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何时脱身、为何脱身以及怎样脱身

我要发表一些观点。第一，我们正在亚洲打一场没人知道目的为何的战争。如果是为了让世界和平，免于侵略，那只是一个口号，不是可能性。如果是要遏制共产主义，但我们却摧毁了一个正在构筑遏制的社会。如果是要保证亚洲对我们和我们企业开放，那就像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原则一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个原则往往还有另一条原则与之颉颃：“不要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我们坚守一条，就要破坏另一条。

我还要说：南越关于“免于侵略的自由”和民主建制的情况，且不提人民的普遍福利情况，在美国进入之后不断恶化。自从我们军事干预之后，那里的事态和美国的声誉就每况愈下。对战争的控制、对政策持续性的保持都掌握在总统的手中，而总统已经把自己锁死在了轨道上，或因为颜面，或因为无法理解事态，总之，他不想改变和调整既定的方向。我等待着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迹象——比如约翰逊先生还是能倾听历史的前车之鉴的——但没有任何迹象出现。目前为止，总统不能改弦更张的事实几成定局，所以除非政府更迭，否则战争就不会终止，我们也不会撤退。

为什么不能取胜而退呢？因为从军事原理来说，交战方不主动进攻就没法取胜，进攻可以是摧毁敌军的武装力量，也可以果断地切断他们的供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全力进攻。我们也不可能绕到北越后方切断他们的通信，而不引起苏联或中国，抑或两者同时的报复，从而导致世界大战。至少现在还不错，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开始抵制两方面的压力，一方是有理由对职业深感挫败的士兵，一方是狭隘的“让我们把他们全部干掉”的鹰派。

不能全力进攻，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付出最大、最为残酷的冲突——消耗战。没人想唤醒这个带回“一战”噩梦记忆的词汇，不过还是挑明这一点为好。首先，战略已经失效了，因为北越人和越共是在为国家和事业而战，比我们更能咬牙坚持，另外他们还有俄国和中国的物质支援。其次，我们无法获胜是因为我们毁掉了这些人的家园、幸福和生活，那些我们本该为其而战的东西。

但我们还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我们唯一的手段，就像1914—1918年的将军们对西线的绞肉战的坚持一样，今天的指挥官们重蹈覆辙，不问何时对前线再次发起进攻，而只是想知道他们会在哪面墙上碰得头破血流。今天的约翰逊就是那时的道格拉斯·黑格，他们只有一个显著区别：黑格有虚掷人命的无限权力，而这种权力在今天最终被文官所限制，约翰逊就是限制军队的那个文官。除了全体选民，他说话一言九鼎。

协约国最终赢得了1914—1918年的消耗战，完全是因为新的交战国——美国的加入。而今天，就算我们知道了许多人都不清楚的、赢得这场战争的条件所在，我们也没有胜算，这是明白无误的。《华尔街日报》除了坚定的现实主义，从不倒向任何一种立场，它在2月23日承认，“战场的情况”可能让美国“被迫放弃不堪一击的立场”，国家“准备尝到失败的苦果，这是美国无力避免的”。

我想，这种意见在我们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但现在，有人勇于说了出来，其后果——在白宫的保守圈子之外——也并非不可想象。一不丧国土，二不伤政体。受辱而已（这对我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算不上天大的灾难。这可能会鼓励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付出的最大代价。这场买卖最后赔了本，但也并非像有些人渲染的是个什么大灾大难。说越南会跟着倒向共产主义的观点丝毫不新鲜。北越已经确然展现出了独立精神，绝不会被吸入中国的轨道。如果中国没有变成俄国的傀儡，那为什么北越一定会变成中国的傀儡？害怕被中国吞并是亚洲所有国家的恐惧。有理由相信，一个强大、独立的越南，不管是不是归附共产主义，都将成为遏制中国的缓冲，而不是中国扩张的通道。

靠军事胜利结束战争已不可能，那么谈判呢？看来也不可能。越南各派系的争斗不可调和，再加上牵扯其中的美国的声誉问题，有效谈判的机会不说没有，也是极其渺茫。交战国很少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朝鲜战争算是个罕见的例子，尽管杜鲁门比约翰逊灵活得多，理性得多，即便如此，当年也是白宫易主谈判才得以成功。如今，只要我们身陷亚洲、持续失血是俄国的利益所在，即是说，让北越继续战斗，只要河内认为控制全国还有一线之机，我们和对手就不可能达成满意的谈判结果，除非谈出一个保存颜面的安排，让我们撤离，在间隔之后，把这块土地最终留给他们。如果他们以此为基础来谈判，从而终结轰炸，终结杀戮，赢得喘息时间，我们又用什么来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再一次兴起？

