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起床，清电邮，阅报，做运动，然后用午餐。之后，到总统府的办公室上班，看文件，写写文章或准备演讲稿。下午或傍晚时分，有 时会安排记者采访，再花一两个小时与我的华文老师在一起。
我习惯天天运动。八十九岁了，还可以端正坐着，走路也不需 要靠拐杖。三十来岁时，喜欢吸烟喝啤酒，后来因为容易在竞选时影响声带，把烟给戒了；当时尚未有任何研究显示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喉癌等各种病症。不过说来也真是奇怪，我后来居然对烟味特别敏感。至于啤酒，一度喝出了一圈啤酒肚，报章上的照片都看得出来。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健身，后来改成跑步和游泳，那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达到相同的健身效果。现在我每天使用跑步机三次：上午12分钟，午餐后15分钟，晚餐后15分钟。过去，晚餐前会去游泳，游个20分钟到25分钟。要不是这样，我还真达不到现在这种健康状况。这是一种自律。
我还经常约人见面交流。你必须见人，因为要扩大自己的视 野，就必须与人多接触。除了国内的朋友，我也经常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不时与来自中国和欧美的朋友会面。我试着不光与老朋友或政治领袖会面，也同时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
我大大地减少了出国访问的次数，那是由于时差关系，尤其是 去美国。2012年之前，我年年风雨无阻地到曰本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曰本传媒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主办，今年进入第十九个年头。有一阵子也几乎每年访华，如今因为空气污染问题倒不太想去北京了。但中国领导人都聚在那里，所以只好到北京去见见他们。我是JP摩根国际委员会委员，很荣幸他们为了配合我，把2012年的年会移到新加坡举行。道达尔咨询团也是一样。去法国还行，A380型空中巴士 12小时直飞往返。去纽约就累得多了，特别因为时差关系，总是晨昏颠倒。出国访问有助于开拓我的视野，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如何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或城市是停滞不前的。我就见证了伦敦和巴黎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历经变革。
退出内阁之后，对周遭发生的事以及时局的变化没以前那么清 楚了。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会尊重部长们的决定。我很少提出相反意见，至少不会像过去还在内阁时一样，能全面参与决策讨论。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强烈不认同时，就会向总理说出自己 的看法。一个例子是，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开放让免付费电视频道重新播放方言节目时，有人这么建议：“华语已在华族社群中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恢复方言节目，好让老人家能收看连续剧。”我反对这么做，并且指出，当我还是总理的时候，曾经因为压制方言节目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好不容易才让人们习惯说华语。现在怎么又来开倒车？ 一整代华人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喜爱的方言节目被腰斩而怨我。“丽的呼声”有个很好的讲古大师李大傻，我们就这么终止了他的节目。为什么还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在我们的下一代蔓延开来？只要一恢复方言，老一辈又会开始跟儿孙说方言。方言会卷土重来的，虽缓慢，却是肯定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种人人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当年，要把 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四大语文源流进行一番统合，并不容易。大多数华族学生报读华校，为自己的语言深感自豪，1949年新中国崛起后更是如此。为了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我必须展开多方面斗争。华文沙文主义者为了对抗这项政策全力拼搏，华文报和华校使尽全力提高读者群和招生人数。由于我当时的华文水平有限，所以交由我的华文新闻秘书李微尘严厉管制华文报、华文中学、南洋大学，以及属下的职员和支持者，将示威、怠工和罢工等活动减至最低。
最终，是英文教育的市场价值解决了问题。我们也才有了今曰 的新加坡，以英语与世界接轨，并吸引跨国机构进驻；同时保留母语为第二语文，让我们能与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保持联系。语文政策是个关键转折点，倘若人们选择走上另一条路，现在的新加坡恐怕只是一潭死水。
