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圣人是否也可浪漫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他将自己视作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的想法，是浪漫甚至有些幼稚的。他曾向母亲夸口道：“你知道吗？我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骑士，然后迎娶一位为我生下许多孩子的公主。”[164]他的母亲听到这话必定觉得他过度天真但又是可爱的。这种骑士理想深埋在方济各的性格里，并未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消退。方济各对女性的态度也始终不渝，并受到其时达到高峰的圣母崇拜的影响。对方济各来说，礼貌，是一种上帝的属性；这种品质必须为他所创造的万物延续，即使深藏不现。方济各甚至向绵羊鞠躬致敬；而当他因视力缺陷必须在脸上接受火疗时，他恳请火焰兄弟（Brother Fire）文雅有礼。有人也许会认为，被上帝自己诅咒的毒蛇，不需要拥有良好的举止；但并非如此，在方济各看来，蛇以及其他爬行动物都必须彬彬有礼。若要体会方济各在世间万物中传播礼仪方面达到了如何程度，不妨拿18世纪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作为对比。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位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会避免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价值、善恶的评断。林奈大体上是做到了，但他不能抗拒自己对爬行动物发出责难。他认为，爬行动物的“愚蠢、讨厌、邪恶来自它们的冷血身体、暗淡颜色、软骨骨架、污秽皮肤、凶猛外表、狡猾眼神、刺鼻气味、刺耳声音、肮脏居所，还有可憎毒液”。[165]
方济各对世间万物——甚至对世间之人——的尊重，实际上来之不易。孩童时期，他拥有成为骑士的高贵理想；少年时期，他成为乐享锦衣玉食的骑士。他曾是一个试图避免接近任何丑陋、病痛、残疾、穷困事物的人；一个非常挑剔的人；一个身着华服骑在骏马上、沉溺于自身美色及朋友的赞美之言的人。然而，足够的自省让方济各鄙视自己的俗气。他认为，这些俗艳造就了罪恶，而这世上绝没有任何比罪恶更为丑陋和令人作呕之事。年少的方济各曾听到天父之音，后者提醒他世间万物的美丽——事实上，方济各生性热爱美好的事物，这样的谏言并不必要。但是某天，天父之音发生了变化，提示他去追寻精神的高度。为此，他必须经历苦难。何为苦难？崇尚美丽、享受锦衣玉食之人，需要克服曾经让他厌恶的乞丐怖人的恶臭、丑恶的疾病，以及聚集在其污秽衣服下的害虫。一次严峻的考验发生在方济各骑马遇到一位麻风病人的时候。他在那一刻做了些什么？他并没有掉转马头，相反，他下马来到满脸脓疮的麻风病人面前，“抓住了他的手，并用他的嘴唇——那曾经高傲的嘴唇——亲吻在麻风病人的腐肉上”。据说，方济各瞬间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喜悦。[166]
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现代人的眼中，亲吻麻风病人不是一项天父对圣徒的测试，而方济各的举动甚至会被认为是在作秀。“方济各”也存在于当代。当今的自然爱好者会把他看作亲近自然的精神领袖。拥抱树木？我可以想象方济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拯救双髻鲨？同样如此。但是，相似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相同。方济各呵护自然万物，因为上帝是这样做的。我们对自然万物的关怀，则是基于一种我们对生态多样性之重要性的认知，也就是其于生态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从长远角度来看，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只能说，当今的自然爱好者和环境主义者是明智的，而不是浪漫的。
我们沉浸于为平等与社会公正之事疾呼，相关主题的论述足以堆满许多书架——这涉及我们有别于方济各的另一个方面。与我们不同，方济各从来没有用言语提及这些。他对人人生来平等的信仰，体现在他亲吻麻风病人的举动；他对世间万物平等的信仰，体现在他施礼于绵羊的行为。对方济各而言，一个人在街市上的所作所为，比他在圣所里的言论重要得多。因此，方济各与我们的不同建立在另一种宗旨——信仰之上。
现代的社会改革者和革命者力图纠正错误、树立正义，而不明行为背后的原因。在黑暗的时刻，他们或许会问自己：“是否我如此渴求之物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我是否只是简单地追随着这个时代的道德风潮？”方济各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会为这些问题烦恼，因为，公正根植于他们对“公正的天主”的信念之中。在世间寻求“公正”是一种探求——甚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探求——虽然诱人却高不可攀，就像上帝一样迷人却又不可触及。
