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似乎比天堂更适合我虚弱的头脑。这毫无疑问，因为地狱更为世俗。
——弗兰纳里·奥康纳
在那个意识形态方面布满焦虑的时刻，一群儿童患上了失能症。困惑不解的家人疯狂地四处求医；与此同时，症状在观察下却仍在加重，病情也不断蔓延。一个由牧师组成的专家小组介入其中，一个无法核实的解释大获支持，指控方兴未艾，有七十人被关进不通风的牢房里，他们被指控犯下连自己都想象不出的罪行。这些事不只发生在17世纪。但是，在1692年，最终定论尚未出现。哈桑可以调查指控，监禁嫌疑人。但在代理总督允许塞勒姆案件进入正式审判程序前，他和马萨诸塞的所有法官都不能进入下一步——大陪审团审判和正式公诉。作为一位八十九岁高龄的温和派政客，加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代理人，总督似乎已经选择暂缓审判。十六年前，他赦免了一位被指控的纽伯里女巫。在获得赦免后，约翰·黑尔曾提及过她。殖民地在不同政府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政府和无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它等待着正在途中的特许状。它等待着它的新总督。一切都处在停滞状态。亚瑟·米勒在1953年指出：“塞勒姆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有开头、中段和结尾的戏剧之一。”随着恐慌加剧，埃塞克斯县的监狱里挤满戴着镣铐的女巫，戏剧的中段拉开了帷幕。
5月14日黄昏时分，拯救——或至少是司法救济——通过曾经的缅因牧童以一种浮夸且离奇的形式降临了。 [1] 星期六傍晚，马萨诸塞新任总督威廉·菲普斯（William Phips）爵士一路驶过浪花飞溅的岛屿进入了波士顿那雄伟的港口。他还没上岸，就听到新英格兰云杉的枝叶在微风中噼啪作响。这座城市建在三座连绵起伏的山丘的斜坡上，镇子——其中有漂亮的教堂、宽敞的码头、一幢两层高的镇公所，还有遍布着商人和精美商店的集市——四周几乎都被水围绕。波士顿很小，你可以轻松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寻找丢失的奶牛。有斜屋顶的砖砌宅第已经开始从密密麻麻的木质房屋间拔地而起。尽管如此，在狭窄的街道上，你碰到一只猪的可能性比遇到一辆马车要高。临时政府官员聚集在码头迎接菲普斯；祝福者将鹅卵石街道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声欢呼喝彩，与庆祝的炮响交相呼应。与新总督一同前来的还有英克里斯·马瑟和新修订的殖民地特许状。三者共同前来拯救马萨诸塞这个“摇摇欲坠的地区”，使其脱离后安德罗斯时代的无政府状态，摆脱困扰其人民的“万千困惑和纠葛”。
在几百个举着旗帜的民兵陪同下，粗犷英俊的菲普斯向镇公所走去，有人挥舞着长枪和滑膛枪，有人穿着胸铠和厚重的紧身皮衣。他时年四十一岁，不像是适合此职位的人。他魁梧英俊，作为军械工的儿子，菲普斯早年在缅因的偏远地区生活；在二十二岁时，他以造船工的身份移居波士顿。他生性粗豪，野心勃勃，不甘心只是成为美洲历史上第一批白手起家的人。当塞缪尔·帕里斯在隔壁开设新店铺时，菲普斯决定外出寻找财富，航行到西印度群岛去找沉没的宝藏。最初的远征带来的仅仅只有两次暴动，他还赤手空拳地镇压了第一次。而在第三次旅程中，他在海地的海岸上发现了一个藏着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地方。英国赞助人资助了那次航行；菲普斯带着三十吨白银驶向伦敦。几个世纪后，凯恩斯写道，他的壮举“看似不可能却大获成功，是最非比寻常的记录之一”。这个结果改变了英格兰未来的金融状况，引发早期的股市繁荣，直接导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在一个五百镑就算是一大笔钱的时代，菲普斯的股份就值一万一千镑。 [2]
虽然这一功绩为他赢得了勋章和爵士头衔，却丝毫没有改进他的举止。一位牧师在1688年对哈佛毕业生说，菲普斯或许能与摘取金羊毛的伊阿宋相提并论，但他仍是一个粗鲁卑鄙的拓荒者，靠的是发达的肌肉、咄咄逼人的气势、各种形式的越权和猛烈的武力手段，他的这种做事方式也引来许多人的指责，包括他现在所取代的那位年迈的代理总督。十年前，在波士顿的一家酒吧，治安官试图驱逐菲普斯的手下，双方僵持了很久。他为了手下的利益插手干预。当治安官威胁要通知当局时，菲普斯怒吼，他“不关心臭狗屎总督，因为他拥有比总督更大的权力”，在其他场合，他会更不得体地表达这种观点。在接受审判时，他会将宣判书扔回给法官。（当时在法庭上对他进行罚款的法官，正是即将要成为副总督的斯托顿。）连混了很久的老水手，都会钦佩他咒骂人的能力。财富也不能抑制他对贿赂和勒索的欲望。
将蛊惑人心的冒险家变成天使费时费力，但新英格兰杰出的神话缔造者成功做到了这点，后来，在关键时刻抵达波士顿的菲普斯被形容为“从天而降”。这种和神迹挂钩的说辞让他的同代人够呛，但他到来的时间点却更成问题。“我们每天都期待威廉·菲普斯爵士的到来。”塞缪尔·休厄尔提出——他说这话的时间是在近四个月前，当时，帕里斯家的女孩们第一次痉挛发作，新总督离登船上任还有几周时间。 [3] 而菲普斯带来的特许状从颂发起已有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马萨诸塞这个“贫困、衰弱又破败不堪的地区”每况愈下。
菲普斯尽管轻率鲁莽，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后来居上者。他二十二岁才学会读写，但仍不能娴熟掌握这两种技能。 [4] 他显然无法区分书上的荷兰语和英语，也可能无法辨认自己在1691年12月被授予的官职。他被王室任命为总督；而根据旧特许状，他的职位需要通过竞选产生。1689年3月，菲普斯从伦敦奔赴波士顿，传递英国光荣革命的消息，在这场革命中，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斯二世，新教国王取代了天主教国王。在船上，菲普斯想到他将亲自罢免饱受诟病的王家总督安德罗斯，便欢呼雀跃；他到达后，发现这项工作在六个星期前就已经被完成。一年后，菲普斯来到北方教堂，科顿·马瑟在那里为他施洗，敲定了他的政治前途。这项仪式的延迟在他的履历中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马瑟也解释道，毕竟缅因没有固定的牧师执行这任务。
1690年，菲普斯率领一支海陆远征军队攻打法属加拿大的首府魁北克。关于瓦巴纳基——法国联盟的传言一直、也将继续在新英格兰流传；有消息说，敌人打算摧毁殖民地的所有城镇。此前，菲普斯成功打击了新斯科舍的法国前哨部队，这一成就因其部下在当地的掠夺而略显肮脏。1690年远征行动的计划草率，且一再被推迟执行；法国人用猛烈的炮火迎接他。在这场耗资巨大的战役中，他牺牲了数百名战士，伦敦方面认为这是“可耻而懦弱的失败”。菲普斯亦在转变北美金融历史中发挥了作用；殖民地没有资金支付回程的士兵、水手，或者招募新兵，于是便发行纸币。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崩溃，贸易停滞，法国预计就要实行报复，波士顿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波士顿的一位访客指出，“这些可怜的人已经做好啃食彼此的准备。”这些情况都没有阻止菲普斯驶往伦敦，请求威廉三世提供资金将法国人彻底赶出北美洲。缅因的毛皮贸易和渔场岌岌可危。（定居者认为，如果法国人染指马萨诸塞的造船厂，英格兰也必定会后悔不已。）正是在这次出行中，菲普斯在特许状谈判中与英克里斯·马瑟联手。
那个晚春的星期六下午，菲普斯从波士顿码头走出来时，天上的光亮全然消失了。全城一片寂静。在镇公所的阳台上，他的演讲进行到一半——上帝派他保护他的国，所有先前的法律和自由都将沿袭——他就停了下来。当时，天光都消失了。他决定不再违反主日休息的传统。欢呼和致敬便留到星期一再举行。民兵们借着烛光陪他来到现今位于塞勒姆街和特许状街拐角处的红砖宅邸，房子的布置美轮美奂，远处则是壮丽的海港风景。人群继续向英克里斯·马瑟的家走去，菲普斯的任职要归功于他。星期一上午，当局在柱式结构的镇公所重新集合，他们进行了六个小时的辩论，讨论菲普斯受任之事应从先前中断的地方开始宣读，还是应该重新宣读，政治与宗教在这点上相互冲突。而在同一个典礼上，六十岁的威廉·斯托顿宣誓就任副总督，此人为政府工作了二十年，经历四代政权的更替。
特许状在两天后被公布，它并没有实现所有殖民地——今后就是一个省——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殖民者终要为僭越权力付出代价：王室扩大马萨诸塞的边界，却限制它的权限。特许状摧毁了最初几十年的政治基础，对所有人（除了天主教徒）都表现出宗教宽容。唯有高收入者——无论是否是教会成员——才可以投票。殖民地居民丧失了选择总督的权利；菲普斯就任是英克里斯·马瑟在伦敦想出的折中方案。马瑟知道国王更希望由军人来掌管马萨诸塞，他解释道，如果新总督是新英格兰清教徒，这个省必定会忽视王室的委任。与此同时，王室的各个顾问都在为与他们有共同利益的人选游说。最终，菲普斯被各方接受，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人。他也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取代了马瑟口中“只会在草叶茂盛的种植园废墟上发家致富，除此之外别无打算的一群人”。现在，这个省可以依靠更完善的保护了。看来，权力真空带来的破坏性比来自王权的侵犯更大，前总督安德罗斯就是“外来的梦魇”。最重要的是，特许状结束了三年来恼人的不确定性。
