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欧洲试图理清单一货币的相关问题之际，这个大陆也不得 不关注它相对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福利社会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法律。这些政策在当初构思时看似好主意，接着在二战后于整个欧洲陆续出台，但是在过去几十年，这些政策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尤其是随着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一一抬头。欧洲人如果想避免持续懒散，并恢复曾经闻名一时的活力和勤奋，就必须展开大刀阔斧并伴有痛苦的改革，简化其复杂的福利制度，放宽公司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法规。
作为一名在战争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学生，我记得曾敬佩克莱 门特•阿特利政府在早期尝试为每个人提供慷慨的一辈子福利的做法。例如，我配了一副新眼镜后发现不必付钱，对此我感到惊喜，原来费用全由国家医疗保健服务给包了。我心想，这是一个多么文明的社会啊！我当时还不明白这种全面供应的方式，对造成效率低下和懒散的潜在作用。但后来，我是了解了。
阿特利政府的出发点完全是善意的。在经历两次几乎摧毁一切 的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政府和人民想要的是一种宁静安定的生活，有什么负担都由大家平均分担。除了精英分子，那些在战争中以鲜血付出代价的更多是无产阶级者。社会对底层人民有一种强烈的亏欠心理。所以，当政治人物提出要公平，要社会福利政策来照顾失业者、病患和老人时，很轻易地就是一呼百应。
多年来，欧洲在负担这些政策方面没什么问题。马歇尔计划通 过刺激欧洲从满目疮痍的战争中强劲复苏，帮助大多数西欧国家重新站立起来。工人的工资上涨，他们所支付的税赋足以支撑国家福利。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对欧洲来说，世局改变了。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欧洲的低技术工人发现他们不仅与自己人竞争，也同日本，然后是同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在竞争。出口因对手的价格更低廉而受到影响，企业则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亚洲。欧洲工人的工资自然也下降。要是没有中国、印度和曰本，福利社会这个制度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行。但是一旦这些国家登场了，福利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可持续了。
当然，欧洲人是尽力地朝提供更高价值的商品与服务的方向发 展，然而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做的是有限的。你或许希望往上攀升，但是一大部分的人口未必能跟着行动，因为这涉及学习新技能，而这需要时间、精力，以及更重要的，意志。何况，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也有能力自我提升。这是一场不断自我完善的无休止较量，就任何特定的年份而言，你比竞争对手获得的进步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较量的结果最终是取决于一国人民的先天素质，以及国家的组织和治理方式。如果与欧洲对阵的是斐济或汤加，那么后两者或许真的无望赶上。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欧洲面对日本、中国或者是印度，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全球情况容易改变，不幸的是，法律和政策却很难。应得的利 益一旦给出去了就几乎无法收回。任何政府要是有胆量尝试，人民会通过选票给予它重重的惩罚。英国撒切尔夫人用尽她所有的政治才智和资本去设法扭转政策，结果她只成功了一半。其他欧洲领导人肯定也看到了她所取得的部分成功，但是他们所面对的选民，显然没打算放弃多年来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许多欧洲国家，这己成为根深盘踞的问题。
如果福利开支停滞在一个水平，问题或许还可以受到控制。可 是，这类开支向来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不只是绝对数额，它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也会上升。原因之一是民粹主义者会施压要求扩大现有计划，不过，就如瑞典资深新闻工作者乌尔夫•尼尔森所观察的，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福利制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自我产生需求”。他在2007年一篇有深刻见解的文章中写道：“福利会催生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允许人们在退休年龄前退休会造成人们提前退休。”换言之，这些欧洲国家的一些理性的公民，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最终会设法战胜这个制度。据说某些情况是，有些人一边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可多达他们最后支取薪金的四分之三，但另一边又同时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从事兼职工作。这样他们领的是两份收入，而由纳税人承担损失。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截至2007年，经合组织的欧洲 成员国的政府社会支出，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在一些国家，这个数字显然更高——意大利25%、法国28%。相比之下，经合组织的非欧洲成员国在社会支出方面，平均只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7%。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比率则为16%。
不过，福利社会最坏的影响，不在于其僵化或难以为继的本 质，而是它削弱人们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设计成不管一个人努力工作还是悠闲过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努力？他根本没有向前走的推动力。美国人自力更生的态度比较普遍，因为就算失业者获得了援助，也有措施确保他们会积极甚至被强迫去找工作。那是一套不同的理念，其基本原则是工作将使个人和社会更好，而支撑这套原则的信念是，过度慷慨的福利往往会削弱并在无意中抑制人们奋斗的动力。欧洲模式造就了一个习惯于津贴的阶层，因此他们缺乏强烈的工作热情。
除此之外，欧洲对于不必要的严格劳动力市场规定也没打算让 步，包括管制公司裁员、最低年假等。目前的新经济格局越来越讲究灵活，它偏在这个时候更加固执己见。法国及周边国家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还在尽量延续那个神话，即在经济不受太大影响的
情况下，工人可继续拥有过去的福利。当地学生也要求享有同父母 一样的安稳工作权利，换言之，他们要求的是世界为他们停止转动。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措施最终伤害的是劳动阶级本身。因裁员而受罚的企业理性地作出反应：尽管经济增长苗头再现，它们雇用员工时更加谨慎。工作是有，只是去了别的地方。
统计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2008年，以过去十年平均失业率 计算，十大劳工法最自由的欧洲经合组织国家当中，八个同时跻身失业率最低的前十名。相对的，十个劳工法最严苛的国家当中，七个登上了十大高失业率排行榜。
但是，现在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些政策？工会走上巴黎的街头游 行，怎样都不相信全球的竞争力量已经使得雇用法国工人不再合算，从而必须要他们放弃额外福利。他们会说：“不，我们要保留这些福利，然后再设法竞争。”
我从一开始就确保新加坡不会沿着这条福利和劳工法的路线发 展。见过英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如何实施一些政策，我肯定那将通往毁灭。我们不允许工会危及国家竞争力，而是通过劳资政这个基于非对抗性谈判的三方关系，去与工会建立关系。我们终止所有免费配药的做法，确保收费慢慢贴近现实。我们提供的是资产，不是津贴。政府协助你买房子，并填补你的中央公积金①户头。你可以选择花完这笔钱，但是当你退休而身无分文时，你得自己面对后果。相反，如果你不乱花这笔钱，让它增值并赚取利息，长期而言，你将获益。换句话说，每个人必须负起各自生活的责任，政府会从旁提供一些协助。我相信，要是采用了欧洲制度，我们的经济
①中央公积金（CPF)是新加坡的退休金制度。它建立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
将失去不少活力，并将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欧洲前方的是苦日子。由于独特的历史情况，欧洲人选择了 福利和劳工保护的发展道路。谁都不能否认，比起美国，欧洲人的这种选择造就了一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底层阶级比较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较小。然而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放弃这些政策，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每年会多取得1%至3%的增长。在一段时间内，许多欧洲人的生活仍将舒适，因为他们在年头好的时候积累了储备。但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他们在战后为自己创造的舒适和受到百般呵护的世界，最终会被外部力量弄垮。届时，他们就得协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