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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们的生日——美国理想

记我们的生日——美国理想

美国是一个殚精竭虑构造出来的,而非逐渐从古老的过去演变而来的国家。那是有计划地达至民主理念、宗教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那是承诺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承诺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反对旧世界的管制和压迫。和欧洲的军国主义不同,它要放弃建立常备军,“入鞘战争的破坏之剑”。那是一次乌托邦的实验,测试给予人们自由、独立和自治,用科叙特(Kossuth)的话说,他们“会适时地成熟,演变为卓越、有尊严的人类”。那是被压迫者的新生,那是启蒙,那是乐观。

不论新旧世界中人类的虚伪、腐化,不论他们还有贪婪、狡诈、残忍,以及这样那样摆脱不了的坏习惯,美国建立之初的理想,在建立的百年之后,大体是深入人心了。虽然有所保留,但美国人相信它,前来协助我们革命的人相信它,后来见证我们发展的人相信它,无法忍受故土逃离而来的移民也相信它。

这些理想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我们的体制,某种程度上还塑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但理想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物质条件对我们施加了反作用。无险可凭的边疆,白手起家的艰辛,物产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待开拓的大陆,一起造成了物质主义的流行,导致了美国人对金钱、财产和权力的追求,其程度不说比我们逃离的旧世界更强烈,也是旗鼓相当。我们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异常巨大:移民一波波涌来,带来了精力旺盛、头脑聪明、不甘寂寞的人。他们义无反顾地跨越未知的大洋,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还有两个塑造我们的因素是:奴隶制的阴暗和本地印第安人的破坏。

建国第一个百年时,美国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功。在它第二个世纪的生命力,它的理想和它的成功持续交战。1886年竖立起的自由女神像仍然代表着“渴望呼吸自由”的承诺。希望对他们来说,如一个外国访客所见——“常驻美国,就像教皇常驻罗马一样”。但是渐渐地,理想在搏斗中丢失了阵地。在1900年左右的转折点中,美国欲拒还迎地接受了帝国主义,理想失去了统治权。它经受了越来越多的自我怀疑,越来越多的希望破灭,但它活到了祛魅除邪的今天,遍体鳞伤,步履蹒跚,但没有被征服。

20世纪美国的经历不为美国独有,而是西方经历的一部分。中世纪,瘟疫、战争和社会暴力都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的概念能被看作人的良知,那么这种解释至今仍然适用。我们在20世纪的罪——贪婪、暴力和非人道——罪孽深重,让19世纪建立起的骄傲和自信化为沮丧和自我唾弃。

在美国,从上到下,我们的社会弥漫了对法律的轻视。政府——包括执法部门、商界、工人、学生、军队,争相竞赛着破坏社会为自我保护而建立的规则和道德。穷人比富人更甚。一个平民百姓,挣扎着坚守他从前信守的道德和行为标准,每天都会被各种洪水猛兽揍得七荤八素:贪污、粗鄙、没担当、无知、丑陋,一切指代垃圾的词汇。我们的政府在海外和最没有人性、最不自由的国家搞合作。这抵消了我们军事硬件的发展增殖,我们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安全了。它不吸取教训,不学聪明,还能腐蚀所有感染了波多马克热的人。

但理想不死。美国人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会被动消极。我们暴露错误,我们消灭错误。每天,某个地方的某个团体都在与滥用公权斗争,虽然有联邦调查局存在,但他们光明正大,因为他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有信心。美国滑落得离最初的理想已经够远了。不过,在古拉格群岛和摇篮到坟墓的福利

之间,会有某个地方,比任何地方都有更大的机会走向社会幸福——即是说,既有个人自由又有个人自发的幸福状态。人类为之奋斗数个时代的理想社会依然遥不可及。但是,不管民主与社会秩序、个体自由是否兼容,这个问题如果有解决的希望,那么,那会是在这里。

刊于《新闻周刊》,1976年7月12日。

波多马克热(Potomac fever),犹指华盛顿特区趋炎附势,攀附政府高官的病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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