英克里斯·马瑟开始积极兜售特许状；他知道自己提供的是一份不完美的条约。 [5] 他的同胞可能会奇怪，他为何没有争取到更多。他自己则宣称，现在争取到的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的确，自治已成过去。但总督和副总督仍都来自他们的阶层。马萨诸塞摆脱了王室强行安插的英国贵族，得到受过马瑟洗礼、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子弟。新特许状确有缺陷，但聊胜于无。在春天的一场布道中，马瑟如是肯定。财产权得到确认，宗教权利得到保证，政治自由和镇上的定期集会得以恢复。他们的总督不能像安德罗斯那样单方面推行法律或征税，后者的法庭已沦为笑柄，他还勒索钱财，对新英格兰人行使的权力远大于英国国王对英国人行使的权力。英克里斯·马瑟一边恳求，一边羞辱，以求让同胞满足于现状，并且——作为会意、顺从的孩子——支持他们的君主。马萨诸塞最不需要的是“忘恩负义、只会抱怨的一代人”。科顿·马瑟追随潮流，将特许状介绍给了波士顿最大的第二教会会众。他提醒一千五百名教区居民，上帝三年前就已饶恕他们。他将他们从那些声称他们是“只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的民族”的人手里拯救出来。马瑟指的是英格兰人，而非印第安人。
在宣传中不乏不满的抗议声。感恩节那天，科顿·马瑟为父亲的平安归来讲道，他说，当一个民族的人民表现得像“秃鹫和鹰身女妖”时，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意愿。那些向同胞“持之以恒地展现自己勤劳一面”的人，不应以恶名相谢。在那次温馨的演说中，马瑟称颂了牧师、地方法官和不同的人民领袖，这些勤劳却不受赏识的公仆“必须随身携带两条手帕，一条用来抹去辛劳的汗水，另一条用来擦掉责骂中飞溅的唾沫”。他让听众好好想起他们拥有的好运和诸多特权。他们应当避免分歧和争论。有人使“上帝为保护我们而建的树篱上”出现了致命的裂口，让魔鬼得以破门而入，目前，村子附近就有这样的“惊人例子”。
两个心怀不满的阵营加入了纷争：一帮人唯有恢复原有特许状才愿留下来（大部分是东正教徒）；另一帮人（商人）则宁愿回归自治领状态，也不愿接受一个毫无威信的新英格兰政权。许多人认为殖民地的居民受到了欺骗，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这是对保守主义的传唤。更迭的政权空白期已造成损失；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投入新政府的怀抱。 [6] 支持特许状的著名人士对菲普斯很是反感，因为他先前总是触犯法律。在这座拥有八千人口的城镇，抱怨声此起彼伏，留下来的安德罗斯支持者为此暗自高兴。英克里斯·马瑟没有向伦敦传达人民的失望，相反，在6月23日，他汇报说：“人民对新特许状非常满意。”对菲普斯来说，他不仅忙于处理不满之声，还忙于应对破坏边境的印第安人——伯勒斯所指的毁灭性袭击发生在十四个星期前——和侵袭沿岸地带的法国私掠船。秩序的恢复和对水手的迫切需求——这是挫败法国和印第安计划的策略——是当务之急，空无一物的马萨诸塞财政部也急需关注。为了获得借款，政府向乐于助人的塞缪尔·休厄尔求助，几年前，他曾救助过伯勒斯。
菲普斯不可能预料到超自然事物的袭击，他离开伦敦的那天，波士顿的狱卒将最初的三名嫌疑犯关进了监狱。很难说他如何看待这件事，与其说这是件紧急的国家大事，不如说是一件烦忧之事。猎巫不会带来沉没的珍宝或是作为战利品的印第安人头皮。征服加拿大——这片土地渔业发达，亦有丰富的皮草和贵金属资源——仍是他的首要任务。他既非深思熟虑之人，也非擅写书信之辈；他事业中的实际经历被马瑟作品中的幻想成分所掩盖。菲普斯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建政府上。从县治安官到首席法官，他都要找人填补职位的空缺；许多人等着与他会见。直到10月中旬，他才向英国的上司提及塞勒姆的“迷惑之事”，他和马瑟父子有理由重新解释来自无形世界的攻击。五个月后，菲普斯会注意到，他刚抵达时，“我发现这个省被最可怕的巫术或恶魔附身反复侵袭，已经蔓延到几个城镇。很多可怜人被超自然力量折磨；有些人被硫黄烫伤；有些人的身上被针扎；有些人推进水火之中；还有人被拖出家门，越过数英里的树梢和山峰。” [7] 他写下的全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无论是他还是马瑟，都没有见过这些现象。
虽然菲普斯在10月提到了撒旦的附身，但在此期间，这种可能性鲜少被提及。 [8] 相反，科顿·马瑟敦促菲普斯对比瑞典早期遭遇的灾难。在那次幽灵袭击中，至少有七十个女巫组成的“地狱团派”在猫和鸟的协助下，捕获了三百名四至十六岁的孩子，用各类运输工具将他们带到瑞典中部。孩子们聚集在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在那里遇到撒旦本人，并用鲜血在他的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瑞典的女巫威胁要杀死长官、折磨牧师，其中还有一位牧师早先不知自己为何会剧烈头痛。马瑟指出，那些根除瑞典犯罪分子的人圆满完成任务，立即便得到回报——“上帝非凡的微笑”，然而这从未在巫术相关的描述中出现。（他没有提到，七十人被处死，其中只有二十三人对罪状供认不讳，上百名瑞典儿童后来承认自己撒了谎。他一定注意到，事件始于日常生活中的诅咒，可很快就发展成着魔的狂热状态。当时的瑞典，也有这么一帮孩子瞄准各个家庭——而且往往是他们自己的家。）
瑞典的巫术危机是从眩晕的空中飞行失灵开始的，就像安·福斯特经历的那样。就在菲普斯回来的那周，玛莎·卡里尔和安·福斯特飞过树梢，飞向帕里斯家备受议论的草地，途中，她们突然从高空坠落，福斯特双腿发软，倒在地上。大约在同一时间，卡里尔在宗教聚会上推撞了邻居家的十二岁女孩。随后，女孩在灌木丛中听到年长女人的说话声，却不见其人；那是卡里尔威胁要毒死她。5月28日，当局发出了对玛莎·卡里尔的逮捕令，她是第一个在安多弗服刑的人。三天后，她憋着怒气出现在哈桑面前，为自己辩护，否认魇镇阿比盖尔·威廉姆斯和小安·帕特南，她从未见过这两个人。
菲普斯的到来使哈桑和科温推迟了5月中旬的审讯。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新的指控。他们下令围捕乔治·雅各布斯的大家族的成员——雅各布斯是个爱打趣的老人，曾放言如果法官能证明他有罪的话就烧死或绞死他，但他的右肩下的明显标记却暴露了秘密。塞勒姆治安官逮捕雅各布斯的儿媳时，这个神志不清的女人正在给婴儿喂奶，另外三个大一点的孩子流着眼泪追她，直到她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仁厚的邻居收留了这些孤儿。他们的叔叔作为近邻却无法这样做；他也受到指控，便与雅各布斯的儿子一起逃走。她们那种逃跑的方式不太适用于女性。乔治·雅科布斯那聪明深情的十七岁孙女也随之入狱。
哈桑和科温需要处理的案件数量非常多；5月18日，九个人作证指出了十九种不同的折磨方式。那个星期三，丽贝卡·纳斯的妹妹玛丽·埃斯蒂获释出狱，她已经在狱中度过三个星期。她最近没有出庭作证。（死刑案件不得保释。）她丈夫是托普斯菲尔德的制桶匠，担任过从行政委员到治安官、从公路测量员到大陪审团成员的每一个政府官职。他知道这个体系如何运作；他竭力让法庭相信先前的证词是错的，信任他温和的妻子并非什么难事。有一个证人强烈反对。埃斯蒂获释不到两天，默茜·刘易斯就在死亡边缘徘徊。她的女主人招来小安·帕特南，后者与帕里斯的外甥女一同前来；女孩们似乎整个春天都在密切交往。在默茜的床边，她们描述了同样的情形：埃斯蒂和同伙野蛮地掐住她们朋友的脖子。她们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默茜——现在她呼吸困难——拒绝洗脱埃斯蒂的罪名。5月20日傍晚，呈半透明形态的玛丽·埃斯蒂警告那个孩子，她活不过午夜。在新月的辉光下，法庭执行官奔赴托普斯菲尔德重新逮捕了七个孩子的母亲——五十八岁的埃斯蒂。她一被戴上镣铐关进波士顿监狱，默茜·刘易斯就完全康复。
在同一天，经历两次磨难的缅因难民苏珊娜·谢尔登透露，几星期来一直躲避逮捕的小镇商人菲利普·英格利希带着书和刀拜访她，他威胁要杀掉新总督——“他最大的敌人”。谢尔登不是唯一一个将这两种阴谋编在一起的人。科顿·马瑟也会这么做。马瑟警告，“全能的上帝让国王陛下庇护我们的政府”，而魔鬼试图“阻挠政府落脚”。结盟共谋并非难事：在参与驱逐安德罗斯的人中，有五人后来成了巫术案的法官，暴动的计划还有一部分是在马瑟的住处制定的。哈桑针对这场事件写过书面证词；休厄尔亦回应过批评者。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很耳熟：这个身着红衣、崇拜王权的团伙入侵了新英格兰，野蛮地利用当地人民。他们的领袖打入殖民地的礼拜堂，与法国人合作，收买印第安人。有个印第安人还发誓说安德罗斯给过他一本印有圣母玛利亚的书；所有没有那本书的人都将被杀害。安德罗斯打算把殖民者献给“异教徒敌人”。他还召集了额外的英国士兵，密谋从波士顿开始颠覆新英格兰的所有城镇。
5月23日黎明时分，查尔斯敦一位富有的中年船长纳撒尼尔·卡里和妻子乘船来到塞勒姆村。在过去的几天里，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这对夫妻的耳朵里，四十岁出头的伊丽莎白·卡里被指控施用巫术。在朋友建议之下，他们在塞勒姆待了半天。他们很容易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受折磨的人先前没有见过伊丽莎白，根本认不出她的模样。在星期一的日程中，法官们安排多场审讯；卡里与他们协商后，坐进了礼拜堂里的一个显要座位。他着迷地看着官员领来囚犯，让她们站到离法官七八英尺的地方，命令她们面对哈桑和科温。执法官之后还仍站在被告旁边，举起武器，让她们动弹不得。这起不了什么作用。站在嫌疑犯和法官之间的，是帕里斯的小外甥女阿比盖尔与其他三个年长的女孩。如果被告的眼神飘向被施咒的人，她们就会尖叫起来。她们安静下来后，法官就会宣称她们被吓得魂飞魄散；卡里试图搞懂沉默和出神之间的区别，他不能理解帕里斯所说的，即女孩们是被超自然的力量制止说话。“你们谁去碰下被告席上的犯人？”哈桑询问。最勇敢的人还没走三步就晕倒在地。哈桑命令她继续前进，一旦触碰测试成功，她就会被宣布已治愈。“我发现，法官们很是理解这种举止。”卡里讽刺地说，他自己无法察觉女孩们行为的任何变化。她们到处走动，几次接近他的妻子，询问她的名字。临时审判室是个混乱的地方；在其间，卡里与相识多年的约翰·黑尔探讨他面对的困境。这位贝弗利牧师建议私下会见伊丽莎白的原告，他会帮忙安排见面。卡里指挥过船舶，他懂得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便把这件事委托给了黑尔。
