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青年人类学家亨利·F.多宾斯（Henry F.Dobyns）正在秘鲁参与一个农村援助项目。他派助手到全国各地的旧文献仓库去。他自己则去了利马的中心大教堂。进入中殿时，游客会经过右侧的一座小殡仪馆，里面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干尸。这个凶暴的西班牙人曾于16世纪征服秘鲁。或者更确切地说，游客会经过一座人们认为保存着这个征服者的干尸的殡仪馆；多年后，他真正的遗体被发现藏在主圣坛下面的两个金属箱里。多宾斯不是去大教堂观光的。相反，他向下走到这座建筑阴冷潮湿、光线模糊的地下室里，去检查在那里存放的出生和死亡登记记录。
多宾斯从属于他的博士生导师——康奈尔大学的艾伦·R.霍姆伯格带领的一个研究团队。团队领导正是被我粗鲁地命名为“霍姆伯格之误”的谬误的那位霍姆伯格。霍姆伯格说服康奈尔大学让他在秘鲁农村租下一座殖民时期的老庄园。（尽管名称如此，却是一家名为卡内基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为此提供了资助。）这座庄园包括了一整个村庄，村民都是佃农，多为印第安人。2009年逝世前，多宾斯在和我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说：“这其实就是农奴制。村民简直是令人心碎地穷啊。”霍姆伯格计划检验一下为当地人增收的策略。由于土地所有制在秘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他让多宾斯去敲定租约，顺便更多地了解一下该庄园的历史。多宾斯和副手们去了十几个档案馆，其中就包括大教堂里的文献库房。
多宾斯此时已经做了十来年的文献研究，有着他认为引人入胜的发现。他首次扎入故纸堆里是1953年的事情，当时正值学校放假期间，他回家探望住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父母。一个叫保罗·H.埃泽尔（Paul H.Ezell）的朋友请他给自己的博士论文帮点忙。这篇论文讲述了皮玛族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文化的接受。皮玛人居住在菲尼克斯以南一片37.2万英亩（约1505平方千米）的自留地里。该地区殖民时期的记录，多存于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的阿尔塔镇。埃泽尔想去看看那些记录，并且让多宾斯一同前往。两人在一个周末驾车从菲尼克斯开到了边境上的诺加莱斯。他们由诺加莱斯向南、向西，之后驶入高地（途中多是土路），最终开到了阿尔塔。
那时的阿尔塔还只是围着十二三个小商店而建的一堆小屋，按多宾斯的话来说，就是“天涯海角”。当地妇女依然用围巾蒙着头。洋鬼子游客数量很少，而且往往是追随流言来到此地，认为山里有失落已久的金矿的勘探者。
两名年轻人对教区神父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他手中的记录，这让神父吃了一惊。随后，二人拿出了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一台三座标牌手提式复印机，这种机器是施乐牌影印机的先祖，每次使用都需要重新搅拌化学制剂。这台机器放大了阿尔塔在技术基础设施上的不足：当地每天只能提供6小时的电力。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二人仔细阅读这些历史悠久的记录。由于沙漠中空气干燥，书页得以完好保存。教区内安葬记录极多，而受洗记录却极少，二者之间的悬殊给多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全部死亡都是欧洲人带来的病毒导致的。西班牙人来了，之后印第安人就死了，而且死者众多，用时极短。多宾斯告诉我，这让他惊呆了，“就像当头一棒，击中眉心”。
最初，他把自己的发现搁置到了一边。历史人口学并不是他的专业。1959年，他在埃莫西利亚（Hermosilla）调查了更多的档案，也发现了同样巨大的差距。这时，他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康奈尔的博士学位课程和研究，并被选入参与霍姆伯格的项目。这是一次近乎偶然的选择：多宾斯从未去过秘鲁。
多宾斯了解到，秘鲁是世界文化源泉之一，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新月沃地。然而在安第斯地区以外，该地域的重要性远未受到重视，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彻底地摧毁了印加文明，还有部分原因是印加人为了吹捧自己的重要性，积极掩饰了其之前文明的荣耀。难以置信的是，第一部有关印加帝国的灭亡全史，威廉·H.普雷斯科特（William H.Prescott）的《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直到其记叙事件发生300多年后的1847年才得以出版。普雷斯科特笔下势如奔雷的旋律至今依然让人读起来很愉快，尽管“原住民道德低劣”是一个他反复表述的坚定信念（这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观点）。但是，该领域后继乏人。到了一个多世纪以后，多宾斯去利马的时候，普雷斯科特的著作还是在该议题上唯一完整的学术记述。［约翰·亨明（John Hemming）的优秀史作《征服印加帝国》（The Conquest of the Incas）于1970年出版。它虽然富含新的信息，但也是后无来者。］位于加州伯克利市的安第斯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帕特里夏·莱昂（Patricia Lyon）对我解释说：“印加文明被很大程度忽视的原因，是整个南美大陆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她认为，直到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时，研究人员还是倾向于在本国殖民地内工作。“英国人跟德国人、法国人都在非洲。荷兰人在亚洲。没有人在南美洲”，因为南美多数国家都是独立的。而那些去实地考察安第斯社会的少数研究人员，通常会被卷入意识形态的冲突。印加人实行的是一种计划经济，这把学者们拽入了一场毫无建树的冷战式争论。
鉴于此前调查的缺失，多宾斯在利马追踪人口记录的行动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这或许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尽其所能地收集到了关于秘鲁人口统计学的全部书籍。他还搭上了自己的钱去雇用康奈尔项目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翻遍了秘鲁大教堂的文献库、国家档案馆和利马市政档案馆。在缓慢地计算死亡率和出生率数字的同时，多宾斯的发现继续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同任何学者一样，他最终把自己的发现付诸文字。但到了文章于1963年发表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发现远不仅仅适用于秘鲁。
印加人和万帕诺亚格人，就像土耳其人和瑞典人一样不同。然而多宾斯发现，实际上，二者与西班牙和英国的不同战斗，都有着相似的生物文化模板。该模板解释了一个复杂的事实，即每一个印第安文化，不论大小，都最终屈服于欧洲。（难道不应该有一些例外吗？）于是，以此主导叙事进行反推，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看待美洲原住民社会的方法。该方法不仅转变了我们对哥伦布到来前当地生活的观点，也转变了我们对这些大陆本身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