出于情感因素，也出于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需求，我们 需要保留华文为第二语文，但肯定不需要方言。我们耗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把方言从大众传媒彻底除去，如今反倒要走回老路，实在非常愚蠢。
来来来
生比死好。但每一个人终究得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是许多正 值壮年的人不愿意去面对的。但89岁的我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是：我会怎么离世？会不会是冠状动脉中风，迅速了结一生？还是脑部中风，陷入半昏迷状态，卧病在床好几个月？这两种方式之中，我宁愿要尽速了结。
不久前，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意即如果我必须靠插管才能进 食，而且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那医生就得为我拔掉插管，让我能尽速离世。我在一位律师朋友和医生的见证下，签下这份指示。
如果不签下这份指示书，医生会穷尽一切方法去阻止必然要发 生的事。我见过太多类似情况了。我太太的姐夫杨玉麟病逝之前插着管子，在家躺着，他的太太也同样身体欠佳而躺在床上。他的大脑渐渐没有意识，但他们还是让他继续撑了好几年。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我无法苟同。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
对于人生，我不会特别执著于什么，或者高谈什么伟论，就只 是以自己想做的事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就我自己来说，想做的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我心满意足。
不同社会对生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你到美国，你会发现 处处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南部保守的圣经地带。中国虽然接受了好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信条，但拜祭祖先，以及其他佛教和道教的习俗仍然普遍存在。印度则广泛地相信转世轮回。
我不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对于神的存在，我既不接受也不否 定。他们说宇宙源自大爆炸，可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超过两万年，已进化为有思想的生物，也有能力超越自己去关注宇宙万物，并反思自己的处境。这是印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吗？还是神造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嘲笑那些信仰神明的人，可我自己就未必相信，但不会去否定神的存在。
我的挚友韩瑞生，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临终前，有位神 父陪在他身边。当时他才68岁，还那么年轻，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身为天主教徒，他相信会在天堂与妻子重逢。我当然也会希望来世能与妻子重逢，但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样。若非如此，冥界岂不是会很拥挤？天堂真的如此广阔无垠，能容纳得下千百年来所有死去的人吗？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可是瑞生是这么相信的，在临终前有神父陪着走完最后一程，让他心灵十分平静。他的太太在2012年11月逝世，她也相信他俩会再见面。
我身边一些曾经尝试向我传教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做了，因为他 们觉得不可能改变我。我的太太在求学时代有个同学，对宗教非常热衷，不断地向她传教。结果她只好疏远这个同学，她说：“太荒谬了，我们每一次见面，她都想让我变成基督徒。”太太不相信死后还有来世。不过说真的，相信有来世，心灵上会得到安慰，就算明知道来世是不存在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体力大不如前，也不那么活跃。你 若要我在下午两点烈日当空下去访问选民，沿街与人握手，亲亲宝宝，我做不到了。二三十年前没问题，如今再也不行了。生命就是如此，生理机能只会随着年岁而退化。有时候我的秘书看我在办公室里休息，会问我是不是要取消下面的会议。有些时候我会说：“不，继续吧。”我只需要闭目养神15分钟，好让脑筋接下来更清醒。有时候真的撑不了，我会说：“是，把会议挪后。让我先小睡一会儿。”身体状况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我再活跃再自律都好，身体总会越来越虚弱。