伊丽莎白的原告就是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然而，帕里斯不会同意黑尔向卡里承诺的在牧师住宅进行的面谈；他的外甥女只会在英格索尔酒馆见这对夫妇。卡里一家沿着马路走到熙熙攘攘的酒馆，发现约翰·印第安在那里伺候他人进餐。那天是开庭日，酒馆里充满生气；审判——街区的居民为此出门，法庭官员为此享受丰厚的买酒津贴——是对英格索尔的馈赠。约翰称自己被施了魔咒；他为讨得一碗苹果酒，向卡里一家讲述自己的故事，还展示身上的伤口。在先前的一次审判上，法庭官员用绳子捆绑嫌疑犯的双手。可约翰的手也跟着神奇地合在一起，被一根紧得勒进肉里的绳子捆住。他告诉这对夫妇，他的痛苦与提图芭毫无关系，后者是一个已认罪的女巫，在监狱里关了近三个月。在他叙述期间，一群女孩鱼贯而入，“像猪一样跌倒在地”，卡里指出。她们像是一个疯狂的杂技团，自法庭休庭后就不曾分开。有人招呼女人过来安抚她们；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女孩们表态。她们恢复过来后，异口同声地喊道：伊丽莎白·卡里折磨她们！一名官员立即从隔壁聚集着法官的房间里走出来。他持有逮捕令。无论黑尔牧师有没有默许，卡里一家都踏进了陷阱。
伊丽莎白·卡里前去塞勒姆洗刷罪名，却在那里受到审讯。哈桑和科温似乎没有回避往常的做法，他们命令这个查尔斯敦的女人站起来，伸开双臂，转过脖子，以免折磨姑娘们。有两个人指控她。她说，她从未听说过这两人。她的丈夫询问，他是否至少可以扶住妻子的一只手；哈桑拒绝了这个请求。伊丽莎白哭了起来。她身边的丈夫可不可以擦去她眼里的泪水和脸上的汗水？哈桑允许了。房间里十分闷热；伊丽莎白感到头晕目眩。她可以倚靠着丈夫吗？哈桑厉声说：“她既然有足够的力气折磨这些人，也应该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船长痛斥这种残忍手段；哈桑命令他保持沉默或离开房间。下一个出现的是约翰·印第安，他在地上满地打滚，但他几个小时前才与伊丽莎白·卡里一起坐着喝苹果酒，不应当会受她的超自然力量的影响。
哈桑求助于那些被施咒的人：是谁折磨了约翰？她们声称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伊丽莎白·卡里。哈桑又开始触碰测试，这已是经常使用的手段；在得不到结果的情况下，他敦促嫌犯紧握双手，越握越紧，直到结果产生。在测试中，嫌犯常常被蒙住眼睛。人们认为，他人的触碰可以使女巫眼睛里发出毒素，进入到他人的身体里；而蒙眼的绷带可以使受害者不受女巫注视，使女巫重新吸收自己的毒素。让嫌犯忧虑的是，诺伊斯尤其赞同这种做法。哈桑命令伊丽莎白触碰约翰，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他；法庭官员小心翼翼地把着她的手。约翰抓住她的手，然后一把将这个查尔斯敦女人拖倒在地。看着妻子被粗鲁地拖倒在地，旁边躺着个印第安奴隶，卡里船长大为震惊，匆匆讲了一番话。当法庭对他的妻子出示逮捕令时，他只来得及说那么几句话，希望上帝会报复这些无情的法官。卡里还费尽力气给她找一个过夜的房间，里面没有床，但即使有床，她也会彻夜不眠。
第二天，伊丽莎白·卡里与玛丽·埃斯特及其余六人被送往波士顿监狱。这是菲普斯归来后的第二次女巫押送。他记得，他在星期一命令所有嫌犯都要被拴住，但根据狱卒的详细记录——因为被告承担从稻草、毯子到铁链的一切监禁费用——囚犯的手脚早已被戴上镣铐。清教徒的惩罚是公开、迅速且意在教化：新英格兰的监狱并非为长期关押而设计，惩罚需要观众。罪犯被判处这样的刑罚：“如果下一个训诫日天气晴朗，他就要带着足枷坐着听上一小时。”这不是为了宽慰他的痛苦，而是为了必不可少的观众。整个社区都会因罪犯的罪行而受苦，他的救赎对他们内心的安宁至关重要。
那个5月，波士顿监狱也拥挤不堪；大多数被告都被安排在那里过夜。通过垃圾和腐烂伤口所发出的恶臭，这座由石头砌成的建筑在远处就能彰显自身的存在。监狱附近的居民要和罪犯一起受苦。拜访者也不会停留太久。在邻近的营房里，至少有部分塞勒姆嫌犯会相互恐吓对方。还有一些人恐吓过路的人。铁栏杆封住了敞开的窗户，里面的人可以伸出手拿食物，外面的人可以伸手进去抚摸爱人的手，也可以冲里面吐唾沫、嘲讽；有些人正出于此目的来到监狱。5月，有个十七岁的女仆趁外出办事去看莎拉·古德，却被这个塞勒姆的女乞丐认出，后者恳求对方给她一根烟。古德身上破破烂烂的衣服几乎遮不住身体。女孩朝她脸上砸过去一把刨花，回答说：“这把烟草对你来说已经够好了！”古德大声咒骂她，与五个月前诅咒帕里斯家的孩子所起的效果如出一辙。随后，少女开始叫嚷和昏厥，症状持续了数周之久。
监狱里冷得难以想象，冬季天凝地闭，以至于当局常常无法解释将犯人关押其中是正当的。他们曾把一个打着寒战的犯人送回家，后者在1678年攻击一位警官。1685年12月，哈桑的父亲将一个偷马贼派遣到巴巴多斯岛当仆人，他确信，这个人如果继续关在监狱里，一定会在受审前冻死。大风吹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海洋的湿气渗透所有地方。1692年的冬天更为寒冷，女巫们却无法乘船去巴巴多斯岛。她们往往不会被给予太多的仁慈。（据说，那位脾气暴躁的波士顿狱卒虽然人模人样，却有着“老虎的凶猛和暴躁”。他两次用额外的木材和锁加固监狱设施。）根据法律，囚犯必须得到亚麻或大麻制的卧具、面包和水的供应。没有人认为提图芭或莎拉·古德会在监狱里挨过好几个月，监狱里使虱子滋生的条件、令人厌恶的囚禁空间——这绝不是为长期驻留而设计的——使其变成了“活人的坟墓”。1689年，在这座新英格兰最为复杂的建筑里，被免职的安德罗斯和他的检察总长发现，下雨时，他们的牢房里至少会积水六英寸 [9] 。在大多数的昏暗时刻，女巫嫌疑人都在挨饿，她们创造了一份悲惨的殖民地记录。一些家庭成员——包括托普斯菲尔德的治安官——付出大代价，花上一整天为受监禁的亲属送去食物、饮料和新亚麻布。一位受到指控的伊普斯威奇妇女的女儿们每周都带着失明的父亲去探望两次。
塞勒姆监狱与波士顿监狱相差无几。四百平方英尺的监狱包括一个昏暗无光的地牢，约翰·伯勒斯在那里度过了春天和夏天；他只感到自己就像被“活埋”了，和安德罗斯手下一位被关在更大牢房里的官员一样。在早期，监狱被形容为“不适合基督徒呼吸的恶臭之地”。一个牧师的儿子发觉自己的状态正逐步恶化，感到自己将被冻死，“几乎被自己的粪便和监狱的臭味毒害了”。他声称，没有人能忍受“如此恶臭”。十个星期以来，天气寒冷，他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镇上的木匠威廉·敦顿管理着塞勒姆监狱。敦顿似乎解决了所有讨厌的差事：监视那些企图提早逃出集会的男孩，在验尸陪审团中任职，还负责征收税款。他和家人住在今天的华盛顿街上，在那里，他妻子向囚犯们兜售点心。一年前的一天，她为两个囚犯送酒，却无意中帮助他们逃离监狱，自此以后，那里就加强了安全措施。（越狱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但对腿上铐着八磅重脚镣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可能越狱的。）六十四岁的敦顿接到一个讨厌的任务，他要搜寻巫师身上的蛛丝马迹，并用针戳破身上的疤痕。对此，乔治·雅各布斯保持镇定，毫无感触，这又是一项罪证。
纳撒尼尔·卡里设法让妻子不被关进波士顿监狱。特权被赋予富人阶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收买狱卒；有观点认为，狱卒从管理监狱中取得的钱财，比从英国最好的一英亩玉米地中得到的收成更多，波士顿狱卒似乎印证了这一看法。菲利普·英格利希最后被捕时，宁愿支付四千英镑住在狱卒家中也不愿住在监狱里。5月24日早晨，伊丽莎白·卡里被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坎布里奇监狱。她因为腿上戴着沉重的镣铐而不断抽搐。她的丈夫认为她活不过第二天，那一天，全省为了叱责撒旦而实行禁食。卡里一再请求移除八磅重的铁链，却被多次告知，他的妻子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必须戴着镣铐。她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可怕的威胁。
5月底，至少有六十名嫌犯入狱，超过马萨诸塞所有监狱能容纳的人数。那些冬日里瑟瑟发抖的人开始在闷热的春天里热得浑身发烫。这一情况急需解决，被告也希望结果早日落实。5月初，为虔诚的丽贝卡·纳斯所写的请愿书已经散布出去；三十九名村民签上自己的名字。她会从经常来看望她的家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那个星期到来的人中包括她再次被捕的妹妹。与此同时，抱怨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抵达两个星期后，菲普斯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审理塞勒姆的案件，他的这一命令只提及闷热的监狱，而非数量庞大的女巫。他任命九名法官，而法庭开庭需要达到五人的法定人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曾担任过法庭上的职务。作为商人和地主，他们也构成了马萨诸塞湾的领导阶层。因为自身的财富和影响力，他们有资格坐上礼拜堂最重要的位置。他们当中没有蛊惑民心的寻宝者，都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当时，不仅仅有试图推翻教会的女巫团体在搞破坏，一般的嫌疑犯也一样猖獗。