答案是我们阻止不了。这就是症结所在。抵抗侵略的意志、动力、精力和能力如果本不存在，是无法人为激发出来的，也是无法替代和由外国给予的。我们对南越的资助和俄国对埃及的资助一样无穷无尽，因为没有我们，他们孱弱之至。而且，只要有大规模的外国势力存在于他们中间，替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自强的意愿也不会凭空生出。

我们必须继续对共产主义的要害施加压力，但是仅限于资助那些有能力、有意愿、有动力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代理人。我们不能让援助像流沙一样流走。在“让乔治（或者山姆大叔）出手”的政策下，我们对亚洲的控制尝试就是自毁行为——并且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新殖民主义，是反历史潮流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结束战争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国际社会的停火令，这在目前为止只对小国施加过。如果足够多的国家都愿意和平，那么联合国就没有理由不挺身而出，签署停火命令，下令越南和美国停止战斗。从而给约翰逊一个台阶，如果他够聪明（尽管我不敢打这个赌），他就该接受，并在竞选日来到之前安排好一切。

如果这个办法失败，还有另一条路好走。美国可以有尊严地、诚实地宣布，我们给予了南越一切可以给予的财政和武器帮助，也献出了我们国民的生命，已经履行了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计划以一定的速度，比如一个月5万人地，撤出我们的部队。并且在撤出之时我们可以告知南越，他们的地盘将被一些有更为直接利益的国家所占据，比如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如果他们缺乏能力，我们现在对他们施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尝试，这样的努力应该告一段落了。

刊于《新闻日报》，1968年3月8日。

越南南北联合执政——再不值一条人命

如果尼克松政府再把建立越南联合政府作为越南困境的出路，那么我们就看不到出路。我们已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四年（是真的奋斗，还是为了安抚大众我可不敢说）。最近基辛格先生访问巴黎，他对媒体说，他带去了“一个关于联合政府的计划”。我们对此该有何期待呢？历史上一国国内的纷争，联合政府的唯一结果就是蛇吃兔子，总有一方被另一方吞食。

分歧大得要诉诸战争的双方怎么会妥协呢？葛底斯堡战役后美国的南北两方停止了战斗，建立了联合政府吗？西班牙内战后佛朗哥大元帅和保皇党人联合执政了吗？我们近期在亚洲的经历也给我们以启示。

在1944年到1947年时，我们执迷于让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执政，以失败告终，我们在亚洲的战争目标毁于一旦，美国的代理人彻底垮台。

那个时候讨论联合政府是很有吸引力的，就算不能诱惑前方的资深观察员，至少也能对身在华府的政策制定者起作用，后者遵循的是自己的原则，制订的政策与其说符合现实，不如说只符合了他们的想象。“二战”中我们在远东战争的基本前提和目标就是，保证战后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国，以填补日本失败后的权力真空，从而确保亚洲战后的和平与稳定。威胁已久的中国内战如果爆发，将让上述目标化为泡影。为扭转危局，也由于短期军事需要，中国两个敌党的联合我们认为势在必行。两党都宣称有此意愿，都同意谈判，实现目标似乎近在眼前。

共产党的愿望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有意利用联合执政为扩张势力的舞台，他们有信心据此获得全国性的权力，也只有如此，作为合法政府的一员，他们才可能获得美国提供的军火。也正因为此，蒋介石不愿开门揖盗，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他也只能佯装谈判，因为他日薄西山的政权需要美国的军火和其他援助。和一切不愿真正履约、也不愿公开拒绝的人一样，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让对手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要掌管共产党的军队。中共也不会引颈就戮，也提出了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条文和保障条件。

在美国焦急的调停下，要求、让步、僵持、重启，各种花样持续了两年半。直到“二战”也结束了，杜鲁门总统派去了战争中表现卓著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为调停人。马歇尔在一年中坚决地把筹码押给了其中一方，美国的调解工作终于失败了。虽然蒋和毛在某个短暂的时刻也一度达成协议，照片中的他们在餐桌的两端举杯相邀，各自对旧仇面露真挚的笑容，但两个阵营终究没能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因为一方的存活就意味着另一方的毁灭。