到头来，我此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自己曾经花了这么些年， 争取支持、激发民心，打造了这么一个任人唯贤、没有贪污、种族平等的地方，并且在我之后还会持续下去。不像我当初刚上台执政时，林有福政府极其贪污。有个叫麦柏士的政府人员，新加坡年轻一代也许没听说过，他是华印混血儿，蓄着胡子，是个“牵线人”，专门收费替人拉关系办事。
处在一个贪污腐败风气甚盛的区域，新加坡没有贪污的情况， 显得格外突出。我们创造的体制，包括贪污调查局，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人们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都凭着能力才干获得擢升。只要继续维护这个体制，我们将继续进步。这是我最大的期许。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算是名义上的佛教徒。现在依然如 此吗？
答：是的，我还是这样认为。我经历过种种仪式习俗。我不 是基督徒，不是道教徒，不属于任何教派。
问：您说“仪式习俗”，指的是什么？
答：在特定的日子里去拜祭祖先，奉上供品等，这些都由佣 人帮忙处理。但我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这些习俗都会跟着消失。就如清明扫墓，一代代下来，越来越冷清。这就是祭祖仪式。
问：既然不信教，您又从哪里寻找心灵慰藉？
答：我的慰藉，来自于一切病痛苦楚折磨的终结。所以我会 希望这个终结赶快到来。我89岁了，翻开讣告版就知道很少人活得比我长命。我有时会想：这些人怎么活着？又是怎么死去的？久病缠身吗？残障卧床吗？ 89岁的人总是在想这些事。我的忠告是，如果你不想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或陷入半昏迷状态，插着一条管进食，就去签一份预先医疗指示。别通过外在干预延长生命，让我的生命自然了结。
问：基于一些原因，这么做的人在新加坡还是非常少吧？
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
问：您赞不赞成安乐死？这在好些国家已经合法化了。
答：我认为，如果前提是不滥用这个方法来摆脱老年人，而 且是当事人在理智清醒的情况下，为了结束痛苦而做的个人决定，我会同意这么做。像荷兰人一样。所以我签了预先医疗指示，实际上是在说：“请让我走。”
问：如果您的一个孙子来到您跟前，问爷爷，美好人生究竟 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他？
答：我有二十多岁的孙子，他们不会问我什么是美好人生。 他们自己清楚什么才是美好人生。他们所处的世界、所接触的人，变得不一样了，不同年代的人对人生应该怎么过也会有不同的要求。
问：您的意思是，不可能去影响今日的年轻人？
答：不。他们从呱呱坠地到十六七岁甚至更早，基本心态还 可以形塑。之后，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会影响他们的是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同代人的所作所为。
问：您谈到不相信过世后能见到妻子。即使在沉寂独处的时 刻，您也从没如此希望过吗？其实这么希望着，不也是
人之常情吗？
答：不。这么想是不符合逻辑的。假设人人死后都有来生， 那会是在哪里？
问：也许是一个超自然的地方？
答：所以我们全会是孤魂野鬼？不，我不这么认为。
问：您是否还会时常想起李夫人？
答：她的骨灰装在骨灰坛里，我已经向子女交代好了，把我 的骨灰坛与她的安置在一块，在同一个骨灰瓮安置室。纯粹出于情感因素。
问：希望呢？
答：不再希望什么了。她已经不在了，留下的只是那一坛骨 灰。我也会走，也只会留下一坛骨灰。出于情感因素，好吧，把两个骨灰坛安放在一块。但死后还能重逢？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不过印度教徒相信转世轮回，不是吗？
问：是的，印度教相信这个。
答：这一世过得好，下一世就会更好。这一世如果干尽坏 事，下一世就变成一条狗或什么的。
问：佛教徒也这么相信。
答：不过佛教徒对来世的概念就没说得那么明确。
问：您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还在内阁时很不一样吗？
答：当然。少了压力。
问：不过您向来都是一个很能应对压力的人。
答：在任的压力在于必须做决定。有时候好几个问题一起 来，等着你一一做决定，你就得审慎地作判断。一旦做了决定，就不可能回头了。是不一样的压力。
问：您会想念那种压力吗？
答：不，不会。为什么我还会想念？我已经完成了我该做 的事。
问：可是您会不会说您想念出席内阁会议的日子，能有机会 与年轻部长交流？
答：不会。我觉得是退下的时候了。89岁了。我所认识的 世界，固定在脑海中的几个参照点，心目中所勾勒的新加坡地图，全都不一样了。过去我经常到组屋区访问，对居委会的人我很熟悉，跟他们打成一片。我可以很好地感受基层。现在没有这些了。我得靠报告，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只得让还在基层走动的人去接手。
问：您在2011年大选结束后不久就宣布退出内阁。您后悔 过吗？
答：不。我都已经没精力再跟基层民众接触，又怎么还可能 继续参与决策呢？这项工作很耗体力。心智方面我没问题，因为从来没中风过，也没患上失智症。可是体力不行。接受你们访问之前，我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在跑步机上走，然后休息15分钟。过去我不需要这么做。
问：所以您没有任何未了的心愿......