令人宽慰的一点是，巫术符合某些亘古不变的规律。它发生在家庭之中，多发于母系成员的身上。名声一旦被玷污，便很难恢复过来；即使罪行早已被人遗忘，这种耻辱却依然留存。一个苏格兰女人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像一个无罪释放的女巫一样苟活于世。她的家人与她断绝关系，朋友也不再与她往来。一名被判无罪的查尔斯敦女人不被允许从附近的水井取水，只得喝水坑的水。偶尔偷盗的布里奇特·毕肖普无法摆脱让自己出名的名字。对大多数控告她的人来说，她仍是“好人奥利弗”。她每周要给波士顿狱卒缴纳两先令五便士费用，还是被呼为“布里奇特·毕肖普，又名奥利弗”。 [10] 尽管马萨诸塞有了新总督，其人民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仍是靠继承而来的。公民领袖就由公民领袖来培养。每个城镇里都至少有数个行政委员成长于行政委员之家，而在塞勒姆，几乎四分之三的行政委员都继承父辈的职业。审判巫术案的法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商人或牧师的儿子。科顿·马瑟、约翰·哈桑和威廉·斯托顿都重演了父亲的角色。他们很难回避已然功成名就的家长，就像很难回避三十年前发出警告的人一样，他警告说猪会在黎明前四仰 八叉，不想竟一语成谶 [11] 。
菲普斯在建立审判法庭（the Court of Oyer and Terminer）时，集中了他所谓的“最审慎且影响非凡的人”。这些陪审成员没有受过任何法律方面的正式培训。他们当中有两人被培养成牧师。三人毕业于哈佛学院。至少有五人是商人，一人是业余医生。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连串头衔。积极的巴塞洛缪·格德尼拥有塞勒姆的一个码头、一间造船厂和缅因的几个锯木厂，他此前就拜访过牧师家的女孩，还参与案件预审会。作为塞勒姆居民，哈桑和格德尼要确保当前的法庭审判和他们前四个月的审判密切关联，保持一致。他们坐在塞勒姆第一教堂前排执事前面的长凳上，一起聆听希金森和诺伊斯布道。他们参加过帕里斯的神职授任仪式，也回应过村民们不间断的抱怨。斯蒂芬·休厄尔的书法流畅优雅，他拿着墨水罐和鹅毛笔继续担任法庭书记员。他整理好文件，装进文件盒一并在晚上带回家，而帕里斯的女儿可能仍住在那里。帕里斯重新开始讲道。坐在法庭上座的菲普斯任命威廉·斯托顿担任副总督，几周前，后者抵达塞勒姆参加伯勒斯的审讯。
法官们需要费尽心力，可从中赚得的钱财却与一位杰出的教师无异，亦是1694年印第安突袭的幸存者在波士顿用十张作为战利品的头皮换钱所得的两倍。对于所有富裕的法官来说，这点钱无足轻重。没有人对菲普斯的选择吹毛求疵。他所聚集的人员是无可挑剔的。在那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就连新英格兰政权的相关词汇也在不断演变，殖民地现在成了一个省，治安官（marshal）变为警长（sheriff），二十八名总督顾问成了参事会成员——这一点令人感到宽慰。这些人在马萨诸塞游历甚广，是市政和经济方面的领袖，也是民兵组织的领导。他们是马萨诸塞第一批移民的儿子（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女婿），均为名声显赫之士，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新英格兰的新特许状中。他们坐拥数十万英亩新英格兰的土地。虽然没有人经历过像1692年这样案件集中爆发的审判，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判决巫术案的经验。
法官们一宣誓就职，就请求得到他人的指导。他们的任务是根据英国和马萨诸塞不同的法律体系来确定罪行，但他们无法完成这一目标。他们自然会求助于现有的专家。法庭上的九名法官中有四人是科顿·马瑟的密友，包括六十七岁的约翰·理查兹，他是波士顿的商人，曾为如何定罪这一问题征询过意见。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政府的方方面面。那个月，马瑟在日记中表达了狂喜之情，现任总督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也是他亲自洗礼的人，而且，“省里所有参事会成员都是我父亲提名的；我岳父、几个亲属和我教会的几个弟兄都是其中的成员。”
在陪审员聚集前，法庭就发出十一份新的逮捕令。原告似乎对大部分被告都不甚熟悉，仅能从姓氏辨别他们。然而，在5月28日逮捕的嫌疑人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六十六岁的约翰·奥尔登，他是波士顿海一带的船长和商人，为人锋芒毕露，是普利茅斯一个奠基者家庭的长子。跟着马萨诸塞最强的兵力，奥尔登刚从缅因归来，他去那里为从约克被带走的俘虏谈判。奥尔登与巫术案法庭的三个法官同属一个教会。他和塞缪尔·休厄尔格外亲密，长期以来都在与他的岳父做生意。在几个村民的控告下，5月31日，这位极具开拓精神的奥尔登被带上塞勒姆的临时法庭，出现在他朋友和同伴面前。
新任命的检察总长托马斯·牛顿也出席了审讯，借此了解审判法庭在6月2日首次开庭时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审判的顺序由牛顿决定。斯蒂芬·休厄尔或许给过他建议；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塞勒姆的人和案件。首席法官斯托顿召集十八个“诚实的合法人”担任大陪审团成员，四十八个人担任普通陪审员。他们都来自附近的社区。他们将于星期四早上8点到达镇上的公所。“巫术”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他们的传讯中，但他们知道任务的性质。他们被从一群为人所知的地方领袖中挑选出来，都是法庭上的老手。他们赢得这一席位，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而不是因为他们刚正不阿；他们将为审判带来了极为珍贵的社区知识。除此之外，他们不会审理其他案件。
托马斯·牛顿是圣公会教徒，也是训练有素的律师，可对殖民地来说，他还算是个新人。牛顿像塞勒姆村前牧师德奥达特·罗森一样是个世故之人。他也像罗森一样被眼前之景吓得目瞪口呆。或许是为了自身利益，哈桑再次测试原告，安排奥尔登在没有警卫控制的情况下出席审讯。船长佩戴着剑，大步走进村礼拜堂，隐秘地站在人群里。然后，哈桑要求女孩们找到折磨她们的人。她们犹豫了一下，接着指向房间里的另一个军人。奥尔登后来指出，大人们的一点暗示帮到了她们。（他留下了审讯过程的记录，多数人没有机会这样做。）与先前一样，在黑漆漆的礼拜堂里，事情变得模糊不清。奥尔登被命令站到屋外，女孩们围着他排成一圈，发出嗤嗤的冷笑声。有一个女孩——很可能是小安·帕特南——嘲笑他不够顺从。此人竟敢在法官面前不脱帽子，真是太大胆了！
女孩们了解了奥尔登在马萨诸塞和缅因的大量经历，他在两地待过很长时间；据估计，自从1688年底以来，他往返边境至少有十六次。他非常熟悉这片领土。他的岳父拥有缅因的锯木厂；在菲利普王战争中，奥尔登曾英勇参战。他与瓦巴纳基人交易，并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这间接导致了后来的约克袭击事件。他为缅因驻军提供补给物资，人们一直怀疑他宁愿做武器交易，也不愿赎回俘虏，把自己的事业置于公共事务前面。他奉命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军火前去谈判。2月时，奥尔登在约克谈判时将瓦巴纳基人描述为“熊和狼”，但实际上，他对他们的看法不仅限于此。果不其然，被施咒的人指控奥尔登向敌人出售军火。她们讥讽道，“他与印第安女人睡过觉！”他还用剑折磨过那些女孩，现在他被解除了武器，这让他很气愤。执法官带他出去等候审讯，审讯可能在英格索尔酒馆进行。无论关于他牟取暴利的指控是否属实，他确实在缅因的浓雾和嗜血成性的印第安人间如鱼得水，而其他人却在那里家破人亡。
奥尔登的审讯暂停了几个小时，其间，哈桑传唤被帕里斯的外甥女和十八岁的苏珊娜·谢尔登指控的玛莎·卡里尔。卡里尔来自一个性急鲁莽的家庭，而她现在要独自维护家庭的声誉。女孩们指控她与一个幽灵黑人交往，当哈桑问及那个男人时，卡里尔哼了一声。除了那个穿着黑袍的黑发执法官，她没有见过其他黑人。按照指示，她一进房间就要与他对视。哈桑要求她转向那些女孩，但不能使她们丧失活动能力。“如果我看她们的话，她们就会伪装。”她反对说——这是“伪装”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历经劫难的苏珊娜·谢尔登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她问卡里尔是如何谋杀十三个人的。女孩们在形容房间里的幽灵时浑身发抖；他们抱怨着展示被戳在身上的针。卡里尔没有看到鬼怪吗？哈桑问。“即使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她嘲笑道，她的话过于准确。女孩们尖叫着说她撒谎。
目前尚未出现关于卡里尔的飞行和招募新女巫的消息。人们也不清楚真的是否如卡里尔的孩子作证的那样，魔鬼答应让他们专横的母亲“成为地狱王后”。但是，检察总长仍对女孩们看到的异象、她们身上的针和她们的痛苦感到难以置信。“他们盯着人们的脸”，私下扫视。“你竟然在意这些失去理智的人，这真是可耻！”在混乱升级为危机之前，卡里尔就发现这种混乱的严重性，以至于有一些人认为女孩们性命难保。哈桑下令绑起卡里尔的手脚，将她强行带走。牛顿或许在骚动中听到玛丽·沃尔科特的话——几个月前，玛丽向德奥达特·罗森展示自己手腕上的咬痕——她告诉法官，卡里尔吹嘘自己已经当了四十年女巫。当时，卡里尔正值三十八岁。
当天下午，约翰·奥尔登返回礼拜堂。为了方便他人观看，哈桑命令他站到椅子上，这本身又是一种羞辱；女孩们似乎在惩罚她们的长辈。随后，一位执法官按住了他的双手。奥尔登可没有那么容易保持沉默。他笨拙地站在高处抗议道：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塞勒姆村伤害这些他既不认识也从未见过的人呢？五十二岁的塞勒姆商人巴塞洛缪·格德尼催促他坦白。奥尔登回应说，他无意用谎言来取悦魔鬼。他要求陪审团拿出他施过巫术的证据。哈桑安排了一次触碰测试；奥尔登一碰到被施咒的女孩，对方就平静了下来。那天，在牛顿所看到的奇异之事中，最非同寻常的可能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格德尼坐在礼拜堂前面的位子上，承认自己认识奥尔登多年。他们两人曾一起航行。他们还是生意伙伴。在奥尔登曾被指控与敌人勾结时，格德尼就为他爱投机的同僚辩护过。现在，他却告诉奥尔登，他“一直认为奥尔登是诚实之人，但他当前有理由改变想法了”。他不能无视触碰测试。在数十年的忠诚土崩瓦解或变得棘手时，这场危机也就达到了高潮。作为同一个波士顿祈祷小组的成员，塞缪尔·休厄尔也选择不为奥尔登辩护。要知道，他的家人曾放心地委托奥尔登驾驶他们的船横渡大洋。现在，事情发生了某种剧变。