史迪威将军苦涩地看着马歇尔任务的经过，正如他的观察，“即使乔治也不能在水上行走。”如果乔治不能，我们能指望黎德寿、尼克松、基辛格能吗？

联合执政，尽管这个概念被众多鸽派拥护，它也就是个自欺欺人的幌子，好让我们能够在尼克松政府所谓的“荣耀”中脱身。说“荣耀”，因为我们已没有其他理由好讲。我们也许还能保留一些尊严地退出越南，但拜托不要再谈什么荣耀。

刊于《纽约时报》，1972年5月26日。

平民VS军队

平民和军队的关系这一话题，常常让人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性思考。爱好和平的人似乎不愿意去研究军人，其逻辑好像是如果你不关注他，他就不存在。并非如此。武装部队是人类好斗天性的有序组织。下午游行抗议的同样一群人，晚上就可能排队去看时下最暴虐的电影，在血肉、谋杀、痛苦和强奸中自得其乐。

一个人要表达对越战的反对，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表示他讨厌军事，对武器装备毫不感冒。但是这场战争的错误原因，以及有两个发展趋向——第一，军事新近在我们这个社会获得了永久的地位；第二，武装部队向着全志愿兵役转变——都正要有力而急迫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见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不应该对军事不闻不问，不应该放弃他们左右军事政策的责任。

20世纪初，法国作家朱利安·邦达详细阐明了他名为“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理论。他指责知识分子背叛了精神生活和理性领域，屈尊搞起了政治、社会活动和民族主义。而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向的背叛。当军工、军政利益团体深入政策制定过程，左右政治决策时，有见识的平民拒绝参与，敬而远之，把战争交给了职业战争人士去操控。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和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核武器，因为它太过致命，所以是缩减，而不是扩产了；所以无限制战争变为了有限战争，这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副产品：战争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最后的手段，而变得常规，成为推行某种政策的家常便饭。

这一发展趋势意味着军事武力将比以往更多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所用，意味着由于长期的义务保证，自我设定了越来越多的威慑需要，并且要准备打两场半战争的全球战略——不管这周的数字又变成多少了——技术、工业、政府部门都会因为这个事业变得无比庞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影响政府的一切行为，从而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如今在33个国家保留了2000个军事基地，在50个国家派有军事顾问团，每年要花费近40亿美元的军费。为了维持以上项目，加上越南战争和美国常备军的开销，这个国家435个选区中的363个都设有国防工业和设施，占总数的5/6。

谁在从中获益？谁得利了？是谁在国会游说，要维持这些基地的运转，并且吸引还没有工厂的地方加入？如果你说是国防部在为此奔走，那么请别忘了，还有当地的商人和生产厂家，当地的工会和雇主，以及当地的国会议员，这些议员是我们让他们当选的，我们也可以让他们下台。是谁支付了目前840亿美元的军费？是纳税人，他们同样也拥有选票。

传统上，美国军队自视为独立于国家政策的一种工具。它的存在是为了执行政府的决议，当命令开始实施时，不问“为什么”“凭什么”。但是，当它越被用于执行最终的政治决定，越深刻地在政府中发挥影响，它就越不能保持无辜的中立。平民也是一样，我们的天真无邪，置身事外，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美国治国的基本前提是文官治军。越南战争就是文官政策的产物，是连续三届文官总统和他们的学者顾问和文职顾问的手笔。没能终止这场战争说到底，也是文官的失败，因为国会没有停止战争拨款。

这场失败要追根溯源到哪里呢？要到选票。我听到轻飘飘的、空洞的“权力属于人民”的口号，心里就犯糊涂，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我们更有权力呢？

因为这是场可耻的战争，所以就要谴责军队，并且嫌恶地与他们的专业撇清关系，这是逃避主义。这让反战的平民自感道德高尚，耻辱事不关己。从而让别人去当兵，而军人的工作对一个国家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长远来看，保证了那些清高的平民的安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脏活儿，他们不能干。