现在，我来讲讲现代美国的一位圣人，多萝西·戴伊（1897—1980年）。她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与方济各截然不同——这恰好印证了我的观点，即圣人都是令人兴奋地各具特色，而坏人却是令人厌倦地一致不变。青年时代的戴伊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她不知厌倦地去改进穷人的生活条件，但深知贫穷绝不只是一种社会范畴：相反，她试图设想作为这个女乞丐或是那个男流浪汉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忍受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在她看来，以那样的方式生活，需要远超过其自身所能承受的忍耐力。戴伊天资聪慧且雄心满满。纽约的学者朋友们鼓励她以手中的纸笔作为武器，不久后，她就成了一名成功的记者和传记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成就之上，炽热的爱情也进入了她的生活。她遇到了一位名叫福斯特的男人。他们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并深爱对方。女儿的降生给他们——特别是作为母亲的戴伊——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一切都美满顺利。尽管如此，某种超越性的东西总是萦绕在她心头——那是一种遥远而不可把握的真实，却又让其他一切事物显得不够真实。1927年，她进入了天主教会。
对世界而言，多萝西·戴伊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她在1933年创办了《天主教工人》。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份新闻报刊开始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特别是在如何通过食物种植来满足本地需求、加强社区联系，以及将道德的敏感度和严肃性注入社区生活等方面。她所做的这些事情自然对社会有着积极意义，但除此之外，另一个有关人类心理的议题是：多萝西·戴伊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一位圣人？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作家罗伯特·克勒斯所讲述的一件轶事中被回答了。1952年，克勒斯是一位想要放弃从医的医学学生——换言之，他是一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人。他来到“天主教工人”机构位于曼哈顿的施粥场，想着自己或许可以在那做一些志愿者工作。有一次，他遇到当时已经在学术圈和宗教圈满怀声誉的多萝西·戴伊，她正在倾听一位显然已经喝醉酒的中年妇女讲话。从他所站的地方，克勒斯能够看到戴伊与醉酒女子之前的交流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尽管如此，戴伊仍专心地聆听着，直到她看到了克勒斯，才问了醉酒女子是否可以打断一下正在进行的谈话。然后，戴伊转身询问克勒斯，“你要和我们之中的一位讲话吗？”不是“与我”，而是“与我们之中的一位”。[167]
方济各曾亲吻了一位麻风病人。多萝西·戴伊虽然没有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但她曾不太情愿地亲吻了街上一位醉酒妇女那唾沫横飞的嘴，因为这是来自那个妇女的要求。我们现代人都会对这样戏剧的情景感到怀疑和不解。对我们而言，善良体现在一些细小的瞬间行为上。“你要和我们之中的一位讲话吗？”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在这些时刻——这些如此迅速和看似平凡的时刻——多萝西·戴伊显示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圣人。
但是，为什么要说她浪漫呢？她或许会拒绝被贴上这个标签，因为这个词更多地会被用在那些上流人的身上，而与圣人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还要用浪漫这个词呢？一个原因是这个词所蕴含的“魅力”（glamor）的意味：极富魅力——像电影明星般富于魅力的——因而浪漫。另一个原因是这个词所传达出的“优越”（superiority）的意味，即与普通人相比生活在一个更高的阶层。事实上，圣人与我们这些凡人不同。他们更具活力，所以看起来更为生动、多彩、充满魅力。凡人想要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份优厚的工作；凡人渴望被人认可，追逐着那些可以触及的愉悦——比如完美的性爱、公园的散步，还有那伴着音乐的烛光晚餐。作为人类，圣人无疑也同样喜欢这些愉悦；但他们区别于我们的，是这些愉悦在本质上无法让他们感到满足和真实。多萝西·戴伊确实就是这样。圣人追逐着其他一些东西——一些不可触及以及几乎不可能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是至高无上的真实、终极的乐趣。尽管这条追逐至真之物的道路遍布艰难险阻——比如苦难甚至死亡——但是，与圣人所能获得的终极快乐相比，一切都无关紧要。在一种向着“极致经验”前行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的驱动下，一个人会平静地漠视那些世俗之愉悦与社会之常规。这就是圣人拥有浪漫气质的原因。