除了对曾经的伙伴表示遗憾，奥尔登无话可说。他相信上帝会洗清他的罪名。就他而言，他会“与约伯同行，至死坚持自己的正义”。他是这样一个人——在获准与被印第安人俘虏的新英格兰人短暂接触时，他增强了俘虏们的信仰，让他们相信，若印第安人阻止他们祈祷，他们就是在为基督受苦。他服从命令看向原告，看着她们突然倒在地上。他质疑说，他的目光丝毫没有伤害到格德尼，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老朋友没有屈尊回答。奥尔登就无辜者面临的困境展开激烈的论述，却被诺伊斯牧师打断，后者开始他那冗长的发言：船长您可知何为天意？奥尔登还向格德尼发出最后的呼吁。“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坚持说，“这些针对我的发言，没有一句是真话。”那天晚上，人们没收他的剑，捆绑起他的双手，将他送往波士顿监狱。
那一天格外漫长且令人疲惫不堪，托马斯·牛顿惊叹道，若非亲眼所见，没有人会相信那天发生的事情。他向殖民省秘书长（the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e）报告：“这是我目睹的最为怪异之事，实在难以置信，但对于观众来说却并非如此。”人们改变了他的观点。他离开时确信奥尔登和其他人一样与巫术有牵连；他担心这一阴谋甚至已经波及上层人士。漫长的审讯也使牛顿重新思考自己的审讯策略。被告的名字使人们或发出哀号，或如被扼住喉咙，或恍惚出神。女孩们久久地躺在地上，就像死了一样。这导致审判的进程十分缓慢。此前，他已经传唤了九个嫌犯；现在，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对这么多人提起公诉。他向大臣提出两个请求：他请求招供者——提图芭和科温法官的大家族中的一个仆人——与被告分开上路；同时，他也要了1680年布里奇特·毕肖普巫术案的审判记录。
同一天，科顿·马瑟匆匆忙忙地写了一封精心构思的信，这封信由七部分组成，几乎没有涂改之处。他急于写下自己的想法，甚至没有去那间被他大肆吹嘘的藏书室查阅资料。四十八小时后，审判法庭即将开庭；他现在要为法官们分忧。法庭向牧师征求意见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作为法庭上最年长的法官，约翰·理查兹向牧师寻求帮助更是不足为奇。其他法官显然也有疑问。上周日，作为唯一与英克里斯·马瑟的影响力相当的波士顿牧师，塞缪尔·威拉德专门对魔鬼和辨别魔鬼的方式做出解释。威拉德肯定地说，魔鬼这个老骗子通过巫术诱惑折磨他人，使邪恶之术奏效。他不错过任何机会招募女巫，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招到人，因为他承诺给她们“世上的万国”——威拉德引用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这也是默茜·刘易斯引用过的话。
六十七岁的理查兹和他的多数同僚一样拥有许多头衔：他是行政委员，也是民兵上尉。他从来不怕事，哪怕事情本身不好解决。此前，他就接受了1681年前往伦敦进行特许状谈判的任务，而威廉·斯托顿对此则是千方百计地躲避。在异国，作为殖民地代表，他需要卑躬屈节，力证马萨诸塞湾的动乱只是无意之举！长期以来，理查兹都是北方教堂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他是教区里给牧师薪酬捐款最多的居民。反过来，科顿·马瑟也会就教会的事务征求理查兹的意见，理查兹在这些问题上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也是亲密且乐于助人的北端区居民，在马瑟家被大火烧毁时，他让他们暂住到他那富丽堂皇的砖砌房子里。当时，科顿·马瑟只有十几岁；十年后，理查兹还主持了他的婚礼。所以，马瑟愿意为理查兹效劳也在情理之中；马瑟曾向理查兹保证，理查兹的愿望永远是他会遵从的命令。对于当前的谜题，马瑟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省都为了法官而禁食和祈祷，人们把自己交到了他们正义的手上。马瑟搬出了他最爱用“瑞典”的案例，称“那里耸人听闻的巫术与我们的如出一辙”。他自己开始担心魔鬼所玩的把戏比人们知道的要多得多。“最近那些疯狂的咕哝”给了大骗子充分的机会介绍自己，并向人询问：“你愿意让我为你效劳吗？”无辜之人接受了他小小的恩惠，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他的圈套。“我必须谦卑地请求，”马瑟发出危险信号，清清楚楚地警告：“作为最值得托付的人，你们在处理这件事时，不要过分强调单纯的幽灵证词，使它超出所能支持的限度。”
他触碰到问题的核心，回答了塞勒姆法官从一开始就纠结的问题：魔鬼可以冒充无辜者吗？被告可以仅凭只有一些人才能看到的证据而被起诉吗？这种想法曾在1676年纽伯里案件中令当时的法官感到不安，而马瑟对此不予考虑。当年的法官无法宣判被魔鬼恶意冒充的嫌犯有罪。马瑟则认为，所谓无辜的嫌犯其实也是魔鬼伪装的。那些沉溺于“恶毒、妒忌”之举的人即使没有见过他，没有签署任何契约，也很容易成为他的同盟。马瑟警告，如果假定只有罪人受盅惑，就正中了魔鬼阴险的诡计。
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警告说，可靠的供词是非常有价值的，但种种供词的可靠程度都不尽相同。“神志不清的大脑，或怏怏不平的心”可能会导致错误结果。他也无法纵容用酷刑逼供的做法。他建议法官们轮番向嫌犯快速抛出问题。若此路不通，他便支持传统的策略：被告可以背诵主祷文吗？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受过口吃之苦的人，他对“战胜口齿不清的女巫”满怀信心。他相信诸如木偶这类的确凿证据。女巫也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木偶操纵，例如，她触摸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使受害人的眼里露出痛苦的神情。尽管他自己从未见过女巫，但一个技艺高超的医师可以认出女巫的标记。 [12] 他支持浸水测试 [13] ；魔鬼给新招募的女巫注射毒液，使她们振奋精神。 [14] 他既没有提到触碰测试，也没有提到邪眼。
每一次，他都选择宽大处理。与其铐住每个可恶的女巫，为何不考虑减轻她们的惩罚呢？当然，这或许还可以强求她们“立场鲜明、公开地断绝与魔鬼的联系”，以顺利地将那个老骗子赶出街区。这时，他发觉自己讲错了话；他这是在给一个长辈、一个家族的恩人写信。他为自己的操之过急道歉。他会为理查兹和他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祈祷，祈求他们能明智地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棘手问题”。他这封信写得漫无边际，但有一个观点说得很清楚：他不相信那些只有被施咒者才能看到的、关于幽灵的证据。无辜之人可能会毫无知觉地受到利用，使他人达到邪恶的目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在他人想象中犯了罪而被定罪。
马瑟曾经在书房里遇见过身着白袍、扑闪着翅膀、微光闪闪的天使——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还会发现上天给他的建议、担保和启迪——所以，毫不意外，他也赞同存在看不见的世界。“我们的好邻居饱受折磨，对无形之物十分熟悉，而这些事情后来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他坚定地说。在人们看来，处决一个“将手里的剑刺向邻居心脏”的人是完全公正的做法。换句话说，马瑟使法官确信，他们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显而易见的伤口——约翰·印第安的伤疤、默茜·刘易斯身上的咬痕——不容忽视。理查兹有充分的理由与同事分享马瑟的智慧，他们在随后的几周里参阅此前巫术案的判例，阅读理查德·伯纳德（Richard Bernard）的《大陪审团成员指南》（Guide to Grand-Jury Men）和约瑟夫·基布尔（Joseph Keble）关于判例法的专著，也研究了格兰维尔、巴克斯特（Baxter）和珀金斯的作品，还有马瑟的《难忘的天意》。他们受命维护英格兰的法律；过去，他们正是因为违背这些法律而付出代价。理查兹去寻求教会的意见，不是因为缺少法律方面的指南，而是因为资深的法官知道他身边有权威的人士。他的牧师对巫术的问题有着十足的把握。至于理查兹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北美最杰出人才的代表们，却对塞勒姆的事情大惑不解。
此前，波士顿也有审理死刑案件的经验。因为嫌犯和证人的数量众多，巫术案的审讯更适合在塞勒姆的镇公所举行，那是一幢坐落在露天广场上的两层砖石建筑。在马瑟写完信的第二天，理查兹便去了那里，为一大早的开庭做准备。因为治安官选任了陪审团，牛顿的九个嫌疑人——七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又回到了塞勒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被运送过去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在已经拥挤不堪的监狱里找到容身之处，但他们很快就突显了自身的存在。星期三，全身透明的丽贝卡·纳斯与老安·帕特南在监狱转移人员时有过交谈。她吹嘘自己杀了很多人，此言受到身边一群幽灵的支持。小安·帕特南举报了相应的幽灵的名字。