答：没有。我要做的都做到了。总理职务，我交给了吴作 栋，从旁协助他。他再交给李显龙。如今是新一■代领导层主管，我的贡献不再那么有意义了。唯一例外的是，当他们想要恢复方言的时候。
问：冒昧问一句，您的健康状况还好吗？
答：我不久前刚入院，医生说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现在完 全康复，已经回去上班了。你得考虑到我已经90岁了，医生告诉我，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任何健康标准可循的。
问：这个标准就由您来确立吧。所以您对自己现阶段的身体 和精神状况还算满意？
答：不，是只好接受身体机能正在不断退化的现实。心智功 能还好，没有退化迹象，不像我的好些朋友。就这点我应该感恩了。我想多半跟遗传基因有关。可是身体上的老化，是阻止不了的。
问：您的心智状态，会不会也跟您经常思考有关？让自己的 脑筋时时保持活跃，总是对周遭的事物感兴趣，
答：是，当然。我也持续学习新的中文词汇和句子，逼自己 去记。就像玩麻将一样。
问：这些年来您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答：现在不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也不会吃得太饱。会试 着多吃蔬菜，减少蛋白质。
问：您在庆祝80岁诞辰时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曾经提
到，您担心人老了，生活的那一扇窗会越来越小，直至 完全关上，如同停止存在一样。现在还是这么想吗——设法让您的那扇窗持续敞开？
答：是。要不是这样，我宁可一个人坐着，为什么还要跟你 见面说话？
问：您会不会有寂寞的时候？
答：你得区分寂寞和独处。我有个朋友，名叫珀西•柯利 达，他是剑桥一位最聪颖的资优生，已经过世了。他的妻子是丹麦人，患有糖尿病，失去了双腿。珀西以前总爱说：“我享受一个人独处。”我会说：“去找台电脑，上谷歌。你可以找到所有你读过爱过的诗句，文学作品的绚丽章节。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全出现了。”结果他照做了。
问：您平日都看些什么报纸或网站？
答■•我读《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以前也读马来报 《每曰新闻》，现在不读了。我的马来文掌握能力在过去是不错的，但现在没必要了，因为新加坡多数马来人都说英语。我从网络上了解各地新闻，包括本地的、区域的，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和欧洲。有时也关注中东局势。拉丁美洲新闻几乎不读，因为跟我们不
相干，太远了。
问：具体看哪些网站？
答：谷歌。我预设了不同区域的新闻，会自动搜索显现。
问：最近看了哪些书或电影？
答：我不看电影。
问：书呢？
答：我平时爱看有意思的人物传记。小说对我毫无吸引力， 都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重建人们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问：最近可有读过哪本自己喜欢的好书？
答：一本戴高乐传记3法国战败，他一无是处。他到伦敦 去，说：“我是法国。”再到阿尔及尔，对着归顺了维希政权的阿尔方斯.朱安说：“你身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相当有胆识的一个人。当然，他最终重返巴黎，盟军还为他开道。
问：您最近都在想些什么？哪些事情会让您在夜里睡不着？
答：我想着我们的人口变化。整体生育率只达1.2,我们不 得不引进移民。要新加坡人改变观念是很困难的。妇女受过教育，想过另一种生活，而不是年纪轻轻就被婚姻和子女所困。她们要先四处旅行看世界，要享受生活，然后才结婚，但到时候她们可能就生不出孩子了。
问：您对新加坡有些什么期许？
答：希望新加坡沿着轨道穗健前进，维护所有让它在这个区 域超凡出众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