马匹击败的，而是被病毒和宗派主义打垮的。他的这个结论呼应了佩德罗·皮萨罗数百年前的发现。这名西班牙征服者评论说，如果瓦伊纳·卡帕克“在我们西班牙人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还活着，我们就没有赢取它的可能……同样，如果这片土地没有因为（由天花引起的国内）战争而四分五裂，我们也就没有踏上或赢取它的可能”。

多宾斯注意到，上面这些话不仅仅适用于塔万廷苏尤。他曾研究过秘鲁和亚利桑那南部的人口记录。与新英格兰地区的记录一样，二者均表明，流行病是在第一批成功的殖民者抵达之前暴发的。当欧洲人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一个个创伤惨重、支离破碎的文明已经无法团结起来抵抗入侵了。相反，坚信自己即将丧失统治地位的一方总会与侵略者结成同盟，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联盟通常是成功的，因为本土方能够取得预期的优势。但其成功往往是暂时性的，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的本土文化总会是输家。

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这一模式在美洲地区反复出现。这成为“接触后的历史学”（postcontact history）的一种主导叙事。事实上，在无法利用病毒或政治分裂的情况下，欧洲人经常遭遇失败。从1510年到1560年，西班牙征服者6次试图攻取佛罗里达，均告失利。1532年，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将巴西海岸划分为14个省份，并派遣殖民者进入每一省经营壮大。到了1550年，只有两个定居点还苟存于世。法国人在圣劳伦斯的贸易站也只是勉强度日，而且甚至没想要在流行病暴发之前的新英格兰地区插上他们的旗帜。欧洲的微生物病菌发展得太过缓慢，根本无法渗入尤卡坦半岛，而玛雅人的各个政体规模又小，不易受到挑拨而互相冲突。因此，西班牙从未彻底征服玛雅。20世纪90年代震动墨西哥南部的萨帕塔运动[5]，只不过是始于16世纪的殖民战争系列剧的最新一幕。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也是史学辩论和博士论文的材料，但多宾斯想着的是别的东西。如果让皮萨罗感到吃惊的是塔万廷苏尤在疫情和战争爆发之后的面积，那么打一开始就住在那里的人有多少呢？另外，1491年西半球的人口又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