村中的人纷纷猜测牛顿会最先审哪个女巫。如果帕特南家族认为那个人是纳斯，他们就想错了。牛顿没有选择危害最大的犯罪主谋，他要让她在波士顿的监狱里痛不欲生。他也没有选择第一个被指控的女巫，他已罗列了一系列对她不利的证据。第一个嫌犯，不是已经招供的女巫，也不是塞勒姆村民。牛顿是个头脑冷静、眼光敏锐、果断利落的政府官员。他像所有老练的检察官一样选择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案件，这将为未来的诉讼铺平道路，向所有人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他将提醒作恶者，配合法庭才是精明之举。他将安抚紧张的陪审员，罪行很容易就会被确立。他也将向法官证明，定罪并非难事。至于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可以稍作搁置。
牛顿来到塞勒姆以来，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甚至在先前从未提及这个名字的女孩口中，他也听到了这个名字。他的第一个被告虽然身陷囹圄，却仍在折磨他人。此人参与过帕里斯家草地上的集会。她已经杀了六个人，其中包括她的丈夫。有个已经招供的女巫暗示她与案件有牵连。她的案子可以不依靠与幽灵相关的证据来论证。她威胁法官，向哈桑担保，如果自己是女巫，一定不会放过他。她的小家庭中没有像纳斯家人那样的好斗之人。牛顿可以从早先的巫术审判中找到一系列不利于她的证据。法官和一群低级官员前往塞勒姆时，牛顿准备正式起诉布里奇特·毕肖普，指控她在五个女孩身上施展巫术。人们对这个生活1693年的查尔斯敦女性的评语，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脾气暴躁、扰乱治安的小偷：穿着有道口子的大衣，配合着幽灵般的脚步，四处走动；“如果世上有女巫，她就是其中之一。”
星期四黎明时分，幽灵降落在塞勒姆各个角落。此后不久，一群人开始聚集在塞勒姆镇公所带长廊的二楼。一所学校占用了一楼的空间；楼上的大房间里配有长椅。法官们坐在长桌旁的高凳上掌管局面。那天早上刚过8点，牛顿就站在首席法官威廉·斯托顿面前。斯托顿问：“上帝保佑你。作为检察总长，你是否发誓，你会竭尽所能，尊崇法律和正义，忠实地代表陛下行事，而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呢？”牛顿发誓他会的。作为书记员，斯蒂芬·休厄尔也宣誓就职。一名很可能是治安官的法庭官员宣誓十八名陪审员就职，后者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将决定案件是否有足够的证据继续进行审判。牛顿提出了针对毕肖普的证据，指控她曾“伤害、折磨村中的女孩们，她用针扎她们，将她们折磨得日益消瘦”。女孩们镇定自若地出庭作证。牛顿可能展示了毕肖普先前的其他案子的证据；此次她出庭受审，是自身的罪行所致，也是自身的性格所致。陪审团——其主席是伯勒斯从前的连襟——对毕肖普提出了五项正式控告。
与此同时，她迫不得已接受了一次深入彻底的检查。在一名外科男医师的监督或指导下，一群女人搜遍六名嫌疑犯的全身，寻找女巫的乳头。几个检查员都是经验丰富的接生婆。17世纪的专著在论及分娩的问题时，往往忽略更翔实的细节；接生婆——她们通常是来自显赫家族的老年妇女——对身体机能知之甚少。女人们在搜身时所能获得的指导亦少之又少。跳蚤咬的红斑、疣、痣、任何隆起或变色之处都可以算作乳头。康涅狄克的一个妇女小组检查了三遍同一个女人的身体，却未能就她们的发现达成一致意见；她们不相信嫌犯的身体构造与自己的有何不同。一个看热闹的康涅狄格人也有同样感受。在仔细检查了从绞刑架上砍下的尸体后，她肯定地说，如果受害者身上的标记是异常的，那么她自己也是女巫。在新英格兰，解剖学上的知识仍然十分原始，在1676年的一次尸检过程中，从尸体上取出的心脏被认为是胃。
接生婆探测、按压着身体的敏感区域，用大头针或缝衣针测试人的敏感度；当三英寸的针扎进去身体时，你是多么希望自己会流血。一个不得不接受这般粗鲁对待的贵格会女人发誓，她在教会成员手中受到的虐待，比生五个孩子时更为严重。虽然塞勒姆检查员之间意见不一，但她们确实找到几个犯罪标记：牛顿的三个嫌疑人的“阴部和肛门之间有异常的赘疣”。 [15] 它们异常突起，所处位置很不自然。它们在三个女人身上出现的位置完全一样，从逻辑上说，这就意味着是巫术。毕肖普便是三个嫌犯之一，她还认识其中的几个检查员。
法官坐上座位后，治安官押送她进入法庭受审。法庭书记员叫出她的名字；她走上前去，举起手承认自己的身份。法庭宣读了对她的起诉。她如何申诉呢？毕肖普没有辩护律师，只能自己为自己辩护。早期的新英格兰不欢迎律师。（更确切地来说，律师不喜欢早期的新英格兰。他们的价值直到七年前才被承认，当时，新英格兰要求伦敦方面派送几个诚实的律师过来——如果诚实的律师确实存在的话。 [16] ）牛顿是屋子里唯一受过培训的律师。有人认为，无辜者有办法使自身境地好过其他人；若任其发挥，真正的罪人是无法用阴谋诡计来隐瞒真相的。六个星期以来，五十多岁的毕肖普在肮脏潮湿的监狱里仅靠微薄的口粮度日。她的衣服也早就破破烂烂。站在法庭前面，她憔悴肮脏，心灰意冷，在散发着酸腐气味的屋子里被细细打量。她不承认罪名。“犯人，你将如何受审？”书记员问。毕肖普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将由上帝和我的国家审判。”
法律规定，法庭案件必须严格记录在案；斯蒂芬·休厄尔坐在法官面前，将羽毛笔蘸上墨水，像预审时的帕里斯那样拼命记录。休厄尔在那天或1692年毕肖普之后的任何一场巫术审判中记下的东西都没有流传下来。然而，三十年来针对毕肖普的证据却都代代相传。她曾经受过审判，后来被撤销了死刑；尽管这一次她的处境似乎更危险——她从未见过如此令人心生畏惧的集会——但她不相信自己是个女巫。她一为自己辩护，证人就宣誓自己所说“都是真相，除了真相，别无其他”。有一个人说，她从纺车上被拉下来带到河边，毕肖普威胁要淹死她。另一个人报告，毕肖普曾吹嘘自己杀了人。第三个人则描述了一个受害者的鬼魂。许多人——包括小贝蒂·帕里斯和小安·帕特南——讲述她们在4月审讯上遭受的折磨。其他人作证说，毕肖普的触碰使女孩们苏醒过来。《申命记》中犯罪案件需要至少有两个证人才能定案的关键要求已经被满足。蒂丽芙伦斯·霍布斯发誓说，毕肖普用铁棒打她，逼迫她收回供词。她们一起参加帕里斯家草地上的“女巫集会”。陪审员听取了村民的证词——村民们曾刺中形似毕肖普的影子，而毕肖普的衣服上出现了一道裂口。很显然，她和幽灵是同一个人。
任何嫌疑人都能被说成是迷惑邻居、折磨村中女孩的人。初审期间，毕肖普被认定多次在法庭上说谎，她能因此而被定罪。她的个人历史是原告用以起诉的资源宝库，其中一些证词从未在法庭上呈现。苏珊娜·谢尔登举报说，毕肖普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女巫；她曾跪在一个戴高帽的黑人面前祈祷；一条蛇钻进“她的怀里”，它是与她共居的妖精。牛顿没有采用这一证词。在法庭上，人们听到的可能是更切实的事件：四年前，毕肖普不仅因为被控偷窃而站在哈桑面前，更在监狱中待过几个星期。镇上的一个磨坊主控告她偷了一块黄铜。她归还后两次下跪，乞求对方的原谅。在1688年的审判中，她同样被要求承认这项罪行，但她否认了一切。她称是自己在花园的角落里除草时，偶然发现了黄铜。她从未道过歉。当时，这个最令人恼火的女人让哈桑大为受挫。
法庭听审了其他的一些指控，它们均与邪恶的阴谋、小红书和小偷小摸的行为无关。牛顿召见了一个水手，他讲述道，有一个安息日，太阳刚刚出来，他就被吵醒，发现毕肖普站在床边。她微笑着朝他头上打一拳，就从窗口消失了。那天中午，她让他手中的苹果飞了出去，穿过房间飞行至少六英尺。十二年前，她“低声发出威胁”，在房子周围推倒了帽匠塞缪尔·沙特克的儿子，拿大头棒打他，使他彻底丧失理智。（这是一个毫无戒心的家庭，有个访客看了一眼孩子后曾发出警告：有个女巫就住在附近。）1688年，她与磨坊主的儿子发生纠纷，因为她付给了他正在消失的货币。她还使他的马车陷入一个突然出现的坑洞之中，随后便消失不见。她对一袋谷物施了魔法。她悄悄穿过紧锁的大门和禁闭的窗户。这些指控都不是最近才提出，许多都是从她早先的审判中积累下来的。其中有一个指控涉及了三代人。大量古老的指控被重新翻出，新英格兰的空气似乎在刺激和维持它们，使它们随着岁月流淌变得越来越难以消除，完全违反自然规律。
毕肖普知道自己引起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镇民们都相信她是女巫。她也绝对知道自己因其他原因而心绪不宁。4月，塞勒姆的治安官曾提到一次夜间拜访；6月，陪审团听闻这样的夜间拜访至少还有五次。毕肖普似乎习惯流连于年轻男人的卧室，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无法说话，这些症状通常与另一种“魔法”手段有关。她放荡轻佻，在男人的心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他们可以准确地回忆起她的衣着。磨坊主的儿子作证说，几年前，她去拜访他时百般示好，但这种爱意并不恰当。他描述了她那镶着彩边的俗艳红色大衣；毕肖普跳上他的床，拍了拍衣角。塞缪尔·沙特克举报说，她常常借莫须有的理由拜访他，甚至摆出“圆滑、谄媚的姿态”。她的嘴唇，贴上了那些手无寸铁的年轻人的嘴唇。虽然她不可能看到6月2日的记录——休厄尔只把她看作一个“老女人”——但她曾经可能美艳动人。 [17]