军方进行的战争导致了毫无人性的事件，民众对其怨声载道（或许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是无目的和无意义的）。首先，军方不可原谅；其次，校训为“责任，荣誉，国家”的西点军校生和预备军官学校（OCS）毕业的大老粗卡利斯中尉一样，都难辞其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像一位军官说的：“我们有卡利斯，是因为那些哈佛的浑蛋不打仗。”“哈佛”指的是所有缓期入伍的大学生。

或许，如果有更多的大学生浑蛋参军，而不是卡利斯，或许发生的就是哗变或静坐示威，而不是美莱村惨案——这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对于正规美军来说，他们的士气几近无存，职业军官别无所求，只想尽快撤离越南，也许这就是尼克松如今所做之事的原因。

左翼人士（liberal）对军队的嘲笑丝毫不能给他们自己脸上贴金，也不能表明他们就高人一等。军队士兵也是人。他们中间良莠不齐，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勇敢忠诚的，有业务熟练的，有学者型的，也有勇士型的，还有夸夸其谈的人造英雄。这个职业可能要求了更多的循规蹈矩，屈从等级，也有更多的超级右翼爱国者，不过，每个群体都有不讨人喜欢的职业病。

不是军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为战争负责。士兵只不过是本性表露的一个形式。进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爱。我作为学习人类行为记录的学生，我敢自信地说，和平不是人类的传统。历史学家计算过，工业革命以前，战争冲突是人类花费时间第二的活动，仅次于农业耕作。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识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正视军事事务，而不是对其置之不理，要学习它，甚至通过后备军官团去参与它。如果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成为预备军官，成为军队的骨干，他们就可以发挥作用。那里才是他们发动罢工的地方。如果所有的预备军官出走，军队就无法开动。

最近有个退伍的陆军上校建议，所有现役陆军军官，不仅仅是预备军官，“都应该通过民办大学的学位计划招收，以及直接从大学里的后备军官团招收。”如果现在这件事成真，有文化的平民就真的可以掌握军队。如果年轻人想除旧布新，这才是正确的路径。奥利弗·克伦威尔没有花时间关掉牛津大学，他建立了新模范军。

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由的源泉——民主，有赖于平民的参与，而不是排斥，特别是吸纳他们进入武装部队。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原则是：全民皆兵，意思是拿起武器的人民和职业的常备军是大不相同的。武装的人民才是共和国的卫士，才能保证国家免受暴君和军事政变的威胁。

同样的思路构成了美国的持枪权的基础，这一权利由《权利法案》所保证，保留了“纪律严明的民兵”来保障“自由州之安全”。服务国家才是宪法这一条的用意所在，而不是反禁枪游说团体（Gun Lobby）口中的，在你枕头下藏一把手枪的权利，这样你就可以打你想打的任何人。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装备武器地服役不单是权利，而且是成为合格公民的标准。

由于我们的军队被用在了错误的战争中，所以我们要放弃以上的权利，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没人想参与到一个又坏又傻的活动中去，还有丧命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拒绝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公民的责任，而且为一种已经非常危险的走势火上浇油——常备军的复兴。正在发生的事情将彻底逆转全志愿兵役的目标。我们的军队将同市民社会更加分裂，更加隔绝，更加陌生。军人一直很珍惜他们与非军事部门之间的距离，他们有特别的使命感，因为他们选择了有生命危险的职业。从距离感中他们体会到一种荣誉，多少是对他们职业冒险性的补偿。欧洲军官社会地位极高，他们的军服流光溢彩，华丽炫目，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对美国来说，征兵是个极好的纠正机制——或者说本来应该是，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征兵名字不好听，因为它总是把年轻人拖向邪恶的战场。但如果操作公平，这是唯一保存“全民皆兵”原则的方法。不过，延期入伍的大学生嘲弄了这一制度。延期入伍是反民主的、精英的（用一个自负能当其名的人爱用的词），和美国以往发生的一切一样陈旧。我很高兴我的家人和朋友的孩子都逃过了越南战争，但我仍然以它为耻。

在通常的开放思维中，我们需要再次承认一些关于军务的常识或想法。这对我来说是紧迫的，我们需要不感情用事地理解我们和军人的任务之间的关系。

我一下就理解了，并且非常赞同已故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说的，“‘压迫’‘帝国主义’这些词是我们时代最愚蠢的口号，它们的本意已经冲洗一空。”他写道，那些大喊着这些口号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军事于我们的生活重要而严肃，不该用口号化的思维来讨论，更不该不动脑筋就讨论。

威廉姆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197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