塞勒姆的裁缝约翰·劳德作证说，在一个月夜，他与毕肖普之间发生了持久的缠绵。后来，她声称自己对卧室的幽会毫不知情；她不打算为男人的幻想负责。此后不久，在一个安息日下午，劳德因为生病回家，却迎来一个可怕的访客：一只黑色怪物从窗户外跳进来，站在离他几英寸远的地方。它与提图芭在炉边碰到的妖精是表亲，有着男人的脸、猴子的身体、公鸡的脚。它大声说，它过来是为了控制劳德。作为交换，它答应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你这个魔鬼，我要杀了你，”裁缝发誓，试图抓住这只生物，却只抓到一缕稀薄的空气。飞猴和劳德又僵持几个回合，其间，劳德弄伤了自己的手臂。那生物从窗户外跳进来，又从走廊紧锁的门里钻进来。它诱使裁缝走到外面。就在他使劲赶走它的时候——他大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在你我之间！”——发现毕肖普从她的果园里监视着这边的情形。最终，妖精从树上起飞，瞬间尘土飞扬，果实纷纷下落；此前，毕肖普数次与蛇和苹果躺在一起。
在4月19日的审讯上，毕肖普难以置信地摇头，她在审讯中激动不已，甚至恳求房间里的人为她洗刷罪名。（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在偷盗黄铜的案件中，她曾在法官面前就证词大闹法庭。劳德说出打落苹果的妖精的故事时——这使他三天都说不出话来！——她陷入了深思。她虽然没有律师，却有权质问原告。她甚至都不认识劳德！有人提醒她，他们的果园互相毗连。多年来，他们总是争吵。无意间，她发现了17世纪体系中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自证其罪不成问题，质疑证据却是有风险的做法。正如法官斥责先前的一名嫌犯那样，他的“回答对一个明显有罪的人来说是冒失而不恰当的”。
在重新审理的针对毕肖普的指控中，有一份证词胜过了一切。它恰巧也是最早的证词。十七年前，她雇了两个工人来拆除房子里的一堵墙。墙里竟埋着几个破破烂烂的木偶，它们已经丢了脑袋，身上插着针。毕肖普被逼着解释，却无法给出合理的回答。6月2日，她试图为自己辩护，但进展甚微。她被催促着快点招供，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法庭上的拙劣谎言，低声发出的威胁，各种各样的魔法手段，谋杀和卧室造访，它们都是一回事。只要有木偶、大衣上的裂口、毕肖普身上神秘的标记，牛顿就有了物证。他还收到了另一份礼物。大约就在审判前一天，毕肖普在押送途中经过空无一人的镇公所，她抬头看了一眼这宏伟的木制建筑。突然，一块木板从楼上掉下，在地上翻滚了一段距离。 [18]
审判开展得顺利而迅速。毕肖普虽然可以对陪审员的选择提出异议，却无法追问他们的意见。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审判程序上的要点无须讨论。法官对证人的预先审查是不存在的，对证词的诘问也不存在。法官代表双方审问嫌犯和原告。证人按照计划陈述证词，这不仅是因为很多证词先前已经被公开发表；毕肖普似乎无法对此争辩或干扰陈述。那些被施咒的女孩虽然痛苦，却似乎相对平静。马瑟后来在法庭文件中写道，法庭掌握的罪恶远多于他们知道要如何处置的罪恶。他没有费心去描述毕肖普最初在法庭上受到的指控，因为“几乎没有机会证实巫术的存在，尽管它对所有旁观者来说显而易见且恶名昭著”。
17世纪的地方法官会毫不犹豫地告诉陪审员他们的想法，以及评估证据的方式。他可以引导他们认定被告有罪。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强烈的嫌疑也能给被告定罪。一个人的声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表面上不相关的证词，最终会在法庭上对毕肖普不利。如果罪状可能成立但没有确凿证据——“合理怀疑”在未来近两个世纪仍然存在——那么判刑也可能相应调整。你被判的罪行可能轻于被起诉的罪行。斯托顿在最后陈述中总结案情，提醒陪审团他们将验证这些证据。那个下午，他也提出一些指示。陪审员们将无视那些女孩强健的体魄。毕肖普的意图本身也是要紧的。法庭不需要证明巫术是否使人遭受伤害，只需要证明巫术已被施展。那位严肃而备受尊敬的首席法官解释道，这就是法律的意义。他的指示使至少一位观察者感到惊讶。他们全然不顾马瑟5月31日提出的建议；不顾权威的英格兰专家珀金斯的论点；不顾新英格兰的司法历史。
斯托顿很可能在下午3点时做出判决。尽管陪审员没有毕肖普的供词，他们还有其他许多确凿的证据。陪审团主席站着宣布决定：毕肖普在4月19日及“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村中五名女孩实施巫术，因此被判有罪。苹果树上的妖精、卧室的造访和木偶或许让毕肖普实施了巫术。然而，陪审团认定的罪行只包括她对女孩们的折磨。更久远的历史无法被证实。所有人都目睹了法庭上女孩们所受的折磨。在塞勒姆这个异常的节点中，法庭因毕肖普迷惑了不认识的村中女孩被定罪，而非因她在城里诱惑男人。 [19]
4点不到，无望的毕肖普回到监狱，女人们不得不对她进行第二次脱衣搜查。毕肖普身上离奇的赘疣已经无迹可寻，这证明她在白天与恶灵有过交流。事实上，三名嫌疑人的标记都神秘消失了。下午，丽贝卡·纳斯身上的隆起物已经缩成干燥皮肤上的一个斑点。它的变异证实了它罪恶的本质；显然，她哺育过一个邪恶的小妖精。（在她的预审会上，哈桑询问过关于伤疤的问题。这位当上曾祖母的女性回答：“我身上只有岁月留下的痕迹。”）至于苏珊娜·马丁这位矮小而傲慢不恭的埃姆斯伯里寡妇，她的乳房在早晨丰满挺拔，到了下午却变得又小又瘪。她也在白天哺育妖精。纳斯对此感到气愤；最有经验的接生婆也不同意同伴们的看法。纳斯可以解释，她身上的畸形变化都是辛苦劳作的后果。多年来，这为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她没有去过男人的卧室，没有把自己变成妖精，没有撬开公共建筑的木板以偷窥。然而，6月3日，法庭还是因为她对四名村中女孩实施“某些可鄙的巫术”而起诉她。
与此同时，哈桑和科温继续在村中签发逮捕令及受理村民的投诉。那个星期，塞勒姆的治安官在一架纺车旁发现了一名新嫌犯，他迅速将她抓往当局。找到四十岁的安·多利弗本应轻而易举，因为她就和孩子们住在她父亲家里，她的父亲是塞勒姆镇的老牧师——圆脸、鹰钩鼻的约翰·希金森。（多利弗的丈夫是格洛斯特的船长，早已抛弃了家庭。）多利弗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牧师。签署逮捕令的三个人都是她父亲教区的教徒，她的检查员们也是她的哥哥是新任命的治安法官。像阿比盖尔·霍布斯一样，多利弗是个漂泊的人，与继母关系不和。正如一位塞勒姆居民所说，她因为忧郁而长期心灵受创，“她已经失去理智”。
作为牧师之女，她在法庭人员的眼里是多利弗夫人。大概是出于对她家人的尊重，哈桑私下里和气地审问她：有没有施用过巫术？“没有怀着伤害别人的心思用过巫术。”这一回答令人不安。她也许在犯蠢，但她也的确为人天真。深夜，她睡在树林里。她离家出走只是为了躲避继母。在女孩们的劝诱下，她又透露了另一些古怪之事。她有木偶吗？哈桑问。她有两个蜡制木偶。大约十四年前，她认为自己被施咒了，就做了这两个木偶。那时，她能感受到明显的拧捏感。（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被女巫拧捏的感觉。）她在一本书里读到，她可以逆转咒语。
无论是在记录中还是现实中，她的父亲都是一个强硬而直接的人，他“说话柔和，但观点强硬”。过去，他有力地抨击贵格会教徒，表达自己对教义、饮酒的流行、王家总督权力的滥用、不服管束的塞勒姆村民的意见。他的布道不会刻意提到邪恶之物，当中不会有受困感，也不耸人听闻、狂热好斗——正是这些元素使帕里斯或马瑟的布道大放异彩。六年前，希金森接受了一个事实：他再也收不回镇民的五百镑欠薪了，于是他让塞勒姆居民留着这笔钱，但他们需要供养他已成年的子女，镇民同意了，可他们或许没有当时看起来那么高兴。在1692年，他并非最后一个女儿被控施巫的牧师。他似乎也没有反对，即使当时对女儿的诉讼已经传到他家门口。在他竭尽所能服务三十二年的社区中，他的地位不容置疑，尽管如此，他对于巫术还是无话可说。在与安德罗斯争论不休、与愤怒顽固的浸礼会教徒纠缠不止后，1692年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他后来解释，他当时干起活来“已经感到自己年老体弱”。他没有提及在6月6日被监禁的女儿。
三天后，首席法官斯托顿命令塞勒姆治安官在星期五上午8点至中午期间将布里奇特·毕肖普带到指定的处决地，“她将在那里被绞死。”他会随后过来验明执行情况。斯托顿还说了一句话——语气异常严肃，似乎害怕犯人逃跑——治安官要自担失败的风险。
6月10日上午，乔治·科温——科温法官的侄子，亦是一名巫术案法官的女婿，也是另一位法官的外甥——将毕肖普从监狱里带出来。他安排她坐上一辆开放式的两轮马车，从监狱出发，沿着如今是圣彼得大街的埃塞克斯街向西行去，穿过塞勒姆中心，在波士顿路急转向北行驶，这段路步行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这样的安排旨在尽可能地将已被判刑的女巫受刑罚的消息公之于众；毕肖普将以女巫的身份驶向死亡的终点，以儆效尤。一群全副武装的执法官和治安官跟着队伍，车队嘎啦嘎啦地穿过入潮口，走上陡峭的小路，沿着可以俯视小镇的草地来到一个岩架前。那里，一根绳子挂在新安装的绞刑架上。它的后面是一片美丽风景，有田野、沼泽、海湾、岬角，还有波光粼粼的大海。
尽管围观绞刑的人纷至沓来，与之相关的目击报道却没有留存下来。1659年，许多人涌向一名贵格会女教徒的处决现场，他们返回波士顿时经过的桥在重压之下轰然坍塌。 [20] 1686年，在一个谋杀犯被处决前召开的训诫会上，蜂拥而至的人群差点把第一教堂的旁听席挤垮。有五千人出现在那次的处决现场，有些人甚至是从五十英里外的地方赶来的；他们甚至提前一周就开始集合。女性罪犯尤其引人注目，毕肖普的案子更是如此：谁不想知道女巫长什么样呢？自从四年前，玛丽·格洛弗因魇镇古德温家的孩子而被在波士顿公园绞死以后，这样的处决再也没有发生过了。这一事件不仅因为可怕而极具诱惑力，它本身也被视为一种道德教育。这是你会带着孩子们去看的事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他们还将学到新的五音节词：“憎恶”“教化”“羞耻”“窘迫”和“涤罪” [21] 。狂欢的气氛在各处弥漫开来。
牧师们密切关注着死刑犯，绞刑架上的她们确实证实了家庭管教的好处和法庭的智慧，警告公众不要追随她们邪恶的脚步。很难有话比得上那些最后时刻的自责话语；一个被判刑的海盗后悔自己曾蔑视父母，信奉邪恶，与肮脏的同伴纠缠不清，他的悔恨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女巫不值得被这样对待。她提供不了具有威慑力的动人讲谈，也无法流露净化灵魂的悔意。与此同时，围观的人们都隐隐不安。她会在最后几分钟里坦白吗？
在绞刑架下，一名官员宣读了毕肖普的死刑令。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她甚至在爬上梯子时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有什么能像康涅狄格的女巫一样让人感到纯粹的满足了——她为自己的罪恶忏悔，“以令旁观者极其满足的形式死去”。（她是第一个承认魔鬼契约的新英格兰人。）作为她的牧师，约翰·黑尔应她的要求在绞刑架下说了最后几句话。一个塞勒姆店主嘲笑道，如果其他犯人在处决时请他来祈祷，他一定不会照做；黑尔把他的这番评论当成是一种谴责。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这名店主也痛斥过毕肖普。她与魔鬼签订了契约。他会很乐意作证指控她。（他的妻子就这样做了。）我们不知道帕里斯是否在场，但很难相信会有当地的牧师缺席，更不用说是签署了四项针对毕肖普的起诉书的牧师。她的许多原告就站在人群中，旁边有被施咒的女孩和村里的大部分人。几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到了现场。一个塞勒姆的妇女看到魔鬼帮乔治·雅各布斯登上绞刑架。玛丽·沃尔科特也看到了雅各布斯，他用他那透明的幽灵手杖打她。法庭的成员则都在波士顿，与总督委员会举行会议。
我们不知道毕肖普最后的遗言，不知道是谁将她的裙角绑在脚踝上，将双手绑在背后，不知道是谁催促她爬上梯子，将布袋罩住她的头，或将绞索套上她的脖子。找到刽子手不是件容易的事。治安官科温可能自己推了一把毕肖普，她的脖子被绳子勒着，身体剧烈地扭动，不时发出一阵抽搐，终于，她的身体不再晃动，平静地悬挂在半空中。她被缓慢地勒死了；这个结局可能用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达成。绞刑过程不一定安静无声。一开始，可能会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有一次，现场甚至响起令人惊讶的请求：1646年，一个罪犯在绞刑架上吊了一段时间后，问行刑者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有人走上前去，“将绳结往后拧了一下，她一下子就死了”。在一年前的纽约，从被绞架上放下的死刑犯仍然活着。接着，斧头给了他致命一击。围观的群众痛苦地叫喊起来；在随后的一场绞刑中，一英里之外的人也能听到现场观众在罪犯的身体掉落那一刻发出的尖叫声。然后，尸体悬在半空中摇晃了一会儿，人群也慢慢散去。在距离塞勒姆镇另一端数英里远的田野上，人们可以看到毕肖普的尸体。她在中午前死了；科温安排将尸体埋在附近，他原来将这个细节写进了报告中，后来也许是因为这不在他命令的范围中，便又删去这一细节。毕肖普的丈夫似乎不在现场。在她更早的一段婚姻中，她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儿，后者当时只能与母亲保持距离。
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处决了一个讨厌的人，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他们一起陷入一种宣泄情感、收获平静的仪式。他们克服恐惧，再也不会有令人惊慌失措的卧室入侵事件了。正如人们后来观察到的，这些事“怪诞而令人痛苦，但丑闻毕竟是对社会的一种仪式”。马瑟在推销特许状的布道中歌颂的英明执法官——即驱赶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和海上的海盗的当局官员们——正在驱散空气中的邪恶力量；特许状命令他们“屠杀、摧毁、征服”任何企图入侵或骚扰马萨诸塞的人。错事得以纠正，理性得以回归——这确实体现在一个案例中。十年前，毕肖普从床上拉起一个女人，差点将她淹死。这个女人从此以后就有些疯癫，“对自己及周边一切都感到心烦意乱”。毕肖普被捕后，她的情况有所改善。而当毕肖普的身体被吊在绞刑架上时，那个女人奇迹般地走出了长达十年的精神错乱状态。马瑟会注意到，死刑在整个埃塞克斯县都奏效了，许多人“不可思议地恢复了知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指控和逮捕都不复存在。女孩们看起来没有任何症状，监狱里的女巫也似乎丧失了能力。塞勒姆镇和塞勒姆村都有理由相信自身处于安全之中。
另一个人也可能感到安全。毕肖普被处决后的第二天，五百名瓦巴纳基人和法国人突袭韦尔斯，到处都是叫喊声和枪声，还有燃烧的箭。马瑟后来形容道：“他们就像一群可怕的龙，张开血盆大口走过来，将民众一口吞下。”两天来，一支十五人的队伍抵挡住了袭击者。虽然如此，瓦巴纳基人还是带着一个俘虏逃走了。在毛瑟枪的射程外，他们当着当地人的面脱掉他的衣服，剥下他的头皮，割掉了他的睾丸，切开了他的手指和脚趾，在他断气之前将燃烧着的煤块塞到他的皮肤下面。所幸，乔治·伯勒斯没有遭此毒手，也没有像教区居民一样遭遇骇人听闻的、长达两天的围攻，因为他在波士顿地牢里安然地守着那永恒的黑暗。
年底的某一天，马瑟在他的日记里提到：“那个夏天余下的日子对整个地区来说都一段极其悲哀的时光。”
[1] 菲普斯是否真的看管过羊群，这有待商榷。在一部对比新英格兰历史和以色列地的作品中，马瑟断言菲普斯确实当过牧羊人；马瑟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位殖民地的救星当成牧羊人，哪怕他从没当过。
[2] 沉没的宝藏属于西班牙人，来自一艘有着四十五年历史的沉船。据称，印第安潜水员打捞沉船中的财物时，头罩着桶，一次可以潜水四十五分钟。
[3] 平心而论，那些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能会在四天之内死于天花，但你的死讯可能要花上十五个月才能传递到大洋对岸。玛丽女王的情况就是如此。她命令马萨诸塞建立一个像样的邮政系统，而她的这封信花了十个月才寄到菲普斯手里。他直接忽视了它。
[4] 他很幸运，因为人们当时并不指望绅士能写好字。书法仍是一门属于书记员的艺术。
[5] 在接受新特许状前，他曾极力反对它。他愤怒地说，他宁可死也不愿支持一份如此阻碍马萨诸塞自由的文件——殖民地更倾向于像从前一样选举自己的官员——有人便提醒他，他并非来自一个主权国家。
[6] 有些人甚至拒绝与新政府支持者来往。1692年，一位居住伦敦的新英格兰杰出公民强烈反对新特许状——他的立场是捍卫旧特许状——拒绝与英克里斯·马瑟乘坐同一艘船去北美。
[7] 硫黄似乎是出现在塞勒姆和波士顿之间的城镇中。法庭的文件中没有这方面的描述。
[8] 菲普斯后来认为，他已经设立法庭来辨别巫术或附身是否在起作用。“附身”一词起先广为流行，后来又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个词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几乎没被提及，尽管英克里斯·马瑟在返回波士顿的那天用到它。他发现这个地区“因为巫术和被附身者”而陷入困境之中。
[9] 一英寸约等于二点五厘米。
[10] 布里奇特曾和托马斯·奥利弗有过一段婚姻，两人之间经常大打出手、闹上法庭，直至托马斯离奇死亡。尽管布里奇特嫁给爱德华·毕晓普后随夫姓，但仍被人有意或无意称为“奥利弗”，前面的“好人奥利弗”（Goody Oliver）亦有讽刺之意。
[11] 指发生超自然现象。
[12] 正如16世纪的一位法国医生向亨利四世保证的那样，难以区分魔鬼标记和天然疤痕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13] 浸水测试（water test，又被称为swim test），是指让巫术案嫌疑人下河，若此人在河水表面浮着，则证明他是巫师，若沉入水底则是无辜者。有部分牧师相信，如果一个人和撒旦勾结，说明他已宣布放弃洗礼，也因此会被水拒绝，只能浮于水面之上。
[14] 马萨诸塞从未尝试过这一实验，尽管在马瑟给理查兹写信的第二天，康涅狄格的一位受到指控的女巫要求做这个实验。这种方法十分古怪刁钻：无辜之人唯有几近淹死才能为自己洗脱罪名。
[15] 关于这些标记的用途，人们有些困惑。17世纪有个强大的英国猎巫首领解释道，魔鬼是幽灵，他不需要人血。那些突起的乳头不是为了提供营养，而是为了刺激女巫，使她记住她的盟约，并让魔鬼进入她的身体，更好地控制她。乳头可以像任何东西，譬如野兔的脚印或老鼠的脚印。有个小册子是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但塞勒姆的人不可能读过。那些检查提图芭身体的人发现了抓痕，它们被认为是魔鬼在他们搏斗的过程中留下的。
[16] 马萨诸塞法官中唯一受过法律教育的成员——在制定马萨诸塞第一部法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曾留下一份遗嘱，可由于它太过晦涩费解，法庭在多年的争论之后选择无视它。直到1704年，马萨诸塞才允许律师执业收费。
[17] 毕肖普的证词验证了萨默塞特·毛姆的妙语：“一个女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但如果她长得不漂亮，那么这对她也没什么好处。”马瑟在他的记录中忍住不去做任何影射，亲吻的场景便也不会被提及。
[18] 我们所能得到的记录都来自马瑟，在他的描述中，毕肖普在隐身恶魔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件事。
[19] 毕肖普似乎被与另一个不愿配合的嫌疑人混为一谈，这让她的处境更为悲惨。约翰·黑尔作证指控另一个毕肖普；他的证词却被错误地用在布里奇特·毕晓普身上。
[20] 女人站在梯子上，被蒙上了脸，束紧了裙子，她被缓期执行死刑。桥上有六十名观众受伤。
[21] 这五个词在英语中都是五音节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